Patrick的日记

今天听著名保护规划师S老师上课，讲到某次评审作为评委遭遇了某著名保护建筑师（被评），案例是一纺织厂房，要在净高仅5米的地方做净高需10米的T台，于是保护建筑师打了老房子头和脚的主意，地下往下挖，顶上把原来的折天窗用桁架梁拉住，把下面原来撑的一些柱子取消了。

S老师的意见是，这么做原来老房子的结构体系、传力关系发生了改变，而原有结构应该是保护对象的，因此这么做是两败俱伤，T台弄的并不爽，老房子也毁了。不如另选一个更具“适应性”的房子来做T台。

作为建筑师，我很能体谅保护建筑师的难处—其一，另选一个房子做T台不是建筑师说了算的，这房子做不做T台基本上也不是建筑师说了算的；其二，挖脚抬头做的东西应该会比较酷，让老房子再焕发一回酷的青春，可能对于房子本身、建筑师和甲方来说都会比较满足。不满足的是以“纯粹”的保护原则来“卡”的评委们，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最小干预还是可逆性都不满足。。。我也相信建筑师在权衡时很痛苦的两害相权了一把。

仔细回味下，保护规划师比保护建筑师触及具体房子和修缮条件的机会要小一些——也就会纯粹一点，可这也似乎不是单纯规划师和建筑师的问题，而是评委和被评的问题——建筑师是服务方，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合法前提下满足甲方的要求，而不是拯救全人类或拯救老建筑；满足保护要求是“法律的最低限度”，关键在于这个保护要求够不够细。。。保护原有结构是全部要保护呢，还是保护主体结构？是保护力的传递呢，还是保护结构构件的形态？而评委的责任，就是履行管理部门赋予的职责，来把保护法规和保护要求详细解释，判断这个设计是不是符合保护要求？评委的角色是不考虑甲方、T台和砖头质量的。。。

其实，作为建筑师的保护建筑师和作为评委的保护规划师都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让这两种力量的制衡减少对遗产的破坏。可是，这制衡真的存在么？看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滩北端失控的新建筑，又有谁来制衡和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