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ddmm的日记

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1948--1949：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图片集在电脑里平静地躺了五年，不知不觉中换了天地的，而我也混迹沪上几近三年，好吃懒做，不学无术，错过一场又一场的“决定性瞬间”。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固然是不知道的，人也绝不会未卜先知，张天师的名言是“不是因果，是缘”。这个我倒是信的。
想当年布列松若是错过1948-1949这一决定性的年份，或是错过中国——上海与北京（当然如果是我的话，还会选择南京），很多的目击就会变得只能凭借想象来完成了——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国人是很会穿凿附会这一套的，只要有个预设的结果，编个图景欺名盗世实在是轻而易举。
其实我有点怀疑布列松的锐眼，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他的摄影技术或是理论，而是指他是否真的预见到了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就在他来中国的这段时间——当他接受国*民*政府的入境签证时，想必也不会知道离开的时候是另一番景象的？但他肯定预料到了什么，邂逅处在历史巨变中的人群与国家需要机缘。
“1948--1949：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出版于1956年，Universe Books (New York)，兴许还是有其他版本的，我并不知道。中国人无论是海峡此岸还是海峡彼岸，大概都没有出过这本书。新近出版了托尔贝克（Ellen Thorbecke）的摄影集“People in China”，中文译名《北平表情》。她的话题无疑更平和，更少争端，大可引发人们关于民国与历史的思考，绝少政治色彩，不敏感，不必荷蟹。
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改革开放，来中国走访各地，拍摄关于中国影像的外国人有很多，布列松之外最为国人所熟知的当属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以及他的《中国》——“Chung Kuo – Cina”。影片中安东尼奥尼的长镜头随意划过单纯、天真、迷茫、激进的脸庞，几乎是漫不经心不加剪裁的，但我们知道它背后的含蓄与沉稳。这是种普通的感情，在XX主义、XX理想之上，或者更心平气和地说，在此之外。
私以为布列松“1948--1949：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的张力固然来自于他口口声声强调的“决定性瞬间”，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它的随意性（当然对随意性的选择是刻意的）。就像1948年12月在北平同泉号商号门口相互问候的商人和顾客、在茶馆喝茶或是在太庙晨练的人们；1949年1月在上海等待离开城市的政府官员、饱受饥饿哄抢米店的人们……摄影师没有刻意安排场景，兴许很多情况下他来不及按下快门，有些照片中的人物甚至并不知道照相机的存在，他们有他们眼下的关注，或许是些很微不足道，琐细而卑贱的事情，关于生活以及生存。历史自有分寸。
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从天安门开始，从几名妇女的笑脸开始，曦光初现的北京街道，人群和自行车流，晨练的人们在打太极，——回忆一下1948年的情境吧。
电影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容量更大，数以千百的最普通的中国人，以及数以百计的脸部大特写。长镜头缓缓推拉摇移，记录下1972年的北京、苏州、上海……以及一张张表情迥异却又大同小异的脸，观者仿佛置身人流，特写，而没有定格。决定性瞬间是从眼皮底下经过的林林总总。并非漠然，但的确缺乏深入了解。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发生便成为历史，记录的意义在于能够使后人知道，绝版的、关于当时的当下可能性：并非仅指影像本身，而是影像中的国*家*事*件与社*会*形*态，以及在时代裹挟下无所适从或安之若素的人们，——无一例外，统统被历史吞噬。
陈丹*青说：“1949年春，我的父亲在上海街头目击解*放*军入城，并在日*后改建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场聆听新任上海*市*长陈*毅作报告，当其时，父亲哪里知道有位法国摄影家在场；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听取星*星画展成员的讲演，又岂知几天后有位美国记者混在星星成员游*行队*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门前的台阶上，从马德升身后拍摄了密密麻麻围观的人。”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43533/
擦肩而过的不是历史而是影像以及影像所代表的记录——历史的凭证。（而这也是可堪怀疑的，即便没有ps技术，人类依然拥有斯大林改造照相馆http://www.douban.com/subject/2079604/）
影像中的人不知道自己被记录，作为一个时代的无名的形象代表，没有个性与自我，同时又仅有自己，当下的，被“截图”与放大的不自知的无名氏，影像外的人也一样，没有人预知，也无从想象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遑论渺小个体在时代中的升沉起伏。
我们看（审视？巡视？蔑视？鄙视？俯视？仰视？平视？）“他们”——我们的父辈祖辈、以及父辈祖辈的父辈祖辈某一瞬间、某一特定时段的影像，看他们的穿着打扮、表情神色；看他们狼狈得意，或是意想不到的荒谬惨淡以及恐惧无赖——“世间竟有如此的人的么？我总惮于相信的”……我们会否无从感应，并辨认出自己血液中的某种形象。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集体表情，以及由此所烙下的深深印记——没有人能够逃离出时代的印记，别以为烟熏口“紫”吊带短裙就可以嘲笑扎着两小辫的红臂章激情满满正步走；半躺在沙发上抽古巴雪茄吞云吐雾的样子就要比蹲在门墩上吧嗒吧嗒抽土烟的样子潇洒很多。后人看当下，一样是指指点点、评头品足的不屑。布列松的“1948--1949：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果然只是一个决定性瞬间。但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能够把照片的附加意义拿掉，尤其是带着政治偏见的情感拿掉，我们会知道影像，作为历史遗存的文本，穿越时间，比历史（当然我指的是书面历史）的生命更长久。

附关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与中国：
1.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35524/
2.	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http://www.xici.net/b7075/d24347493.htm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我从意大利去的时候带着（这些）孩子气的幻想，我不知道现在回想这些有什么用，但是我想逃避那种完成一份工作后常有的诱惑，那就是让结果去符合最初的意向。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记得，在（与我的东道主）讨论拍摄计划的第一天，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什么是最明显地象征解放后中国的变化的东西，“人”，他们回答道。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至少是一致的。我关注的主要是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请别误会，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种也许不可模仿的模式，有待我们进行更认真的研究，但人民是最打动我的。那么，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我的中国经验可以分为极为不同、完全分离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拍摄部分，是参观中国某些地区的那一部分，可惜看得不多，因为时间上不允许。这一部分的经验绝对是正面的。我看到了一个人民、一个国家，它鲜明地带着已发生的革命所留下的印痕。在寻找这个新社会的形象时，我追随我的本性，注重个人和展示新人，而不只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了理解这种结构，需要在那个国家中呆上长得多的时间。……此外，政治和社会机构是种抽象的单位，很难用画面来表达，需要在画面外再加上文字说明，但那不是我的角色。我去中国时不是为了去了解它，而是为了去看一看，去看和记录从我眼皮底下经过的东西。

陈丹青问：“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本土中国摄影与西方中国摄影之间，不论作何观感，我们是否发现其间的差异？如何解读这差异？因此，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身处时代变迁中的我们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习而不察，背负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很清楚过去与现在，当下与未来，就像我们的父祖辈能够一眼就从某些历史照片中认出当时的自己。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坦诚地表达它，承认它，因为当我们把当下描述到历史中去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相信高远厚重的“意义”，为自己照正面相。无可厚非，也不是没有意义，而是这些是否应该高于中国“人民”。非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么。换句话说，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他者，而是自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想最打动我的，诚然是我亲爱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兄弟姐妹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很多共同拥有的东西，超越历史附加值。


注：图片均来自网络。在这里，我们一起辨认为我们所熟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