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笔记人的日记

罗兰.巴尔特曾说，把历史抽掉时间，就成了神话。Timeless——无时间性、超越历史——也常常是人们赞叹神话之功效的词汇。这就像从黄酒、黄金、黄皮肤、黄土地身上抽取出“黄”一样，一旦剥离的物质，“黄”就具有了普遍价值的魔力，漂在宇宙深处，完美地先于具体物质超然存在。可神话并不只满足于停留成为化石。它们会以人们感到窒息的力量反过来压制活人。2000年后，维特鲁威的建筑牢固性firmitas, 有用性utilitas, 匀称性symmentria已然成了建筑学里的“黄”，总在空中飘荡，令人不爽。偶尔有人加以修正，比如中国大师们提出了“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美观”，恰恰不是否认了三原则的合法性，反倒是自动承认了自己卑微的地位：你很好，我还不行，所以，要退而求其次。

重提建筑设计的原则，实在源自对现状的感慨。在建筑迅速走向数码时代的当口，石头建筑时代的评判原则，还适用于21世纪的建筑吗？如果不再， 21世纪的建筑评判原则又该怎样？还是从此七分天下，自说自话？难道真就不会再有什么“至上而下的元规则”去讨论广泛的建筑学了吗？

这个问题真难回答。

在中国，喜欢高喊“实用、经济、美观”的人，多是官办杂志和准学术的政府学部。如今大学里的学生，任教的中青年教授，包括从业的中青年建筑师，已经不谈什么建筑要为人民服务，不谈“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美观”了。如今的设计真是半市场、半市长的设计。中国建筑的行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欧美市场运作的特点：比如，建筑向地产靠拢，卖得好的建筑就是硬道理；同时，这个行业还具有着市场经济不太常见的官本位特征：比如，建筑总得替某些领导和城市唱赞歌，宏大叙事，象征5千年。它更兼具着数码时代的技术和技术美学：看看学生作业，你就可以从美院到同济、从清华到天大的建筑作业中看到了一个崛起的虚拟美学时代，每一个建筑都像恐龙再生，落在不是北京上海，而是诸如贵州这样的所谓欠发达地区，这样带来的建筑景观，像极了超现实主义绘画或小说：山体、废墟、机器、集市、权力象征，肩并肩地站在通往现代化的焦虑而甜蜜的道路旁。

90年代以来，哲学、文学、历史，这个界那个界，都在声称自己进入了一个“终结时代”：哲学的终结时代，历史的终结时代，文化的终结时代。。。。更加具体一点，他们说的是古典哲学观、古典历史观、古典建筑观的终结。在建筑学里，这个任务已经由埃森曼《古典建筑的终结》完成了。埃森曼自己也设计了若干建筑，去挑战古典建筑中的人本主义：你不是要在建筑中突出人体比例吗？我就不给你一个“恰当”的基本参照。我把窗子做得巨大，把门做得巨小，这样，我就让你的身体感知从古典建筑的统一与完整性中解放出来。

另外的一些建筑师不太在乎于理论上怎样消解“三原则”，他们直接抛弃了“三原则”去“做建筑”。 哈迪德在某此访谈中忽然扔出一个颇有趣的类比。她说，为什么现代的人，在改造和使用一座意大利府邸或是一栋老仓库时从来不抱怨那些老建筑设计得不合理，而愿意 “适应和接纳”这样的空间，而面对我的建筑时，常常要指责我的设计这里不好用，那里不好用呢？大意如此。哈迪德是希望人们放“形式先行”的设计一马，“我先弄个没有完全被具体使用性所征服的建筑出来”，然后，你们搬到里面来，能干嘛干嘛，就像你们对待历史建筑一样。哈迪德的声音也在教学中得到了回应。有一次，加拿大某校学生评图。老教授指着某女的草图问，你那个格子有多少米？那女生不知哪来的勇气，反问到教授，那你看它多少米，你说1米就1米，1公里就1公里。老教授算是仁慈，安慰某女说，你也没有给出草图的背景，我怎么知道该多长？不在背景中，怎么能够确定合适的比例？某女答，我就想先抛弃背景，设计形式，等时间到了，我再放回基地去。为什么不能形式先行？

这段对话发生在90年代初。老教授是康的学生；某女后来去了哈佛，她父亲是英语系教授，母亲是来自冰岛的挂毯编织艺术家。所以，这段对话并不是一个平庸教授和一个胡作非为的超女之间的对话，而是90年代初期，欧美建筑教育中那种对于形式设计的迷茫、探索和期盼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建筑自主性已经在欧美的建筑学里谈了好多好多年了。如果从维也纳建筑史学家考夫曼1933年的《从勒杜到柯布》算起，起码，成为学术话题的时间都有76年。如果你要真就把建筑自主性直接追到布雷、勒杜那一代的话，那这个话题起码跟启蒙运动的时间一样长。《从勒杜到柯布》这本书，如果用今人的眼光看，可以被顺利地划到“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里去。该书讲述了法国的革命、欧洲的启蒙、个体的解放，是“怎样”在同时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具体”成为建筑设计的法则的。比如，个体的解放，就成了现代意义上建筑单体的诞生，因为你要佛罗伦萨去看看，即使在文艺复兴的盛期，古典建筑仍然卡在左邻右舍的夹击下，阿尔伯蒂谈到的建筑，不过就是一片建筑中的某个，整体要和谐，局部要和谐。单体建筑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并不存在。考夫曼的书，之所以可以被划到“结构主义”的圈子里，还因为他的分析是建立在一种建筑与社会的同构同步论的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了，建筑也要民主；社会的个体独立了，建筑也独立了。这样的分析叙述，放到宏观分析里，基本成立。（这样的分析方法，也一直延伸到了像塔夫理这样的人的著作里：你要理解建筑风格的变化，先读读马克思的书，做一种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搞懂了，建筑变化的结构就澄清了）。

事实和史实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考夫曼的著作问世后就受到过夏皮罗的尖锐批评，指责他的结论和过程过于粗线条。但这也没太影响《从勒杜到柯布》的传播，本雅明在《拱廊计划》里不止一处摘录了考夫曼对于勒杜和柯布的分析，就像甘阳认同于赵辰老师对于梁思成的再评价一样，基本上认同了这种从政治到建筑的一步跨越。

比较一下，考夫曼描述的建筑自主性，明确地显示出来形式中的政治化、民主化、个体化，而晚近建筑学里时髦过的“建筑自主性”恰恰是要求建筑形式的去政治化，仅从这里看，埃森曼和哈迪德所需要的建筑自主性，跟考夫曼所描述的启蒙建筑的自主性，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上的行动。对于哈迪德而言，她所要求的建筑自主性，就是不要老用任务书和功能去束缚我，我的设计就始于没有明确任务书的创作。我的建筑也讲究基地，但，不是基地的市民政治或小摊小贩，而是基地身上呈现出来的几何线条和能量感。与哈迪德相比，埃森曼的建筑自主性或许更加全面。作为建筑理论界里一贯以哲学姿态深入建筑的设计者，埃森曼在《古典建筑的终结》中，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西方建筑传统里强势的“人本主义”。的确，埃森曼也说得没错。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就恢复了（重建了）希腊式的人乃宇宙中心的理念。我们晚近所说的“以人为本”，也模模糊糊地带着这种文艺复兴式的古典世界观。埃森曼在这里或那里，构想了未来的建筑都偏离了维特鲁威的三原则：比如，未来的建筑可能不再需要永恒的坚固，而是一种可移动、可伸缩的遮蔽所。他称之为“弱建筑”，比较像“事件”或者“行为舞台”的建筑；而且，他也在80年代末期，设计了诸如罗米欧朱莉叶之家的项目，挑战了人体比例这一核心古典建筑概念。到了90年代，那一派被贴上了“解构建筑”的建筑师们，彻底地抛弃了西方建筑美学中长期追求“完型”的习惯，建筑像被恐怖份子放了炸药一般，炸得四分五裂。
这是90年代后时髦的建筑，没有“完型”，不太讲究层次等级。

如果说在解构时代埃森曼的建筑自主性还带着一点儿政治的意味的话，埃森曼在90年代之前，一直回溯到纽约五，和他博士论文的时代，他所谈到的建筑自主性，也跟哈迪德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他对特拉尼法西斯之家的缜密分析中，埃森曼刻意回避了特拉尼这栋建筑所有跟法西斯有关的东西，从象征到使用，而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一种类似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似的形式解读。他关心的是窗子所构成的节奏，表层和里层墙体所构成的错位，空间里内与外的矛盾与延伸，柱子之间所构成的抽象形式句法。对，句法，是埃森曼的建筑自主性的核心。

对于埃森曼这一时期作品的批评，Evans曾经给出过一篇犀利的评论，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总结一下，建筑自主性这个词，在埃森曼那里，有几十年的时间里，差不多等于句法研究，而不是意义研究，材料研究。这就相当于有人专门研究诗歌的韵脚和词牌子，甭跟我讲春花秋月的政治问题，我要知道的是阴平阳平，对称对仗。

因此，埃森曼的工作从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结束，为西方现代建筑的教育和生产，为建筑抽象形式的语言体系，提供了一些最为强劲的动力和最为丰富的养料。当中国学者和教育家们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到了建筑如何象征、建筑如何为社会服务的时候，西方的建筑学界里一直有类似埃森曼的人，能够专注于建筑的形式研究。不管你喜不喜欢埃森曼，读得懂读不懂他的那些掺杂着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文章，埃森曼等人的工作的确能够从形式设计的角度告诉读者：为什么特拉尼的建筑，会有着一幅蒙娜丽萨的表情？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建筑，越做越傻？

这么扼要地解释了我所理解的“建筑自主性”，既不是要去批判考夫曼，也不是去批评哈迪德，更不是批评埃森曼。我的目的有两个，1，我想说明建筑自主性的概念，是西方人的建筑学里生长出来的一段故事，里面很复杂，不是单一概念的统一体；2，这个建筑的自主性大致上展示着西方建筑师的一种欲望，总想着撇开基地和维特鲁威的“三原则”去像马列维奇或是康定斯基那样，做随心所欲的建筑。这种欲望，一直延伸到了当下对于数码建筑的设计之中。

那么，我们未来的建筑中到底还要不要“三原则”了？别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像解读“建筑自主性”那样，去解读一下维特鲁威的“三原则”。

最好的办法就是比对。像在维特鲁威那里，好像提到“三原则”的句子只有一次，是一种passing remark，好像他张口就说出来然后又遗忘掉的东西。在阿尔伯蒂那里，建筑的根本原则其实还不是这三个，而是形而上学，是有关“身体”的形而上学。阿尔伯蒂提倡的，是从我们个体身体到作为身体延伸的建筑的形式上的形而上学。建筑的技术、建筑的使用、建筑的美学，都应该被重新注入一种人本主义的神性，那就是合理的整体的比例体系，从局部到整体，从局部到局部的呼应关系。秘密就在于平立剖上的控制线构成了神学数学尺度。再有，在维特鲁威那里，那个“美”是一种匀称，可能包涵着希腊人的种种比例。但是，在阿尔伯蒂那里，那个“美”在明确地具有了乐比、黄金比之后，还要端庄和对称。匀称v.s.对称，美已经被绝对化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念：等级、层次、对称、稳定、建筑在自然上的高贵地位。

此外，晚近的建筑史研究大体上同意，维特鲁威的三原则其实就是罗马人对希腊化时代斯多以葛派以及注重医学研究的身体学说中希腊人有关“健康人体”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位罗马时代的大工程师，在讨论建筑所遵守的“三原则”时，沿袭了一种希腊身体观念，尤其是对男性身体的评判体系：结实、自如、匀称。

如果这一解读的路子是正确的话，很可以理解，维特鲁威当时并非凭空地杜撰了一套分析和评判帝国建筑的标准，而是在套用一种时尚的通用学说。而这一历史情节，在后世，早就被遗忘到了尘埃里。牢固、好用、美观，就蜕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间性和条件性的恒量。

“三原则”真地代表着建筑中可以永恒不变的律令吗？我们仍然比对，比如，我们可以回头去问2个今人感兴趣、而维特鲁威毫无兴趣的问题：1。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动不动就强调建筑要尊重场所还有地方文化，维特鲁威的《十书》怎么一句都不提建筑设计应该有特色和地域感呢？2。虽然维特鲁威也谈建筑材料，谈采光和风向，他怎么在《十书》中根本就没有把环保当成一种衡量建筑好坏的原则呢？

是呀，一个文化，一个自然，在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两大因素，怎么在《建筑十书》的三原则中根本是缺席的呢？

回到历史中，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老普莱尼在《自然史》中告诉我们，罗马人为了建造帝国范围内的建筑，动用了殖民地里的一切能源，整个西班牙的山，树都被砍光，整座山的石头被采光，一场庞大的浩劫和灾难；而Viollet-le-duc也颇为调侃地说，罗马人推行的建筑就是标准化的设计。他们有御用的工程师，军队，大批大批的奴隶，原始的水泥，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最小单元重复大批量制作的“砖”。这样一来，罗马人就可以把他们的建筑模式，在各地快速地复制出来。

显然，不是罗马人不聪明，不是说罗马人不照顾基地和太阳，而是因为一个2千年前忙于扩张的帝国，它所构想的建筑，根本不是去照顾什么地域文化，它的目的正好相反。所以，《十书》中“文化”之类的缺位，就可以被理解了。至于自然，一来，用的都是殖民地的材料，二来，那个时代的建造再怎么破坏、污染，也不致于到了今天的地步，“自然”要素的缺失也变得可以理解。

问题来了。在一个世界范围内地域传统变得如此脆弱、生态体系变得如此恶劣的今天，一栋建造的非常牢固、视觉美丽、功能便捷的建筑，同时却是一栋破坏着桂林山水每年消耗掉大量能源的建筑，还可以被称得上是一栋优秀建筑吗？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三原则”如今已经捍卫不了所谓的建筑自主性了，那在这个后三原则的时候，我们的建筑该怎么办呢？

对于建筑学来说，这是一个迷茫的年代。多数建筑师都已经看到了“三原则”和由此延伸出来的“实用、经济、美观”的破绽，却又不晓得建筑评判的原则该往哪里延伸。有时，不能延伸就成了“随心所欲”，想干嘛干嘛。还有一些人，把希望再次寄托到了技术身上，彷佛未来的数码建筑在抛弃了宏大叙事之后，连基地都可以不考虑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批批荷兰建筑师们高歌猛进地把恐龙们输送到了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

建筑要不要抗拒意识形态和政治化功能呢？要；建筑能不能彻底隔绝政治呢？很难；建筑要不要探索未来的形式和可能的结构呢？肯定；建筑能不能剥离基地去做独立评判呢？很难。因为一旦建筑抛弃了基地，基地反过来也会抛弃建筑。我的潜台词是，可能未来优秀的算法建筑仍然是那些顾及到了基地的建筑，而不是全部的数码建筑。

至于建筑的四原则，或是五原则，我也没想出什么花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