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笔记人的日记

在《Meno》篇中，柏拉图记述了老师苏格拉底教授青年Meno身边一位从未学过几何的奴隶孩子求出边长为√2的正方形面积来的过程。哦，有闲情和时间的同学可以把这则对话录当成饭后消遣读读，古代哲学会比《挪威的森林》生动许多。在讲解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想要向Meno阐述一个观点，就是“学习的过程是一种回忆过程”，教育，应该是一种对于学生内心世界能力的激发，激发学生“回忆”起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有关这个故事，在后来的时间里，被无数次地在多个方向上阐释过了。比如，有研究者会看到，苏格拉底的这种学习就是回忆的说法，代表着苏格拉底学派与古老的毕德哥拉斯数论派之间的联系和相似：在毕德哥拉斯那里，人的生命被理解成为是一种不断轮回，如果是那样，怎样才能不浪费上辈子的知识呢？“回忆”，在老师的启发下，有效地回忆，显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对于现代的人类学家而言，他们不相信投胎，他们在Meno篇中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学习能力到底是天生的（遗传），还是后天习得的（文化）？

这个问题问得蠢钝，却是西方哲学、人文学科、科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问题的方式。外国学者多不太愿意“差不过就行了”，不太喜欢“差不多”这个词汇，不喜欢“感觉”，而喜欢求“精确解”。这个特征出现在各行各业。比如，研究人们在城市里 “怎样认路回家”时，外国学者并不满足于跟踪10个城市人是怎么认门牌的，或是怎么看太阳定位的。他们从成人的问路行为，会追踪到小孩的认路行为，追踪到“非现代”人群的认路行为，做了诸多观察比较之后，他们总想知道，这个“认路”的行为，到底是人类先天具有可以遗传下去的一种能力？还是必须后天在大人的教育下学习和掌握的一种技能？这个分歧，在心理学研究中，日后就构成了“认知派”（强调大脑天生的认知能力）和“行为派”（强调行为是社会再学习的过程）之间的差别。

苏格拉底证实了那个小奴隶的几何能力是“先天性”的能力了吗？看过Meno篇的人多会觉得他不了了之地转移了这个话题。读者最后很难确认，那个奴隶到底之前真就没有见识过平面几何，抑或，整个过程就是苏格拉底本人自编自导的戏法，最终，被证明的不是奴隶的能力，倒是苏格拉底自己的能力。然而，苏格拉底确实在这段对话中提出了知识属先天能力还是后天习得的话题，同时，也展示了希腊哲学思考中在理性判断过程中特别愿意寻求单向因果关系的那个特点。

这个貌似属于认识论的困惑看似跟建筑学很遥远，实际上，它会困扰着所有跟知识承传有关的学科，建筑学根本跑不掉。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很多学习建筑学的同学在面对什么叫做“建筑文化”、“建造文化”、“构造文化”时，都感到乏力、乏味、恶心。因为“文化”一词常常大笔一挥，就掩盖了建筑师个人的力量。这样，同学对于“文化”与“我”、“设计中设计师”与“社会”的关系，总有忿忿不平的认识。我以为，这真就跟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以及我们认识建筑的方式有关，容我仔细说道说道。

即使没有上过人类学的课，如今的大学生也都模模糊糊地有了一定的关于“文化”的认识。从中学开始，中国的学生都要学马列，好多同学都知道“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是麻醉人民鸦片”的提法。在这个范畴里，显然，文化＝意识＝上层建筑＝宗教。。。。也等于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源自中国人的日常用语。电视里，甘孜大妈见到城里来的干部会说，“王同志，麻烦您给大妈读读报上的字，大妈我没文化”。在这个表达中“文化”就很直接地等同于了一个人受到正规学院教育的时间和水平。甘孜大妈“没文化”，说的是大妈没有正规地接受过学校的濡染。但是，看看甘孜大妈，再看看城市里的干部，那个甘孜大妈每天都颂经、祈祷，她有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榜样，而城里的干部因为看多了世界的腐败，变得玩世不恭，你还能说，大妈没文化吗？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为信仰，成为某种生活的模式，显然，西藏大妈很有“文化”且很高的文化。

这只是围绕着“文化”一词的诸多误解、自解、分歧之一。如前所述，学建筑的人害怕提“文化”的一个原因在于“文化”一词所呈现出来的强大集体性。谁都知道，当我们说中华民族5千年文明所造就的建筑文化遗产时，大家都觉得沉甸甸的，5千年，还遗产，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不沉甸甸地呢？然后，我们会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在北京奥运场地的设计中，那根中轴线体现着北京的文脉、走向未来，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体现着“中国古老的东方文明”“黄冠”，你怎么会觉得那不沉甸甸，甚至压死人呢？这里，我们都注意到“文化”一词被赋予了一个强大的集体话语权，它总是先于你个人，在你之前，而且存在了好久好久。在面对这么一堆沉甸甸、臭烘烘的东西时，你个人简直感到自己渺小成了一只无足轻重的蚂蚁。在建筑界，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一种奇异的分叉点。有人为了中标，使劲地谈文化，谈象征，另外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地讨厌把建筑设计跟文化扯上关系。

我有更好的答案吗？我没有。50年代初期，Kroeber与Kluchhohn曾经就他们那个时代之前的“文化”概念做了一个人类学综述。好家伙，大大小小找出了400多种“文化”定义。凡是你能想到的东西，那时就都可以用文化加以解释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与“文化”相关的概念，打造了西方人喜欢的人文学科——从心理到行为，从梦境到文学，从宗教到社会，从狩猎到做饭，但凡有些集体性的模式特征，但凡有些思维习惯卷入，文化就把拿来当成了万能膏药去说事。如今，在西方各大院校里，还出现了一个看似很人类学实则是很不人类学的学科，叫做“文化研究”。那些教授整天不再跟工人农民打交道，宅进了图书馆，写了一本又一本的30年代电影中妇女文化研究，20年代马路小汽车文化研究，坐姿和吃饭的仪典。。。。。。。。诸如此类。

那么，研究来，研究去，“文化”理解有没有什么进展呢？有。别看西方人喜欢细分，有时分得很绝对，但是那股子执着也很令人钦佩。他们会为了某个目标，动用大量的相关资源，比如为了研究人的学习能力，他们不止停留在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层面上，而是要动用遗传学、生物学、社会学，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答案有时会出人意料，或者很可以让注重感觉的中国人骄傲一个晚上，因为老外找到的答案，往往是中国人没有求证就“悟”出来的东西。比如学习能力吧，那是一个根本无法切开的所谓“先天”和“后天”的行为。如今的遗传学也会告诉我们，即便是后天的文化性行为，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重新适应后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也会渗入到基因遗传这么一个看似雷打不动的链条上去。在最最隐秘的环节上，自然与文化，所谓的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人的先天遗传和后天行为之间，并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种决裂，而是存在着动态交流的渠道。这就意味着看似可能非常形而上的不着边际的“文化”，总在左右着人的身体行为，并以某种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影响到人类作为动物群体的发展和演化。去看看几万年里，人类定居、穿衣之后，人类对于气候抵抗能力的下降，就可以看到所谓的文明和文化是怎样串联着人体的了。眼下频发的SARS、流感病毒，反过来，也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然后，又直接影响着人类体内免疫系统的对抗能力——谁能说，自然和文化，先天和后天，可以做一个彻底地切割？

对于建筑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嗯，又是一个有点二元的西式问法。最最时尚的回答是，“结果关联于过程，过程总很复杂”。晚近的人类学家特别是受了德勒兹、梅洛庞蒂、布迪厄之流影响过的人类学家们都变得“动态起来”“联系起来”“愿意接纳偶然性”和“物质性”了。最近的一个潮流在人类学的领域里，是好多人类学家忽然认识到，像Geerzt那一代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把“文化”解读成为“民族的宗教体系”“价值体系”“人生观世界观体系”，这个解释里面唯独少了“物质”和劳动。“文化”真就跟“物质和劳动”无关吗？显然不是。而马克思所说的“物质”vs“意识”则太过粗线条。因为你很少去计较，那个“物质”，那个“客观世界”，包不包括除了你这个主体之外的石头、树木、羊群、学校？如果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话，石头等于树木、树木等于羊群、羊群等于学校吗？而作为“主观”的那个“我”，如果不是鲁滨逊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完全地以自我的状态出现，而不是存在于一种社会交流的“交互主体”认识构建的过程中呢？而交互主体的构建，结构，解构，哪一个步骤可以跟具体的场地、气候完全脱开呢？简言之，我们怎么能够彻底地构建一个“我”和“客观”世界的二元概念呢？同理，这一构建的过程，谁给规定的，一定是辨正的，而不存在着偶然性、灾难和变故呢？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发现，所谓的文化，所谓的交互主体性，集体性，社会性，这些东西的存在总不能像基督的妈妈那样，做个梦就受了神孕吧？我们个人对于自己的认识、犹豫、再认识、彷徨，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打压和鼓励，这些个互动过程中，哪一样不是具体的过程呢？简简单单地一句，“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根本就无法充分地解释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世界。

这样，最近20年里，有人类学家非常注意所谓的“文化的物质化”研究，或知识交流实现的过程研究。举个跟建筑有关的例子。一个非洲土著部落，那里的匠人建造棚屋的知识，是怎样不通过书本的记录传承给下一代年轻匠人的呢？仅仅是他们生活在“类似空气的文化”里，某个早晨醒来，就学会了祖上的建造技艺了吗？答案肯定不会是这样。所以，人类学家开始追踪在具体的部落里，这个祖上的建造知识，是通过怎样的过程传递给了下一代，并且，靠着哪些机制去捍卫这种知识的规范，防止它走形，同时有允许它有一定适应的能力。过程容我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读Maurice Bloch的人类学著作，讲的都是具体案例中，作为建筑的文化的知识，是怎样物质地承传的。你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不靠书面语言进行远程控制的建造社会里，身体的习得是多么地重要。一个小学徒，从摆弄一根树干和石头开始，到不断地重复简单的动作，到感悟到树木的属性和石头的特性，到学习加工材料过程中了解一个部落的神话和故事，解读这些故事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小学徒从师傅那里学来的不只是技术，起码是技艺，还有，就是做人的方式——尽管，小学徒会有着小学徒的活法。

有些建筑学的同学搞不懂到底在哪里寻找“建筑的文化”？其实，往小了说，就在我们学习建筑、建造建筑，甚至我们认识建筑的那个过程的方方面面，甚至细到了身体的动作身上。我们今天中国建筑教育有所谓的“建筑文化”吗？有呀！怎么没有？看看我们今天的学生学习建筑的方式，是坐在大学教室里，对着电脑画CAD的方式，再比较比较非洲学徒在草原上认识草木的方式，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和他们之间在学习建筑的“方式”上，没有差异？这个差异，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在生产跟生活和人体产生着现代性和异化的建筑的原因——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和工地上的材料之间，已经隔着诸多的东西。

有建筑学的同学会说，天，太伤自尊了，难道一提文化，我们就成了屠宰场里的小鸡，毫无还手之力了吗？难道我们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所谓建造的模式、集体的思维吗？难道现代建筑不就是要突出一个自我的个性和建筑师的创造能力吗？这个感慨和问题问得极好。我们去看看《构造文化研究》一书吧。当我们退远处看，在安藤先生和路易康之间，在对光的使用中，的的确确地呈现出来了强大的差异：具体地说，安藤对于地面漫射光的偏爱，在康那里几乎你找不到。你也可以从这二人这里追溯到日本人和西方人（特别是犹太人、罗马人）对于天光的理解上去。在这个意义上，估计没有谁会反对，即便在建筑的细部构造上，安藤和康的建筑都会在对比之下呈现出两个世界里的两种立场以及作法。

但是，另一些问题马上就来了。是不是所有当代日本建筑师都像安藤那样，都喜欢地面漫射光呢？是不是安藤就喜欢地面漫射光，而从不使用完型顶光呢？是不是在安藤和康之间一点的交集都没有呢？是不是安藤本人在设计某栋建筑中，全部有意识地主动选择漫射光或是完全无意识地选择了漫射光呢？

答案显然是复杂的。我们只要走进具体的案例就会看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他所面临的文化也好传统也好，并不仅仅以单一的方式向他“袭来”，把他弄得跟屠宰场里的小鸡一般，束手待毙。反过来讲，也并不是建筑师所有的设计都一定是刻意地想了100遍之后有了逻辑推理才下的一个决定。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回忆回忆自己的设计行为，回忆回忆自己对于甲方和场地的呼应，我们就会理解安藤该处于怎样的状态：有时，安藤是在明确地有意识地事先就针对某个环节做了一个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比如，选择了低窗。但注意，即便是这个选择，安藤在面对日式建筑的传统作法时也不是一只小鸡，他修改了传统，他的墙是水泥，框子近乎消失，建筑内部没有木头。。。。。。他已经在用一种源自西方的“非中性”技术和材料，重新解读着日本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他同时解构或者叫修正了西方建筑技术，也解构和修正了日本建筑传统。他既是主动的，也是心甘情愿地认同和炫耀了自己作为日本人这么个事实。什么叫做“文化的承传”？这就是“文化”在建筑师设计中那种具体的转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上帝能够给我们打成功的包票吗？不能。你看，安藤在西班牙设计的日本展览馆里所使用的木构叠涩，赢得赞叹一片；你再看，上海世博会中国人设计的高大皇冠，概念相似，用心相似，甚至形式相似，引来骂声一片。（具体的原因，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非常复杂）。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文化”的解读和承传并不仅仅依靠“形式”或是“结构”，起码，工艺差，功能差，受众不接受，比例不当，都会导致一场设计灾难。更重要的是，建筑里的所谓“意义”不是话语意义，不是因为你在话语上规定它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什么，建筑创造出来的氛围和意境，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性的风采，需要建筑里的幽暗、木质的芳香、构架的精美、体感、起伏的山峦，来共同作用。你就是把佛光寺请到上海来，它也代表不了中国文化，因为它离开了自己的山峦和钟声。

作为设计者，设计过程就是一个建筑师个体跟好多群体的谈判过程。不是这样吗？你跟甲方汇报，跟领导汇报，跟群众汇报，都是一种谈判。有时，这种汇报还包括了跟基地的汇报，跟祖宗的汇报，你站在某个无人的河谷里，扪心自问，这样的疑问，也是一种谈判：你在跟自己的内心世界谈判。诸多的选择固然是无奈的，但你不能把文化中的建筑师等同于屠宰场里的小鸡。在某种条件下，在同等条件下，我们要看到，有些建筑师表达、阐释自己群体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能力，就比别人强大。因为他们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种糅合了对“当下世界”和“他者”以及对“我”和“我们是谁”的理解的见解。安藤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对于日本传统有了自己认识的现代的能够跟西方世界对话的日本建筑师——于是，他也很孤独，《屡战屡败》。

可见，所谓“文化”在具体作品的创造过程中的呈现，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体文化事先决定了个体设计模式”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师个体对于传统胡滥解释”的过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那个处于具体环境中的建筑师，既是社会谈判的接受者，也是社会谈判的攻击者、宣传者、倡导者、潮流领导人。看看安藤在日本和世界建筑格局中造成的影响，我们就看到，一个具体个体建筑师并不只是简单的文化受体。他根本还是重要的创造者之一和直接受益人。

“文化”，在这样一种循环中，真地有着各种的状态。有时，它就是工匠加工石头的方式；有时，它就是建筑师学习建筑的操作过程；有时，它变成了世博会上的符号和象征主义，有时，它作为建筑师讨价还价的一种策略和心得。。。。。。。你会发现，这个词有时很物质，很实体，有时很事件，很过程，另外一些时候，成了话语，成了消费口号，然后就被淘汰掉了。更重要地，“文化”总跟比较有关，跟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比较有关。所谓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并不生成于上古，而是西方人的那种拓张社会崛起的时代，尤其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时代里。是在A文明与B文明、A人群与B人群的直接遭遇中，尤其是血腥的遭遇中，让A和B都有过了自觉意识。当下，随着北京越来越像纽约，随着中国孩子可以操一口流利的英语，随着出了国的人已经不会因为要回国而彻夜不安，A和B原来的那种清晰的界限逐步模糊，甚至叠加。是不是会有新的AB，新的A1，A2， B1， B2呢？这个问题，实在没有气力研究。我长篇大论地写了一堆，无非是想告诉那些恐惧“文化”进入建筑学的同学，“文化”早就进来了，而且，你仍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和谈判权。说不定，你要是反思得好，实践出色，将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安藤。

嗯，读完了“文化”，让我们暂时忘记它吧，或者说，文化不止是to say，而是t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