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打东街、补园、红泥
2009-09-20 09:26:14
（1） 我写博士论文时，开题阶段最为不顺。（今天，每每跟准备开题的学生们座谈交流时，我都会想起那段腿肚子转筋的日子）。 读博士时，啃了大量的“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的东西，其中还夹了诸多后结构主义的宝贝，一门心思地想写北京建国之后的“十大建筑”。我就是想写一部浸淫在政治变故中的建筑志。我导师当年的命题是样板戏，要是我能写十大建筑的话，就算师徒的理论对上号了。我给那时尚健在的张博前辈写了信，结果，老人家给我回了一封10多页的长信，更加激励了我写十大建筑的决心。（后来，我看到了巫鸿写的remakng beijing，王军先生的《城记》，前者是老北京，又有艺术人类学的底子，看问题自然犀利；后者记者出身，访问做得扎实。二者却也都不是我心中的“城志”）。 时势弄人，调查在当时无法正常进行，等了2年的题目就这么泡汤了。估计过了1年左右的光景，我选了另外一个课题，把目光对焦到了位于温哥华唐人街上的“中山公园”。故事太长了，反正里面的曲折也不亚于一部侦探小说。我最终讲述的，其实既是温哥华的城记，也是华人在海外漂流奋斗的城记。当地的老华侨们借着世博会的名号，为了防止政府再在唐人街修建高架桥，而在那个规划的匝道处，特别地修建了一个从苏州抄来的苏州园林，照顾到华人当中历来的政治纷争，取名叫做“中山公园”。（从1976年筹划，开始筹款，到最后建成，这个园子同样耗去了10年的时间）。 我初到温哥华时就赶上了温哥华世博的尾巴，当时见到中山公园就觉得特别奇特。唐人街是一堆文丘里式的假中国建筑符号，唯独这个角落里还真就有白墙灰瓦。当然，晚上这里就是妓女、烟鬼们上岗的地方。好好的水池里，飘着BY套。等我想到要针对这个园子写点东西之后，我就开始跟那些导游们混在一起。每天从早到晚地听那些导游带着一群群德国或是法国游客，畅游中山公园。这个景象同样奇特。游客多是欧洲人（我已经10多年没有再进去看了，不知今日的光景如何），里面的园子收费，华人多不肯交那钱，所以里间的游客都是欧人；导游们主要是自愿者，年轻的一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会有收入。但也不会很多。里面有好几个白人老太太，见我来了，就拿了那本詹克斯老婆写的英文《园冶》来跟我讨论。老太太们在一起时，会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苏州园子里的曲廊，是不是为了避邪？是不是苏州人相信鬼只能走直路，所以廊子和桥，折来折去，鬼就过不来了？瓦当上的字，都是什么字？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中国园子里的水池是不是故意弄得那么脏，以便让人感到深不可测？ 她们/他们非常用功，几乎把书店里能够找来的英文版的苏州园林都找来了，然后，对着一群同样年纪的德国老头们，说，你们看，这个字，代表着吉祥，那个梅，代表着刚毅。这是岁寒三友，那是中国文人心中的理想世界。。。。。。。德国老头们点点头，不时发出些惊叹，频频拍照，忽然就有一位用英文问到：那中国人野餐（picnic）在哪里呀？ （2） 上个月，翻了一下张岫云老师和姐姐出版的《补园旧事》以及《补园旧事续篇》，颇为慨叹。 张老师是留苏的，回国后在同济教农业建筑、工业建筑。我是大二做工厂设计时，碰到张老师那一组的老师辅导我们（张在隔壁班级）。这么多年过去后，已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那个老太比较严肃和严厉。读了《补园旧事》，我才知道，原来今天整合到了拙政园里去的补园，就是张老师苏州的家呀。那个可爱的、愤世的、扇面的“谁与同坐轩”，原来就是人家张老师的后院呀。 这本书虽然讲了补园的格局和建造，但是侧重点是在张氏家族的家事和家史上，我一边读着书里的故事，一边把故事和具体的空间地点缝合起来。说来惭愧，中国园林被研究了这么多年了，一本接一本地出笼了论园林之美学、园林之宗教、园林与禅，却很少人会写：那是某人的家。（有关补园里的旧事，恕我不赘述，看原著比我瞎掰要正经）。 当研究者们丧失了园林主人的视角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面的兴趣之后，我看，学者们讲苏州园林，跟片打东街的白人老太们讲解中山公园（我丝毫没贬意，而是说同样存在着“远离”，失去了体验的抽象，故意或是不故意的误读），也大同小异：这里象征什么，那里代表什么，这里是什么什么空间，那里是什么什么主题，反倒是现在在苏州园林里导游的人会说说园子里的八卦。 （3） 前天，捧着剑桥考古学家Nicole Boivin的material cultures, material minds （《物质的文化、物质的心灵》读了序，边读边笑，原来Boivin把自己博士论文拿来猛剋了一顿。 Boivin老师搞的是史前考古，专研究古代人类为何会定居。1997年做博士时开始在印度拉贾斯坦邦Balathal那里做现场挖掘。她当时的工作，是“在‘后过程主义’的框架下”去解读这些古代遗址地面上的蛛丝马迹。这个“后过程主义”是相对于“过程主义”而言的。西方考古学从60年代初，就开始了所谓“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时代。这个学派的内部，有波普尔等人的先有科学假说，然后不断试错的模式，还有宾福德（Lewis Binford）在60年代提倡的考古学向人类学学习的动因。宾福德主张从今天正在生活着的部落那里，通过观察，去检验那些考古学家有关史前的假说。（张光直先生该是持有这样立场的考古学家了）。啥叫“后过程主义”呢？这是由英国考古学家Ian Hodder、C.Tilley、D. Miller、M.Shanks等人在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思路。这几位都是当年深受了人类学里符号人类学影响的考古学家。（我想，如果不是符号人类学，风华正茂的他们也会受到别的什么新鲜东西的影响的）。人类学比考古学要早一些关注起象征的问题。语言学的研究，有一个时期，一下子从哲学涌进了人类学。人类学的话题就成为有关“意义”“阐释”“象征”的文化调查了。知名人士就是吉尔兹。夹着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内讧，英国这批新锐派的考古学家在80年代初期就特别地强调，要对史前遗迹也做阐释。Hodder在《阅读过去》一书里，就观察过肯尼亚的Ilchamus部落，专门研究那里的妇女是怎么装饰葫芦的。他认为，装饰葫芦的意义在于妇女们颠覆部落里的父权等级，要男人们看到她们看小孩、喂奶的作用。Hodder的目的在于证明装饰的图案也是社会现实里男女、上下阶层之间角力的一种手段。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后过程主义”的考古学家那里，看到了一系列有关“阅读”的题目：阅读过去，阅读身体，阅读葫芦，阅读陶片，阅读土地，阅读花纹。。。。。阅读石头。 Boivin自己读博士的时候已经从前辈那里接受了一堆光荣传统。为了不把那些沉睡的遗址们当成死物，能够像Hodder那样去“阅读地面”，Boivin老师戏称自己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掌握了土壤微观形态分析技术。就是说，你给他们一个断层，他们能够在土壤的表面，找出哪里是垃圾，其中是否包涵粮食、谷物，有怎样动植物的遗骸，土壤是否被火烧过，有着怎样的技术。。。。。。。这样，考古学真就不只是古建地基测量学，而是可以钻入到远古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可以在一般人看似啥都没有的状态下，给我们讲述一个由微观颗粒泄密的故事。同样，Boivin老师还学习了宾福德，也像用人类学里做田野调查的方式开始去观察一下现有的村子。 可当她走进村子之后，在一个细节上就遭遇到了挑战。她注意到这些村子里村民的房子里，每家的炉灶上都抹着一大块矩形的红泥（pili mitti），遵照前辈的教导，她就问印度村民，它们是啥意思？老百姓的回答是，没啥意思。或者，就是看着好看。还有人说，烟熏的。有一天，Boivin换了一个问法，她问村民为什么用红泥去涂方块？这个问题一问，村民就给出了很是不同但多样的回答。多数人会说，红泥里藏有“幸运”（Laksmi），因为印度的灶神和幸运女神是Laksmi。人们说红泥就是幸运本身。Boivin变得很激动：这下，她开始明白了人们选用泥土，因为泥土具有意义，人们使用红泥不仅去涂抹地面，还会往衣服上抹，显然是要给人和房子来到吉祥。她在博士论文里写到：“红泥的使用跟婚礼和节庆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收获水果的庆祝活动上），因为我们看到，红泥跟空间的界限、烹饪和死亡都有关系。这些联系还不能完全用语言论述的方式——即，红泥代表吉祥和保佑——解释清楚。不过，当我们在红泥的不同使用中，看到它们都于‘域限’特别是‘转化’有关时，就会理解这一点。比如不同状态的转变，从未结婚到结婚，从贞女到母亲，从生到死，从生到熟，从外到内，从生产到消费——这些状态的转变，都可以用红泥的使用来象征”。 然而没过几年，Boivin就有些后悔。“当然，上面这些抽象的总结并不是那些村民告诉我的，而是被我从诸多不同的观察和陈述中一点一点地拼出来的。今天，当我重回印度乡下去经常做考古作业时，越来越清楚，这种被有序、严格地总结出来的结构对立的世界，不管我怎么声称来自那些有知识的村民，都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无甚关联。这里的气味、哭泣的婴儿、喜悦、艰苦、动物、垃圾、金钱、冲突、情感，它们才是一个活在印度乡村里的真实世界，或者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真实世界”。 Boivin反问自己：我老想着把红泥解释成为对于幸运女神的象征，却忘记了，红泥可能就是看上去好看。意义固然存在，但是在具体的行为中是不可能抽象出来抽象的意义的。很有可能，在那个红泥所属的世界里，红泥们所唤醒的，不止意义这么简单，很有可能就是超越了语言、概念甚至意识的体验。这些物质世界里的红泥们，并不一定要代表别的什么：它们自身的力量在于它们是体验和情感的感觉的一部分，而不是概念、代码和意义的空架子。 Boivin说，我怎么当初就没有好好地研究泥土本身呢？我想研究人类为何定居，可是，不正是因为泥土这种资源很难大量搬运、还易碎，你要想使用泥土，几乎无法不定居下来吗？她的结论是，泥土不会只以符号的方式影响人类，而是它的“物质性”会通过人类的双手走进具体的人群，成为一种社会力量。 （4） 嗯，这个故事很难讲完，它们分别属于自己的世界，指向不同的方向。也就在这么一个比较阴郁的周末上午，它们被我硬扯到了一起。
> 城市笔记人的日记
不厚道地想到，靡菲斯托当年是这样替浮士德教导学生滴：
"Grau, teurer Freund, ist alle Theorie,
Und grün des Lebens goldner Baum. "
光速闪人～：）））
ls：那是劝告学者走出书斋寻花问柳的呀，真是厚道！
李白当年是这样教导我们滴：
人生得意须尽欢
对笔记人老师的博士论文无限期待～
这些物质世界里的红泥们，并不一定要代表别的什么：它们自身的力量在于它们是体验和情感的感觉的一部分，而不是概念、代码和意义的空架子。
恩 人们有时候太喜欢先入为主的以自己的意志去判断一些事情了，有些事情可能没我们想的那么复杂或简单
诸位。“阅读”如果要真地读出“层次”读出整体来，显然只靠字典是绝对不够的。遥远地看也是不够的。不过，遥远的阅读会读出另一个魅力：就是靠着读者的想象，加工一下，然后又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产生了新的作用。
对于园林也好，城市也好，建筑也好。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有时会跟着其它行当人的屁股后头跑——比如，这10年来风起云涌的城市文化，怀念老上海，时髦香港，解读巴黎。。。。。等等。。。。。这时，我们真就得注意一个视角的问题：谁读得呀？怎么都读成了“美文”了？或者，怎么都成了有关text的政治斗争了？
说到底，建筑师要知道房子是怎么造的，怎样被造的，怎样造好的。园林也是一样。当考古学家去问“红泥”时，她起码要揭开诸多别的问题：泥土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日常里，就这么平常呀？那些所谓的意义，如果有的话，是在怎样的状态下被呈现出来的呀？为什么字典似的解释破坏了这种“意义”，好像越说越假？可是，难道村民不看重红泥吗？不看重的话，你去往人家灶上的红泥上涂点儿墨水试试，看看人家会不会扁你？如果扁你，一定是你激怒了人家。。。。
这就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我们对于日常世界的理解，还往往过于抽象，过于书面化。
避免这一倾向的办法之一，真就是混入江湖。。。
就好像我们现在调研的那块地，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它很有人气，但是有同学总要去从设计师的角度去对它进行分析，觉得这块地在设计上肯定有某种玄妙......
to 维舟：theoria应该真就有“穿透力”，不然就成字典了。。。
话说某个同样阴郁的下午在过刊室翻杂志，翻到一篇署名刘老师名字的文章，尾巴上写着：作者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地产交易市场405室……当时就囧了。。。笔记人真是混过江湖呢，厚厚一本杂志，人家都叉叉学院叉叉研究所的，就您一个是市场来得。。。
那是很久以前的通讯地址而已，人家交易市场是个办公大楼。底层是交易市场，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要是主管房地产交易，就用不着做设计了。
唉，锦瑟MM误会了，我的“不厚道”之处在于：这是读研时我们宿舍的一句切口，来自系主任的口头禅。大概是笔记人老师昨天提到滩涂改造的事，让我想起了浮士德吧。：）
to笔记人老师：您的训诲，我记下了。言语之间贪图善巧方便，还请原谅。：）
红泥，让我想起去过云南缅甸边境那里，吃一种火锅，锅是泥土做成的厚厚的壁。据说这样火候特别好，好像属于少数民族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就学习方面而言的，学是吸纳，思是消化。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也是就学习方面而言的，读书需要吸纳和消化理论知识，同时，所学的知识还要结合所研究的对象。“不如”不是不如，“不如”是在提醒，不要忽略所研究对象的本身。因为和定律、公式、符号、专有名词打交道久了之后，人确实容易出现一种忘本反应。
至于说浮士德，和这个话题原本没多大关系。不过，我在看楼主的文字时，也不由得想到了他。或许，象牙塔和江湖之间的界线，确是没有那么容易被突破的。即便我们所说的江湖，仅止于是有关研究对象本身的那一小撮江湖。为什么呢？因为江湖之所以是江湖，自有其自身的野性，这份无章，有时候，比定律、公式、符号、专有名词，更能扰乱思考者的眼睛。呵呵
所以，那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不如”依然不是不如，而是在提醒，在闯荡江湖时，也不要忽略象牙塔。
让红泥是红泥，让红泥不止是红泥，让“是”与“不止是”之间，合理联系。这就是学者的宿命。
嗯，ls诸位说得都是。谢谢。
学术界里能够干出点成就的人士，起码都有大学文凭，多数还是什么博士院士。个个不少读书。有趣的是，真正能够在“学术时尚浪潮”几番冲击之后，仍屹立不倒——不是顽固地屹立不倒，而是因为真知灼见屹立不倒的人——并不多。
学术界存在着“时尚”吗？那就看看老师们都在读谁的书吧。海德格尔来了，美术界在读，建筑界在读，哲学界也再读；德里达来了，建筑师读，人类学家读，雕塑的人也再读，然后，福柯，德勒兹，齐泽克。。。。学术界里的时尚，像似由某些人遥控似的，他们坐在某个会议室里开了一个讨论会，某几个杂志或是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开始热炒某人，这个人多半就在学术界里热上几年。
这些进入学术时尚圈的哲学家们当然是伟大的，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都有自己的专长。不然，他们也不够格成为学术明星。然而，有一个事实在炒作中常被隐去：那就是这些大师思想形成过程中个人的历史和他们理论所针对的对象。举个特别的例子，索绪尔作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西语系，就是字母体系下中语言表现出来的“能指”（比如l-a-n-d）这个词的形式和“所指”（土地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偶然性，意思是你完全可以把land改成mand，然后还是规定它指代“土地”。这个观察对于语言学后来对于文艺批评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几乎文字就成了非物质化的小符号，它们类似电脑里的代码一样，靠着一些基本的语法规则在排列组合，对比，反差，错位，替代，误读，解构，然后，就成了语言表述与意义之间永远存在着“滑行”，无法对位。
德里达把这一语言学认识改造成了解构主义下的一枚匕首，用以攻击那些想在语言中看到稳定的永恒真理的人，德里达这次对于“逻格斯中心论”的攻击，即便算是成功的，其实，也不用他说，在一个高度异化、资本化、流动化的时代里，多数人可能早就明白“道可道，非常道”了。可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并没有止于哲学。没过多久，埃森曼就把这套体系如法炮制地平移到了建筑身上来了。埃森曼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叫《古典建筑终结的终结》。也是对建筑学里“意义”的攻击。埃森曼还说过一句名言：aside from the formal, what could be architecture? 就是说，除了作为形式的语言，建筑学所关心的建筑又能是什么？这就把建筑学所关心的“建筑”全都推进了类似语言形式的研究中去了。
20年后，反过来想想有些荒唐。索绪尔研究的，多是字母语言已经丧失了早期“象形性”之后的西方语言，这样的语言早已经跟自然语言产生了分离、抽象、拓展和异化。也就是说，索绪尔的那套语言学的解释非常适合丧失了在自然界或者人类身体表达中能直接找到类比和关联的语言，可是，你怎么能够反过来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的模式，再去套在人家非洲土著或是某些古代社会的身上呢？用一个抽象世界的模式，去套在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身上，本来就不是一家的东西，你怎么能够把所有的婚姻都简化成为两个族群的符号交换呢？
事实上，在多数的宗教仪式中，选择或者发展了某种形象作为仪式里的象征并不是偶然的。自然物体比如产白色乳胶的树，才能代表女性的乳汁。。。换言之，为什么印度村民喜欢红泥，崇拜红泥，并不是简单地把它视为是随便的替代神的物品或是符号。而是这种泥土本身的属性和神性发生了重叠，在仪式中，红泥就是神泥。而在日常生活中，红泥可能就是红泥，就是红色，看着好看。
仪式所蕴藏的能量，一般而言，是远远大于几个单词的表述的。而在索绪尔语言学下，人类学家们总是希望在仪式行为中找到，“左与右”“上与下”“男与女”“生与死”这样的简单对立和对比，因为只要找到了这些属性，就能把活着的行为压进代码体系中去，去整合出来一个完整的语言学的阐释体系。
很多人类学家在整理这些意义的时候，的确，在对象身上施加了思想的“暴力”，比如诸位提到的，“不管被访问者怎么说，我就这么解释”；或者，“不管被访问者说了多少，我就添加改造成我所投射的一个完型”。还有，就是总在“逼迫”行动者把行动，全部转化成为动机解释的语言。。。。而不考虑行动的过程，体语，氛围，情绪。。。。。而这些东西才是活着的东西。像Levi-Strauss本人晚年已经无法去做田野调查了，老人家就把别人调查积累出来的北美神话，一一对比，总结，提炼，写出了存在着彼此相关的“结构性”的神话学。中间的历史过程和场景，几乎，几乎，或者说，一点点一点点地远离，被抽象化。
这就提出了诸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如何研究实实在在的物质，尤其是日常生活里的物质？比如，建筑当然可以被“解读”，但是，建筑的特性就在那里，怎样尊重它，那庞大的身躯，而不要总以为建筑是“文本”，城市是“文本”——它们其实都是texture。还有，在一片学术浪潮打过来的时候，怎样从中获得新生的力量，同时不至于随波逐流地成为学术时尚的牺牲品？
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无所不在。
文字是一种符号，这是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实，但因为文字无所不在，所以这个事实就被忽略了。每一个符号，必然有其对象，这也是个简单至极的事实，但因为这种对应关系无所不在，所以也被忽略了。而符号的对象本身又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因为那万象无所不在，所以，万象的存在，也就被忽略了。
结果是，符号取代了万象的存在，这就是异化。异化的产生，来自于不明就里的理所当然。
但是，异化并不等于全盘的扭曲，这也是个简单的事实，正如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其“所指”与“能指”之间并非只有错位和落差，也有吻合，只是不如人们一般所认为得那么吻合。不过，由于异化无所不在，所以，异化不等于全盘扭曲，这个事实，也常常被关注异化的人们，给忽略了，正如发现了“花”非花的人们，在满眼非花之余，忽略了“花”亦花。
那么，异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从来异化人类的都不是外物，不是语言，不是符号，不是公式，不是定理，不是物质，不是时尚，而是人类自己。当人们把局部认知当作全部，把一时正确当作永远，把得意当作天堂，把失意当作地狱，把相对当作绝对，异化就发生了。在这种心态之下，人们甚至可以把异化也异化。
其实，异化不是异化，异化论是在提醒人们，这世界并非仅此而已。一如索绪尔有关文字的发现，是在提醒人们，文字没有我们所认为得那么精准。而异化不可能异化这个世界，一如索绪尔的发现不能颠覆文字的既有作用。因为异化本身，就包含了正常，一如索绪尔的发现就包含了吻合。
但是，这并不等于异化论以及索绪尔的发现就是虚无，这并不等于只是告诉了人们一些简单的既有的事实。因为，当人类每一次发现了那无所不在的存在时，无论那发现是从何角度，都意味着进步的契机，都意味着，人类朝那个尚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的绝对真理，靠近了一步。
有意思的是，我们如何向无法确定其存在的目标靠近呢？更有意思的是，一直以来，人类都是在苦恋一个不知其存在与否的爱人，都是在追随一位不知其存在与否的神明，都是在探索一团不知其存在与否的真理。那么，人类是用什么方法来确认自己是在靠近呢？人类用的不是距离测量法，而是环环相扣法。正如一个学术观点是如何被确立的呢？是因为，提出者给出了环环相扣的根据，根据支持了观点，于是观点被接受。从逻辑的角度说，那似乎是万无一失，但从真理的角度看，那或许仅是挂一漏万。但是，这已经是人类目前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了。而且，令人欣慰的是，观点与观点之间，发现与发现之间，也能发生环环相扣。比如说，索绪尔的发现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之间，不是在遥相呼应吗？这种环环相扣的枚不胜举，一直在为苦恋者、追随者、探索者打气。当目标无法被认定存在时，靠近并不意味着靠近，但沿途总会有蛛丝马迹在不断提醒人们，你正走在一条对的路上。
纯哲学角度的探讨，可以止于界线的清楚。界线清楚之后，剩下的，就是按照宿命在具体的范畴内去做事了。宿命不是宿命，因为，在宿命之内，人们所拥有的时间，永远小于其能做到的事情，即便所做的事情是在某个具体的范畴内。无论从任何角度，去打造靠近真理的一个环，都要消耗人类世界的几度春秋。这样的宿命，虽也令人唏嘘，但束缚何在呢？
那真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真理不是一个物，真理在所有的物当中，即便是俗物。真理不是一个理，真理在所有的理当中，即便是歪理。真理不是一个观点，真理在所有的观点当中，即便是肤浅的观点。真理自在，因其无所不在。
那么，何以有些物、有些理、有些观点、有些人可以变得持久呢，而有些则迅速的消失呢？能相对持久，那是因为，那些造物、说理、提出观点的人，努力的走在一条对的道路上。而你，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
正如你问，“在一片学术浪潮打过来的时候，怎样从中获得新生的力量，同时不至于随波逐流地成为学术时尚的牺牲品”，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关于索绪尔的那些文字，已经说明了，你知道索绪尔的价值所在，也清楚索绪尔的局限所在，甚至了解那些借鉴索绪尔的人的[偏差所在。明白了这些界线，就不至于成为索绪尔所激起的时尚的牺牲品。能辨别任何索绪尔的价值与局限，也就不至于成为任何索绪尔所激起的时尚的牺牲品。那么，如何从索绪尔达到任何索绪尔呢？如何从回首前尘达到当即明了呢？这是不可言喻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熟能生巧。熟究竟怎样才生出了巧？那是目前的人类语言所无法直接说明的。但是，虽然在语言之外，却并不妨碍那个熟能生巧的结果，一再的发生。
同样，“我们如何研究实实在在的物质，尤其是日常生活里的物质”，关于这个问题，你也已经走在了一条对的道路上，在你的行文中，已经给出了正在执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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