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shan的日记

        《论语•里仁》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4.10）。朱注引谢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
    刘宝楠《论语正义》一反朱注，于此节根本就没有提到朱注，而是详引汉魏古注，解作：“適，郑作敵。莫，郑音慕，无所贪慕也……，窃谓‘敵’，当即仇敌之义。‘无敵无慕，义之与比’，是言好恶得其正也”。
    朱注深得儒学精义，“无可无不可”，通权达变，所谓“圣之时者也”；又切中时弊，因为其时佛老之学“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表面上看似乎与儒学无异，然而终究失掉了儒学的根本，因为它们“无道以主之”，并没有“义之与比”。
    刘注似乎是在排朱注，这是他那个时代的风尚。他的方法是绕过宋学，直追汉魏古注，旧书俱在，铁证凿凿，朱注似乎不攻自破。然而他忽略了朱子所面临的困境，所以虽然他字面上全盘胜出，然而后世儒者终究意难平。
    时至今日，儒家所面临的困境比之朱子时代更甚，基督教在肆虐人心，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更是甚嚣尘上，深处这般境地，君子当何作为？
    藐予小子，不揣浅陋，窃以为可据宋学阐发之精义，采汉学考证之硕果，考时下风气之利弊，对儒学原典多作引申和发明。
    比如此章可如此解。“天下者”，正义曰：“言‘天下者’，谓于天下之人与事也”，“適，郑作敵。莫，郑音慕，无所贪慕也……，窃谓‘敵’，当即仇敌之义”。
    也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也就是对于此世、对于此世这个政治世界，既不要敌对、怨恨（如基督教那样），也不要贪慕、贪得无厌（如功利主义那样）；不怨恨，则无所畏惧，不贪慕，则无所希冀；无所畏惧、无所希冀，则七情正；七情正，则天人乐。这便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