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良和海的日记

2006年5月，坐在周末画报办公室一张小书桌前，等待着将要分配给我的电脑。

桌上叠着很多画报过刊，还有几本小课桌那样大小的《生活》杂志。终于有机会真正读到这本昂贵的杂志，我把它摊开在桌上，整个人快要趴在上面来看。杂志重得无法举起来，也很难抱着来读。其中一期的主题是翻译家。

《生活》杂志2006年5月号

忽地有一段文字迷倒了我，它让我抬起头来重新看着这个陌生的办公室，简单的长排书柜将不同的部门区隔开，每个部门是两排并列的长方形电脑桌子，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日光灯从日开到夜，空调永不停息，玻璃窗户一直没有开过，仅挨着玻璃窗可以接近阳光位置的是各部门总监们的办公桌。但阳光几乎没有机会射进来，硬质窗帘板挡住了，窗台上也堆放着高高厚厚的书和杂志。

我强烈地想念阳光和风，看着坐在前面同事们仿佛在这里已经存在了很久的身影，感觉着背后两个型格总监刻意压低却仍然不断外冲的气场，我想这是怎么了？我来这里，是为了看小说？是为了再一次确认，我不想上班？

我把那段文字抄在当时的工作笔记本上，确实忘了当时我去那里上班也许是为总监之一的李照兴，为写过一篇电影《其后》影评的李照兴。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快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个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而这房间里（随着房屋这一边太阳越晒越厉害）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这是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两个长句子。

如此一见钟情的狂喜，无以分享。

一个月不到，我辞职了。辞职那一天，周末画报校对组的负责老师刚好来问我，入职时校对课程的培训心得写好了吗。啊，很抱歉，我辞职了。老师微微收紧下巴，眼睛跳过镜片的上缘看着我，并不惊讶。

辞职后的6月，读到萨冈写的《狂乱》。她在书上引用福克纳《野棕榈》的句子。

 [“是悠闲催生了我们所有的美德，我们最可接受的品质——沉思、性情相投、慵懒迟缓、不冒犯他人，精神上与肉体上的良好消化：集中关于肉体快感的注意力的智慧——吃喝拉撒、私通偷情，懒洋洋地晒太阳。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没有什么能与这相比，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经历我们所能得到的短暂时光、呼吸、活着并且知道这一点还更好的了。”

读到这里，吕茜尔停了下来，合上了书，付了侍者钱，走了出去。她径直朝服社走去，向西雷尔解释说她无法再工作了，并请他不要对安托万说这些，她没有向他作任何解释。
……
一个月过去了。吕茜尔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回归了她的巢穴中，但是她现在感受到了某种难堪，当安托万下班回来后，问起她都干了些什么时，她只能回答“什么都没有”，总是“什么都没有”。此外，他还总是机械地提出这个问题，不带任何火气，但是他毕竟还是提出了问题。]

一个一个作家，一个一个偶像为我们代言，作支撑，但我们还是时时不好意思用它们作正当的理由，哪怕用来做掩饰的花招也不好意思。因为现实生活太强大，我们总是需要去上班，在上班之中找寻一些物质和表面的安全感。

2006年11月，我又上班了。在上班的日子里，我总是感觉遗落了什么，某部分的自己跟着在消退。

但命运的轨迹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或下降，而是曲线轮回无限向前。这是属于我的轨迹。

如今，我又在过不工作的日子。从2008年8月一直到现在。可是现在我想，那不能叫做不工作的日子，这只是不上班的日子。

在这波浪起伏高低不一着向前延伸的时间里，我有了一件默默期许的事，那是看福克纳的《野棕榈》。2009年1月，《野棕榈》中文本终于出版了。

在偌大到空洞的广州购书中心三楼，我反复摩挲着它的封面。一个穿黑色棉T的男人面向大海的背影，手臂上的皮肤有着细而繁密的细纹，手肘处像陈年树皮结起三道厚厚的皱褶，他上了年纪，但身体仍然洁净壮实。

怀着拆解礼物的心情拆开那层透明薄膜。匆匆翻掠书页，搜寻吕茜尔曾经被击中的句子。我已经记不起那句子的原貌，但在这匆匆的翻掠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以为不必从头至尾认真阅读，匆匆翻掠、抖落一两个直击心脏的句子或段落的奢念没有实现。

是这样吗？我把书放回了书架。那不是失望，也许只是还不是时候。但那时我以为这可能是又一个误会，也许我永远也不会读它了。 

8月12日，在豆瓣侯麦小组看到电影剧本《四季》的封面，是《夏天的故事》的剧照。太喜欢了。又意外看到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的黑白封面，也很喜欢。在卓越下单，还差一本免运费。终于，我选了《野棕榈》。



9月2日，卓越的小伙子来送货。已经是将近晚上七点，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七点四十五分的瑜伽课。
小伙说你在家吗，我现在过来。等他到来时已经是近七点半。问他这么晚还没有下班吗？他说已经下了，只是想着你这很近，就还是今天送来了。
付他一百元，他不够零钱找。他说，不好意思啊，你可以跟我下楼去拿钱吗，你这九楼再上来……我说那好，你在门口等我一下。
关上门，匆匆关机，换衣服，跟着他下楼。他一边下楼梯，还一边仰头对我说不好意思，今天带的零钱不够。
在楼下，他推动他的自行车，说在前面快餐店那等我一下，我买个饭。我说好。
这个钟点熟食斩料快餐店已经没有什么菜款了，只有两三样。我在一边等他，听他用轻快的声音和老板娘说话，心想他这个年纪真的是不知道累的，工作了一整天，声音里一点疲倦也没有。
他很快拿着找回的钱递给我，35元，是吧，不好意思啊，还要你下来。
我说没事，刚好我也要出去吃饭。他笑着，想说再见，大家像还要寒喧几句地分开。
我其实还想说，如果不是现在快餐店已经没什么可口的了，不然我很想和你一起坐在街边吃着盒饭，听听你讲一天的工作。

晚上回家，把三本书并排摆在床上。它们美极了。仿佛通过什么神秘的管道，这样一起来到我的面前。
《四季》是最熟悉的了，先轻轻放在一边。《我，及其他》比上一本南海出的《中国旅行计划》只是多了两篇，也放在一边。《野棕榈》，《野棕榈》的手感很重，它适合现在，就是现在去读它。
“敲门声又响起了，拘谨又紧急；”第一个未完的句子我就划上了一条细线。
然后一连四天，我读完了它。忘记了萨冈的吕茜尔看过的那段话，忘记了我曾经想搜寻过的那段话，因为它给了我更多，其他更多的句子，那是年初在书店翻掠时无法看见的。这些句子出现得如此密集显然，但那时为了要寻找一个曾经倾慕的印象，我根本看不见它们的存在。

至于把吕茜尔击中的那段话，在这本蓝仁哲翻译的书中，是以这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
“是闲散造就了我们所有的德行，我们最能持久的品质：沉思、安静、懒散、不干预他人；维护身心两方面的正常代谢，注重肉体愉悦方面的智慧：合理膳食、排清肠胃、暗交情人、晒晒太阳——没有什么比这更妙了，与世无争；人生苦短，应当珍惜活在世上的时间，活得有滋有味并且心里明明白白。”
与萨冈的《狂乱》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翻译相比，这一段原文中的翻译显得不够诗意，但《野棕榈》确实不是一个诗意的故事。它很残酷。也许是萨冈的法文赋予了它诗意的味道，也许是翻译余中先的中文用词有着法国的氛围，总之这两段话在不同的故事里，不同的环境和语言里有了不一样的生命。


《野棕榈》后读《四季》，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前者是台风暴雨肆掠过后的海边小镇，后者是日光平坦，偶尔吹来几片浮云的海边散步。
之后再读更早前买的侯麦小说《伊丽莎白的小屋》，却隐约发现《野棕榈》般浓烈的海潮气味，有一些刺鼻的难受，但很真实。还有在侯麦后来的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强暴雨，我甚至记不起他电影中有关雨的情节，就像是几乎没有。
在书后的侯麦访谈中，他反问记者在这本小说中感觉到了什么样的文学影响？
记者说起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杜拉斯的《静静的生活》。
侯麦说，“然而我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两次大战间的美国小说家，首先是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
这真的是让我相当意外，却又在期待之中的答案。

至于小说中出现的如此强烈的雨，侯麦在最后竟也特地提到了。“在我的电影中，雨也在那，可更多的是作为背景，本义的或转义的”，但却没有在小说中描写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在场感。
这也是他说，电影终究才是他真正的道路的原因。
而我轻轻地笑着想，亲爱的侯麦，一定不是技术的原因让你选择电影，而是人生观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对生命的理解与态度，让你选择了你所喜欢表达的方式。
就像你说，《伊丽莎白》是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写成的。当时，你给自己提过一个问题：“可能书写当下的事件吗？”
你的结论是：“不，我们不能，需要距离。”
你说，“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改变。”

2009.09.09 21: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