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的日记

带孩子去图书馆玩儿，不料吃了个闭门羹，顺便来到旁边的Barns & Noble。上学的时候对这家Barns & Noble印象不错，一直以为这名字的意思就是雅俗共赏，所以刚回美国没几天，立刻就跑来怀旧，谁知却感受大变，好书见不到几本，只有barns没有noble。欧洲生活的时间虽不算太长，却彻底颠覆了我的环境感受，把世上其实罕见的生活轻易地视为理所当然。那天在Barns & Noble里，真有从天堂坠落的感觉。

我算不得靠书店活命的人，相比那些自称为“used bookstore person”的朋友，我更是个museum person。但和很多购物狂类似，我心情恶劣的时候，就在书店里挥金如土；而吵架了离家出走，也总是去求书店屋檐的庇护。所以这样说来，书店也真是我人生必须，为了生活得健康，情绪有所出口，实在需要几家像样的书店在周围作为人生的缓冲区。可这个我断断续续住了近十年的城市，尽管身边守着两所大学，居然没有独立书店！只有学校的书店（卖课本）和这家Barns & Noble，再就是步行不能及的shopping mall里的borders，从装饰就让我深恶痛绝。

自从回到美国，真的很久没有光顾书店了，整个人脱离了原先的轨道，不知在哪里滑行。坐在二楼的窗口，望见外面窄窄的街道，颇为奇特的俯视感，恍惚起过去几十年和书店的交道来。

我最初二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欲书不得。生于几代宗传的工程师家庭，却从小败露出种种文科生劣性，常令老爹扼腕之余，淬出几口诸如“不够给科学家刷试管”之类的唾沫。虽然号称知识分子家庭，家里却没有几本书，唯一的书柜里，除了高数，就是电子学，仅有的那两本文艺书籍，还被关在底层不带玻璃的木门里哆哆嗦嗦，而且都是不上档次的，诸如《战争与回忆》，《卡尔•马克思传》，《十字军骑士》，一共就那么几本，半排都放不满，我青春期一到，很快就把它们干掉了。

我儿时所生活的那个所谓大学校园里，一共只有一个一间屋的新华书店，位于某个食堂的楼上，卖的基本都是教学参考书。八十年代初，窗户开了一条细缝儿，外边的空气压强太大，（因为里面是真空），嗖儿嗖儿地往里渗。那时我总算识了几个字，开始对家里的“藏书”感到极大的不满，便在每天下午上学前二十分钟，跑到书店去看书，（有时是放学后，但不敢滞留太久，怕挨家里骂）。那时书店刚刚开始半开放，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书都锁在柜台后面由售货员递给你，而是在屋子中间放了一些桌子，上面的书可以自己翻看。那时有个同班同学也在同一钟点去占便宜，而且白读起来远比我有预谋有系统，记得第一次碰上他时，他正读到《唐•璜》的一半，到了该上课的时间，他就在中止的那页折个角，放到底下的存货的柜子里，并向我传授秘诀：这样这本就不会被买走，下次来很快就能找到那页。我们那时一到书店，都直奔外国文学名著译本。每月一块钱（后来涨成两块钱）的零花钱，都被我用来填充家里那贫乏的书柜，那几本巴尔扎克雨果，直到今天都算给我爹娘的书房长脸，因为后来家里的书柜中只是添加了更多更新的电子学、生物技术，最多有点时髦读物诸如章怡和高行健。崇洋媚外是我那一代的时代病，我病得最深，病根该是那时落下的，现在后悔也晚了。

此后阴差阳错，一路直奔的，无一不是各种技校。大学时的图书馆虽仗着49年前的老底子，对付一帮理工生还勉强撑得住，但无奈上万理工生的青春读书欲也不弱，想借的书经常被人借走，加之我已养成了占有书的恶习，于是经常在海淀图书城晃荡。那时的图书城，简直就是小商品市场，一边欣赏着靡靡之音，一边可以翻阅包装如同恭喜发财礼盒般的世界名著，里面从错字到滥译都琳琅得不堪入目，但尽管如此，也都被如饥似渴的读者们狼吞虎咽了，而门修斯常凯申却并非是那个年代登场亮相的。

海淀图书城外，我也去家附近的科学书店和灯市口的三联、商务门市部，都是一间屋，很小的开间，门可罗雀。亏我那时候还真的热爱科学，买了一大堆一辈子没看过的理论物理名著，如今它们连书柜都不装点，全部打进箱子放在储存室最里层。那时商务已经有橙色、绿色、黄色书脊的分类，白色纹质纸封面上一棵安静燃烧的灯芯，很高兴它们二十年没有变样——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上。那时还没有万圣、席殊等等私营书店，甚至没有国林风、风入松。多少年后我坐在万圣的茶屋里，看见旁边一桌桌的学生，每桌一壶茶，人手一台笔记本，埋头苦读，感慨万千，条件变了很多，人则未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些学生。

那时学生宿舍很简陋，床边墙灰天女散花似地扑扑往下落，每个人都成了collage艺术家，用各种招贴画糊墙。我最懒惰，胃口又大得如拿破仑希特勒，一张巨型的世界地图把整个床侧墙面盖住了事，买来的书没地方放，就在床内侧堆成一排小砖墙，正好在南极部位压住地图，一定程度上防止自己在做梦“走向世界”时被世界压垮。

真的“走向世界”的那天来得很快。好不容易冲出牢笼，本想着终于投向膜拜已久的西方文化怀抱了，却居然又掉进了另一所技校的陷阱。那所高级技校，虽“排名”颇为靠前，可那藏书匮乏的图书馆，足令任何文老中青不齿。在这个自由世界里，我十几年忍住没发作的文青习性也突然发作了，开始整天热衷于文艺活动，看闲书而不钻研本行技术，顺带着也对这技术母校毫无感情，以至后来哪怕怀旧之情像食堂大锅里的汤一样咕咚沸腾，却永远也轮不上它一勺。它能吹嘘的，也就是技术，永远世界领先的技术，诸如第一个校园网，和非常煽情的告别演讲。

我承认，我所处的，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进步的社会，只是没料到自己竟会如此没落。坐在Barns & Nobel的窗前，我对自己不幸长期旅居的这个国家深感匪夷所思：那些儿童书籍是那么丰富生动，孩子们可以从那么早就接触到那么奇妙的世界，获得那么多知识，很多是我到青春期才略有所知的，而且它还那么鼓励自由鼓励理想；而它给成年人的书，却是那么贫乏弱智，好像生怕读者没被功利主义熏陶透彻，开足马力一定要他们在金钱与权力的烈火中百炼成钢。

可世界为什么非如此不可？至少我这个没落的人，也瞥见过属于没落者的天堂。

在柏林的时候，我下班要途经两个连锁书店。从动物园火车站出来，面对被炸掉脑袋的教堂（Kaiser Wilhelm Gedächtniskirche），向左转向Budapester Strasse，是专卖减价便宜书的Wohlthat’sche；向右，在Ku’damm和Tauenzienstrasse的交角处是Hugendubel。Wohlthat’sche买画册最合算，书柜里超过60%的画册，就是在一次次痛不欲生之时，从那里洗劫的。那里的书良莠不齐，但是价格实在诱人。德国的书都是编辑定价，所以媒体无法炒作，书店难以自行伎俩促销，但卖不出的书去可以退还出版社，妙！（当然赞扬市场经济的人会痛骂。）不过书店们促销仍有绝招，很多书底部垂直页面的地方，回打上一个圆形的章，圈里一个M，表示Mängel（有缺陷），这样就可以降价出售了，而事实上，那书唯一的缺陷就是那个M章。 Hugendubel基本上就是德国的Barns & Noble，本不值得赞誉，不过档次可是不一样，动物园火车站附近的这个，只有一层是卖笑的畅销书，二到四层大部分都是板脸书，一排排深色正装不苟言笑的Surkamp从地顶到天，分起类别来都是吓死人的Wissenschaft做尾缀。

如果愿意绕十分钟的路，还有另外三家更有风味的独立书店，位于TU和Savignyplatz之间的Knesebeckstrasse上。在Savignyplatz的城铁站底下，有一排排的红砖拱，其中正对Knesebeckstrasse的那家是个艺术书店，画册非常全，不过价格比较高，我都是光翻不买。从Savignyplatz顺着Knesebeckstrasse往东北走，另有一家店面稍大的，新书旧书都卖，主要是文史哲，诗歌部分很强，占里间一面墙，另外还有一些非常少见的精致的明信片，诸如手绘的古代建筑的立面、剖面图。我在这儿买的书也不多，但随手乱翻是周末通常的消遣。

我最常光顾的一家，在比较靠近TU和Hardenburger Strasse的位置，名字就是他们的门牌号Knesebeckstrasse 9，(时间久了，但愿没记错)，里面很窄小的两间，铺天盖地的文史哲。真的是铺天盖地，书架直抵天花板，旁边放了梯子，顾客自己伺候上下。屋子中间也排满了桌子，周围供走动的通道很窄，桌子有两层，新书主要摆着上层，底下那层垒得高高的是一些备份，因为架上与桌面上都是单本。凡是有闲钱的时候，我都跑这儿来支持独立小商号，记得有一次在Hugendubel买了套黑塞的小说全集，几天后在这儿又看见，赶快跑回去把书退了，然后颠儿颠儿地来巴结店老板，虽然他一点也不惦记我的好，不苟言笑不说，也没给降点价。

这些书店附近也有不少古玩店和咖啡馆，Charlottenburg区，尤其是Savignyplatz附近，是西柏林的小资中心。（不过据说近年来东部的Kreuzberg和Prenzlauerberg已大大超过了老派的Charlottenburg。）只是我仍旧活在19世纪，柏林的宁静、宽广从它的湖与树林蔓延到我的内心，文化的活跃和一种与世无争的气息交融在一起，那是本雅明的柏林，也是我的。我过了几年那种宁静深入的生活，此后回望，便是刻骨的乡愁。

在柏林住了三年，临走的那个月，四处去缅怀自己生活的痕迹，走进Knesebeckstrasse 9，看见潘诺夫斯基的名著《早期尼德兰绘画》，两块巨石一般伫立在里屋的桌上，咬牙切齿了半天，还是因为搬不动而放弃了。那时书箱都已托运，最后的随身行李自身难保不超重不说，还有一个一岁的孩子要特别操心。反复的越洋搬家，运书的费用几乎已超过了买书的，这还是次要，更受不了的是书在海上浪上颠簸时，自己也命悬天涯般地担惊受怕，好像那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虽屡屡拿身外之物来安慰自己，却仍不能释怀，这大概也是促使我决心痛改前非，从波西米亚浪荡子改宗良家妇女、立志五年内在不管地球上哪一处扎下根来的一大动力。

在巴黎的时候，虽然书店不在上下班路上，却在我每周末长途遛弯的路线必经之处。从城南纵穿几个区到达塞纳河边，一路上可经过不下十家私人旧书店。到了河边的大学区，更是书店密集，圣米歇尔广场那儿，就有有两家巨大的书店，各有四层高。其中路东的Gilbet Jeune居然能和巨型连锁店Gilbert et Joseph面对面叫板，令人佩服！书店的布置与美国的很不同，不讲情调，如同图书馆的地下密集书库，可是书的种类与质量真是没话说，就连畅销书都是上档次的，诸如当年的龚古尔得主。在这里搜书相当费劲，感觉像是进了大厂房，书架都是铁的，没上漆，冷冰冰，屋子没窗户，透气不好，日光灯发出的白色荧光阴森森的，一层层的大屋子里梯子很多，想要什么，自己爬上顶搜吧！可即便如此，Gilbet Jeune的生意仍然兴隆的要命。敢于跟连锁店叫板的私家书店，自是有其经营秘诀，它的一大好，就是可以拿旧书来卖和换，因为附近学生多，所以知识的物质血液循环源源不断。临别巴黎的时候，我在那里扫荡过德勒兹、福柯和德塞图。

L’arbre de voyageur是另一家我反复徜徉的书店，位于拉丁区中心地带的Rue Mouffetard上，笛卡尔家附近，店面很小，但布置雅致，且最令我动心的是，永远在播放古典音乐。一边翻阅夏多布里昂，一边就有巴赫的无伴奏在背后轻轻地拨拉你内心隐秘的弦。与中世纪史家George Duby与Jacques le Goff的书首次邂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害得我后来大开杀戒，挥金如土地追买/读两位的作品，摇身一变成了中世纪迷。

巴黎的独立书店数不胜数，走在小街上，随时就撞上推着小车出来的店主，门口都是降价的旧书，很多绝版书都能淘到，比如我书架上一派发黄的、书页已经脆得要碎掉的Albin Michel出版的罗曼•罗兰作品。说实话，就连河畔小书贩箱子里的藏品，也好过Barns & Noble。

人们往往把巴黎想象为另外一种“浪漫之都”，旅游广告里出现的都是香榭丽榭与歌剧院大道旁美丽时代的豪宅与奢侈品店面。但在我的记忆里，巴黎是那个普通人辛辛苦苦讨生活的地方，是个在卑微与艰苦的生存挣扎之外、在各类人生苦恼之外，仍不失文化幻想的地方。那幻想的花园中盛放的，其中就有那些朴素实惠、有时有点凌乱、甚至寒酸的私人书店——那些黯淡的室内保存着传世的精神血脉。那些店主躬着腰推着小书车到门口的身影是我记忆檐饰上的浮雕，虽然浅淡，却是永恒庙堂的一部分，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在某束夕阳偶然的照射下，那金色的轮廓连时间都不能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