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鲁迅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选择”

       简历：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出生于大连。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院中文系，文学硕士。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鲁迅背后的俄国资源，大家都是知道的。讨论他的审美意识，俄国文学占了相当的比重。他所翻译的俄国作家作品数量可观。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的传统。从气质层面看，果戈理的智慧深得鲁迅喜爱，而小说的以微见幽的神意，则是契诃夫带来的。但就思想的覆盖面与分量而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从鲁迅的接受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
　　壹
　　1907年前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同时进入鲁迅的视野。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对托尔斯泰的价值取向有着真诚的肯定。不久之后，鲁迅与周作人所译介的《域外小说集》，许多作家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迦尔逊、安德莱夫的文本，差不多都流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液。鲁迅在有意无意之中，与俄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开始相遇。
　　在讨论文化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鲁迅在众多的参照里选择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支撑了其“立人”的基本概念。《热风》动人的文字就回响着托尔斯泰式的声音。但在小说的写作里，托尔斯泰的影子却消失了，多了一种灰暗、痛楚和绝望的意象，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种显现。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真正给自己带来审美震撼的不是前者，恰恰是后者的诗性。
　　鲁迅早期思想一个关键的亮点是关于“人”的描述，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一种表达。其间流动的就有托尔斯泰的元素。引用俄国的资源，这在他是一种新文化建设的渴望。可是后来，当他凝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时候，“立人”这个正面的话题被苦难的负面阴影代替了。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对无法“立人”的焦虑，出现的是与托尔斯泰相反的东西。你会感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天然的好感，其肃杀、灰暗、地狱般的惊恐场景，把先前的温情的憧憬统统消解了。
　　当未名社青年开始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时候，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那作品的奇妙表达有着由衷的感佩。那些文字似乎唤起了自己的内觉，因为他们彼此有着惊人的一致。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作品的黑暗、极端的恐怖和阴冷，并不能遮掩他的纯然的存在。外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忧郁，隐含的却有托尔斯泰式的庄严。俄国文化两个重要传统就这样组合在鲁迅的世界里。
　　托尔斯泰的作品给人的多是“圣意”的普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充满了“浊味”之寒冷。“圣意”则会成为“劝善书”，而“浊味”里多无路的迷茫，恶魔之影在花丛里舞蹈着，指示着我们生存的另一面。鲁迅是温情者有之，绝望者亦多，这也可以理解他何以在这两个传统间的游移。而对于小说家而言，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睐显然超出托尔斯泰。因为在相当的时候，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五四那代人，对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总体是确切性的。《新青年》的主要声音便是人道精神和科学理性，以及这里衍生出的自由、民主的要求。从那时候的文人书写里发现，对托尔斯泰精神的神往，以及借鉴其价值理想，是人们较为一致的选择。鲁迅加入《新青年》队伍，便是自觉的呼应这种确切性的渴念。
　　新文化运动初期，托尔斯泰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社会运动中的呼应也相当可观。鲁迅兄弟译介日本白桦派的作品，对于颠覆旧学中非人道的传统颇为奏效。而“新村主义”的传入，则把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性元素具体化。这吸引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新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是诚与爱，是人道对专制的抵抗。“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背后的理论，多少与托尔斯泰的存在有关。
　　但是，鲁迅是最早从托尔斯泰余影里走出的人，当不断面对中国的棘手的文化难题时，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觉得，仅仅拥有托尔斯泰的传统是不够的。现实不都是以确切性的方式可以呈现出人性的本质和生活的本质。对于人而言，精神是流动不已的河，潜意识里的无序之音和盲动之波，不断冲刷着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的本质往往在我们的话语逻辑之外。
　　他与托尔斯泰精神疏离的过程，其实也是和《新青年》同人分化的过程。这在后来的选择里，变得越发明显起来。
贰
　　有一个现象意味深长，许多文人由托尔斯泰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细想起来，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构想，可能更具有革命性，托尔斯泰主义则流于劝善之途，无力感便增强了。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对现实无力感的爱。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还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恰是这个思路，鲁迅的艺术追求里，从无宏大的叙事。他的作品被称为匕首和投枪。托尔斯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里，便不免如亨利·詹姆士所说“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鲁迅作品都是细小的存在，小说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杂文的字数更少。一方面没有依傍在确切性的宗教般的理念里，另一方面更接近底层复杂的生活。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世界的不平等，鲁迅则更多看到是不平等后的深层原因。前者以庞大的宗教说教不断忏悔、冷思自己的选择，后者则在无路可走里苦苦跋涉。托尔斯泰的苦楚来自对自己的欲望克服与否的焦虑，鲁迅则看到中国人正常欲望不得舒展的苦运，故有着做人的焦虑。他后来倾向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对人的解放的另一种渴望。
　　鲁迅特别注意域外学者对托尔斯泰的弱点的描述。在他关注知识分子的有限性的时候，托尔斯泰的问题，差不多也成了世界范围内读书人不能不内省的问题。在翻译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的时候，他发现欧洲知识界对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感觉引起鲁迅的兴奋是自然的。片上伸说：
　　托尔斯泰倡导无抵抗主义的时代，是俄国正在和土耳其打仗，一个冷嘲的批评家曾说，当残暴的土耳其杀害俄国的美好的孩子之际，俄国人应该漠视这暴虐么？假使托尔斯泰目睹着这事，当然是不能抵抗的，但因为也不能坐视太甚的残虐，恐怕即刻要逃走罢。
　　这是基于对人性恶的问题的思考，其间有现实经验与无抵抗主义的抵牾。鲁迅是赞佩这样的观点的。他在与绅士阶级的交锋里，完全放下了托尔斯泰的立场，成了面对邪恶的斗士。这种斗士精神，与俄罗斯革命派的理念便十分接近了。
　　在托尔斯泰和诸多西洋文学家的思想的参照里，鲁迅不是讲什么是人道的文学，而是指陈什么是非人道的遗存。对非人的存在的攻击，才是那一代人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细细审视鲁迅的言论，在言及托尔斯泰传统的时候，保持的是对过分书生化气质的警惕。在他看来，中国这样的地方，只有人道的幻想远远不够，非暴力在专制主义面前是孱弱的。而唯有对黑暗的存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够真正坚持人道的立场。
　　1925年，在致徐旭生的信里，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需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学者的良知，自然就包括托尔斯泰式的传统，而市侩之手段，乃俄、法大革命的遗风。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前提是，不是从孤立的层面摄取其遗产，相反，则在其中加进相反的因素。我们看他后来很少讲托尔斯泰，其实是现实性的吸引所致。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铲除历史的垃圾，只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大概是不得要领的。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实现托尔斯泰及西洋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要先铲除不平等的障碍。空谈理想，自己憨厚地对待别人，却不幸被对手所害，在中国不乏其数。他在《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这句话暗含的逻辑是，人道的精神固然好，可是在中国，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天真的学者说几句漂亮的托尔斯泰式的话，并不得要领的。
　　他后来在译介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时候，以平实的语言转译了这位俄国批评家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其中《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节，观点颇为明晰。那译文的看法是，托尔斯泰还不能以复杂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其间的内在紧张。卢那察尔斯基以为非暴力、无抵抗主义可能使敌对的黑暗肆意蔓延，乃一种助纣为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几个口号和观点是不能改变世界的。
　　这找到了旧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有效。鲁迅渐渐远离托尔斯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增高不无关系。鲁迅在译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后，谈到自己的用意：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觉得，现在倒回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 ，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预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掌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
　　显然，这里有鲁迅的疑点。俄国人对托尔斯泰评价的变化，是有文化与政治的原因的。鲁迅意识到革命到来的时候，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伟大如托尔斯泰者尚且不合时宜，那么普通的文人要经历更苦的磨难吧？在鲁迅看来，中国知识界是有偷懒的积习的。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的深入研究，可能打开思想的窗口。鲁迅对于译介不同声音的文章的思考，也是他精神世界最为迷人的一部分。
　　刘半农形容鲁迅的那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话，可以说意味深长。从鲁迅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断断续续的逻辑关联里，能够感受到一种呼应。比如他们都厌倦旧文人的作品，主动关爱自己之外的底层的人们；比如他们都为他人而献身，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主流文化的敌人。鲁迅对托尔斯泰的关注，有精神信仰调整的考虑，也有知识分子有限性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他来说，艺术之高明不必证明，而要证明的是他何以被新俄的评论家视为落伍的一员。避免落伍，随着时代走下去，才是鲁迅的根本之意。
叁
　　今人对鲁迅的诟病的原因，似乎是他不讲“费尔泼赖”，将温情放弃了。这是一种误读。鲁迅所以主张战斗精神，乃因为空喊概念的无效性。胡适等人主张好政府主义，鲁迅以为是隔靴搔痒。对一个邪恶的存在，自然不能只说人道的话，这打不倒军阀、官僚，所选的路，不能不是斗争。因为现实的复杂和不可理喻性，选择就不能是温情主义。
　　对于鲁迅来说，温情的、爱意的存在殊为重要。但这要看在怎样的语境里。中国缺少托尔斯泰式的爱，在没有宗教的国度，劝善的结果可能是远离善，伪善倒可能肆意横行。建立善的世界首先是铲除伪善的存在。而面对伪善，则不能仅仅以善的态度为之。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便浮现出来。
　　在许多时候，鲁迅所以用欣赏的眼光打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乃因为其有效地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真。其不规则的、反逻辑的、超出感觉限度的审视，颠覆了世间的幻象。在精神的极度变形、夸张里，被虚幻之影笼罩的世间，露出本然。
　　显然，鲁迅的趣味里有着心理学家的因素。他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对隐层结构里的存在是抱有好奇心的。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精神的内在性是存在的。弗洛伊德当年看到陀氏的作品，惊异于其心理学层面的意义。这份遗产在后来得到了诸多作家的呼应。学者与作家对这份遗产的接受是不同的，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的拷问者，不仅是冷思后的悟道之言，也有自我生命觉态的唤醒后的共振。这已不是理论的总结，而成了创作语态的衔接。鲁迅似乎觉得，《罪与罚》写犯罪分子内心的独白，栩栩如生。每一种思绪都被跌宕起伏地绘制出来。拉斯柯尼科夫在仇恨哲学引导下的报复、杀人之举，是深陷灾难的一种扭曲。有学者提出这是二重人格的一种展示，是两个相反的人格在起作用。
　　这样一个自我清高的人却成了杀人犯，变为罪人。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存在！作者在描述其心理活动的时候，一再写他在折磨、刺激自己的途中获得快感。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我们思之不禁为之寒栗。那些在仇恨里诞生的哲学不可能带来希望，而给人间的是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里又一次再现出来。鲁迅其实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影子。他翻译这部无政府主义意味浓厚的作品，其实就是讨论知识阶级的问题。在无望的时代，仅有复仇是可以的么？鲁迅赞成压迫下的复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一种反对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同，可是却在刻画非理性的战栗的时候，显得那么相似。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善于对人的内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一些地方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人的内心诸多无绪、黑暗、可怕的形影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空间。
　　中国的知识人形象，在那时候还没有拉斯柯尼科夫式的人物，只有魏连殳、觉慧、觉民那样的单一的人。在接受新学的时代，中国知识人要和传统决裂，而非校正尼采哲学的偏差。尼采式的反叛，还恰是人们所需要的。唯有鲁迅，在和传统对峙的同时，不断和自己内心的形影搏斗着，只有他的内心，可能更能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对陀氏遗产领会中的惬意。俄国的许多作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了穿透的力量。那背后有法国文学的声音，也有俄罗斯式的忧郁，是多重的演绎。用巴赫金的话说：“思想，像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样，不是‘居”在个人头脑里的主观的个体心理构成；不，思想是人际的、主体际的，它的存在环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多种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而那时候的中国，能在类似的层面展示生命的悖谬者，还非常有限。有人在鲁迅那里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外来客的一面，其实是没有意识到那些俄国元素的作用。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鲁迅知道了自己文笔的有限，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也被其意识到了。
　　鲁迅式的延宕是通过对自己的否认来完成的。他不断解剖自己，从颠覆己身的话题开始进入现象界。在致读者的信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醉虾式的人物，其文字是有毒的。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里，他不断强调自己的黑暗和无聊。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可笑与可怕的时候，精神的起落颇为可疑。《野草》里阴冷无助的人与事，时光里凝固的泪痕，隐隐地有着《死屋手记》的遗响。在上帝远离尘世的地方，坚韧地挣扎于死地的人，倘还有生命的光热在，那他在本质上就有着基督式的伟岸在。鲁迅身上的神异性因素，似乎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种类比，虽然他们的差异那么巨大。
　　不妨说，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神画面的极度紧张无聊、绝望后，还有着巨大的人性的闪光。用德·斯·米尔斯基的话说是“充满高涨的激情”。展示社会的问题，直面人生的困惑，乃他们共有的特点。只是选择的途径与常人不同，乃从大众走向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变化而面对世界，复杂性才有真正的真实性。在天使与恶魔之间，人的选择有时候是超于常理的。我们并不能用美和丑简单地扫描这个世界。常理下的生命反应被无序的精神替代了。惊恐不是来自苦难感的出现，幸事亦可能给来绝望。
　　那么多苦难与人相伴。人自己背叛着自己，在悬崖边上行进着的，竟毫无曙色。恶习、才情、穷困、雄心、虚荣，有时候竟在一个人那里出现。可是主人公常常要爱上这样魔性的存在。人不能摆脱的恰是这样的魔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述人的不能解析的奇怪的感觉，人所选择的，不是理性以为可然的东西，而恰恰是感性里召唤自己的那种异样的存在。《涅托奇卡·涅茨万诺娃》的主人公在父母之间，竟然喜爱酗酒、无常、行迹多恶的父亲。一个少女的纯粹的爱，竟交给恶的人，恰是生活的一种写真。
　　这类极其悖谬的存在，鲁迅几乎没能在自己的文本里处理过。他的小说的维度显然没有陀氏那么广大。鲁迅在杂文世界里曾展示过存在的不可思议性，但自己的斗士的立场反而把一些问题简单化了。他的写作一直被节制在一个限定的时空，残留着明清笔记小说的痕迹。当他面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的难题的时候，笔端直指黑暗的勇气，有时把虚无的无奈感覆盖了。
肆
　　在新文学道路摸索的中国作家，很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源用到民众的描写里，至少在三十年代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题还仅仅在文学青年那里。人们将其精神个体化，知识人化。瞿秋白和曹靖华都谈到这位作家，在他们眼里有相当的历史价值。韦素园在西山养病的时候，身边带着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像和鲁迅的像。这对他的心是一种大安慰。鲁迅后来去香山看他，就感到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审视的可怜的人。几年后，当韦素园死去的时候，鲁迅忆起当年见面的情景，那图景一直深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到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喜欢陀氏的人，不幸掉入陀氏所描写的同样的无望陷阱里。这里的宿命般的隐喻，也有时代的病象无疑。我们看韦素园与兄弟朋友的通信，以及留下的少数的诗文，都在压抑的冷意里，冰封的旷野里几株瑟瑟的树，绿色是看不到的。韦素园其实意识到了此点，因此喜欢在陀氏与鲁迅那里靠词语来救赎自己；鲁迅却因之有莫名的悲哀，似乎艺术里的鬼气也有害人的一面。当他们自觉地感到大家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宿命之网里时，俄国文学的力量，其实也有了预言的意味。他们那时候的氛围里，多少有些俄国气味。肺病、贫穷、死亡，缠绕在友人之间。一些作品里也自觉不自觉染上了俄国式的忧郁。
　　1936年，鲁迅给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写了导言。评价依然像十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了中国视角里的话。文章一再谈及残酷的美带来的启示。在赞佩的同时，也略有微词，他看到了与我们东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地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地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见，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在这里，他以另一种眼光过滤了俄国旧时代文学的残余，看到了这位俄国作家的缺陷，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本意未必一致，强加在其身上的印象也是有的。那时候鲁迅正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争斗，希望自己快些脱离旧影的纠葛。陀氏的那种痉挛对自己不过是一种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从陀氏的人物命运走出来，是一种解放的选择。从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远离这个残酷的审问者，鲁迅的转变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来了认知的困难。
　　不希望在苦海的艺术里久久沉迷，那就要从孤独的个体世界走向大众，远离黑暗王国。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对高尔基的兴趣，渐渐超过旧俄作家的兴趣。晚年的鲁迅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作品，旧俄作家只有果戈理、契诃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小说思维被杂文思维代替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恢宏交响曲要想被召唤回来，已是大难之事。
　　鲁迅的转变，使他把目光放到了苏联新文艺之间。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接近了。这时候他以往的那个头上模糊的声音渐渐被一种确切性所代替。他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之路，进入了确切性的天地。前者没有“权威的声音”，后者则“有一个主宰性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念，要求作品思想的正确性，这未尝不可。但小说家的使命有时候不是思想正确问题，而是精神展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问题。从复杂性到明晰性，那就把混沌未开的苦状让位于乌托邦的灵光缥缈的召唤，其实是朗照驱除魔影的缘故。试图摆脱混沌之状，但却越发混沌，这是他的一种悖论。而人性的柔美的部分也由此发出迷人的光泽。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已经说了许多。中国的鲁迅却有另一种鉴赏的体味，和他的生命哲学深切地连在一起了。我的看法是：鲁迅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其人道思想之意，却以非托尔斯泰的反抗方式成为精神界之战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摄取超时空的审美意绪，却以东方式的清峻、苍凉之笔表达了东方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与沉思。就爱意而言，鲁迅神似于前者；就智慧达成方式来说，与后者多有共鸣之处。两颗伟大的灵魂与这位东方的智者所不断凝视、对话的过程，也是鲁迅智性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俄国文学传统返回本土，在其参照里形成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审美意识，终于使其成为与俄国文豪可以并肩的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