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ke的日记

我想有很多译者像我这样，一方面抱怨稿费水平低，一方面还是无怨无悔地把大量精力花到翻译上。但是这些年来，我在另外的方面也越卷越深，即书本身的制作、出版上，我就不知道有多少同行会像我这样瞎起劲了。

一开始，我也只是想着把书译好就行了，但是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手伸得越来越长。

出了第一本书《塞林格传》以后，开始坚持看校样、看封面。看校样是译者本来就有的权力，但是出那本书时，觉得自己太忙，想着应该改的编辑也会改过来，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把握改正自己错误的最后一个机会，否则就只能靠以后再印、再版时改了。

封面本来不需要译者参与，但是我仗着跟编辑即使不是朋友，也算工作伙伴，要求的话，还是能够看到并提些意见的。这方面我有过一些教训，例如《塞林格传》出来后，发现设计采用的是原版封面，但是要命的是，用的就是我买的原版书的封面，把原先的划痕也保留下来了，如果出版之前看到，我一定会要求把照片修一下，可是没有。《见证披头士》出版前，尽管多次要求，编辑就是没有给我看，结果呢，后来听说副题“摇滚巨星亲口讲述的乐史”（加得不妥当）中“讲”字印成了“进”字，书都做好了，又得撕掉封面换新的，这是人民音乐出版社自己的事。

其他几本书中，斯托帕德的剧作因为是书商做书，沟通不畅，看不到，出来后觉得还行；然后《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作家看人》是丛书之一而不用提意见，其他的9本我都参与了封面定稿，有的过程还很愉快，例如跟《奥威尔传》的封面设计者闫志杰先生和《门萨的娼妓》、《有人喜欢冷冰冰》的设计者陆智昌（是间接跟陆先生沟通）。跟闫先生合作最愉快，甚至在排版方面，他也听了我的意见，应该也让他费了不少事，我至今感念。

这是封面，后来发现还有勒口、封底文字也得尽可能掺和一下，这是去年底出《上来透口气》时才注意到这种需要。

从《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起，咱们也用上腰封了。腰封上怎么配图配文字，争取参与。《上来透口气》的腰封文字就是我拟定的。最近制作中的一本书，编辑知道我这毛病，张口就说：“封面文字、腰封文字你自己想好吧。”我呢，当然也没客气。

还没完。从去年开始，我发现纸也是个问题。我的《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出来后，我拿到手一看傻了眼，内文用纸疏松、薄、不吸墨，几乎赶上我收藏的一两本民国版旧书了。询问之，原来那段闹纸荒，编辑也决定不了。后来看到编辑本人出的一本外表漂亮的精装书用的也是这种纸，至少说明编辑没拿咱当外人，我也就不再有啥意见。

本来想着纸荒一过，就不用再操纸的心了，可是前两天跟一位编辑朋友说起要在某出版社出一本书，他突然说：“你能不能跟他们说别用那种白得刺眼的纸？他们最近的几本书都是这种纸。”正好前两天逛书店，看到该社出的一种新书，果然白得刺眼，跟盗版书的用纸差不多，肯定加了不少漂白剂、增白剂、荧光剂（我不懂，诌的），看着真不舒服。经他这么一说，我对纸的焦虑又上来了，但是我着急可能根本没用，会跟编辑提，但估计还是听天由命。

就这样，我从一个职责很单纯的翻译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想伸手的家伙，几乎成了出版社的编外编辑。我还要操多少心？难道还要扩展到印刷、装订、宣传、销售那些？这样浪费自己精力不说，大概也吃力不讨好，碰到有的编辑大人有大量就不以为怪，碰到有的编辑就可能合作一次，下不为例——“这人怎么这么烦啊？”

所以为了自己还能维持住几个业内朋友，我真的要对自己说：适可而止吧。且以此文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