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幸福大街的日记

我自卖稿为生以来,偶尔遭到不明真相的,带着话语权的男人的猛烈攻击。这些人因为有了地位，和权力,所以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攻击也是不留余力.有时我想，不要紧，电脑一关，其实整个世界都清净了。现在想，其实我不会两套语言，真的很难游刃有余。过去一篇旧文,贴在这里吧.回忆上学，觉得恍然.

我的老师格非

我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王中忱老师说，下个学期，格非可能要来清华教书。 
我听了心里微微一震。读高中的时候，先锋的，不先锋的小说的作者，从刘索拉，残雪，莫言，刘恒，到余华，苏童，格非，我几乎是一个不拉地看完。 
     格非的名字，往往取得有梦幻的气息，如褐色鸟群，青黄之类。行文对一个高一学生而言，也过于晦涩，加上他的名字，更是有着遥远的感觉。 
    没有想到，年轻时看过的作家，过了这么多年，会到课堂上来给我们讲课，我只觉得，从这个人的名字的虚构性而言，这个事情，大概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吧，更何况中文系人丁不旺，除了我们几个闷声不响的学生，中文系后来的空前繁荣，有许多MM加入，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 
    而后来格非来了，我却是不知道的。 
    我其实是见过的。当时他站在文科楼三楼，我导师的旁边。他身板挺得很直，头发有些花白，脸上是一片凛然的正气。我在清华文科，见的都是些讲话很慢，表情有些颓靡的老师，这个人我是多看了一眼，留下的印象也颇深。只是不知道他是谁。 
     我当时做学生，是不大讲话的。有时到网站去上班，上课却从来没有拉下，或者迟到。我知道自己上研的机会，还是很难争取的，顶着家里的压力，和导师对我的期待，学习不敢怠慢，到了第一年的年终，作业交齐，中文系老师不够严格，给我的分数很高，我也拿的成绩是第一名。因为没有任何德育体美的附加分，奖学金拿的却是三等奖。而人文学院所有拿奖的，都有附加分，相比之下，大概我的道德和体美，都是不如别人的。 

     我那时因着正闹着恋爱，男朋友似乎很爱我，我也就多爱美了一些，喜欢穿新的裙子，因为中文系的课不多，几乎没有男生，我也很少有卖弄的机会。我因为写过一篇《当美女想当美女作家的时候》，讥讽一些女写手。在网上有些人看到。有一次伯克利大学的刘禾来清华讲课，有外校学生也来，据说有人问，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美女作家？我听得好笑，因为我既不是美女，当然也不是作家。 
     我便是在刘禾课上，又见到那个腰杆直挺的人。他在学生面前，目不斜视，也不讲话，十分正经。 

     后来终于得知格非来了。当时翩若频频给北京文学投稿，屡投屡中，她叫我也投。我是从来不投稿的，因为没有自信。翩若催多了几次，我就不好意思，开始改我的《小龙房间里的鱼》，差不多两万字，就再也写不长了。那是三年前了吧。我打印出来，印了两份，一份寄给北京文学，一份自己留着，就多出了一份。 
我当时很抠门，觉得一份的成本大概是3块钱，不用太浪费了。我想到了自己中文系的第一个作家，格非，觉得别的老师反正也不知道我写什么，不如给一个自己心仪很久的作家看看。 

     我于是鼓足勇气，到系里找他的信箱。那个信箱好几排，我却没有看见格非的名字。正懊恼间，我问办公室的小刘，说怎么没有格非老师的信箱。她就说，在最下面。我又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只听小刘说，你找“刘勇”的信箱——原来格非的原名叫刘勇，我是不知道。我第一次知道格非也叫如此普通的名字，多少感觉有些异样。 

     我于是把稿子放在了他的信箱。还有用方格纸手写的信。我觉得大概是早期的作家，一定不喜欢打字，我就手写了半页纸，很矜持地说，既然年轻时看过您的作品，我的作品，也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指教。 

     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也就忘记我的稿子，包括他的名字“刘勇”。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屋女孩子说，有个姓刘的男的，给你打过电话，让你给他回打。 
     我当时有些小怪癖，比方说不喜欢陌生人给我电话。而且让我反打回去，我更是不高兴。到了晚上，我勉强拨了电话过去，只见那边一个陌生的男声接电话，我更是不高兴，冷冷地问：哪位刘先生让我给他打电话？ 
     他却反问，你找哪位？ 
     我简直是有些生气了，你自己让我给你电话，却问我找谁了。 
     我用了最冷漠的语调，报上了名字，告诉他是有姓刘的先生，让我回打。 
     只见得那个男声说了句：吴虹飞呀，我是格非呀。 
     我当时就呆了，因为我这个人，从小讲究师道尊严，遇着老师或者是比我高的人，还是会怯，所以我当时就结巴起来：格、格、格、格老师…… 
     我竟然忘记格非老师不姓“格”。 
     后来，我多次在格非老师面前露怯，比方说见到他的小儿子，就问，小孩叫格什么呀？然后又被小刘提醒，格非不姓“格”。我很不好意思，就说阿姨给你糖吃，掏了半天口袋，没有掏出糖来，那个小孩躲在格非身后，简直不想理这个掏不出糖的阿姨。 

     格非的语速很快，大致说，我不知道你是中文系的学生，找你费了一些功夫。你的作品很好，我和我老婆都很喜欢。我希望你好好改一下，我可以帮你推荐到《收获》。 

     我只觉得格非看我的小说，已是荣幸，要推荐到《收获》，更是不敢想象。因为我投到《北京文学》的稿子，一点音讯都没有。 

     挂了电话，我对我们屋女孩子说，格非的电话，说我的小说写得好呢。我兴奋地在屋里转了几大圈，只觉得这小时候的文学梦，似乎又要重新燃起似的。我们屋的女孩子也觉得很为我高兴，要范进中举似的。 

     后来格非迫不及待地约我见面，我们便约在三教后面的茶室——全中国服务最差的喝茶的地方，服务生都跟晚娘的脸一样。我后来再一篇文章里自嘲说，这种级别的会晤，应该在外滩的伽琲咖啡馆，才够级别。又讥讽说格非的话可惜没有写进书里，变成权力话语的一部分。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成为女作家。 

     在那些槐树下，格非妻子和我都到了，只是彼此都不认识。后来格非来了，他的花白头发很醒目，我们就翩然落座，也不叫茶水。开始说一部法国电影《芳芳》，他们两个便讥讽那个电影傻，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哈哈大笑。这两夫妇，跟双簧似的，一唱一和，配合很好，旁若无人，看得我很是发楞，在一旁陪笑。他便说，你的小说语言很好，节奏感也很好。只是结构有些问题，有些地方应该重复的，没有重复。还有就是魏晋南北朝那段，十分精彩，而杀人的情节，却没有写下去，很是可惜。我后来才慢慢知道，格非是喜欢历史题材，而且喜欢杀人的情节，只可惜，这些对于一个女孩子写手而言，历史和暴力，都不是很擅长的题材。 

     我当时只有说是，是。格非和妻子后来嘀咕，被我知道了，他们说，怎么吴虹飞这么严肃的？他们大概嫌我不够好玩。殊不知我是很爱说怪话的人，碰到比我强很多的人，就一句都不说了。所以显得有些“闷”。 

     当时我们白占座，不喝茶，茶房不知道给了我们多少白眼。他们是很公正的人，才不管来者是不是格非呢。 

     他们两个人合伙唱双簧的目的，就是要劝我好好做一个作家。格非当时说话总是不腰疼，说什么要我做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我一听，很害怕会折寿，当时就客气地表示，我还是比较愿意当白领，将来给父母挣买房子的钱。 

     我想他们当时是有些失望的。 

     我实际上，是一个有些内向的人。就是说，要是别人看着我做一个事情，希望我做好，我就做不好了。就好比一棵树，是天天去看它，它就不长了。在清华，我被人忽视惯了，被人重视，而且被那么重要的一个作家重视，我是很高兴，但更多的是很惶恐。我喜欢偷偷做事情，包括写作，包括写歌。往往是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最好。 

     可是文章我还是没有改好。我实在不懂得如何在结构上改文章。我自己觉得已经不能改了。说是自不量力，不如说是自愧不能。格非和妻子又宽慰我说，其实新手写小说，缺陷不要紧。象那些没有缺陷的小说，池莉，二月河之类，才没有看头。 

     最后的改动很小，比如说，里面有一句：“他要我为他口交”。应格非的意思删掉了。他说他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知道收获杂志的品位，还是删除为好，反正也部影响主题。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就把唯一“出格”的一句，删去了。后来的版本有没有这句话我也不记得了。 

     格非老师打印了一份，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收获的一位姓王的编辑。 

     2001年11月，我们乐队去上海新天地演出。那位王姓编辑偕妻子来找旅馆找我。他是一个佛教徒，十分善良，我们就着文学，很是谈论了一番。他和他的妻子去看了我的演出，其实根本不适合他们这些儒雅的人的演出，也被他连声说好，搞得我很是惶恐。大概是因着格非的面子，我们去外滩散步，下着小雨，气氛融合，我这个人，和好人在一起，就很遭到好人的喜欢。所以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托尔斯泰，话题都是围绕着格非的。这个编辑很喜欢格非，当然因为格非推荐了我，就爱屋及乌地把我喜欢上了，而他的妻子，当然也要和我一见如故起来。这样一来，到了他们送我去车站的时候，我是个多情的人，居然就产生了几分不舍。这一切，都是因着格非的好心肠。 

     格非的好，是一种很热心的好。有些人，天生是善良的，带着普通人的平常心，又比普通人敏感，有感受力得多，例如格非这样的人。我觉得他的好，有两点，待会，我再慢慢地引经据典地说。 

     我后来知道，格非极力推荐，觉得我是难得一见的女作家，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在上海，只能见到王安忆这样的欧巴桑，年轻一些的，只能见到安妮宝贝这种级别的。所以我这样的，他也觉得稀罕。我因为他也说过安妮宝贝好，所以私下里觉得，这个人的眼光，大概也不是那么准确的，所以我受了鼓励，却仍然很自卑。 
     前面这一段是开玩笑的，因为对老师的一片好意，我表面上是不大在乎，但是心里却是万分感激。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旧道德的人来说，知遇之恩，是一定要记得的。就好比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一样的道理。只是我这个人表面上放浪不羁，其实生性确实内向，除非别人真的一定主动要与我亲近，不然我很难与人亲近，并不是骄傲，确实是有些内向的缘故。所以我的好些朋友，有时想帮我都帮不上，最后索性不理我了。 

     格非对我这样的无名小卒，确实是费了心思，最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成果，大概我这个人太懒惰，不够才华，不能出彩。据说他当时是夜里看了我的小说，半夜把老婆叫了起来，大声朗诵了其中一段，两个人对着一个“白糖饼”的意象，感动了半天。格非当时不知道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中文系的女生，他可能大多见过，而对我毫无印象。所以他打电话问中文系的蓝棣之，说清华还有这等学生，实在是罕见之类。结果蓝老师恰好是我的导师。格非对他一通猛烈的游说和吹捧，导师以前知道我写诗，却不知道我写小说，听得格非说好，因为他是小说家，当然有着权威，我导师也就信了，到课上，忍不住和别的学生吹嘘：先锋小说家格非看了吴虹飞的小说，半夜把老婆叫了起来。 

     中文系不大，虽然大家几乎都没有看到我的小说，却都听说了格非半夜把老婆拍醒的典故，这样在段时期内，就成就了我的好名声——我在中文系许多年，以上课迟到，旷课，衣着邋遢，脸上长包，性格奇怪著称，现在终于翻身，当了正面的人物，这一切，都是因着格非的热心肠。 

     我于是变得又骄傲，又谦逊，表面冷淡，心里欢喜，中文系的学生，都以为我和格非关系好，殊不知，我们还是很少有见面说话，大概是我的性格，缺乏主动。越是在意越是尊敬的老师，反而越不说话。今年三月，我发新书，在CD CAFÉ做专场演出，请格非出席，他因为恰巧有事，说了一堆抱歉的理由，我还是因为他不能去，感到很难过——这个难过，都是没有道理的。 

     格非在研究生里开了一个作品讨论课。是给师妹们开的，我是大师姐级别的，按理不应该选这个课，但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就去旁听了。格非是很高兴，他希望我能够在课上发言。可惜我上了好几年的研究生，尽管疯话说起来，是一箩筐一箩筐的，要讲正经话的时候，却是语不成句，不能进行有逻辑的发言。所以多数时候，我在课上是从来不发言的。因此他的课上，尽管他很希望能够讨论起来，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发言。我自己觉得惭愧，加上毕业班也忙，就不再去了。 

     格非对一个学生的推举，在清华这样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有些冷漠的地方，确实让人始料不及。后来，他居然叫了李洱，北村这样的作家，一起去小酒吧看我那些音响很差的演出。我的性格，确实有很多问题，看到老师在下面，我就全然放不开，在台上十分拘谨。但是演出完，他们都说好，不知道是不是安慰我。尽管竭力引荐，我还是没有和谁，真的说上了话。 

     格非是一个善于和老婆出席，来亲近别人的人。我和格非几次在咖啡屋里喝咖啡，都是有着他妻子或者是别的学生。他们都是很让人容易亲近的人。有一次我和翩若和一个师妹约格非一家喝咖啡，我晚到了，格非的小孩子很可爱，格非就指着我说，你看，又来了一漂亮阿姨。我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漂亮，但是却很感动于格非这样的细微处的殷勤和善意，他似乎总是设法让每个人受重视吧。 

     我的小说，最终没有通过收获的二审。于是我的走主流的渠道的幻想，又没有了。我不是热烈做文学家梦的人，所以也不伤心，反而是看不上收获这样的只和二月河好的刊物。我自己的小说，虽然不够好，但和那些刊物上的小说，明显不同。我与女时尚写手，也有些格格不入。我想，我这个人，如果不是天才，多半是一个笨蛋，到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我就是后者了。 

     一直到了最近，我回想整个事情，觉得格非当时力荐我的小说，原因有三： 
     一、 很自然，格非当年写小说，也是无心，加上偶然，他当时是打麻将打到天亮，回来胡乱地写了一整天，完全是闹着玩。他也是被推荐到《收获》，遭到李小林，巴金之女的扶持，所以他年纪轻轻就上了正路，后来很少有退稿。他大概觉得自己是被无数好人成全的，所以也要当好人，成全一个在系里不怎么出众的学生。 
     二、 格非很喜欢音乐，他自以为自己喜欢音乐多过写作。所以他对做音乐的人，自然有格外的好感。 
     三、 格非喜欢怪的人，喜欢喜欢做梦的人，不切实际的人，他大概觉得我有足够怪，足够地不切实际吧。 

     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他头发是白的，大概是少白头，但是并不显得他苍老，反而添了中年男人韵味。有很高的理解力，很厚道，也有些江浙人的殷勤和圆滑——我指的是褒义。南方人的热心，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比方说我当初看到冯唐的《万物生长》，也是非常激动，到处找他的电话，当场告诉他我对他的小说的评价。 

     这个人，喜欢幻想，又非常好玩。他要大声说话，绘声绘色，国骂偶尔出现，兴起则哈哈大笑，旁若无人。嘻笑怒骂，不加掩饰。若是唱歌，也要哼出声音。他喜欢关心那些不被人关注的细节。丹麦哲学家，×郭×凯尔什么的（这个熟读的外国人名字超过了四个字，我于是又忘记了），说过，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格非深以为然。这些与我，多少是相似的。 

     格非还有一点，与我心有戚戚。（是我自己单方面的心有戚戚，）在评价卡夫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原话我记不得了，大致说造就卡夫卡的，是卡夫卡对外界交流的失败。我是到了足够懂事，才发现了卡夫卡的孤独，因为孤独和不交流而产生的天真，寓言中的自成一体和生活中的脆弱不堪。 

     比方说他看待鲁迅，定然是不同的，我也是，我一开始，就不喜欢鲁迅的斗争文章，看到他的怀人文章，他流露温情的方式，是在与人不同的视角上，这一点在看格非的散文时，我也发现了他和鲁迅的这些相似点。同为敏感的人，看到的细节也是别人所不知的。 

     格非给我讲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我也很喜欢，所以讲来大家一起分享吧。 

     第一个故事是胡兰成写的文章写的《平人的潇湘》，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了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再后来这个男的死了，尸体被送了回来。女的已经有了孩子，她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她也不是贞烈节妇，而她哭出来的话，也是有着诗，有着大义的。虽然是普通人，也是有着她高妙之处。 

     第二个故事，来自陈寅恪的三部头。陈寅恪讲一些学问的问题，并不是那么严肃，经常连“哈哈”这样的词都会写进去。比如说，ZONG YUAN是一个老头，很喜欢柳如是，但是柳如是却嫁给了钱木哉，所以两个人，是情敌的关系。ZONG YUAN每年都来和钱木哉过春节，而有一年，钱木哉已经有了新的夫人，ZONG YUAN大为震惊，“落荒而逃”。第一次自己回家过年，感觉很落魄，就叫了他的老师一起来过年。这个人是一个秃顶，他的老师也一个秃顶，说在这个大年三十，“两秃相对”。 
     格非讲这些故事，都讲得比我生动得多。格非是一个明白人，对于生活的暴力，对于生活的高妙，他自然有着非凡的领悟力。但是格非不是没有缺陷，他的小说，有时过于学院，叙事上流于不自然；而他的学术文章，却感性居多，缺乏论证，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比很多所谓文学评论家要有见地的评论家。 

     我今天的一整天，从早上九点钟就坐在电脑前，一口气写了15，000字的稿子。手都发抖了，因为不吃中午饭和早饭，胃也在发抖。快崩溃的时候，我兴致来了，又写了一段关于格非的文章，一口气写了6000多字。 

     所以今天，我一共写了21，000字。我想继续把关于格非的文章，写得细致一些，但是脑子极度疲惫，已经伤了。大概写得太狠了，我有些想哭和想呕吐的感觉。虽然写得不好，我还是很骄傲，想知道，到底谁可以和我一样，一天写了21，000字的。 

     到这里，我有些伤心，也有些骄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