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公权力对语用市场的管制作用
2009-08-19 12:11:37
古代的白话小说是诸语混杂的，而且夹杂很多文言成分，纯粹记录一地方言的作品不多，当你认为这些作品不是吴语作品的时候，同样不能认为他们是官话作品。纯方言白话作品的大量涌现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粤语的很多口字偏旁的俗字便是在那时被稳定下来的。而吴语，因为书写的传统比粤语长，文字传承相对要好，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纯记音的俗字，于是吴语文本_看起来_和官话文本也就更像，很多成分就直接被新生的共同语白话文文体吸收了。 我强调吴语文本看起来像官话文本，是要同时说明它们_读起来_不像_官话。100年前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我手写我口。一开始大部分民众都是不习惯这种新文体的，他们会说但是未必会写会读。吴语是这样，官话、粤语同样是这样，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甚至在用文言著文提倡白话文。 导致後来官话白话文强势的关键还是公权力的推动。这种推动有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基础教育方面。本来吴语自有一套文读音系统，它是联接方言口语和华夏共同语的桥梁。从语言学来看，这套体系是吴语无疑，但是从文化认同来看它又是广义的官话体系的一支，它一面向吴语口语输入文词，一面又向共同语回馈新词。吴越地区民众识字从文读音体系开始，我的父祖辈，他们看到汉字，读出的是吴音。但是公权力介入後的基础教育就不同了，识字不再从吴音始，只有京音。数十年来，公权力组织人力物力，对以京音为基础的白话文进行大力地规范化，厘定正音正字，刊之于世，令行教习；对基于吴音的白话文即便有基础研究，也只限于学术界，而相关应用领域里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如何让方言区民众学好普通话的目的上，对于如何发展、传承方言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我仍然记得在小学作文课上因在对话描写中用了“白相”一词而被老师训斥。今天的传媒界，有几人在求学阶段有机会学习吴语的表达方式？他们只会把汉字当作纯表音的记音符号，用汉字的京音来记录吴音，所以才会把【拿渠做脱】写成“乃伊做特”，把【淘浆糊】写成“捣糨糊”。行诸文字的传承被中断了几十年，吴语人被彻底文盲化，然后有人跑来诘问为什么你们的文化产品生产端乏力？何不食肉糜啊。 把方言文盲化的公办教育不仅扼杀了方言作品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在消解方言区民众对方言作品的消费能力。【晏】（ae相当官话"晚"）【厾】（toh相当官话”丢“）【隑】（ge相当官话"倚"、"靠"）【笡】（chia相当于官话”斜“）这些吴语常用字有几所学校会教，又有几个吴语人能识呢？吴语的文化市场已经因为民众的文盲化而被稀释了。 公权力推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吴语声望（prestige）的压制。语言是有社会性的，社会性体现在语言在social order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变体，在社会语用环境下有不同声望。新闻播报中的语言就比脱口秀的语言声望高，于是面向市民阶层的新闻播报是不允许有的，只有窥探家庭隐私的《新老娘舅》和面向乡村的阿富根。正剧中的语言比肥皂剧的语言声望高，于是描画历史变迁的《孽债》取得空前成功後就绝後，偶尔重播便如皇恩浩大一般；嘻嘻哈哈的《开心公寓》倒随你去播。公共空间的语言比家庭内部语言声望高，所以公务员必须普通话达标，还被规定面对公众时要首先用普通话，地铁公交不可以上海话报站，而即便是郊县的线路上也能听到普通话和英语。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本地服务者对本地被服务者说本地话被单位处罚的事件。学校的媒介用语也比贩夫走卒的声望高，于是普通话不达标的本地老教师们没资格执教了，即便他教的知识和语文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公权力介入後取得的效果就是，绝大多数具有高声望的某种吴语变体都被限制或者禁止了，公众能接触到的往往是那些低声望的吴语变体。这是一种非常高明而且有效的文化替换手段，因为它不像台湾日据时代日本人对汉语或者蒋据时代对方言的那种赤裸裸地全面禁止。它允许你苟延残喘，但是却不断让你只看到一种语言中那些俚俗的、浅薄的、卑贱的、粗鲁的、破碎的、不成系统的、远离文明的、文盲化的一面。相比之下，它激发母语意识觉醒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一种催眠术。 伴随着这种催眠，普通话不仅垄断了汉语伟大的书写历史遗产，还以京音僭取并垄断了洛下读书音对于汉字音系的解释权。方言文盲们或者加入京音一统天下的狂欢，或者把庸俗发挥到极致，“我们来用方言骂人吧”，“来晒晒方言里的骂人话”，他们对方言文读体系狂喷乱咬，把吴语的文词文读视为外人、仇敌，对不认识的汉字只知道从普通话直接折合，甘心做普通话的一种变体而不自知。 我一点都不左，而且还很右。语用市场应该是个自由的市场，我不骂政府无能，我骂政府管太多。数十年前，上海话就是太湖流域的lingua franca，吴语是吴越地区的第一语言，这就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伴随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数十年後，因为公权力的管制，基于吴音的我手写我口被另一种新生的文言文——普通话——取代了，吴语整个被文盲化，上海话在高端语用市场的竞争能力被严重束缚。尽管如此，在管制较少的低端市场，那些纯口语的应用场合还是有lingua franca的影子，比如前几天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就在某医院见证了几位苏州郊县来沪的病患要求前台讲上海话的场景——“伲是苏州人，上海闲话听得懂个”。我相信，真正了解过吴语这百年来的历史，就不会把那串词汇看得空洞了。 如果拿粤语作为第三方来参考，这种公权力介入语用市场的结果就更明显了。粤语人在海外有众多成规模的社区，他们是重要的统战对象，于是公权力保留了粤语在许多公共空间的语用功能。同时，香港的存在也使得一个和北京相抗衡的公权力介入语用市场。在香港，因为有对公务员强制性的英语要求，所以粤语的声望不如英语高，但港英当局并没有禁绝民间的粤语文教和传媒机构，所以粤语仍获得足够的空间可以培育和发展其文化市场。回归後香港设立专门机构规范粤语，推行粤语母语教育。这些体现本土性的措施都有效巩固了粤语在语用市场中的地位。所以粤语的现代化虽然在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落後于当时的吴语，但在今天却遥遥领先了，公权力虽然不是其中唯一的因素，然而却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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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吴语，其他的方言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呢？
似乎有人认为政权中心建立在北方，于是北方语音取得了优势地位，压制了南方语音，您怎么看
不但吴语，其他的方言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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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言也是如此，文盲化普遍发生，但是程度不同。因为各地的文教传统深浅有别，前后的反差会有所不同，有些偏僻地区的小方言本来沐我王化不多，识字的少，已经很多文盲，之後普通话直接覆盖过来也就没有太大落差。
似乎有人认为政权中心建立在北方，于是北方语音取得了优势地位，压制了南方语音，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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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难评价，因为这里的”北方语音“定义不明，而且缺乏具体时间背景的交代。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传统上，政权中心和华夏共同语正音并没有绝对对应关系。官话语音有很多，其正者并非京音。这是很多推普机有意无意混淆的一点。正音并不必然随华夏帝国首都而定。五胡乱华後，上古的正音其实已经断过一次了，直到《切韵》成书才再次建立起一个华夏各支共同尊崇的标准音，那便是东都洛阳读书音，即便是定都长安的李唐也以洛下书音为正。
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公权力干预的背后，少不了吴语区知识分子的参与甚至主导，甚至我们可以说，吴语是“被自杀”的。有点类似于印尼建国之初，众多以爪哇语为母语的知识分子“自觉”放弃爪哇语的promotion，转而支持以马来语为基础的“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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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声望可以提高啊，比如从改革传统入手，让昆曲评弹里的头面人物带头开吴语，这样吴语只适用于丑角的卑鄙传统就能得到彻底肃清，而且以后教科书里也不许提戏曲曲艺里吴语的尴尬地位，让子子孙孙都以为吴语自古就是适用高级场合的高声望语言。天佑吴语，阿门阿门。
用一种扭曲代替另一种扭曲，楼上是爱皮西附体了吗？
我只是说出了事实，听不懂属于智商问题，听懂了装傻属于道德问题~~
声望高低是相对而言的，我这里讲的是吴音与京音之间的高低比较，昆曲里头面人物用中州音，你所谓的“卑鄙传统”只是相对中州音而言，脱离这层语境谈什么“彻底肃清”不是爱皮西那种胡乱嫁接语境的做派又是什么？
京音是中州音的替代品啊，它们的性质都是共同语，你不承认京音等于不承认京音的共同语标准音地位。这样就变成另一个问题，难道你这篇在谈共同语标准音么？显然你是在讨论共同语和方言的使用场合问题。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方言在方言区和共同语的平等地位，那我只能反推到中州音时代，让你看看吴方言区是否有这种平等的传统咯~~~你的明白？
自觉追求的目标，不一定需要在过去自发形成过
人家在说“高声望”被有预谋的剥夺，当然是诉诸历史咯，我就帮他理理历史。
对传统的继承是要有所取舍的。传统中有独尊一音专横的成分，也有和而不同宽容的成分（虽然这可能只是技术条件不够所形成的）。京音扶正继承了传统中专横的成分，而且借助现代化的理论和工具有把这种专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趋势。保守主义中的继承传统和寻常认识中的复古守旧虽然都是对旧事物的某种保守，但它们之间显然有所区别，区别就在于前者要保守的是历史中自由的苗子。
所以你对历史的叙述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叙述历史本身。我不管传统在你眼中好也好坏也罢，我只需要你客观地论述：要么别诉诸传统，要么就把传统摊开来讲清爽，不要根据自己需要避重就轻混淆视听。
至于定京音就是专横不知是什么逻辑，从最初的京国大讨论到后来的京音胜出并没有集权的横加干涉，如今两岸共尊一个音系都只是延续民国的传统，并没有如你所说的滥用公权力，这个专横不知从何谈起。如果说定于一尊就是专横，那汉语历来讲究正音，除了分裂时期都是一音独尊，历代“专横”到本朝，不知道你所谓宽容所指为何？如果说共同语推广是专横，那没有办法，中国是被迫卷入近代民族国家浪潮的，国语是民族-国家标志，除非放弃现代转型，不然就别指望国家放弃“打造”共同语的追求。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不经历语言改革，回到农业时代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你可以继续指责它专横，它就是专横的、不可逆的。至于所谓登峰造极的专横，那纯粹是你没见识，在有意识地围剿地方语言上中国远远赶不上那些老牌民族国家。他们反正已经转型成功，乐得摆出保护方言的高姿态让大家来围观，人家有这个资本，中国有么。
保守主义者刘先生并不希望为了传统而传统，避重就轻乃是因为事实在特定角度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各取所需不一定导致“混淆视听”，审美决定政治立场。京音胜出的历史乃是一部“傲慢与偏见”的历史。从大清国的“正音”努力到民国初年的国音讨论，都缺乏真正民主与科学的决策，缺乏市场选择的介入，处处显示着公权力的滥用。民族国家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唯一范式，不统一国语的国家，不推行共同语的国家，不一定不能实现现代化；统一了国语的国家，推行了共同语的国家，反而也可能在现代史的进程中走进坟墓。可见中国并不存在不推普就要回到农业时代之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特定角度”外延太宽，根本没界定、没内涵，人人都可以一假“特定角度”之名，难道就都可以避重就轻混淆视听？这个特定角度等于什么没说，空论证一段。“审美决定政治立场”也属于空带一笔，毫无逻辑，无聊致死。
京音胜出是滥用公权力？从国音制定到京音胜出正如同切韵制定和切韵胜出，切韵制定是“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切韵最终胜出则恰恰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即使“我辈数人”未经普选，以某些人的理解力大概要算什么“缺乏真正的民主”，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滥用公权力”。同样国音制定遍请四方之士票拟正音，考核古今参校方俗，一本切韵之法，然而标准不明难以行世最终为世所弃于是改从京音，从制定到实施程序民主方法科学，最终结果体现市场选择，怎么能说是处处显示滥用公权力呢？众所周知贿选总统是滥用公权力，说“京音胜出”是滥用公权力，岂非与“贿选总统”等量齐观么？如此颠倒黑白，实属荒谬已极，混淆视听，真是无耻乃尔。
汉语共同语历来就有，京音不过是明确到音素层面的共同语而已，你不推行它还在那里，只要世界上有汉语，汉语共同语这个观念就会永远存在下去。那些不推行共同语的国家跟中国一个国情么？他们什么语言史，我们什么语言史，他们有那么悠久的共同语传统么？中国既然选择走民族国家，顺手就用深入人心的共同语打造国音又有何不可。个体大可以不接受京音，但也犯不着逆反心理到去推翻共同语。你自己意淫也就罢了，很不用借人家地盘来兜售你的谬论。
提醒两位尽早回到方言交际场合和传统地位问题上来，京国大讨论可以另开一贴。不然我只能认为老刘默认方言是传统低端语言了。
相对中州音，吴音是传统低端。但相对京音，吴音不是。不能因为京音上位成了官话的标准音，就因袭这样的传统。因为京音取代中州音，击败各种折合而出的蓝青官话的前提是言文一致，是我手写我口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是民国以来形成的新传统中的一部分。用新传统中言文一致的现代意识上了位，又转身说我要继承旧传统中一音独尊的传统把方言压下去，这是对现代意识的反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古，而且复的是旧传统中与专制相联的那个成分。
京音代替中州音自然享受一切过去中州音的“优惠”咯，这有啥想不通的。你不满意奥巴马还不然他住白宫了？至于京音取代国音根本不是什么我手写我口，而是京音标准的明确性和影响力，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现实依据的可资参照模仿的语音系统。我手写我口的提出是针对书面语被文言把持的言文脱节局面，着眼点本来就不在实录方言，你强安一个本不存在的初衷在它头上然后指责它背信弃义不觉得很无聊么？至于说我手写我口为啥最后没照顾到方言，那还是书面传统影响吧，落实到文字的总是越正越好，评弹昆曲里的丑角念书信对联也是自动切换中州音的，说明书面语对应正音的心理古已有之。纯粹方言写作倒是晚近才产生的新现象，远谈不上什么传统。
至于说到复古，从中州居于高端到京音居于高端是自然衔接的，并没有挫折倒退或反复，高端的位置并没有被什么方言窃取然后再重新被共同语拾回，所以谈不上“复古”。另外古代中国在语言政策上是很宽松的，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语言交际中自然形成的，不是靠西方历史上那种强制消灭方言换取的，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专制的复辟。
文言的对立面正是白话，而并不只有京白才是白话，上世纪初各地纷纷涌现纯粹方言写作，同时也挖掘整理出版明清的方言作品，那都是实实在在对方言进行书面化记录。古代书面传统对方言声望的影响确实有，但是这种影响在上世纪上半叶一直在减弱，正是後来强制性的推普抵消了这种减弱的势头，并且在引入了西方那种强制消灭方言的民族国家概念後对方言声望进行了全方位压制。这种引入是一种恶性的文化嫁接，不仅把外域的强制手段去为旧传统中的压制现象保驾护航，而且还要使压制变本加厉。
现代书面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话，不是京白，京白是王朔。所谓标准音的京音也只是取其音系，不是人人都开京片子，说话尚且不说京白，何况落实到文字的书面语了。解放前对国语普遍有个说法，说它是一门糅合了京白和吴语的综合语言，可见在确立之初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北京话和共同语的差异。可见现代汉语书面语是不排斥方言和文言成分的。
清末民初的方言整理更多是学术层面的，既不代表汉语发展的方向，将来也不会是汉语发展的主流。毕竟一种对现代化（现代民族语）可然性的尝试，无法用来证明那种现代化方式的必然性。
你说到的方言声望（具体也只是吴语）的突然提升，那是因为地点在上海。上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主流在这里式微了，新阶层的”发迹变泰“带来方言地位的提升（为啥《海上花》偏偏诞生在四马路？），这大约是你所谓的自由市场决定的自然选择，当然是你眼中语言发展”应有“的状况。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全程来看这恰恰是一个非自然选择的时期，怎么能用来证明它代表了整个汉语发展的方向呢？
至于是不是压制我在pkucn已经解释了。你为啥不在pkcun回应，那边影响比较大。
关键词就是这个解放前和解放後。解放前，公权力力所不逮，所以上海能自由地演化出本地域色彩的共同语，而全国范围内的共同语还能有“糅合”的意识。解放後，随着公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随着公权力在语用市场干涉力度的加大，上海拥有的自由也告终结，方言的声望不仅重新被压制行将消亡，上影厂的国语腔也成绝响。当代的世人还有几个会认为国语是“糅合了京白和吴语的综合语言”，恐怕这也只是学术层面小圈子里的讲法吧，更多场合下，公共媒体会暗示你王朔那样的才够味儿。你用解放前的某种程度的开明来证明解放後的公权力没对语用市场滥施影响，这算是示范什么叫有聊么？
上海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但是上海并不见得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她们和舶来的文化互相学习，竞争，融合。这段时代的到来虽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它却给当地的居民和随后移入的居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选择的机会。而这些对个人而言的自由，在我看来显然是要高于“中国历史的全程”这类宏大叙述的。
我在pkucn没帐号，或者说有过一个帐号很久不用密码忘了，那个Stephen不是我。“架空共同语”的帽子太大了，本来文读就是一个同时与方言和共同语沾边的东西，我没必要去和共同语作对。
你只看重这前后几代人的声望，因为你最认同这短短前后几代人的历史，因为这前后几代人象征着历史上唯一一段“个人自由”时期，或者仅仅因为这前后几代人是你之所从来，或者又是因为你在这段历史中膜拜到了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神话般的貌似“自由”，这个仅仅因为各方忙于脚力而无暇顾及，这个暂时的权力真空形成的脆弱的“自由”，所以汉语发展也应该去遵循这个“自由”，这就是你的逻辑，你的而已，我无以应对，over。
PS：1）普通话定义和“国语”定义相比只有更宽容，现在的局面是操作时的偏离造成的，最好的办法是用自己的生动表达去影响改变那种单调的现状，而不是将话语权拱手让人。
2）论题是汉语发展，本来就应该是宏大的，偏要站在一个“个人自由”的角度再反指宏大为无益倒是蛮无厘头的。
自由不是短暂真空，而是常态，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
拜托~人家自由主义者讲的又不是你这种文艺腔空洞来西的freedom，士别三日越来越没水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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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还想改改，现在没空弄了。想转就转吧。
我伲上海吴语，现在个形势交关严峻！
最严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瞳孔放大以后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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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政治难民收容所，要政治独立的尽早滚出去
这里是 我的 日记，在豆瓣介入前，言论尺度由我说了算。楼上未免越俎代庖了。
看完后的想法，基本上赞同刘先生的看法。回顾以往基本上就是自己的成长印证了公权力在我自身语言使用上的影响。
作为一个对英语等拉丁语系有着一种朴素的阶级仇恨的东北人，我对方言的死活其实是不甚关心的。
不过依照百家争鸣的观点，只有方言百花齐放，汉语言才能更加强大。
所以我方言运动是表示支持的，但还是不关我事，因为无论是从利益角度，还是能力角度，我都不能给予道义之外更多的帮助。
语言学如果与民族国家之类的政治话语弄在了一起，那就不太好分清是非了。有的人喜欢小国寡民，有的人喜欢大国盛世，谁更有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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