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节奏

今天9月1日，我为了躲避早高峰，特意五点多就起了床。
前年回国入职后，我大部分时间骑车上下班。今年3月1日借调到位于市中心的上级机构，不得不坐起了公共交通。
每天，为了保证8:30能够到达工作岗位，我必须保证6:45之前到车站。我等的是特11双层车，如果7点之前坐上车，楼上都会有位置。然后我会在车上度过1个小时。
如果7点之后才坐上车，我在车上的时间便要增加到1小时20分钟左右。
站着。
等特11路也有技巧，我的经验是，如果6:50分的时候，来了一辆人很多的车，是不正常的，后面必然紧跟一辆特别空的车。于是，我每次等到的第一辆车，都要观察一下人数，如果人多，就等下一辆。十有八九，三分钟之内都会来一辆很空的车。
为了有大座儿，需要有智慧。
如果坐地铁，我可以7:30再出门，相当于多睡45分钟。但这多出来的45分钟，换不来足够的力量对抗5号线的人流。我曾尝试在早高峰时挤过一次5号线，一下车就立下了毒誓：
再干这种事儿，我就是傻逼！
－－－
工作是愉快的，愉快的早餐，上班，愉快的午餐，上班，愉快的下午咖啡，上班。5点过不久，出门回家。
5点多的特11是沙丁鱼罐头，不能坐。为了快速回家，我的选择是坐两站公交，109或是101，然后坐地铁5号线，到家时间基本在6点左右。
一放暑假，这个规律就失灵了。
－－－
7月15日开始，早上花费在公车上的时间明显缩短，如果恰好6:45出门即能坐上车，快的话7:30就能到单位，正好赶上餐厅的第一根油条。于是我尝试每天晚起一点，最晚上车时间曾经拖到了7:10，竟然还能有座，而且准时到达工作岗位。
原因很简单，孩子们放假了。送孩子的轿车没了，公交车上的学生们不见了，陪孩子上学、帮着背书包、拿早点、端豆浆、絮絮叨叨让人白爪挠心的家长们不见了。
每天早上的坐车经历变得愉悦起来，除了移动电视里面冯巩弱智一般的公益广告，一切都那么美好。
但下午回家却乱了阵脚。由于工作地点离故宫北门很近，无论是101还是109，到了我这一站，基本都已满员。要上车，得挤。
－－－
挤车非我所爱。
像我这个岁数的北京孩子，大都对江湖时代的北京公交记忆犹新。那个时候，等车不用排队，抢座奉行的是“适者生存、能者多劳”的原则。那时的司机也很厉害，刹车、油门儿技术炉火纯青。
我那时在302农展馆总站上车，远远看见一辆空车开过来，缓缓停下，众人便一拥而上，将门口围的水泄不通。售票员并不着急开门，等着大家做好“预备，挤”的姿势，给司机递个眼色，后者潇洒的一脚油门。
噌——发动机一声嘶鸣，汽车犹如脱缰野马窜了出去，停在50米开外的地方。后面留下了冲刺的众人，画出一道美丽的直线。零星能够听见叫骂声。
适者生存。
现在北京司机已经步入文明时代，前辈们传下的江湖绝技已经所剩无几。我曾在洛阳待过些时日，发现那里的司机还保留有当年帝都遗风。如果乘客空间分配不均，北京司机只知道瞎喊：往后走走！洛阳司机则用脚说话，猛踩一脚油门儿，再一脚急刹车，车内空间分配立刻公平。
－－－
话扯远了，回到下午5点的北京，无论是101还是109，我都无法在刚从故宫出来的游客群众脱颖而出。只得用走的。
但地铁是必须坐的。7月15日之后，地铁的人数虽然没有公车显著增加，却也拥挤许多，味道也丰富了许多。
7月15之前，在地铁里我会掏出本杂志，看上一路。但7月15后，杂志无法获得足够的舒展空间，本来45度的倾斜度，不得不调整为60度，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是90度贴面。
于是我干脆放弃了杂志，改听评书。
有一次正听到黄忠单挑夏侯渊，旁边一个妇女在大声训斥教训儿子。
“蜀军红旗招展，鼓角争鸣！”
“你再闹！再闹我打死你！”
“夏侯渊定睛一看，一员老将如一团火一样驾马飞奔而来。大叫‘不好’！”
“我就要闹！哇，就要闹！”
“黄忠手起刀落……”
“你找打！”
“噗”
“啪”
……
我记得，孙尚香跳河的时候，一对年轻人正在拥抱；陆逊火烧连营之后，有人放起了大悲咒；诸葛亮每擒一次孟获，“豆豆说交通”里头那个打黑车的都会重伤一次。
－－－
7月15日到8月31日，是京城一年中的独特记忆，很多人带着对北京的记忆回到家乡。9月1日，这里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节奏，特11上又开始有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嬉笑，家长碎碎叨叨的叮嘱；地铁里的中学生们谈论着老师、游戏和少男少女之间的八卦。
我也能找到空间，重新拿出杂志。
只有“豆豆说交通”里头那个二货，还在执迷不悟地打着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