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的三年： 从鸡血少女到普通青年

在第三年参加MaD的第三天，收到了MaD的发起人Ada Wong的短信，说希望把我在Facebook写对mad的感想扩充下。然后默默地在MaD的闭幕式上，看到我无意中写的这句话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第三次参加MaD，少了往年的激情（鸡血），却多了启发与深度思考，一如这三年我自己的成长一样。”——keledoll，Madee
还记得第一年参加MaD的时候，刚刚结束在北京的联合国妇女署实习，默默地决定了要放弃申请PhD的想法，决定投身公益。作为第一批MaD的内地参加者资助计划的受益者，参与MaD2010，让我更加坚定了要走上不正常的人生路的想法。这一年，我25岁。
MaD大会是由香港当代艺术文化中心举办的一个年度亚洲青年聚会，邀请世界各地在各个行业充满创新精神的讲者，在3天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精彩演讲，且组织多个工作坊，户外体验活动以及公共空间活动，让1000多位年轻人深度体验和参与到各种社会创新当中。
用“震撼”或是“大开眼界”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实在毫不为过。尽管在内地我也听过不少所谓中外名家讲座，和各种体验式的所谓工作坊，但MaD在组织的专业性、讲者的水平以及编排的精致程度上确实是无与伦比。非常难为情地说，“当时仿佛被打了一轮鸡血”。
印象最深刻，是开幕式上第一个女孩的发言：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有所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应该由你开始。MaD邀请的公益、科技、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嘉宾，个个都有独特的经历，且正在用他们的方式改变世界。参加黑暗中的对话体验，了解盲人的世界，让我更看到自己的懦弱和不足；和一众澳门、香港青年一起走访荃湾和奥运旧区，了解最地道的香港文化。在会上，再次遇到姬十三和科学松鼠会的团队，也开始踏上了科普的旅程。
那时候，有种感觉，世界都在向我打开，有想法，就要行动，去实现，应该无所畏惧地向前冲。
当时已经萌生了一个想做的公益项目的想法，叫做一分钟学堂。通过1-5分钟的短小课程，去给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大中学生增加学习知识的途径。做这件事情很快得到了MaD的资助，没想到。后来的一年，一边做一分钟学堂，自己也在一边探索公益的方向。我有在国际基金会的实习经历，对于如何申请这些国际项目的支持也算是有点把握，所以开始时想借助基金会的力量先把项目set up。过程却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非常难找到合适的团队成员，第二自己刚好处于研究生的毕业时期，尚未确认工作的方向和城市。
5月在南京参加了BC举办的英国领事馆培训，
6月份去了科学松鼠会实习后，因为种种个人原因，我回到了广州。
花了2-3个月赚钱去实现我的土耳其梦想之旅。
中间我参加了MaD举办的工作坊：社会创新101。活动的细节已经无从记起了，唯一记得的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菜——蔡衍青和DiD香港的发起人之一庄陈有。
8月参加了MaD举办的曼谷社会企业之旅：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毫无准备，不知道行程，却为过程中各种意外感到欣喜：遇到了香港、内地和泰国的各种mad青，各自怀有crazy梦想：阿泽想用小丑表演为那些罹患绝症的人带来快乐，绿茶王子在厦门大学附近做了一个可以饮酒吹水也可谈论诗词国事的乌托邦般的青年空间，Thai Team一帮刚毕业的俊男美女想带高中生去企业实习，提早让他们了解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还有人发行明信片呼吁公众保护大象，或是向校方要了一块地在校园里种菜，不读大学去台湾跟原住民学编织艺术……4天3夜的旅程，在曼谷的红灯区，安全套餐厅，水上市集，开在商场中的图书馆中穿行，和曼谷的警察叔叔玩快闪，偶遇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泰国清洁大婶，骑自行车游走曼谷老城。一切都如梦似幻，又让你更加坚定“年轻人可以撬动地球！”的伟大理想。
然后我去了土耳其，我的梦想应许之地。
去土耳其的赫梯帝国遗址，是我15岁时候给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约定。这个无厘头的约定还让我自己小试牛刀，尝试了当时尚未兴起的众筹（当时点名时间和追梦网还没上线）。虽然并没有筹到足够路费，但却收到来自全国乃至国外的种种鼓励。我最记得有一个女生无意中看到这个项目，然后从芬兰给我寄来了5欧元和她手绘的“绿芽”明信片，她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如果要有，就是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能说什么好呢，就带着这些美好的祝福启程吧。
结果一切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在土耳其的孤独旅程，让我突然迷惘起来。
迷惘的原因是可能在过去听了太多次changemaker，跟太多人讲梦想，谈公益，谈如何改变个社会。可是一个人走在哈图撒的赫梯遗址，听着红河谷的风吹过耳边时，却莫名的空虚——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也不知道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为何物？
想深一点，过去一年仿似一直被打了吗啡一样兴奋的那个我，真的是我吗？
                
                
在一次次孤独地在海边行走的时候，我唯一想通的事情是：一个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又谈何去改变个世界？我需要赚钱，让我自己的生活先好起来，再好好思考“如何”和“做什么”。
哦，PS，貌似还想通了另外一件事的，就是觉得某个人竟然为了省钱，不来地中海的海边跟我求婚，实在太傻了！我想为免为祸世人，我还是嫁给他吧。
回来之后我开始到处找工作，阴差阳错地就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社会企业乐岛共建全职打杂，一做就两年。
做这份工作，首要的目的是要赚钱，并没有什么要改变世界，普度众生的念头，我的工作是管理全国各地的荒岛图书馆，还有做公益项目的策划。
那一年的11月，又因为得到水滴基金会的支持，参加了社企民间峰会。
2012年1月，参加了平生第二次MaD，并且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那天黑暗中的对话（香港）的发起人Patrick送了一本他自己写的新书《黑暗中的对话》给我。而且好巧，我们原来是同一天生日的。那一次参加MaD，最开始我有点沮丧，第一是我已经找不到前一年的激情了。可能是因为在过去一年接触到太多关于改变、创新、社会变革这些字眼，已经有点晒伤的感觉。于是，当有人很兴奋地跑过来跟我说自己正在做一个什么什么项目时，真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劲来。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事Kayie还有TEDxUIC的同学仔秋云一起去参加了MaD@西九的活动。
老实说，真是酷毙了！
MaD把整个海边长堤包下来，变成年轻人的乐园，有人在摆卖自己的收藏或DIY的艺术品，有艺术家把内衣内裤假发破布散满一地，任由路人自由创作，还有日籍和非籍的非洲鼓老师教你玩非洲鼓，在那种来自草原的节奏的敲击声中，看着太阳徐徐地在海边落下。还有真人图书馆、人民版的维港烟花汇演，创意和自由的因子多到侧漏，“自由地”这个词用来诠释MaD带给人的感受真的再好不过。
                
                
第三天，
我和同行的花花在水滴论坛（一个开放性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上去发表自己的观点）上组织了第一次一分钟实验室：缘起是我觉得什么都要讲究意义，实在太无聊，能否逆向思维，用无意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做了一分钟蜡像馆，参加者在一分钟神经问答中采访了又一山人，在Crazy Idea Foundation中我们把第一笔crazy基金捐给了想去动物园当一天动物的人。
                
                
第二次参加MaD，我看到了和我一起开始的一些朋友已经把自己的项目做得有声有色，而且他们的名字出现在MaD的画刊中，在MaD的开幕式上，颁奖礼中。当时的我还是会有点不是滋味：我也是changemaker，为什么站在台上的不是我呢？
如果我坐时光机看回那时候的自己，不过就是一个虚荣心作祟，拼命想在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loser罢了。
2012年，又从MaD开始了。这一年，我在工作上遇到不小挫折，从前做兼职实习如鱼得水，真正进入职场不过是白丁一枚，不懂和客户打交道，不懂做预算，不懂利用时间，而且连我从来最有自信的“创意”都没人buy。不过，在另一方面，作为“鸡血帮帮主”和“科学松鼠会成员”的我却开始逐渐有名起来。一分钟实验室参照TEDx的模式，默默地扩张到了全国10多所高校，超过300人参加，我和团队的故事也不断被媒体报道。成为了科学松鼠会的成员，也让找我写心理科普文章的媒体接踵而至，我写的东西有登载在《Elle》上，也有被抄到《读者》上，我也逐渐习惯上电台电视台录节目，被化妆师在我脸上任意揉搓；或是在数百人面前主持演讲。我的朋友小昱写过一篇介绍我的“威水史”的文章，更是把我的“鸡血事业”推上高峰。仿佛一切顺风顺水，但从2013年6月，参加完MaD的社区营造工作坊后，我却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减少曝光，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那一次的MaD我又不太记得内容，但当时分组讨论时同组有一个表现特别出色的香港女生，叫Carrie。年纪轻轻却相当老练，她说她现在在做一本关于梦想的杂志，还准备开一家专门请听障人士工作的咖啡厅。
2012年9月，我们的公司乐岛共建正式注册成立，我们的业务也从2013年初开始逐渐增多。整个13年我都扑在工作上。我们是三个年轻女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平均年龄不过25岁。借助《城市画报》本身的媒体影响，乐岛开始逐渐接到越来越多的“生意”：越来越多的社区邀请我们去做图书馆，越来越多的机构表示希望赞助我们做的项目，比如真人图书、快乐实习生。曾经做梦都在谈客户，曾经也有加班加到怀疑人生的意义。别人看我们，生活有趣又有意义：没有上班时间，不用打卡，工作就是组织各种好玩的公益活动，全国各地到处跑，认识各行各业有意思的人。确实，我们的工作估计在有趣程度上可以去到2个SD以上。看看我们实习生做的事情就知道：他们的工作从帮图书馆涂油漆、到农场扎稻草人、写新闻稿，到做活动策划，管理几十人的志愿者团队或是到咖啡馆和荒岛岛主吹水喝咖啡、充当宣传片的女主角。
但创业，尤其是初创期的社会企业，个中艰难可不是一般工作可比拟。当初为了赚钱找到这份工作，没想到做的过程中跟谈恋爱一样折磨人：从陌生、到接触、从摩擦到磨合，再到水乳交融，确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13年中，和我一起创业的两个女生都相继离开团队，到异地求学。实不相瞒，确实发生过那种“偷偷看着她离开的背影转身流泪”的小学课本情节或是“一堆蒙太奇画面闪过”然后无端端眼湿的无聊呕像剧桥段。然而因为团队快速补充了一只大名鼎鼎的猪，一只猫以及一颗柠檬之后，很快我们又投入到工作中。
然后这一年，就是不断地埋头苦干，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项目也开始不断地拿奖（粗略估计过去一年都拿了6-7个奖）。
13年5月的时候，我在北京再次遇到Ada和Gumgum还有原来MaD Team的Lorie，当年我还认识鸡血青年时代的我的三位导师不约而同说：keledoll你（成）熟了！当时我有点晴天霹雳，万年大学生形象难道已经被岁月这把杀猪刀摧毁了！这时候的我已是已婚人士，也开始负责公司的总体统筹工作，对公众演讲驾轻就熟，也不会再穿碎花长裙去见客户了。我说今年没去参加MaD好遗憾，听说有我的偶像级人物，大名鼎鼎的津巴多老湿出现。Ada说谁叫你不来参加，自费都应该来啦~
于是，终于回到了2014年，
我第三次参加了MaD大会，我应该是在内地参与过最多MaD组织的活动的普通青年，也是最早的一代MaDee了。听谢英俊老师说起他如何用人类学的方式帮助受灾的乡村社区重建家园，把现代设计融入传统建筑；参观自然学校，在山边小径中学习如何和自然、人和谐共处；到transforming conformity workshop，认识如何用社会心理学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次参加MaD，我和全公司的同事一起来，我跟大家说可以好好看看MaD，不仅仅是作为参加者去享受这些高质素的演讲和活动，更用心体会他们设计的每个环节和专业的组织。
第三次参加MaD，我已经不再急欲向人展示我自己，而是更多想聆听别人的故事和声音；
第三次参加MaD，社会创新、开源运动、公民社会、全球视觉已于我不再陌生，只是在听这些讲者在分享的过程中，更想了解他们的思路以及在中国如何开展的前景。
在过去这3年，自己逐渐从满嘴梦想满脑子行动改变的鸡血青年变成静静地呆在一角，尝试用心去吸收和学习的普通人：改变的动力，不应该出现在别人的口中，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思考，然后一步步踏实的行动。
而回想一下，和我一起的MaDee在哪里呢？
阿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小丑表演公司，真正把这个像梦幻一样的兴趣从业余变成专业。
Carrie在红磡开了她的盲人咖啡厅，同时她还在内地推动孩童创意行动DFC，让更多的中国孩子通过自己的行动，相信他们的天马行空也有可能改变社会。
阿菜辞掉了他在腾讯的工作，开始环游世界，去记录那些发生在地球不同角落的社会创新故事。
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
当年一起去泰国的广东女生Echo，在环游世界的间隔年中认识了金毛仔，如今已经产下了另一个金毛仔。
当年跟我一起做一分钟学堂的程序员童鞋，勾搭上了我在土耳其旅行认识的土耳其女生，二人在Denizi每天过着吵吵闹闹的小日子。
而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正在做着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世界上的某处。
当我第三次坐在MaD的闭幕式二楼，看着屏幕上突然打出了我无意中写的那句话时。
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兴奋，生活中依然有很多让我鸡血不已的时刻，但我已不会为这种小小虚荣感到兴奋。
我想我可能真的变了。
感谢MaD和在MaD中遇到的你们，陪我一起成长。
我是Keledoll，我是Mad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