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石上书生的日记

高行健先生的家在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闹中取静。我准点到达，他很冷静地接待我。呃，冷静，就是这个词。他是一个不擅寒暄的人。很瘦，像个纸片人，和他书上那些照片不太一样，照片看起来比较强势。他开门，我进门，握手，坐定，他坐在我斜对面，就等我开口。客厅没有开窗，把整个的春光都隔在外面。房里雪洞也似，除去一只细长黑陶瓶和墙上他的水墨作品，没有别的装饰。想来写慧能的人，房子就该如此。我有点窘迫地问道：“高老师，可以给我杯水吗？”他有些不好意思，进厨房去烧水泡茶。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他不太吭声，因为我们不是坐正对面，所以我也没有太仔细看他的表情，姑且说下去。再接着我就问他作品的简体版权在哪里，问他估计何时可以出版简体版。对于“何时可以出”，他的估计不乐观，我也是。

作为一个惯于胡说八道的人，我迎来了社交上最困难的时刻，就是跟一个不爱说话也不畏沉默的人交谈。我喜欢跟环玥这样的人聚会，她总是把气氛带得很high，然而环玥的文字形象却柔弱低回。高行健和黎戈都属于纸上感情极其澎湃热烈，现实生活中话却很少的人。这是一种奇妙又常见的现象，人和文的气质表面相反暗中相接，合成阴阳鱼。但黎戈是个清秀娇弱的女孩子，她不说话你不觉得有压迫感；高行健的成就和辈分摆在那里，沉默也是有重量的，我几乎被压垮，脑门上三道黑线都要冒出来。聊时事也不知道是否妥当；评论他作品吧，又觉得自己看法浮浅，再说他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吧；我自称读过他几乎所有作品，但居然问他是否所有作品都是中文写的，他说，有的剧本是法文写的。（我应该把功课做得更好些！）我又问他，对于国内文艺界是否有什么要问，我尽力回答，他顿一顿说：“我这二十年来，跟他们没有联系。如果有老朋友来巴黎，我就招待。”我又傻了眼。我说起自己写过一篇关于他和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但是发表的时候把您那一部分删掉了。”我是当个冷笑话来讲的，但是他表情很严肃，我顿时觉得自己就是北冰洋上面那只拔毛玩的北极熊，太冷了。我又说起宁国港口，他在文革期间教过书的地方，我说离我老家很近，他眼睛亮了一亮，但是这个话题也没有继续很久，他不是那种会问“是吗，现在那里什么样，你老家还有谁”的人。我终于注意到客厅墙上的画，我猜他像所有画家一样，看到客人在凝视，就姑且等待一句好评，但这一回是我失了语。当然我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乱赞一气，但是那样不真诚。我不是觉得不好，但是我也没看懂。

我又谈他的作品在国内的传播，他显然还是很重视母语这边的传播，仔细听，还问了好几个问题。“网上都能看到，可惜都是盗版。”我总结道。

我问他现在的创作。他说现在还在画画、写剧本，但是小说不写了，“写不动。”他笑说。我立刻兴冲冲地接上去说：“有些作家是不管有没有灵感，每天早起坐在桌子前面写三千字，但您不是那种。您的小说是一口气连贯下来的，可以想象写作时候那种状态。”他笑了，我又不大好意思。会说话的人，是不是该说他看起来精力很好，并没有不如以前？

后来我说：“啊，是不是我该走了。打搅了有一会儿。”他说：“没事。”我笑道：“刚才您看表。”他表情有点窘迫。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他把表盘捂住。我大概坐了四十分钟。临走他送我两本新书，我很意外，难道作家都会主动往外送书的么？但非常高兴，更何况这两本我都没看过。

我们握手告别，我郑重道谢。

我见到了这位我一直很敬仰的作家。我想，我们为何总想去见自己喜欢的作家？其实这种事意义不大，普鲁斯特说，难道跟医生吃饭身体就能变好么？然而这事也不是全无意义：对我来说，至此，这个瘦削的，沉默的，举止拘谨有礼的高行健先生，和他那些感情丰沛的，音节锵锵的，气贯长虹的作品，也直观地合成了一幅太极图。 

感想一，
台湾人说他是“华人之光”，但是对岸，有人代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完全否认这一点，一直到现在，嗯。

感想二，
作家这个群体的个体差异之大，简直令人费解。世上有“艺术家气质”、“教师气质”、“居委会大妈气质”，独独没有“作家气质”这种东西。在作家这个群体里，我见过长袖善舞的人，见过能言善辩的人，他不在其中。我觉得不说话的作家，一定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观察（比如我亲爱的黎戈），但他也不是这样。高行健看的写的都是内心的感情。

感想三，
我从前写过《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结尾说：“‘文章憎命达’，境遇太顺太识时务的人哪里写得出有深度的东西来呢，真正的好作品都带着悲愤的味道，又仿佛是对真实生活的补偿。他们的生命被磨折，被损耗，做最大的功，用最大的效率，把耀目的美投射到作品之上。”作家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尤其是这种感情奔放型选手，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