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笔记人的日记

最近一次收到托尼的圣诞卡差不多在10年前吧（后来，换了个地址，就断了很多线索）。正面印有托尼事务所设计的位于加拿大白马市Mayo小学的照片，背面印着几条虚线，照虚线剪开来，就能把贺年卡支撑起，像一幅桌上小台历。托尼把做建筑的劲头，也花在了这些小东西身上。

我认识托尼的时候，刚读博士，他建筑学的本科快毕业，在为某位教历史保护的教授做一个老建筑的白纸板立面模型。我正好路过他的座位，冬天下午的阳光从庭院里照过来，照到了这个模型上。我当时被震了一下：从来、甚至后来，都没有看到如此细致、如此生动的立面模型，象牙白的白纸板变成了前后错落的细部、拱窗、壁柱，窗台，那模型在光线里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生命。我出神时，很高很瘦有些驼背的托尼回来了，朝我说了声“Hi”。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托尼的父母都来自西西里。他母亲的英文还不利落。去他们家蹭饭时，就想到了中餐，比那些汉堡要好吃得多。托尼的父母不仅菜做得像中餐，价值观上也比较像中国人。托尼的弟弟在蒙特利尔学法语，一家两位大学生，父母工资不高，却并不主张儿子们去贷款。在我看来，托尼的设计和成绩是够哈佛的，但学费是这些平民子弟最大的山。

托尼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回来读研一。等我博士论文快答辩时，他也在忙活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还另外写了本论文）。托尼关注的是老城中一栋Scotia银行建筑的生与死。为了这篇论文，他去了n次档案馆，采访了m次的当事人，修了2门相关的课程，读了诸如巴特耶之类的书籍，最终，还做了一个1：1的实体装置模型，插到了银行的前厅处，让每个城市路人，都能从他指定的方向，去关注这栋建筑在当时蛮时尚化的细部。

托尼毕业后，到温哥华的事务所里去上班。我工作的地方和他隔着一个downtown。班后碰面的机会也多起来。有天傍晚，小雨，几位朋友泡在咖啡屋里，托尼告诉在座的，他下个月准备去白马市了。我听了有些惊讶，那里，是加拿大最靠近北极的小镇了，多数居民是印第安兄弟。一年当中，半年是冰雪世界；零下40度是常事，有一次北上，寒冷的空气将我从国内带去的手动相机给冻住了。按钮都按不下去，胶片折在机子里。

托尼说，我有一个好友，已经在那里开了家事务所，我们很投缘。虽然那里的条件比温哥华艰苦，没有大都市的夜生活，可是，那里的甲方普遍比较友善，印第安人的文化还在，跟土地的关系还在，我到那里去，才是真正地在做“建筑”，而不是现在的“商品房”。

听了托尼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下了决心，想走一条跟常人不同的建筑道路。他不需要我们安慰，不需要鼓励，至多，只是理解。

很多年后，我记住了那个时刻，桌子上的烛光，咖啡的浓香以及雨水在玻璃窗上将车灯撕得一条条的色彩。这到底是个虚幻的梦？还是真正的绚烂未来呢？


几年后，夏季。我从北京回温哥华。在办公室里接到了托尼的电话，他在这里度假，后天准备领着女友去意大利，问我能不能当晚见一面。怎么不可以呢？当晚，托尼和布兰达一起来的，拿了一个作品集。天！果然，这小子在这几年之间，就做了这么优秀的建筑。那个集子的封面，是Mayo小学。里面的钢木构造、节点细部，开窗和柱子，都让我看得差点儿跳起来。我赶紧说，托尼，真值，真值得。你这样的迂回之路，不是条弯路。你看你，要是在温哥华的事务所，怎么有机会独立操作这样的项目呢？


一年后，我在《加拿大建筑师》上，喜闻托尼设计的当地土著文化中心获得了当年的加拿大建筑师协会奖。这个奖项，是很多加拿大建筑师做到50、60岁都未必拿得到的奖项。托尼，那一年，也就34、35岁。

上个星期，我再度看到了《加拿大建筑师》上刊登了托尼的专访。介绍的是托尼设计的一位土著画家的私宅。文中，托尼提到了这几年来，他对地方气候和材料的思考，说他的建筑已经不太在意在外表过于炫耀细部，而是要为画家真正设计好一个长期使用的内部空间。托尼还谈到了他如何在平原上选址的，如何在北欧的旅行中获得了对建筑与天光的理解，以及他是怎样看待冰与建筑的。


看了这篇报道，我有些感慨万千。在中国，有多少建筑系的大学生们毕业之后，争着要流向北京上海，又有多少北京上海的学生肯像托尼这样走向云南和西－藏呢？问题肯定存在。中国的建造体系和建造制度，不可以和加拿大同日而语。可留在北京上海的建筑师们，你们快乐吗？你们现在一提起建筑，会不会只想到库哈斯和哈迪德？你们的建筑会像托尼的房子们那样充满泥土、真诚和文化性吗？

当同龄的中国建筑师在面对现实时越来越无奈，或者越来越商业时，在北极圈里，我的老友托尼，活得是那么认认真真，没有半点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