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汐』

『柒.汐』的日记

Careerism。

2009-03-08 22:46:11
最近读托洛茨基的东西,此公作为CCCP、USSR的老革命和老反革命,在丹麦《论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谈话中有这么一段值得思考。

「……学生并不构成一个分明而统一的社会群。他们本身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上存在的那些不同群的政治态度密切相符的。……事实是:在那些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中,激进思想常常是一种青年病。法国人有句俗话说:『Avant tsente vans revolutionaire, après Canaille』—―(30岁以前干革命,30以后变混蛋)。这样的话不仅仅在法国才有的。在战前(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译者)的俄国,人家也用同样的话来讲论过学生。从1907年直到1917年,我流亡在外国,旅行过不少地方,给当时侨居国外的各色各样的俄国学生做过许多讲演。在当时,这些学生都是革命者。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那些人之中的99%却是在街垒的敌对方面和我们作战。」
 
「……你们可以在每一个国家的年青人中间找到这样的激进思想。年青人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常会感觉到不满。他总以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青人老觉得他们是进步的—―可是他们对于进步这个词了解却是有所差别的。例如在法国,有一种激进反对派,又有一种保皇反对派。自然,在这个激进主义中包含有某一数量健康的反对派势力,可是对其中的大部份说,他们的激进主义只能等于求职谋事主义(Careerism)。」

「这里我们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动力。年青人觉得被人给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青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自己坐正了这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失于无形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些青年人逐渐得到了他们可以到手的位置。他们变成律师、写字间头头、教师。这样一来,他们回顾自己较早时期的激进主义,就好像看到了他们青年期的罪孽—―一种既令人讨厌,却又令人喜爱的错误。作为本人年青时期记忆的一个结果,这位学生便一生过着二重生活。他自己相信仍旧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其实他所保留的乃是某种自由派的表皮。而这层薄薄的表皮只是他那实体的一种外饰,它掩饰着一个心胸狭隘的、社会上向上攀爬的小资产者,它的真正的利益只归结于他的职业。」

你看托老的东西就是牛B,引几段就可以顶替论证过程了。关键词:
求职谋事主义(Careerism)
这也是我看到有些死心眼大中小学生就想乐的原因。

你怀揣着理想与书本在极权中前进,这很容易。
难的是让你的理想活到你就业成家老朽时。
依然纯洁的人们,坚持理想。别问你能不能,先问你敢不敢。


2009-12-04 01:47:58: 玻璃蔷薇 (舒适自然,轻松坦荡)

  求职谋事主义,神了这词。
  不过用在中国恐怕不是托老讲的五毛的意思,多半只能指功利主义。

2009-12-06 12:59:27: 中华小快板 (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是的,人的思想其实归根到底还是由其社会位置决定的(托洛斯基对“学生”的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生们年轻时激进,一旦自己坐上了“位子”,就保守/维护现实了。1905-1907年革命对布党最大的教训就是:最后(在革命低潮后)留下来真正坚持斗争的,还是工农子弟最多最坚决最忠诚。阶级并且一句空话。

2009-12-06 13:00:12: 中华小快板 (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上段最后一句应为“阶级并非一句空话”。

2009-12-06 13:00:24: 中华小快板 (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上段最后一句应为“阶级并非一句空话”。

2009-12-06 13:12:31: 玻璃蔷薇 (舒适自然,轻松坦荡)

  ……那解释一下上海中央的工人领袖为什么全部叛变。向忠发同志太典型了,节操还不如妓女。

2009-12-07 16:21:48: 中华小快板 (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1. LZ和我说的是俄国革命(讲明是1905年革命后),你快速拉到中国来。
  2. 向忠发一个人叛变,能代表整个工业无产阶级?我说的是概率,你举几个反例,这个吗,倒也的确很难反驳。

2009-12-07 17:29:10: 玻璃蔷薇 (舒适自然,轻松坦荡)

  自然不是孤例,这件事有个大背景: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斯大林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陈独秀、瞿秋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才造成在关键时刻软弱妥协。于是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正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才造成了失败局面。根据这样的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决定将几个工人领袖安排进入指导机关。1927年1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
    虽然如此,共产国际还是不满意,因为这个会议只涉及到对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改造,没涉及到中央领导核心的改造。事实上当时的 TG中央确实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几乎不含有工人成份。于是,1928年3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TG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TG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通过“外力”直接把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工会领导人向忠发脱颖而出,被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向忠发全盘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竭力鼓吹城市暴动,轻易地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实际上执行的是后来我们所称的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而李立三同样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被推上领导岗位的,虽非无产阶级出身,但他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也是安源罢工的发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