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的日记

我直到20岁了才知道大姐不是同胞，因为还有一个大伯，在台湾，所以大姐从血缘上来说是我的堂姐。
那天晚上，父亲郑重其事的召集全家，宣布这个消息，因为大伯辗转从香港托人带来了一封信。按理算来，大伯走的时候，大姐也六七岁了,能记事了，她一个小女孩怎么能做到守口如瓶，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个什么情形，在那种静默的压力下，大姐是如何度过她的少女、青年时期的呢？
大家都因为消息太过震惊而不知道如何摆布脸上的表情，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目光投向大姐。她也三十多近四十岁的人了，身边坐着她的丈夫和儿子，木着一张脸，没有表情，没有夺眶而出热泪，已经有些松弛的脸上也没有因为紧咬牙关的青筋。
我心里掂掇着，大概父亲事先和她谈过了。
我们家是从湖南郴州出来的。前几年，家乡人来信说要修家谱，要钱。父亲很重视，不顾我的冷言冷语寄了一笔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寄回来十几本大书，说是成果。翻看第一页看“吾李姓者，始祖源于陇西李世民，其上所自，汗漫不可考也••••••”我心里想，明明上面还有个李渊。
祖父这面也算是殷实大户，要按成份划，起码也是富农往上的。两个儿子，一个最小的是女儿。据说我这位姑姑非常漂亮，我看过照片，的确，泛黄的老旧照片也掩不住明艳动人，可姑姑一段锦绣年华，在六十年代初就嘎然而止了，二十出头吧，说是病逝，我没有见过她。
祖父在乡间也算是个乡绅，很懂一点医术，一贯在地方上出入场面，颇有点威信。什么政治势力来了要组织维持局面，都要有他一个位置，药中甘草。这也惹来了麻烦，闹农会的时候，虽不至于打成恶霸，自家的山田也免不了分出去一些，但国民政府一回来，肯定是有通匪的嫌疑的，于是抓到牢里，死罪，就等着挑个好日子了。
县长有个儿子，四五岁吧，偏巧病了，请了多少有名的大夫都看不好。有人出注意说死牢里有个懂医的，那就提出来死马活马一回吧。四味药，君臣佐使，居然就把人捞回来了。就这样，祖父凭借他的一点医术救了自己一命，后来安然而逝。
到了45年往后，大伯很有其父风范，成了个乡长，娶了老婆，生了女儿。人生似乎就能这样平稳的重复下去了，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折腾，国家也不例外。49年，风云突变，山河易色，大伯那国民政府乡长的荣耀一下子成了纹在脸上的街贴，书写的都是剥削、残暴、血仇等字眼，一小撮成了所有人不共戴天的冤家，人人得而诛之。只好整天东躲西藏，在周边的乡村亲戚家挨着时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终于躲不住了，在一个黑夜里，大伯逃到了我的外婆家。
自己已经没有家了，祖父走的早，乡里人也还不至于鞭尸扬灰。但祖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祖父死后，老寡妇对于乱世建立不起来一点点安全感，只是一味的俭省，吃穿上都克扣的厉害，刻薄起自己来和刻薄别人一样的手下不留情，但自己能够理解自己，别人就看不得有份家产还这样吝啬的做派。群众一发动，那就是个“斗”字，寿则多辱。
老太太了，不知道能经受多少皮肉之苦，光那份精神上的羞辱就不是这个曾经的乡绅太太、乡长老妈能逆来顺受的。我的祖母，这个骄傲的老太太用一根绳子把自己交托给了房梁。是我母亲把祖母放下来的，那时人还能说话，最后交代我母亲——她的二媳妇，一定要给李家留个根。
这也就是我得以出生的原因，除了大姐，上面还有三位同胞姐姐，生了我母亲就做了绝育手术。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大伯逃回家的夜晚。外婆看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大伯，不用问就明白现在的世界是容不得这个子侄安居乡里了，勇敢的外婆几乎在一刹那就做出了决断——逃出去！
立刻，准备了两个箩筐，一个是山货，一个装着大伯，找来可信的挑夫。但，最关键的是路上的盘查，外婆很江湖的准备了很多钱，也许还有金银首饰之类，就这么连夜匆匆上路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黑夜如同一个没有瞳孔的眼眶，随着箩筐的移动而转移着注视的方向。
湖南是盛产竹子的。满山遍野的金竹、楠竹、箬竹、罗汉竹、湘妃竹。竹叶被一阵暗夜的微风卷成了一张张窃窃私语的嘴、一只只被气息吹拂着的耳朵：
“他跑了”
“谁？”
“李家的老大！”
每一个都在交头接耳的议论着这个背家弃国的孽子贰臣。私逃的行径如一个轻巧的猴子在竹梢上跳来跳去，经过的每一棵竹子都不胜负荷的弯了腰，惊恐的抖擞成一身的悉娑。终于，这个猢狲的张狂行径激起了众怒，大家借着越来越大的风高喊起来：
“来人呀，他要逃了！”
“抓住他！”
“不要让他走！”
每一个道旁的枝叶都伸出手来，牵丝攀藤的要抓住这个形迹可疑的箩筐，纤嫩的枝条刮在扁担上，嗤啦啦如同最锐利的刀子破开了最紧绷的神经。
留人不住，满山遍野的竹子发出涛声怒吼，风把每一棵竹子弯成一张弓，每一个竹梢搭成箭，每一片竹叶也射成鸣镝，直指这个亡命天涯的丧家犬。
五十年后，我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台上女老生王佩瑜正开始唱她那段有名的《文昭关•一轮明月照窗下》，我的思绪却想到了当年大伯夜逃的那个晚上。伍子胥为奸臣构陷，满门抄斩，只余下他一人出逃，行至昭关，兵卒把守，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一夜白头。而大伯把一大家子扔在身后，就这么撒手出奔，营救他的外婆一家子要担多大的干系，妻子儿女以后何人依靠，他能无动于衷吗？
留在大陆的婶婶很快就死了，我问母亲是什么原因，母亲的眼神似乎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半响才说：“那都是老早的事情了，你问这干嘛”。
    而大伯的女儿也就成了我的大姐，大姐要大我十几岁。
后来，外婆又把自己的女婿，我的父亲，送去参加了解放军，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线，复员的时候，征询父亲的意见是回郴州还是去成都，父亲立刻选择了成都，一个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地方，安了家，把母亲，大姐都接了出来。
生活就这么过了三十年，直到有一天，接到一份来信，是大伯的。
大伯在信里说他是先到了广州，然后是香港，最后是台湾，台东，在那面他也安了一个家，和我们这面对称，他有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一直记挂着我们一家还有妹妹——我那个去世的姑姑。最感谢是外婆，他一定要亲自回来给外婆磕头。
外婆那时候在老家，知道后，用长沙官话说：“你们家老大吆，没有想到他能有四个娃儿的福气呀！”
以后一直在通信，信里大伯说他现在薄有资产，这面的大姐是有一份的。不久还寄了一笔钱回来，说是给郴州老家修祖坟。父亲接到款子，去征求大姐的意见，大姐的语调平平的：“把我扔在这面这么多年，寄笔钱就说修祖坟，现在谁还做这些，还不如咱们出去玩一趟。”
父亲考虑后，居然也同意了，带着大姐和大姐的孩子，下三峡，逛武汉，回到郴州，用剩下的钱修整了一下祖坟。
大伯一直想回来，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再做长途旅行了，于是大家计划在香港碰头。87年爸爸带着大姐在香港住了三个月，等大伯坐船团聚，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人始终没有过来。
到底他还是没能再回来见大家一面。
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份信，说大伯过世了，丧礼已毕，请这面节哀顺便，落款是那面的夫人携所有子女。再写信过去，就得不到任何回复了。我们也曾请有机会去台湾的朋友去看望打听，但回来的一个个都三缄其口，留给我们一个难解的疑团。
那一年，我回郴州，一个族叔领着我在老家转悠，走到一个山边，告诉我：“这山原来是咱们家的。”走到另外一边，告诉我：“这老屋原来也是咱们家的。”族叔说的唏嘘不已，而我只觉得是人生的黑色幽默。大伯也许不回来并不算太坏，就让他把四十年前的家乡留在记忆里，也好。
故事的开场是乱世，家国惨变的大悲剧，颇有好莱坞史诗电影的气派，在经历了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割裂后，本应该是亲人重逢的拥抱、唏嘘、泪水，收梢却成了家庭伦理苟苟营营的长篇肥皂剧。
人生的吊诡，实在不该给大家来这么个反高潮的。
如果有台湾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认识这么一家人，麻烦转告一声：外婆早几年已经过世了。我们家现定居成都，我父亲也八十多了，现在娱乐就是写字，我母亲年前摔了一跤，受点小伤，但身体还好，他们家是从湖南郴州出来的，有机会去看看，台湾人现在来去很方便的，告诉不告诉我们都没有关系。
郴州，就是秦少游写那首著名的《踏莎行》的地方，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日记里提到的电影：云水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