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值香港大會堂建立50週年，ＴＶＢ播了香港電台的大會堂紀念特輯。還記得幾年前寫了一篇有關大會堂的文章，因此上載到豆瓣招搖一下（哪怕寫得很差），並且懷緬一下我喜愛的大會堂以及令人懷念的COLONI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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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會堂：殖民統治與本土意識的交會場域》（79個註腳都消失了）


一、 前言

大會堂位於香港中環海旁，該處自開埠以來，已經成為了香港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整個中環核心地帶的佈局，以皇后像廣場為中心，中軸線上依次排列了港督府、中區政府合署、匯豐銀行、天星碼頭，廣場四周則圍繞著立法會大樓、和平紀念碑、象徵中外企業的文華東方酒店及中國銀行。以皇后像廣場為中心的地帶是香港的儀式中心，大會堂矗立在廣場旁邊，反映了大會堂在香港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大會堂自1959年6月21日動工，1960年2月25日由前港督柏立基爵士主持奠基儀式，至1962年3月2日開幕，是「香港第一所為市民而建的多元化文娛中心」。 大會堂以英國現代主義（modernism）風格興建，外表實而不華，以形式追隨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 分為高座、低座及紀念花園三部份。高座內設美術博物館、公共圖書館、婚姻註冊處、會議室；低座設音樂廳、劇院、展覽廳及餐廳；紀念花園除擺放各種雕塑外，亦建有烈士紀念龕。自開幕之後，大會堂瞬即成為香港的文化及社交中心。

　　作為二戰後香港第一幢公共文化建築，大會堂正如皇后像廣場周邊的建築物一樣，充滿了濃厚的象徵意義。殖民地政府興建大會堂，並非單純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文娛場所，而是考慮到整個東南亞的戰略問題：殖民地一方面透過內設的文化設施，喚起香港市民關注本土文化，從而建構一套公民意識（civic consciousness），減低香港市民受外在政治因素影響的機會；另一方面，將以往高高在上、赤裸裸的宗主國權威（authority），融入普羅大眾的文化社交生活中，宗主國權威慢慢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呈現。在本文中，筆者會將論文的主要研究時限，定於大會堂的第一個十年（1962 – 72），嘗試分析由大會堂的建築佈局、內裏舉行的文化活動，如何反映出殖民地政府在戰後的文化政策、殖民地權威的轉變。

二、 從舊大會堂到「市民之家」

「大會堂」（city hall）的涵意，本指市政機關與當地政府議事廳的組合建築物，但本港的「大會堂」則指全市的社交及文化活動中心。 現在位於皇后碼頭旁的大會堂，實際上是香港第二代的大會堂。第一代大會堂於1869年落成，至1933年正座被拆卸以興建匯豐銀行，餘下部份亦於1947年拆卸，作為中國銀行的地盤。由1933年至1962年為止，香港有接近三十年沒有公共文化場地，因此被譏為「文化沙漠」。 新舊大會堂「都是時代的產物，同時又在海傍佔有顯著的位置」， 但二者的最大分別，在於它們的使用者及功能有異。這一種分別牽涉到殖民地政府轉變了對香港的文化政策──政府由戰前不干預本土的文化發展，到戰後開始積極介入。

　　第一代大會堂由英國來港貿易的商人提議興建，可是政府由於資金問題，只撥出土地，籌辦大會堂的責任落於當時的西方商人身上。 由於當時興建大會堂的目的，在於為歐洲社群及商人提供一個文化及社交中心， 因此大會堂的興建草案包括了設置商會會所， 至於大會堂委員會的主席亦多由渣甸（Jardine）洋行的要員擔任。 在舊大會堂舉行的文化表演，幾乎全部從外國邀請來港， 甚至博物館的開放時間也因歐洲人和中國人、男女而有別。 由此可見，當時的政府沒有積極推行本土文化政策，舊大會堂的使用者以西方上流社會為主，舉行的活動也與香港本地社會的關係不大。

　　但到二戰結束後，殖民地政府卻積極介入興建大會堂的事。在1950年，當中英學會（The Sino-British Club of Hong Kong）組織包含香港社會各族裔、各階層的新大會堂籌建委員會，倡議重新興建大會堂時， 政府反應迅速，不但撥出公帑土地興建大會堂，而且負起新大會堂的行政與管理責任，並將權力撥歸有民選代表的市政局管理。 在大會堂的開幕典禮上，港督柏立基（Black, Robert）及市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貝納祺（Bernacchi, Brook） 在演說中，已表明香港各個階層的市民對新大會堂的重要意義：

在今日開幕之大會堂，其歡迎市民蒞臨之故，非因市民乃繳納稅餉者，而係因市民乃此城市之藝術及社交生活之分享者，是以踏入大會堂非若進官府訪仕宦，乃為分享建築物內之一切美好設施。

余等於策劃與執掌大會堂之服務工作時所依循之方針，確使大會堂成為市民之家。
　　政府茲已完成此建築物之工程，又已配就其內部之設備，市政局，亦已樹立管理大會堂之行政組織，社會人士今後所須貫徹者，厥為使大會堂能克盡已用，本港市民必須賦大會堂以生命力。吾人冀欲獲大會堂成為社會活動之中心，且係供此大都市之各界市民所享用者，余深信惟有藉社會人士之力始能使大會堂成為香港本身之一部份。

到了大會堂成立五週年（1967）及十週年（1972），當局再次強調大會堂的開放及普及性質：

新大會堂遠較舊大會堂能夠顧到本港不同社區及各種人士的興趣，所以使本港將近四百萬的市民都能參加它的各種活動。

[新大會堂]的設計，從開始就預算要比舊大會堂，更能容納廣泛的活動，而且決定要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是只為少數特權份子服務。

與舊大會堂的小圈子性質相比，新大會堂不只將服務對象拓展至全港市民，甚至將香港市民比喻為賦與大會堂以靈魂的力量。明顯地，相對於戰前不干涉本土文化發展，政府到戰後將大會堂塑造成香港的文化中心，並透過市政局積極發展各種文化活動。

　　自舊大會堂於1933年拆卸後，文化團體只能借用聖約翰座堂、香港大學陸佑堂，及其他中學禮堂舉辦活動。 大會堂落成後，對香港文化發展的即時貢獻，就是為各種音樂、舞蹈及劇場藝術的團體，提供了理想的活動場地，增加了現場表演（live performance）的機會。 而且大會堂租金廉宜，直至1973年為止，市政局將場地租用者，劃分為舉辦慈善性質活動、非牟利團體及商業團體三者，釐定不同收費，令到文化團體也可以負擔場租。 而大會堂高座的會議室，成為了不少文化團體的集合地點（例如「第一映室（Studio One）」 ），甚至是大本營（例如「香港管弦樂團」 ）。

　　除了提供表演場地這些硬件外，市政局更在大會堂中資助各種文化活動，其中尤以音樂項目最為可觀。自大會堂開幕後，市政局資助了一連串普及音樂會，舉辦的目的，既為了向年青一代推廣中西樂的現場表演，同時也為本地音樂團體及音樂家提供演出機會，藉此提高他們的水平。 當局在1962年開始舉辦一系列午間音樂會，票價五角，後來由於反應熱烈，再分別於1964年舉辦「星期日音樂會」（Sunday Afternoon Concerts），及1965年舉辦「大會堂普及音樂會」（The City Hall Popular Concerts），門票只售一元，由大會堂的餐廳和酒樓租金補貼。 除了音樂外，市政局分別於1962年及1969年，資助過外國及本地劇團的普及演出。 大會堂美術館亦曾在1966年，贊助三個本地藝術家的個人展。 這一連串在大會堂舉辦的文化資助及推廣活動，提高了本地藝術家及欣賞者的水平。

　　在表演藝術的設施外，大會堂還設有美術博物館及公共圖書館，二者皆肩負將知識普及化的作用。在美術博物館開幕之時，美術博物館館長溫納（Warner, John）已指出該館的發展方向：

博物院必須是現代生活的一部份，每一種陳列，每一次展覽，其本身就得是一個新事件，也是一個新經驗，絕不能以研要一個人的個人成就或某種物品為已足。[……]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誰能夠解衣磅礡，用你的手和想像力，創造出驚人的和感動人的作品供給社會，你就是我們需要的人。一所博物館必須有生氣[，……]它必須引起年青人和好奇人士的注意，它應當常派小組到各校及學院去展覽或活動。它必須成為一個文化活動中心，其工作的效率及有目標，應該一如現代醫院或工業專校。 [……]香港有些甚麼東西是美的？中國的文化不僅是最悠久的且是世界中最豐富的。[……]西方所能拿出來的應該是創造性，發明藝術和圖樣的各種技法。[……]東方的知西方的藝術結合，便有產生新事物的時候。[……]我們的責任，有一部份便是打破香港在文化上的封鎖狀態。[……]今天正是該辦國際藝術節的這樣子的時代，而那些向遠方去舉辦旅行展覽，原也是我們的職責。[……]假如我們能夠滿足且刺激了人們的好奇心，假如我們除了供給享受之外還有多少啟發，那麼這些文化的輸出總還是值得的。

溫納指出了幾個重點：第一，該館要提倡創造性，是一所文化教育中心；第二，該館的最大服務對象是青年人；第三，該館要溝通中西文化；第四，該館應主動向外地輸出香港本土文化。在藝術方面，該館「以推廣香港藝術及收藏本地藝術家作品為其目標」， 在開幕前已致力購藏本土藝術家的現代藝術品， 到開幕不久即舉辦了「今日的香港藝術」展覽，並陸續舉辦了白連（Bland, Douglas 1963）、張義（1964）、文樓（1964）、鄺耀鼎（1966）等本土現代藝術家的個人展覽。該館自1962年起，還舉辦了多屆「香港兒童美術展覽會」，鼓勵兒童發掘可以反映香港的新素材。 除了提倡本土藝術外，美術館還經常舉辦中國傳統藝術（如廣東畫家蘇六朋（1965）及蘇仁山（1966）的畫展），西方現代藝術的展覽（如於1965及1970年，舉辦英國雕塑家亨利穆爾（Moore, Henry）的個人展），反映出香港市民「豐富而複雜的文化背景」。

　　在歷史方面，博物館將其第一任務為推動本土的考古、歷史及人種誌發展。 在博物館的開幕展覽中，包括了「香港政府藏畫展覽」，這一些清末時期的外銷畫，有不少以香港或廣東沿海作背景，展示了「在十八、十九世紀，香港、澳門、中國沿海地區的成長及發展，以及當地的生活」。 在1964年，政府再次舉辦有關香港歷史繪畫的展覽──「香港春秋：一八四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博物館在1963年，將一批早年購入的中國古董，包括漢代至清代的陶瓷器、銅器移交博物館，是該館收藏的第一批中國古代文物。 此外，博物館亦舉辦了多次中外文物展覽。直至1967年，博物館成立了「香港考古學會」，學會的宗旨是發掘、保護香港的考古遺產，並且與博物館合作建立起香港的考古藏品，及出版有關書籍，是館方直接鼓勵市民關心本土考古的政策。

　　大會堂圖書館，是二戰後香港第一座公共圖書館。該館的成立宗旨，是為所有香港市民提供不帶偏見的免費圖書及印刷資料服務。 大會堂為香港市民開放了獲取知識的渠道，其中圖書館自1965年開始，將本來貯藏於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的本地舊中英文報章，製作成微縮膠片的計劃，帶有強烈的將知識普及化的象徵意義。 大會堂圖書館亦如美術博物館一樣，有本土化的色彩，不但在1969年著手建立包羅香港各個生活層面的香港資料特藏（Hong Kong Collection）， 藏書購藏準則也針對本地市民需要：

香港大會堂圖書館不完全抄襲其他地方公共圖書館之形式，但根據當地環境以供應當地需要。第一、大會堂圖書館最底限度儲備兩種語文──中文及英文──之書籍，而首先考慮華語人口之需要。但此一原則，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因許多科目之書籍，並無中文本出版，良好之中文兒童讀物極少，而高文學水準之現代中文小說亦不多。
　　第二、若干組之市民之特別需要，亦須照顧。有兩組市民亟需公共圖書館供給知識及參考資料，其一為兒童，本港兒童亟需良好讀物以供閱讀；其二為本港商人，彼等刻正努力，以維持及改善香港之經濟狀況。此外，並有其他各組例如需要參考書籍之高級學生，以及需要具有高級興趣的簡明本書籍之初學英文之成年等。

在1961年，有接近一半人口在十九歲以下， 而大會堂圖書館首創兒童圖書館，全館總藏書量中有四分之一為兒童書籍， 並且多次舉辦學校參觀、聖誕卡設計比賽、兒童文學展等。到了1969年，估計有超過七成的圖書館使用者是兒童及青少年， 圖書館服務雖然未必可以滿足到年輕人口對書籍的需求，但卻是政府直接回應社會的行動。

　　1962是殖民地政府推動公共文化政策的關鍵年份，大會堂作為香港的文化及公民中心，在日後會將它提供的文化服務，由位中環的大會堂建築實體，擴散到香港的其他地方。 市政局在1969年將「大會堂科」（City Hall Division）改組為「文化工作科」（Cultural Services Division），可說是政府推動文化政策的實際行動。 當時大會堂提供的各種文化服務，遠遠不能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但對比於二戰前，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不干預角色，以及大會堂成立後，才慢慢建立起來的本土文化政策，我們自然不能忘記大會堂在香港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

三、 大會堂、殖民統治與本土文化政策

相比起舊大會堂的殖民地建築風格，新大會堂的現代主義建築，去除了早期大部份公共建築的圓穹頂，柱廊和拱門。 再配合大會堂的普及化、本地化的文化活動，大會堂儼然成為由香港市民賦予生命的「市民之家」。但只要仔細考量大會堂本身的位置，以及內在的建築佈局，便可以知道殖民地的權威只是以隱晦的方式呈現出來。

　　大會堂位處香港的儀式中心，自香港開埠以來，已是英國殖民地權威的張顯之地。大會堂位處愛丁堡廣場，「舊日之大會堂乃於一八六九年由愛丁堡公爵殿下揭幕者。今日之大會堂則係此幅新命名之『愛丁堡』廣場之主體建築物。此種巧合定已受人注意。」 大會堂前臨皇后碼頭，二者中間建有一座檢閱台，作為殖民地官員檢閱之用。 自大會堂建成後，歷屆港督皆由皇后碼頭登陸，再於大會堂音樂廳舉行就職宣誓儀式。 作為英女王的駐港代表，港督柏立基於1960年為大會堂奠立基石，並於1962年為主持揭幕典禮，因此大會堂本身的建立過程及建築位置，已經帶有濃厚的殖民地色彩。

　　在大會堂內的紀念花園，是一個隱含強烈政治色彩的儀式空間。紀念花園被政府稱為「神聖公園」，其設立目的，「旨在紀念一切為香港服役而壯烈犧牲之人士」。花園內設戰爭烈士紀念龕一座，紀念龕的建立目的，原是興建一座紀念義勇軍的建築物，後來政府將表揚的對象擴大到「曾經參與保衛香港之役之一切人士在內，不論其是否執戈於軍旅，或從事民防者，皆宜在追念之列」，而公園東北及西南角則設置義勇軍紀念門兩度。表面上，紀念花園、紀念龕及紀念門三者的紀念對象，似乎已經將所有在二戰中，為香港而犧牲的軍民包括在內，切合了大會堂作為「市民之家」那開放、包容的形象，但只要將設置在紀念龕內的「香港戰役烈士名冊」名單對照，便可以知道這個「神聖公園」的排拒性質。 殖民地當局，曾經為名冊入選名單訂出準則：「冊上所列為上次大戰期間為保衛香港而殉難之人士的姓名，包括義勇軍人員，民眾輔助單位人員及平民，並包括在集中營慘遭殺害之人士」， 「其對種族與宗教，必須一視同仁，無分畛域」。 但在殖民地時期，被政府認可的抗日法定部隊，卻不包括由中國CCP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自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後，殖民政府便加強防範CCP勢力滲透香港，透過故意略去東江縱隊的抗日功績，政府宣示了自己的政治權威，也暗示了被排斥的CCP勢力。

　　殖民政府一方面留意到中國因素對香港局勢的影響；另一方面，自1956年雙十暴動之後，政府亦留意到青少年人口問題。由於當時香港有一半人口在十九歲以下， 因此政府在大會堂事務上，也刻意照顧到青少年的需要及參與機會。在大會堂開幕典禮上，主辦者肯定了男童軍及女童軍聯會的幫助，同時也認為二者協助典禮，保證香港的青年有代表參與。 大會堂圖書館設立了兒童圖書館，發展青少年書籍館藏；市政局推廣的普及文化活動（如普及音樂會），以青少年為主要對象；大會堂美術博物館舉辦過多屆「香港兒童美術展覽會」，也曾資助青年藝術家，可見政府當局相當重視青少年的參與機會。直至1966年發生九龍騷動，政府委派的調查委員會發現騷動的政治因素，青少年問題佔了很重要的位置。由於青少年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令他們「欠缺永久性和無所歸屬的感覺，而致產生了不安全感」。委員會認為要令他們對香港產生歸屬感，「一定要鼓勵他們認為香港是他們的家鄉」。但香港是移民社會，每個居民的文化背景不同，「本港居民缺乏純一性[，]每每妨礙發展廣泛而強烈的公民感覺」，因此政府需要發展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和對香港的責任感」。

　　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初，殖民政府面對外在的中國因素影響，以及內在的青少年問題，為香港建構社會的統一性（unity）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在大會堂開幕之際，當時的市政局主席張有興便期望，「大會堂在加深和開導港人的公民意識上，能成為一個媒介」， 可見大會堂在成立之初，已被賦予政治意義。當時政府構思的社會統一性，以兩線並行發展：

　　第一，政府認為香港的文化定位，植根於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之上，是兩者的混合體。在大會堂開幕典禮上，港督柏立基闡述了官方對香港的文化定位：

吾人在香港乃沐益於兩大文化洪流之中，此兩洪流在日常煩腦慕利之狂濤底下，正以永恆無歇雷霆萬鈞之節奏奔騰，凡居於本港者均應分享此兩大文化之優美成果與體驗[。]

在大會堂開幕五週年，政府說明大會堂對推廣社會統一性的角色：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匯聚的地方，將這兩種文化鎔冶一爐的努力，在大會堂各種裝備，設備，尤其是日常使用這些設備情況中，表現無遺。

這個文化定位的模式，就如藝術博物館館長溫納對美術館的期望一樣：「東方的知西方的藝術結合，便有產生新事物的時候」。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結合，構成了香港的文化定位，自此推廣中西文化、建立融合中西文化之長的「香港文化」，便是大會堂的首要重要任務。當時市政局的藝術委員會，主動提出復興（revitalize）中國文化的任務：

藝術委員會將會提出一項艱巨的考驗，就是復興各種形式的中國文化，以迎合新時代的藝術品味。中國文化藝術當中，以國畫較為引起西方人士的興趣，此外，其他如大戲，國樂，舞台劇，木偶戲和手工藝等也有很大的發展機會。不過，發展中國文化藝術需要耐心，有計劃的行動和財政上的支持，香港有很多天才等待我們去發掘。

例如大會堂美術博物館在1965及1966年，便分別為清代廣東畫家蘇六朋及蘇仁山舉辦個人展覽。根據場刊所言，舉辦畫展的目的，是為了要引起各地文化工作者重新審視二者作品的興趣。 美術館亦曾為嶺南派畫家趙少昂（1962）、林風眠（1964）以及黃般若（1971）等人舉辦個人展。大會堂美術館除了要復興中國文化之外，更進一步，就是要將中國藝術現代化。當時以呂壽琨、王無邪為首的「現代水墨」畫家，用現代形式表現中國傳統精神，符合大會堂美術館的發展方向。該館在1962年「今日的香港藝術展」中，挑選了不少「代表本港藝術界各方面之作品」，呂、王二氏的作品佔有相當比例。 到了1964年，館方又為呂壽琨舉辦了「呂壽琨近作展」。 此後由呂壽琨門人組成的元道畫會、一畫會畫家，也在美術館的畫展及雙年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大會堂美術館作為一個官方認可的文化空間，重視「現代水墨」的發展，表面上表現了官方尊重中國文化的姿態，不過仔細審視館方的購藏方向，或有可斟酌之處。由於「現代水墨」畫家在作品中「放棄了畫境與人文的聯繫，目的在於超越時空與文化的限制」， 做成了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效果。李君毅認為：

[香港現代水墨畫]通過「現代」藝術觀念的強調，不但展現了對傳統國畫保守勢力的批判，同時更顯示出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抗拒──「現代水墨畫」一詞刻意淡化國家主義的色彩，以避免跟中國大陸CCP政權下為政治服務的所謂「新國畫」相提並論。

大會堂美術館作為一個官方藝術機構，當「現代水墨」被推舉為中國藝術現代化的代表時，已表現出政府在文化政策下政治姿態。

　　第二，政府強調了獨立於中國之外的香港的主體性。在1966年之前，政府已經在大會堂慢慢推行一連串文化活動，引起市民關注本土歷史文化，是香港本土意識建立之始。大會堂圖書館及博物館這兩個知識傳播機構，為殖民政府篩選知識，建構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提供了莫大幫助：大會堂圖書館的藏書照顧到香港市民的需要，館方又於1965年開始將本地舊報章製作成徵縮膠片，1969年建立香港資料特藏，方便了對本地社會的研究工作。而大會堂博物館的首要任務在於發掘、保存本地的考古文物及人種學史料。 在1964年的「香港春秋」歷史圖片展覽，充分表現了香港作為獨立主體的象徵性表述。與1962年舉辦的「香港政府藏畫展覽」不同，博物館在展覽中撇除了香港以外的歷史圖片，將論述重點放在「香港風貌」。館方陳列了自香港開埠初期，直至1945年間的香港百年風景，並間有幾幀紀錄香港市井生活的圖像，將殖民地色彩以至人物活動淡化。在「香港所遇的不幸及光榮」項目，涉及了較多政治事件，穿插了「皇家事況」、「華人要事」（當時的高等華人何啟及伍敘的圖片）、「幾位香港總督」、日軍向英國代表投降的歷史圖片。 總體而言，整個展覽將「香港」塑造為一個獨立的論述主體，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被略去，相反英國對香港的統治則被論述為「光榮」，賦予合法地位。至1966年後，博物館不只要發掘及保存香港史地、人種學資料，甚至開宗明義，要主動地透過這一些資料文物去「敘述當前的本地風貌」（to describe the immediate local scene），令市民知道傳統的生命力及變化。 在1971年香港節期間舉行的「廣東、澳門及香港貨幣展覽」很受歡迎，市政局認為這是參觀者對「本土及地區身份的興趣逐漸增加」（a growing interest in local and regional identity）。 單憑一句評語，雖然不能推測到市民對本土及地區身份的興趣有多大，不過可以知道的是，在政府的文化政策中，「本土及地區身份」的概念已經出現。

　　在1966年之前，政府已通過「中西混合」及「建立香港主體」文化政策，去塑造市民的公民意識，建立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而大會堂則是政府實施這個文化政策的具體空間。及至1966年以後，隨著青少年人口的比例愈來愈大，到1971本土出生的人口超過整體人口的一半， 文化政策更偏重青少年，大會堂也因而以更有朝氣的形象出現：

大會堂是一間永恆不息的。
這是展示充滿青春與活力社會的天才的櫥窗[。]
[……]
觀眾以青年佔大多數，而美術展覽會及即場表演，參加的亦以青年人為多。

四、 結語

大會堂是一個象徵，一個混凝土象徵。
　　　　　（City Hall is a symbol, a concrete symbol.）

殖民政府在戰後一改以往不干預本港文化的態度，透過推行一連串文化政策，喚起本港市民對本土事物的關注，而以往高高在上的宗主國權威，則以一個較為隱晦的姿態出現。矗立在中環核心地帶的大會堂，作為香港戰後第一幢公共文化建築，正是殖民及本土兩股力量的交會之地。

　　由本地的層面來說，殖民政府透過大會堂，滿足市民日益增加的文化需要，既是為了紓緩自戰後起，本地市民對政府日漸不滿的措施，也透過提升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減低外在政治勢力對香港的影響。同時，殖民政府「把港督就職宣誓儀式與選美會、法律儀式與粵劇、電影與婚禮結合，於是文化假象第一次被表現為把支配著日益增長、大受剝削的香港居民的殖民統治變成合法」。 因此大會堂並非單純是一個文化空間，也是一個政治空間。在文革時期，當大會堂附近的中國銀行大廈，豎起歌頌毛X東及CCP黨的標語，並用擴音器播放革命歌曲《東方紅》時，大會堂卻用擴音器播放西方流行曲Hello Dolly。 當東江縱隊在回歸前不獲殖民政府承認，被摒出烈士紀念龕時，到香港回歸中國兩年後，特區政府卻將東江縱隊的烈士名冊安放入內。 這一些事件，正好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大會堂內外角力。

限於篇幅問題，筆者並不能處理自1962年開始，一切有關大會堂的問題，筆者在上文亦只分析到大會堂首十年的官方敘述（official discourse）。但大會堂作為「市民之家」，在四十多年的歲月裏，市民如何詮釋大會堂的存在意義？林建同在大會堂開幕初期，曾批評那裏的文化節目曲高和寡，沒有照顧到大眾的品味。 到了七十年代，大會堂又儼然成為了香港人的公民及文化中心。陳冠中憶述七十年代的大會堂低座時，認為：

大會堂（低座）是個奇怪的地方，有些人永遠不會去，有些人以為去就是受罪，有些人只去解決生理需要，有些人──特別是學生──以為去是責任。但對另一些人──數目雖少但無可否認存在的──大會堂低座是成長的過程；十數年來，大會堂幾乎是這群人表達自己，同時作出反應的唯一場所。大會堂是一個象徵，一個符號，它培植了香港一代青年──雖然不一定是最標青的，但肯定是最敏銳的一代──的藝術想像力，但它亦使我們記得，我們的成就是多麼有限。[……那裏曾經培育了不少]新生事物：可敬的火鳥電影會，可敬的協進劇團及大學實驗劇團，可敬的青年芭蕾舞團。香港中樂團，你有我們。

引文描繪出不同的個體對大會堂的觀感也有分別，私人敘述（private discourse）如何註釋由殖民政府興建的大會堂？在中國因素及英國因素之間，本土意識又如何在這個文化及政治空間運作？

　　如果將大會堂的問題，提升到整個六十年代的東南亞政治層面來分析，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更為複雜的文化政治網絡：殖民政府以大會堂作為建立香港公民意識的媒介，往往受到外在政治環境影響。當大陸CCP政權推行一連串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運動時，大會堂博物館提出要復興中國文化的目標。到196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展開，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在同年宣佈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香港政府在九龍騷動後，也加速透過大會堂推動香港的本土文化政策。要了解大會堂的文化意義，不但要分析大會堂與本土社會的關係，同時也要將大會堂放置於當時整個亞洲政治生態的脈絡中，審視各種政治勢力的互動關係。

　　大會堂作為一個文化及政治空間，由哪股勢力取得它的控制權，透過哪種方式詮釋它的內容，甚麼外在因素影響到它的運作，已經呈現了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



Bibliography

書籍／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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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缺名]：《大會堂：香港的文化中心‧一九六七年：五週年》。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
20. [缺名]：《香港大會堂十週年紀念‧香港藝術節1972》。香港：市政局，1972。
21. [缺名]：《水墨的年代》。香港：東西畫廊，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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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蕭顯揚，Marshall, James編：《香港大會堂1962 – 1982：回顧二十年》。香港：市政局新聞組，1983。
56.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報章
1. Hong Kong Tiger Standard
2. South Chinese Morning Post
3. 大公報
4. 文匯報
5. 星島日報
6. 華僑日報

期刊
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hairman, Urban Council and Director of Urban Services (1958 - 1978),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2.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8 - 1972),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9 – 1972.

論文
王無邪：〈近十年香港現代藝術之拓展〉，載《明報月刊》第121期（1976年1月），頁169 – 174。

網上資料
1.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 Introduction
http://www.hkarch.org/en_intro.html　（2006年05月24日）
2.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會議討論事項：《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ws/papers/ws0102_6.htm　（2006年05月25日）
3. 香港雙語法例資料系統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home.htm （2006年0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