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本书：《天真的人类学家》《后村的女人们》《三里湾》《寻路中国》，严格来说，只有李银河的《后村的女人们》算是一份关于农村权力关系及女性地位的研究报告。而《天真的人类学家》是一名英国人类学博士的非洲部落田野调查笔记，可以看成笑料百出的研究花絮，甚至能作为丰富细致的旅游指南。《三里湾》则是著名“山药蛋派”小说家赵树理的小说。《寻路中国》来自外媒《纽约客》杂志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这本书讲述了他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可我越读，越觉得最近读的这四本书，凑巧了，简直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报告。何谓人类学？。它指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天真的人类学家》虽然只是花絮笔记，可是其中也穿插了一些浅显的人类学知识。作者不辞辛劳九死一生深入非洲土著生活，为的就是发现并记录一种别具特色的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生观、世界观、人群社会组织方式。当作者得知邻村颇具研究价值的某个非洲族群，还未等到他去接近，去研究，最后遗存的族人都已去世，这个族群彻底消失时，特别失望。在他——一名人类学家眼中看来，这意味着，譬如物种多样化一般，人类的多样化正走向衰微，又一种人类可能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许可能是人类因此走向希望，走向终极美好的方式，消失了。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今网络带来的民猪呼声日益高涨。我们一直自嘲着，选择了中国投胎，就是选择了HARD模式，如若身在发达的西方，那就是EASY模式。我们向前看，向先进看，我们总认为，走在前边的西方，就是一个终极美好的未来。这好比在整个树林子里，看到一只巨虎，而忘却了其他所有的物种。其实人类本有多样化的选择。人类学大概研究的就是这种多样化。一个非洲族群，是怎样形成割礼的习俗的？这和他们的世界观、社会组织方式有什么关系？这正是《天真的人类学家》的作者，最希望解决的难题。而我们，经过了现代教育的洗礼，只会简单地认为，那是一种多么腐朽落后必须遗弃的极恶劣习俗。然而如若说非洲的割礼，在他们那个世界等同于现代社会的战争，都是靠血肉的代价获得两方势力的平衡和彼此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最低程度的认同。如果说围绕割礼的礼仪盛会，等同于现代社会的传媒业，都是通过对某种主流价值观的宣传而加剧社会凝聚力——会不会觉得现代社会不过是绕了一个巨大的弯子，去遵守人类在所谓的原始社会已经形成的规则，甚至是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那么，最现代的，一定是最好的吗？走得最快的，一定是最终的选择吗？甚至，我们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组织形式吗？换句话说，我们了解我们的中国吗？


如果自认为了解，不妨同时读一读李银河的《后村的女人们》和赵树理的《三里湾》。碰巧我是同时在看这两本书，一本在地铁上读，一本在睡觉前读。可我常常把两本书的人物和情节混起来，要愣神想一想，才分得清是哪本书上的。而事实是，《后村的女人们》是一本记录了2006年在河北某村进行的调查报告，而《三里湾》则是讲1952年村庄合作化改革的小说。你甚至会觉得赵树理笔下的1952年的人物，在“思想解放”程度上超过了李银河在2006年所调查的后村的女人们，他们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前卫。这是你想象中的中国吗？


还是苏轼说得对。作为一个外国人，《寻路中国》的作者，这位美国记者，就常常以看新鲜的心态，记录下我们熟视无睹的情节。他在北京郊外的村子里，租下一间村民的房子，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天，观察这个原来纯粹的农村，是怎样靠着“旅游业”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和精神。他又去到温州下面的三线小城市，在一个开发区生活了几年，观察这些曾经的农村，是怎样成为工厂聚集的开发区，那些工人们，那些新修的高速公路周边的警察们，那些工厂主们，是怎样应对这些超迅速的改变。他有我们没有过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我们没有过的思考。我觉得他的这本书堪称人类学调查报告。他说，在当年也曾飞速崛起的美国，也有过这样迅速的圈地，工厂区的兴起。也曾由一片荒芜，变成喧闹繁华。但在那里，首先建设起来的建筑永远是两种，一是教堂，二是法庭。人们遵守内心的信仰，并靠法律维护最大限度的公平。而在中国东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运动中，最先修建起来的，是空旷的厂房，是待价而沽的房地产。他觉得这和美国完全不同。——从人类学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人类发展方式吗？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方式。他从观察中获得答案，并因此而爱上了中国，娶了一个中国作家做妻子。问题总是存在的，但不可能连观察都没有就下结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在人类的多样化中，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品种，我们真的仔细审视过吗？当非洲的一个部落以割礼来树立族群的核心精神，我们的民族又是怎么做的？我想我们应该感激先天的选择。用这片土地成就了这个民族。当非洲部落只需要简单的精神内核，就可以维持族群的繁衍生息，我们的民族却诞生出无比复杂的文化，来维持一个特别族群的发展壮大。看电影《勇敢的心》，我对西方人生出无比的敬佩，电影所记录的年代才过去了几百年啊，西方人已经从荒蛮的时代走向了高度文明。然而我也认为，我们的文化也蕴含着智慧，这智慧指向希望。这些天热播的电视剧《悬崖》在微博上受到大量转载，是这么一个情节：潜伏多年的GCD人周乙身份暴露，放弃生命但不放弃信仰，周乙对负责审讯他的高彬说：“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新正斧，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高彬的回复是“愚蠢 ”、“幼稚”。转载者保持队形，整齐划一地附言：“愚蠢 幼稚”。我也如此这般了。有人说：编剧不容易啊，伏笔了40集就为了这四个字。也有人附上前前前前前第一夫人宋女士对当时廉洁的GCD人的评价：“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 诚然，以古讽今是史家惯用的笔法，博粉丝一笑可已，真要当真，也就是微博水灌多了，只懂发泄了。当时当日那潜伏者的信仰，未必就是GCD，他们所憧憬的新ZF，也未必指当朝。拦路虎岂止腐朽的郭明挡，而是任何档的腐朽。那信仰，或许只是公郑，只是自油，只是平等。走向自油公郑之路，哪里只是这几十年之遥。牺牲的前辈不应该得到嘲笑，我们应该感受其精神继续前行，直到实现理想。

毕竟，在人类多样化的大树林里，一个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不会那么脆弱，那么肤浅，那么目光短浅。它应该是解放人类的其中一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