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聆听黄老师的讲座，之后和钗和钗的朋友讨论的很热烈。我们感兴趣的一个焦点问题是，这种方式的学术研究，如何摆脱学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介入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黄老师深入龙潭虎穴，这种方式本身是否会对要研究的对象有干扰？这种干扰会不会以某种程度的偏转影响最后的结论？

作为一个研究天文学的人，我曾经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发射卫星或飞船到外太空去，如果携带了地球上的微生物，影响了宇宙深处的生态，怎么办？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罪，这种罪的性质和与自己姥姥乱伦是一致的。”

想象一下，假如技术条件允许，我们站在月亮表面，作为天文学家或地质学家或青年学者去研究月球的土壤，显然最直接最给力的方式是摘下手套，伸手摸一摸脚下的土壤，切实感受月球突然的“手感”。但同样，这一行为应该被绝对禁止，在我看来这等同于乱伦。这就产生一个二律背反的纠结：我们的研究（至少目前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力图真实还原自然状态，就要尽可能少地介入自然本身；可是不介入自然本身，就无法让我们的探测器与自然发生关系，也就无法让我们的探测器感知到我们需要的数据。

我认为，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一些基本规则是铁律。比如心理学上要求的咨询师与患者共情的屏蔽就是一例。为了理性研究，必要地要让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尽可能地隔绝在两个范畴里。而人体是最后的屏蔽底线，所以研究疾病的医学不能在研究者自己身上做临床，研究天文学也不能让天文学家拥抱太阳（虽然有技术瓶颈）。

黄老师是不可能真的去“做”的，这一点不需啰嗦，这也就守住了最后的人际隔离的底线（把研究对象或问题空间隔离在自己体外）。但我想讨论的是，情感隔离是否能守住。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主体，是自然界，是自然界表达的现象，感情隔离并不是凸显的问题（虽然也偶尔出现）。但社会学，尤其是黄老师所做的社会学，一定会涉及到感情隔离的问题。抛开社会学研究不谈，普通公众很容易对边缘人群产生两个截然相反的态度——同情or批判。这两者的心理机制其实很像，都是建立在心理优势的基础上。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研究者，会不会面对研究对象时产生天然的心理优势，更准确点说是产生一种心理策略，一种为了感情隔离，而事先做好功课防备感情介入的心理策略。一旦研究者采取了某种心理策略去防备过多的感情介入，难免让自己的心态处于一种纠结中，“对方究竟是物还是人？”如果是物，如何体会主体的正当性陈述？如果是人，如何做到感情隔离？

有一个提问者说自己听了1个小时已经产生了同情心，黄老师对此表示了欣慰。我始终没有了解到黄老师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究竟研究者需要一个客观中立的视角，抑或可以容许一个超越感情隔离界限的同情？也许对于我这个外行和良家来说，有我想象不到的第三条路——理性地看待人，却不落入同情的窠臼？

我实际上提出两个问题，最后再做一个小得梳理。
1）黄老师的研究过程由于介入了研究对象的“工作”，是否这个研究过程本身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偏置？
2）感情隔离。

最后我想起了2个人。1个是美剧House医生里的House，在他看来他要解决的疾病本身的谜题，而不是患者。这个态度让他形单影只了好一阵子。貌似这个态度即使在学术圈也是有争议的？第2个人是曾经一位为了体会吸毒者内心而自己吸毒了的记者。我想，这最后的结果虽然悲壮，但早已离学术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