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感
2011-12-13 19:06:55
在北京不好找路。小住京华，和当地朋友约了吃饭，乍看到她发给我的地址时不免有点懵：“中关村中八楼”。但中关村那么大一片，我一个外地人怎么知道“中八楼”在哪儿呢？问她具体街道路牌，回答也很干脆：“那不好记……而且，告诉你路牌，你也找不到。”
她说的很大程度上倒也是事实。北京的许多支路、小胡同，在地图上并无标示，沿街建筑门口也常常没有路牌（或者就是很不好找）；人们的意识中看来很少以道路编码来进行空间定位。刚到时，从魏公村地铁站出来，问路边报刊亭里的大叔：“请问去中关村南大街甲8号怎么走？”他正忙着，好没气地说：“我哪知道甲8号在哪？你告诉我你们想去哪儿？”事实上我们当时就在中关村南大街上。
后来说起这事，北京朋友解释说，中关村南大街以前叫白颐路，路名和门牌号更改也不稀奇，一般人谁记得住门牌号？在北京，人们普遍都是以标志性建筑来设定空间坐标的，例如“外交部大楼斜对面”。
但在上海并不如此。上海人习惯上是以两条线的交叉坐标来确定位置的，即便那附近有标志性建筑，但人们的习惯通常是诸如这样：“淮海路嵩山路”，以表示这两条路交叉的那个路口附近。
在这背后隐藏的空间意识是：北京人看到的其实是由道路切割和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实体，而上海人看到的则是不同的道路构成的网络状的空间结点。北京人也会注意到那些结点，最明显、也最经常被使用的就是那些立交桥，但它们事实上是被当作地标来使用，而不像上海人那样普遍把整个城市都按两线坐标来定位——当然，上海路名的相对简洁也便于这种定位，如果在北京，说“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路”就显得很啰嗦了。
当面对一个点、线、面构成的空间时，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占据一个方块的格子（面），而中国象棋和围棋中，重要的却是线构成的网络状结点。城市事实上就是这样的网状空间，在这个越来越大的、迷宫般的空间中人们如何确定位置，这本身也是隐藏着的思维意识的体现，而且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问题——毕竟，在巨型都市中，大部分人即便在其中生活了一辈子，其真正的活动范围也可能只是一小块地方，而城市的许多角落他可能从来也没去过。
应该说，北京人的那种空间意识更具普遍性，在许多城市也更常见，毕竟，人们本能地会关注房屋最早的、自然形成的城市，可能只是村庄的联合。自发形成的聚落通常极少会有人为的整体规划，房屋高低错落，而连接它们的道路不过是脚踩出来的小道。
在我们乡下，村里的道路都是没有名字的，人们要确定空间位置，通常只能凭借河流、树林、住宅，捎话回家无非是诸如“我在张三家沟东的那块地里”之类。大概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出了坊市制：一个个方块形的、各自有名字的坊组成整个城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就像是许多个块状的村庄合并而成的连续体，保持着各自清晰的边界。唐代长安虽然现在常被盛赞为开放的国际都市，但其城市格局其实是相当封闭的：每个坊都有高墙环绕，坊门定时启闭，门口还有士兵把守；每个坊实际上是一个设防的堡垒——当然，这种格局至今在国内的城市中也隐约可见：很多小区都有围墙，小区门在深夜也是关闭的，只不过保安和摄像头代替了士兵。
在这种村庄->坊市->大院->小区的脉络中，有一种隐约可见的防御性的心态，即认为围墙之外的道路是危险的。道路仅仅是连接不同区块之间的线，并不是生活和视觉的重心。在唐代的长安地图上，很多道路没有名称或不予标示，但每个坊则都确定无疑地有自己的名字，这与现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部分现代城市的地图上，都会清晰地标出道路名，而道路与道路围成的街区则未必都有独立的名称，这意味着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城市格局中，人们已经将空间视觉的重心放到了移动、流通方面。
早期自发形成的城市绝大多数都不注重街道规划，往往呈现出毫无规则的纵横交错。孟德斯鸠曾说古罗马“这座城市甚至是没有街道的……房屋是毫无秩序地分散在各处”，其巷道也就毫不奇怪地呈现出曲折的迷宫状。甚至一些相对较晚生成的城市也是如此，惠特曼就说：“把一张信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踩平，这就是一张老波士顿地图。”
在那样一个毫无秩序可言的空间结构中，地标建筑最便于人记忆、识别和确定位置；而中国古代的城市虽然有许多是规整的棋盘格式，但人们也心理定势却也是注重“块”而不是线的。现代城市人常习惯说“你住在哪条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么问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可以想见，唐代的长安人不会说自己住在某某大街，而只会说自己住在某某坊。早期的许多城市道路都没有名称，人们也不习惯按道路来观看和认识城市空间；当然更没有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数字化编码的、座标构成的空间，正如绝大多数村庄的房屋也没有门牌号。事实上，给道路和房屋进行编号是现代化的产物，在西欧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俄国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给彼得堡的房屋进行编号管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甚至至今都是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城市。
有门牌号也并不等于这一意识就渗透进了人们的思维深处。我们村是2003年才开始有的，但即便有了，人们也记不住，平时基本不用——如果你问一个村民，1511号是在哪里，是哪家，他根本一头雾水，除非那恰好是他自己家。国内许多中小城市的建筑上也普遍不大标示门牌号，因为人们平时也不是参照这个来寻找目标地点的。在一些城市，只有外地人和邮递员才会记住路名和门牌，普通人都更关注标志性建筑或单位名。
当然，任何城市的人都很难记住门牌号对应哪些地点，因为人的思维更多的需要形象思维，还不能适应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空间。不过在上海，通常情况下你总能便利找到建筑上的门牌在哪里，而每个路口的路牌上也几乎都会标出正反两个方向以及相邻的门牌号，加上人们习惯的那种坐标式的空间意识，至少使一个空间结构通过数字编码的方式趋向有序化。
不同的城市环境造成不同的空间意识，虽然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但或许，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侧面透露了不同城市文化意识的最深秘密。
她说的很大程度上倒也是事实。北京的许多支路、小胡同，在地图上并无标示，沿街建筑门口也常常没有路牌（或者就是很不好找）；人们的意识中看来很少以道路编码来进行空间定位。刚到时，从魏公村地铁站出来，问路边报刊亭里的大叔：“请问去中关村南大街甲8号怎么走？”他正忙着，好没气地说：“我哪知道甲8号在哪？你告诉我你们想去哪儿？”事实上我们当时就在中关村南大街上。
后来说起这事，北京朋友解释说，中关村南大街以前叫白颐路，路名和门牌号更改也不稀奇，一般人谁记得住门牌号？在北京，人们普遍都是以标志性建筑来设定空间坐标的，例如“外交部大楼斜对面”。
但在上海并不如此。上海人习惯上是以两条线的交叉坐标来确定位置的，即便那附近有标志性建筑，但人们的习惯通常是诸如这样：“淮海路嵩山路”，以表示这两条路交叉的那个路口附近。
在这背后隐藏的空间意识是：北京人看到的其实是由道路切割和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实体，而上海人看到的则是不同的道路构成的网络状的空间结点。北京人也会注意到那些结点，最明显、也最经常被使用的就是那些立交桥，但它们事实上是被当作地标来使用，而不像上海人那样普遍把整个城市都按两线坐标来定位——当然，上海路名的相对简洁也便于这种定位，如果在北京，说“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路”就显得很啰嗦了。
当面对一个点、线、面构成的空间时，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占据一个方块的格子（面），而中国象棋和围棋中，重要的却是线构成的网络状结点。城市事实上就是这样的网状空间，在这个越来越大的、迷宫般的空间中人们如何确定位置，这本身也是隐藏着的思维意识的体现，而且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问题——毕竟，在巨型都市中，大部分人即便在其中生活了一辈子，其真正的活动范围也可能只是一小块地方，而城市的许多角落他可能从来也没去过。
应该说，北京人的那种空间意识更具普遍性，在许多城市也更常见，毕竟，人们本能地会关注房屋最早的、自然形成的城市，可能只是村庄的联合。自发形成的聚落通常极少会有人为的整体规划，房屋高低错落，而连接它们的道路不过是脚踩出来的小道。
在我们乡下，村里的道路都是没有名字的，人们要确定空间位置，通常只能凭借河流、树林、住宅，捎话回家无非是诸如“我在张三家沟东的那块地里”之类。大概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出了坊市制：一个个方块形的、各自有名字的坊组成整个城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就像是许多个块状的村庄合并而成的连续体，保持着各自清晰的边界。唐代长安虽然现在常被盛赞为开放的国际都市，但其城市格局其实是相当封闭的：每个坊都有高墙环绕，坊门定时启闭，门口还有士兵把守；每个坊实际上是一个设防的堡垒——当然，这种格局至今在国内的城市中也隐约可见：很多小区都有围墙，小区门在深夜也是关闭的，只不过保安和摄像头代替了士兵。
在这种村庄->坊市->大院->小区的脉络中，有一种隐约可见的防御性的心态，即认为围墙之外的道路是危险的。道路仅仅是连接不同区块之间的线，并不是生活和视觉的重心。在唐代的长安地图上，很多道路没有名称或不予标示，但每个坊则都确定无疑地有自己的名字，这与现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部分现代城市的地图上，都会清晰地标出道路名，而道路与道路围成的街区则未必都有独立的名称，这意味着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城市格局中，人们已经将空间视觉的重心放到了移动、流通方面。
早期自发形成的城市绝大多数都不注重街道规划，往往呈现出毫无规则的纵横交错。孟德斯鸠曾说古罗马“这座城市甚至是没有街道的……房屋是毫无秩序地分散在各处”，其巷道也就毫不奇怪地呈现出曲折的迷宫状。甚至一些相对较晚生成的城市也是如此，惠特曼就说：“把一张信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踩平，这就是一张老波士顿地图。”
在那样一个毫无秩序可言的空间结构中，地标建筑最便于人记忆、识别和确定位置；而中国古代的城市虽然有许多是规整的棋盘格式，但人们也心理定势却也是注重“块”而不是线的。现代城市人常习惯说“你住在哪条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么问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可以想见，唐代的长安人不会说自己住在某某大街，而只会说自己住在某某坊。早期的许多城市道路都没有名称，人们也不习惯按道路来观看和认识城市空间；当然更没有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数字化编码的、座标构成的空间，正如绝大多数村庄的房屋也没有门牌号。事实上，给道路和房屋进行编号是现代化的产物，在西欧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俄国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给彼得堡的房屋进行编号管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甚至至今都是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城市。
有门牌号也并不等于这一意识就渗透进了人们的思维深处。我们村是2003年才开始有的，但即便有了，人们也记不住，平时基本不用——如果你问一个村民，1511号是在哪里，是哪家，他根本一头雾水，除非那恰好是他自己家。国内许多中小城市的建筑上也普遍不大标示门牌号，因为人们平时也不是参照这个来寻找目标地点的。在一些城市，只有外地人和邮递员才会记住路名和门牌，普通人都更关注标志性建筑或单位名。
当然，任何城市的人都很难记住门牌号对应哪些地点，因为人的思维更多的需要形象思维，还不能适应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空间。不过在上海，通常情况下你总能便利找到建筑上的门牌在哪里，而每个路口的路牌上也几乎都会标出正反两个方向以及相邻的门牌号，加上人们习惯的那种坐标式的空间意识，至少使一个空间结构通过数字编码的方式趋向有序化。
不同的城市环境造成不同的空间意识，虽然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但或许，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侧面透露了不同城市文化意识的最深秘密。
> 维舟的日记
蛮有意思。
成都人喜欢讲东西南北
有这么回事
好玩。
对于外地人，即使你认为上海地名简洁，加起来还是长啊。。。⊙﹏⊙b汗。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上海的地名这么长，为什么两个路名叠一起，去年因为朋友的解说才明白了——就是你说的“表示这两条路交叉的那个路口附近”。。。在上海我基本上很难判断东南西北，但是在北京却比较容易。。回到北京松了口气，终于找得到东南西北了：）果然是习惯了啊：）
北京城南的很多地方也是按照路口交叉来记路的。之所以中关村附近是按照标识性建筑来记忆，是因为一方面北京城八区的立交桥分布得很有规律，另一方面北京保密单位多，所以门牌基本是打乱的（比如作者所说的“甲八号”，估计就和某个保密单位有关联），这也导致在北京做任意地址的导航，也相对困难，因为geocoding难以采用国外通常的插值方法。
在北京，人们普遍都是以标志性建筑来设定空间坐标的，例如“外交部大楼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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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
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不分东南西北的。
比如，三元桥就有三个桥，三元桥西，三元桥，三元桥东。
和平里东桥的地址能延伸出和平东桥北，和平东桥南。
路标其实狠完善，最近北京刚刚换了新的路标牌子。
如果要到西直门恐怕更转向
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人不会辨别东南西北，就爱用建筑地标
有点牵强。我去过的地方，似乎上海是个特例，到哪里都用交叉路口来定位。一般感觉似乎都是用片区、街道、标志物来定位。
实际上即使用道路交叉来定位，具体到需要去的地方，也还不是一样需要依靠一定的标志物来定位。街道门牌号码，似乎比标志物找起来更麻烦。
为什么一定要适应数字化的空间，形象思维又什么不好吗？事实上人对城市的意象，多半都是形象思维。
北京的特点是街道南北向非常明确，再有就是标志性建筑特别多，肯定不会有第二个“外交部大楼”，地铁站也是遍布全市的明确标志
所以作为北京人，我觉得北京的定位习惯不是街区，而是标志性建筑＋方向，北京人的空间感是由大群特殊标志组成的网络
上海人那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应该是来自辐射状街道，至少就我感觉这是辐射状街道的城市居民和方格状街道的城市居民空间感的典型差异
北京是以中轴线划分地理方位的，中轴路东就是东城区，中轴路西就是西城区，出了永定门就是城南，出了安定门是城北。现在不少人东西南北不分所以......
块空间和线空间 其背后的功能依据 我认为是可达性 即在坊市制度下 由于其相对封闭 对外通道有限 知道你住在哪个坊便足以找到你 由于当时坊内人都相互熟识 则进入便不难找到 如果小区的人也能那么相互熟识 便也无需记住某单元楼层门号
而门牌号实际代表了另一种对组织结构的思维方式 从不同质的个性的人到同质的仅代表数字的人 这一方面带来交流联系的成本降低 一方面导致人际交往的减少 比如邮递系统就必须依靠门牌号
同意楼上
小时候叫白石桥路，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变成了白颐路，高中就成了中关村南大街。
路旁原本都是高大的杨树，小时候常常想象，蜥脚类恐龙会和哪棵树差不多高。
有点跑题，不过真是勾起了回忆。
我在太原的时候人们指路大多都是用东西南北，到上海之后就变成了前后左右，现在在香港也是这样。这应该是和城市构造有关系吧。
还好吧，北京的道路基本都是很正的，而且还有环线，二环、三环、四环当坐标，不像有的城市道路都是斜的，会更难找一些。
上海说淮海路嵩山路，还有个意思，这个地点在淮海路上，靠这两条路的交叉口很近，所以也有说成淮海路近嵩山路的，近，靠近也。如果这房子在嵩山路上，地址就变成嵩山路淮海路这样。
上海这种标示路名在打的和问路的时候的确比较好用。不过我猜这种方法至少有以下支持，第一上海很小很窄的弄子也常叫某某路，所以这个定位会比较细。如果淮海路几百米都找不到条交叉路，那这个定位的范围可大了去了。第二，上海很多门牌还比较有规律，一般街的一边单号，街的对面就是双号。所以如果你报淮海路某某号，在淮海路嵩山路，比较容易找到。
不过上海这方法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过用的，或许习惯问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完全依靠电子地图寻道了
因为上海的路不是直的，比如华山路，可以从东西变成南北向。
@幼儿园园长：上海有很多人，比如说老也爷，方向感爆好到你的空间感完全跟不上他的东南西北。
@小古董：台北的地铁站是用两路交口命名的，反而上海就不是，所以问完了别人之后我还是得问谷歌。
我觉得在中关村找不到认识路名的人还是因为那里拆得改得太厉害~
原来海淀里头那些名字很有趣的小胡同，海淀斜街那些小店面，给我留下多少美好回忆啊！现在全没了！全没了！！
就是一片玻璃丛林，一点人气儿都没有……
受点西式教育，就不懂什么叫入乡随俗。
德国门牌规整到令人绝望。
让我想起了日本的地图，更好玩。
日本人把城市分成一块一块的，每一块都标上个名字。有很多道路反而没有名字。
说要去哪哪都是某某块上的几号几号。
lz 北理的？
to out&in ：谢谢解答。都是只能靠gps了，之前全是鼻子底下一张嘴，全凭问路了。
上海的门牌确实很强大，打车的时候都能沿着路找到门牌找到地方。在北京找路基本找不到门牌。
想到过这个问题，但没lz想得深远。
我所在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城市也确实是偏向路明定位，尤其是跟出租车司机对话时，在建的地铁站名也是根据路名命名。
很对啊，上海路名标识的确相对简洁也便于定位。规律性很强啊，比如说福州路是东西走向福建路则是南北走向，同理汉口路是东西走向则湖北路则是南北走向…当然也不全是…很多时候凭借路名城市对应在中国地图上的大致方位，可以大致判断此路位于上海的哪个区…
现在城市化进程快，城市越来越拥挤，作者的文章启发我们可以这么系统的找到目的地：从面——线——点依照顺序来
韩少公一本书上写，旧时北方交通是靠车，路可以东南西北向，南方主靠行舟，描述方位就是前后左右。我南方人，遇到有人指路跟我说东南西北就瞎了。
上海的道路，会毫无道理拐弯的，所以我来了上海4年多，还是搞不清东南西北；北京的路，基本是直的，想想天安门在哪里，以它为参照物，一天内基本能搞清方向了
中巴楼是云南馆子吧，查一下大众点评网就应该知道在哪了
街道门牌号码，似乎比标志物找起来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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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上海找过路，会发现那里的门牌系统极其完善好用。
所有的门都有门牌、分支路也占一个门牌。不缺失、不错乱，这样找门牌号很方便。
但是很多地方则不行，因为门牌号不连贯、奇数偶数也无法对应（比如22号对面不是23号，而可能是253号），大量的门都没有门牌。
这种时候，门牌就成为无用的摆设。
不过上海这方法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过用的，或许习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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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的大学城也是这样的。
我在太原的时候人们指路大多都是用东西南北，到上海之后就变成了前后左右，现在在香港也是这样。这应该是和城市构造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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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干旱大平原上可以按东南西北安排街道。
南方水网地区、丘陵地区怎么可能。
路需要沿着弯曲的河道、山脚延伸。
北京是大框架加大地标，缩小范围然后慢慢细分，上海则直接从细节开始了…果然思维不同
还是美帝好，NE 8th and 112th，差不多10个号就是1 mile。
或者日本公卿，人家根本就拿门牌号当姓，一条家肯定在一条，九条家肯定在九条，哈哈哈。
另外上海早年其实也是说坊的，比如说住在余庆坊或者永乐坊，而不是xx路xxxx弄。
如果别人问我住那里，我会说出附近标志性的建筑，而不是门牌号。
我觉得上海的地名比较适合外来人口寻找没去过的地方，两条直线相交有且只有一个交点，加上比较整齐的门牌号码，很容易定位。上海的街道如果门牌号码凌乱或者缺失是会上新闻的。
城市化越彻底的地方，就越方便外来人口。东京的地铁站全部用字母和数字来标示，不认识日文的外国人也可以很容易在路线图上找到自己要去的那一站。
所以总的来说北京并不欢迎外地人。
上海在公交报站上使用交叉路名还是至少03年以后了。大抵是有一群客人觉得说使用地标或旧有地标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之类。以及旧有命名使他们绕路了…
忽然想起武汉老区的街名
各种密密麻麻的巷子
去过武汉的外地筒子们，你们对于武汉老街区的那些巷子感觉怎样？
2011-12-13 20:45:24 out&in (吐槽机)
@幼儿园园长：上海有很多人，比如说老也爷，方向感爆好到你的空间感完全跟不上他的东南西北。
@小古董：台北的地铁站是用两路交口命名的，反而上海就不是，所以问完了别人之后我还是得问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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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早就提议过公共交通(尤其是公交车)站点由两条路的交叉点来定义站点名,从而取代现在的以地标或区域取名的模糊化站点名,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外地人准确定位.只是现在还在逐步完善中.
ls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路口间隔短,所以可以适用这一规则,我非常同意.也有人说过,北京交通之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路口间隔过长.
另:完全同意@Blue Night的说法,北京城市规划潜意识里并不欢迎外地人.
相比之下,上海确实更加开放.
@维子
如，三元桥就有三个桥，三元桥西，三元桥，三元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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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个虫。三元桥的三个桥是三元西桥，三元桥、三元东桥，都在三环上。至于三元桥西，三元桥，三元桥东则都在京顺路上
对街道名更不熟悉的是望京，那里的街道都是比较着京顺路建的，所以全是斜的，很多人到望京都会迷路。望京的居民通常会把大的小区、商场、公司当成路标。经常遇到有人问路，说的都是某某路某某街，就算是在望京住了十年的人，听到了也会相当茫然
顺便想到的两个城市:
纽约:南北走向的avenue和东西走向的street,所以对一个地址的的定位,就是第八大道42街.
另一个是曾经为英国殖民地的仰光:最繁华街区亦以数字来标明,比如南北是20th street,东西为Bogyoke Aung San Road,马上就可以定位出大致方位.不过在仰光城内,大概到the 140th street以后,street转为东西向.
我想到一个极端的例子，鼓浪屿
那岛上的空间感一片混沌，既不是路也不是块也不是地标
我在那和几个人一起晚上散步
“这岛搞得不错，这么偏僻的地方也有地图”
“因为没有地图根本没人找得到路”
纽约:南北走向的avenue和东西走向的street,所以对一个地址的的定位,就是第八大道42街.
另一个是曾经为英国殖民地的仰光:最繁华街区亦以数字来标明,比如南北是20th street,东西为Bogyoke Aung San Road,马上就可以定位出大致方位.不过在仰光城内,大概到the 140th street以后,street转为东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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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是倫敦自己反而不是用數字取名街道
捉个虫。三元桥的三个桥是三元西桥，三元桥、三元东桥，都在三环上。至于三元桥西，三元桥，三元桥东则都在京顺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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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元桥东/西指的就是在“三元桥”这座桥的东西。
记得刚去北京的时候坐公交车极度郁闷--公主坟站，在公主坟桥下面中间。然后还有公主坟东、南、西、北四个站。每个站还有一长溜不同车次的站台。
然后换个车要经过漫长的路径，走过2、3个天桥。
非常不人性。
谁说成都喜欢用东南西北。我觉得我认识的从不。
我们都说左右。
成都布局真的挺好的，简单，适合路痴。。虽然我还是路痴。
应该是从天府广场延伸几条主干道辐射状
每条主干再小道。基本上算好找了。
作为路痴去了其他地方就觉得更晕头转向了。
对的，我们一般说
“直走，第几个路口左转，然后你会看到一个xxx（很大很显眼的），再从那儿下面右拐进去差不多xx米就到了”
ls&lss是指在现场给人指附近的路,当然习惯这么说.不过在看地图或自己心中对整个地区大局有所了解的话,难道不会用东西南北吗?比如大致知道哪个地标在东,哪个在西.
你们吃的云南菜吧？ =w= 其实说海淀黄庄还好找一点。
ls&lss是指在现场给人指附近的路,当然习惯这么说.不过在看地图或自己心中对整个地区大局有所了解的话,难道不会用东西南北吗?比如大致知道哪个地标在东,哪个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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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
因为前面说了，除了北方干旱大平原，可以按照横平竖直地安排城市。
南方都是按照河流、山脚等自然地貌安排路径，一条路转来转去。没法说东南西北。
当然，现在城市都是“三通一平”，把自然痕迹抹掉。不过老习惯还是改不过来的。
没门牌号可不好查户口哦在天朝。当然上海车道比较窄，门牌号很大，一般在车上就能数到每栋建筑的编号，给在北京，恐怕别说长安街了，就随便一马路你在车上，那霸气的路宽，得窗口大一门派才能数到正确标号吧。另外上海各种蜿蜒曲折，不找个交汇点，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界，转头就看不到标志性建筑了吧。
打开成都地图看，老城区完全是蛛网状--放射形骨干中间密布各种方向的小巷。说东南西北根本不现实。
另外，大平原上也有这样放射状布局的城市--比如哈尔滨，那儿也没人说东南西北。
还有，说东南西北的习惯和平原上容易看到太阳方位有关。如果是丘陵地带，北在哪都找不着。
鼓浪屿那样的旅游景区，地形复杂而且必须凭借地图来寻找地点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人只会去一两次。
但对于帝都这样超大型城市来说，从城市规划角度必须考虑大量外来工作生活的人群需要。现在的矛盾是，一方面街道名/门牌号码在北京基本属于无用的，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改造，很多当地人对于新涌现的路名也很不熟悉，所以外来人问本地人路，可以说近乎问道于盲。
前几周在海淀找一个朋友聚会的咖啡馆，明知道先在大众点评上查地图不一定有用，还是抄了地址。地铁出来，问一个书报亭的看摊人，海淀西大街在哪里？不知道。找路边一饭店的人问，还是不知道。打电话给朋友，说在海淀图书城对面。这下有方向了，海淀图书城总算有人知道。但往那个方向走，居然在连续3个路口看到海淀西大街的路牌，作为一个上海人我绝对无法理解，怎么会有3条连续的平行的路口都叫海淀西大街，到底我应该在哪个路口转弯？
晚上7点多天寒地冻的帝都街头也没什么人了，最后只好麻烦我的朋友从那个咖啡馆出来到街上迎接我了。
@小车
在二维地图上,平面的一个点肯定可以用两个坐标标明,这个X 与Y的坐标,不就代表了东南西北?刚才我手画了一张图,我以几条函数曲线来代表路(够弯曲的了吧),表示用东南西北完全没问题.
@王二
是没问题，但是这样就没有实用价值了。
标明东南西北的目的是为了指明一条走过去的道路。
倘若路是曲里拐弯的，那么说明目标方向的意义就很有限了。
@王二
你街上随便问个成都人大概都不知道东南西北的……
事实上地图我就只知道上北下南……
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倒是觉得现代化公共交通出现之后，很大程度上在改造人们对于城市的空间观念。比如巴黎，1900年第一条地铁开通以来，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延拓。小巴黎（相当于北京二环以内地区）共计14条主要地铁线，2条小分叉线，300多个地铁站，密度非常之高。基本上小巴黎任何地方500米之内必然有地铁站。地铁站的选择多在标志性的建筑或者广场附近，以其为中心的区域的地名往往成为地铁的站名。这基本上改造了巴黎人的空间观，基本约定任何见面地点都会告知最近的地铁站位置。口语化的交谈中，谈及自己居住或者工作的位置，也往往以地铁站名“代表”地名（或者本来就早已经是所指区域的地名了）。上海修建较为完善的地铁网络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一样的效果。倒是北京地铁线仍然太稀疏，没有明显出现类似的现象。
巴黎的路名门牌是明确命名和编号的，这一点恐怕1870年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以来就确立了。上海的路名和编号也一样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北京，仅仅在中关村地区，就有海淀大街，海淀西街，海淀南路，等等一串名字相似却本身不同的路名，马路上的编号比如“东大桥路10号”，可能是“10号楼”，可能是“10号院”，后者走进去可能又有另一套编号系统。我感觉正是这种混乱造成了北京城市空间感上的差异。
另外，比如美国的很多城市，也像北京一样道路都是东西\南北向规划的，本身就有很强的坐标感，生活在这样的系统中，对实际编号的依赖性反而弱了，“街区”（block）的概念反倒凸显出来。这些比较起来都挺有意思的。
郑州金水区的路是我觉得最好认的。全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路，南北向的都叫经x路，东西向的都叫纬x路。
@ weirdox @小车
我想我说的是"看地图",你们说的是"问路":)
@ Blue Night
北京没有“海淀西大街”，只有一条“海淀西街”，不可能有三条平行的路都叫海淀西街，你肯定是记错了
北京的公交站名统一之后也都是某某路口/桥+方位词，特别规整
以路名门牌作为定位系统的索引，前提是城市的街路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变化不能太大。巴黎市内的基础建设很少，更少大规模的所谓旧城改造，所以爷爷和孙子认知的路名系统几乎是同样的。相对而言，北京的发展太快了。
鼓浪屿的街路让我想起西班牙和葡萄牙许多城市的老城区，曲折繁复如蛛网，不过用路名认真去找，倒也不太费劲。相反，希腊的某些岛上，有些海滩边新开发出来的街区，房子都是白色的，而街名因为太新，所以连当地居民也还不熟，既没有标志性建筑，也没有成型已久的路名系统，因此无论是习惯了具体图像思维的，还是喜欢抽象数字思维的，都头痛得很。
回LSS，海淀西大街是大众点评网给我的地址。我已经默认海淀西大街跟海淀西街应该是同一条路。然后在去找海淀图书城的时候，我确实发现有三个连续的路口，路牌上都标着横向的马路是海淀西街。具体的路名我真的记不清了。但这种标识很容易让人混乱，做得真不好。
现在的思维似乎是把地址附属于了道路，而道路才是主干。
我确实发现有三个连续的路口，路牌上都标着横向的马路是海淀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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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海淀西街”四个字在括号里，表示沿着这条横向马路走，下一个纵向路口是海淀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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