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 ——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此文刊于《史林》2007年第5期，为适应发表需要，被作了改动。此处为原文。


[摘要] 中外既有的书籍史研究为数甚夥，就西方书籍史研究而言，目前正在由书籍史研
究转向更为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对晚清书籍史/阅读史
研究情况作了梳理。参考中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成果，在所掌握的史料基础上，笔
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开拓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一些设想，希望能对读者有些许提示作
用。

[关键词] 书籍史；阅读史；阅读；文本；读者；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

一 关于书籍史研究

在中国，留存下来诸多种关于书籍的各种论述和体裁，如艺文志、经籍志、购书记、卖书
记、藏书约、书目、书跋、书序、题跋、书志、书刻、书约、校勘记、注疏、补遗、章句
、疏证、读书记、书话、词话、诗话、评点、夹注、眉批以及有关禁书、焚书、藏书、书
厄的表达，书籍地位之崇高自是不言而喻，人们如何认识和应用书籍所关尤巨。相应地，
关于中国书籍史（History of book）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举不胜举。

不过，总体上，研究书籍的历史势必和出版史、印刷史、传播史的研究不可分离。因为书
籍不仅有其自身物质层面的构成因素，还有书籍被印刷，采取的出版策略，如何到达读者
手里等层面的因素。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从有关中国的书籍史或印刷史、出版史的书目及研
究述评中看出来。比如著名的中国书籍史研究者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先生做过
一个非常珍贵的索引——《中国印刷史书目》[2]，该书目中就既搜罗研究中国印刷史的
著作，也同样收入研究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著作，所收研究成果大致反映了近百年来中
国书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研究的情况。同样，出版史的书目也会收入印刷史、书籍史的
著作书目，大陆学者范军也辑录过一个《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2000－2004）》[3]
，就是如此。至于一些相关的研究述评同样如此，如魏玉山的《出版史研究百年沿革》
[4]、程焕文的《建国以来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综述》[5]、肖东发和袁逸的《20世纪中
国出版史研究鸟瞰》[6]、肖东发的《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7]等等综述，亦同
样讨论书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的著述。由以上书目及学术述评可知，中国书籍史研究与
印刷史、出版史研究密不可分，传统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也往往指的是与书籍相关的印刷
、出版、销售等层面的研究。

在西方，亦存在以上的这种情况，书籍史研究同样与出版史、印刷史甚至是新闻史、传播
史等领域的研究不可分割，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从其有关书籍史、印刷史的书目中看出来，
更可从有关书籍史研究所处理的问题中看出来。[8]相比于中国书籍史研究成果的丰硕，
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成果也毫不逊色，且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更多，对于我们研究中
国书籍史或有借镜作用。[9]

自文艺复兴以来，关注书籍本身、书籍的生产、藏书、图书馆等方面的西方书籍史研究就
很活跃。[10]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兴盛以后，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这可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
版《印刷书的诞生》[11]一书为标志。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书籍史研究领域的
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年鉴学派的研究典范在书籍史领域的表现。该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欧
洲书籍的生产、印刷、排版、装帧、成本、运作、地理分布、书籍制度、发行、消费、社
会影响以及相关环节的情况，还有其背后的经济情况，既有对书籍技术层面的考察，又从
社会的角度来讨论书籍与人、与社会的关系，采用了统计学、教育史、文化社会学的方法
，打破了传统书籍史侧重于书籍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研究的状况，初步确立了年鉴学派书
籍史研究的新典范。后来，这种书籍史研究取径又被一批法国学者如孚雷（Fran?ois
Furet）、杜普隆（Albert Dupront）等人发扬光大，从而正式形成了这种书籍的社会经
济史研究典范。[12]这种典范正反映了当时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然而通过研究书籍在不
同地区的传播数量，来展现欧洲国界的变动以及不同地区民族意识发生的实证主义做法，
自然是包含争议的，因为购书的读者不一定读，读书的人不一定买，一本书不一定只被一
个人读，一个人也不一定只读过一本书，这些情况是很难统计出来的。年鉴学者夏特里埃
和罗切在《书籍史》一文中就对此典范进行了一些批评，“近代书籍的交易相对说来不受
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对书籍出版发行的“计量分析法难以使我们了解发明创造和彻底
革命的情况，而只能使我们了解到被认可了的革新情况。”[13]对书籍的分析，“还必须
辅之以对读者群的社会组成有个比较透彻的了解，书籍史在注意到文化社会学发展的同时
，还力图确定出版物的传播规模，力图根据不同类型的读者群确定一种知识类型结构。”
[14]夏特里埃后来还对这种典范继续反思道：“特别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
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15]进言之，如《印刷书的诞
生》这一巨著所表明的那样，印刷书是“变革的推手”，出版机构仅是社会与政治舞台上
诸多的参与者之一。[16]他们这里的书籍史研究，只应该：

检视印刷书在问世之初的三百年间，其影响与实际重要性为何。[17]

因而，这种书籍史研究典范虽然考虑了书籍所扮演的角色，但并没有涉及对书籍作者、读
者角色的考察。或者说：读者并没有进入阅读书籍史关注的领域，即便作者也只是被学科
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目录学家所注意。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也曾讽刺法国年鉴史家的这种数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
，认为法国同行“试图用计算来衡量心态——计算安魂弥撒的数量、炼狱的图书、书籍的
标题、学术机构的演说、财产清单上的家具、警方记录的罪行、遗嘱里呼告圣母玛丽亚的
次数，乃至于在教堂里献给守护圣徒的蜡烛磅数。这些数字可以有迷人之处”，经由诸如
年鉴大师们精心编列的数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
征”，并不能得到“客观的”共识，而且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对于数字的运用，存在的差异
也很大。[18]

因此，这种关于图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典范很快就遭受到修正，夏特里埃自己就率先“从
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
义重建的历史”。[19]一批美国史家如达恩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艾森斯坦（L. Eisenstein），包括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种文化史取径的研究书籍史方法。不过，这样的转
变并不就意味着对年鉴典范的全盘放弃，年鉴的书籍史研究典范还是有其所见之处的，比
如其率先把书籍史与心态史结合起来考察，又比如它发掘出了许多以前不为人所注意的新
材料，还证明了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性，进而把书籍史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使得书籍史研究
在当代西方，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已经，变成一个丰富与多变的研究领域。”
[20]进一步说，必要的数量分析和经济层面的考察仍然是书籍史研究中很有用的手段，只
不过是，如今的书籍史研究已经不能再将这些手段泛化和无止境地应用。

当然，这些书籍史的研究者在具体的操作中，他们对书籍史的看法与坚持的研究方法并不
一致，甚或存在相互颉颃的地方。但大体上，他们受到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
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都继承了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研
究者对读者的研究成果，接受了人类学、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读者—反应”理论（
reader-response）、接受理论等新学术思潮的影响。认为书籍不再只是印刷文字、书写
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文本，一种象征，需要被缜密细致地解读。在从作者到出版者、
印刷者、运输者、发售者和读者的链条中，读者完成了这个循环，因为他（她）影响作者
书写活动的前前后后；文本作者自身也是读者，通过阅读及与其他作者、读者的联系，他
们形成了该采用何种文类与问题的想法以及关于文字工作的一般认知——这种认知会影响
到作者的文本。[21]

这些书籍史研究者一般还继承了以往书籍史研究的传统，研究的问题更行深入细致，采用
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元。他们认识到：

没有历史、文学、经济、社会学或目录学能充分地评判涉及书籍的各个方面。因为，就本
质上言，书籍史研究在规模一定是跨国的，在方法上一定是跨学科的。[22]

而日益增多的新媒体以及互联网，也正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的稳固性，并在图像、口
述、平常的交流联系等各种方式之间产生了新关联，出版文化研究正在转向需要全盘考量
更宽广的脉络之下文本、过去与现在关系的研究。[23]为了成功实现这个目标，书籍史研
究自然要利用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管是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或者是媒介研
究。在此意义上，“书籍史已经不再只是目录学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类别，毋宁是人类交
流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4]

戴维森（Cathy N. Davidson）也曾对这些学者的书籍史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她认为他
们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书籍怎样被制造的，被谁制造的，为了谁？作者与出版者之间有何关系？民族及宗教的意
识形态（尤其是关乎资助和传教方面）是如何影响书籍的印刷的，这些理念又是如何被散
布的？法律（诸如版权法）与作者及出版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哪些具体关系？书籍的价
格是怎样的？书籍只是部分人的禁脔，或是被化为印刷文字的思想（即使不是原书自身实
际所包含的）被传播给所有的民众，且不考虑读者所属的阶层、地区、政治或宗教立场，
以及种族背景、社会性别？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里，这些读者拥有足够读写能力可以参与
印刷文化交流的外部条件谓何？诸如政治领袖、教育家、牧师、批评家这样的文化宰制者
，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民众获得书籍的途径——不直接地（如通过表扬与责罚）或直接地
（如通过强制赞助）？什么书会被经典化（提高到印刷品中的高端地位），以什么样的方
式、为什么、为了何种目的会被经典化？[25]

达恩顿在其规划书籍史的文章——《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里，还详细指出书籍史研究中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与有待继续拓展的方面，对书籍史研究
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展望。[26]达恩顿认为，目前，对书籍印刷、运输、读者等层
面的研究不如对书籍作者、发售者的研究那样细致，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在该文里，达恩
顿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提示性的分析模式——书籍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27]通过这个分析模式，书籍作者、读者与出版者建立了互动关系，藉此作
为检查文本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手段，亦可将之作为考察印刷文化史的切入点。后来的
一些书籍史研究者都由此受到启发，并对之作了修正补充。[28]

而从近40年来西方书籍史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来看，发掘新材料，从书籍的被接受和被阅
读角度，研究书籍在中下层社会的传播与阅读，注意对书籍的物质形式的研究与对读者的
反应研究相结合，重视考察阅读与文化、政治及社会的关系，研究读者群的构成和变化，
关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及阅读大众集体心态的变化，等等问题，尤
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可以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已经转向读者及其阅读和使用
方面来，如戴维森这篇文章的标题所指示的那样：“从书籍史走向书籍与读者关系史”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或者如夏特里埃所言：“从文本到读者”
（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借助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简称NCH，亦有人称之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典范，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转向了更
为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研究——重点研究读者及其阅读反应而
非优先关注作者与文本自身，一批杰出的以书籍史研究为基础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先后问世
。因此，当今西方意义上通常说到的阅读史或书籍史成果，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
西，已经难分彼此。比如，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一书，除了处
理像传统书籍史研究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外，还专门辟出部分篇幅来讨论阅读史，并涉及了
西方阅读史研究中争议巨大的“阅读革命”问题。[29]戴维森所编的《阅读在美国：文学
与社会史》（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一书，表面上看
是阅读史的著作，实质却是围绕书籍史展开的。《书籍史读本》（TheBook History
Reader）一书虽然以书籍史命名，但其中许多论述都是关于读者、阅读方面的，其第四部
分“书籍与读者”（Books and Readers）中的七篇文章，则更是专门讨论阅读史。法国
历史学家罗杰·夏特里埃被学术界视为研究西方阅读史特别是法国阅读史研究的巨擘，但
他的几本相关名著，都是以书籍史为讨论对象而展开的。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几本主要著
作都是标以书籍史名义，实际却是阅读史的研究。难怪阅读史研究在法国通常被称为书籍
史研究，在美国，书籍史研究却又经常被称为阅读史研究。

因是，单纯地考察文本或作者或读者，对于书籍史暨阅读史研究者来言，都已经成为明日
黄花。吸收以往书籍史研究中对文本的生成史或本文的被建构史的研究成果，结合文本的
接受史或效果史研究路径，汲取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分析等手段，较为综合
与多元的研究文本和读者关系的文化史，已经是当今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的众望所
归。

在近年来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许多著名学者都投身其中，其中以法国学者夏特
里埃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成就较大。这两人都是极富有理论修养和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史
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在理论层面的探索，实际上代表着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主
要趋势，故而这里比较多地引用了他们的著作。[30]相较起来，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
史研究成果更具有思想史色彩，援引的思想资源以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为多，其著作的理
论及方法论的色彩非常浓，材料的使用则以常见史料为主，加之以别出心裁的解读。达恩
顿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人类学色彩更浓，这可能与他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
Clifford Greetz）等人类学家的影响非常大有关。[31]又因其新闻记者的出身背景，达
恩顿的文笔非常好。在理论素养上，与夏特里埃相比，达恩顿也不遑多让，这种功力从其
名著《猫大屠杀》一书中，可以一览无余。他还曾在理论层面对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
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反思，[32]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和研究指导。
同时达恩顿在具体研究中还非常重视发掘新史料，他的许多经典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都是
在利用了别人不甚注意的档案材料基础上做出来的。

二 阅读史

要申明的是，阅读史中所谓的阅读不完全等同于读书，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
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
口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声像材料、电影、电视节目，甚至任何一种
计算机所储存的信息、碑铭、唱片等各种形式。[33]书籍只是文本的一种形式，实际上，
书籍与文本的关系非常复杂：

在一些传统中，文本先于书籍，文本独立于书籍而存在，文本主要通过口述来传播，它或
是具有产生自某些说唱活动的诗歌作品的可塑性(荷马传统的元古阶段)，或是具有借助某
些特殊技术强化的书面储存的固定性(例如古代印度的吠陀)。而在另一些传统中，文本是
同书籍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文本中，物质的对象被赋予某种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
值可能影响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传播方式。[34]

因此，如夏特里埃所言：

事实上，我们应该将口头传播形式和肢体传播形式考虑在（阅读之）内。[35]

而从阅读的本质及效果看，像达恩顿所指出的那样：

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36]

另外一位阅读史研究者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甚至将人类感知外界的一切行为都
称为“阅读”：

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所处。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
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一个社会可
以没有书写而存在——很多社会的确就是如此，但是没有社会可以缺乏阅读而存在。
[37]

当然，如果将“阅读”视作一种主体对外界的认知过程来言，这样的说法也未尝不可。在
此意义上，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阅读史”了，因为所谓的历史研究无非是研
究主体对于过去所遗留之下的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过，这样就把阅读史的领域搞得太宽
泛了，如此宽泛的结果就会导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阅读史，那也很可能没有历史是阅读
史。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阅读史研究中的“阅读”，其含义显然不同于曼古埃尔惊人之
论中的意思。如果这样，标示阅读史研究的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阅读史研究者极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还是属于法国学者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
），他对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之讨论，给阅读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灵感。在德·
塞托看来，人们对阅读存在许多误解：阅读不仅是消费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
方面。[38]在对阅读和书写在西方历史中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考察后，他认为，通常认知到
的书写是制造文本，阅读就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文本的组织要适应它力不能及的读者
之意见。文本之成为文本，只有赖于它与外来读者之关系。[39]

在现实中，作者的写作还有意无意地都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他（或她）会受到读者
反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再次阅读或修订原来的文本。他（或她）也会设身处地地把自己
作为真实的“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来“神会”作品的感染力。没有作者能写出一
个缺乏读者参与的文本，读者与作者一样，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40]

阅读是一种读者主体性得以发挥的创造性过程，这种创造“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书籍
生产者的意图”。[41]读者经常会从阅读中得到文本自身所含意义之外的东西。这是因为
：

文本之意义及对之进行的衡鉴，会随时间、地点与读者的个性特征而改变。没有读者阅读
文本时会不抱有体验与期望，超越于文本的收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体验和期望发挥作
用的结果。[42]

归根结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是一个努力在寻求意义的参与过程。读者对阅读品所采
取的阅读方式及诠释策略，反映着也受制于读者的“心路历程”和既存的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对一个文本的阅读，总是伴随着以往曾经阅读过的文本。资料已经储存在读者的文化库存
中，等着被运用。[43]

藉此文化资本，读者才得以实现文化消费，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阅读之意义于此才
得到凸显和再生产。但在本质上：

读者接受的既非某个特定作者的立场，也非任何别的作者的立场。他会发明出一些不同于
原作者已赋予文本的东西，他会从源头来拆散文本，他会把这些碎片联结起来，藉此组织
一个可以容纳无限多元意义的空间，以产生未知的东西。[44]

当然，这样的说法并非就意味着读者的主体性及自由度是毫无限制的，借用法国思想家布
尔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概念
，读者的阅读嗜好受制于其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是同读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
、文化继承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他或她不可能脱离于其所在阶层的“共同习性之表达”
（the express of a common habitus）。[45]

更进一步说，文本同样能引导或误导读者，文本的内容、叙述策略、样貌、价格、发售方
式、获得渠道、广告策略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一个文本的寿命越长，
则存在于该文本后来的读者以及其预设的读者群、最初的读者群和可能的读者群之间的差
别就越大；一个文本的影响在地理与文化上的‘传播’越广阔，则存在于可能的读者群之
间的差别就越大。上述两个差别越大，从同一文本读出不同之可能意义就越多，尽管有些
意义之间也许还会是相互颉颃的。”[46]因此，阅读史研究将不得不考虑文本制约读者的
这些方式。

于以上可知，我们既不应该将“阅读”无限扩大化，同样也不能将其狭义化。我们不能仅
将阅读的形式仅局限于阅读书籍和报刊等纸类介质，阅读活动的参与者决非只限于印刷符
号的读者，文盲同样也能阅读，看电影、看电视、上网都是阅读的形式；同样，阅读不应
只局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图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听读书、听戏等以耳朵为主的活动一
样也是阅读的形式。[47]所以，在一些阅读史研究者看来：

阅读史也不应该局限于考察我们现在所读的，默读的等凭借眼睛来阅读的东西的系谱。阅
读史的任务可能首先是追溯那些在当下已经被遗忘了的过去的阅读姿态、已经消失的阅读
习惯。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它不仅能揭示曾经在过去是很普通的实践的久远性与陌生性
，还能描述在今天的读者中已经不再习惯的却构成文本最先的、特殊情貌的阅读模式。
[48]

因而，阅读史明显不同于书评、文艺批评、文学评论和文学鉴赏，也不同于文学史、史学
史、哲学史、文献学史这类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史研究。简单点说，阅读史就是研究过去人
阅读实践的历史，研究如何阅读文本、研究人与阅读之间关系的历史。不过按照人们习惯
的说法，阅读总是要和书等纸质媒介联系起来，阅读史就常常被称作研究过去人如何读书
的历史，但在本质与效果上，阅读的历史不是读书的历史，更不是被阅读物的历史。

事实上，作为文化史中的一个新领域，阅读史研究是从现代西方学术脉络里衍生出来的，
主要是藉对过去书写的历史与书籍史（文本发生史）的关注，来强调书写及书籍（文本）
之于人的意义。相比于传统的书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阅读史更注重阅读和生活、
社会、权力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
习惯等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之间文
化互动的关系等方面。美国阅读史研究者达恩顿曾对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有一个比较精炼的
说明和规划。他认为阅读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是“谁在读”、“读什么”、“在哪里读”、
“什么时间读”等问题，还要回答更困难的问题：“为什么读”、“如何读”等问题。
[49]

在达恩顿本人的阅读史研究中，他不仅关注像《百科全书》这样的启蒙运动巨著在18世纪
法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情况；还关注当时的色情书、被禁的畅销书等大众通俗读物，这些
书籍在别人看来根本不登大雅之堂，鲜去注意，更不会去研究。但在达恩顿看来，阅读这
些印刷品的人也许更多，它们“或许比之名家的杰作更加深远地表达和影响了过去某个时
代的心态”。[50]职是之故，达恩顿本人非常注意将阅读史研究与心态史研究相结合，藉
对阅读史的考察，揭示某个人或一些群体的心态、思维方式，这种研究取向非常鲜明地体
现在他的名著《猫大屠杀》一书中：

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
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径不是遵
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深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领域，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又可译为心态史，笔者注）。[51]

而阅读的概念则是串连《猫大屠杀》一书的一贯之道。于以上达恩顿的夫子自道我们可以
得知，达恩顿的这种研究路径实是“其来有自”，同年鉴学派的主张脱离不了瓜葛。

对心态史的研究本来是第一代年鉴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夫贺（Lucien Febvre
）非常重视的，他们并且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52]但在年鉴学派第二代巨擘费尔南多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主持下，年鉴典范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地位，经济史与
社会史成为更重要或更基本的层次，政治、文化与智识生活只构成了历史经验第三层的，
附属于物质、经济和长时段变化的层次，心态史和其它形式的文化史不是完全被忽视，而
是被贬谪到年鉴事业的边缘，他们即或是关注心态，也是把心态史作为他们所主张的“总
体史”（total history）中的一个维度，通过长时间的经济、社会结构乃至于环境等因
素，用量化的方法来表明人们心态的变化，“过度仰赖文化的量化，同时低估了社会互动
的象征要素。”[53]因为心态的变化不会像政治事件或经济数据那样有比较精确的日期和
数字，心态的变化很难有确切的记录与数字来直接说明。因此，在1960－1970年代，“一
种重要的兴趣转移发生了”，不只有一位年鉴史家的智识路线从经济基础转到文化“上层
建筑”，“从地窖升至阁楼”。其中原因或许出于对学术领袖布罗代尔如此规划历史学研
究疆域的不满，更可能也许是一场更大范围内反动的一部分，即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的反
动。[54]在此种情况之下，第三代年鉴史家从“从地窖升至阁楼”，走向文化史研究。对
于新一代的年鉴史家来说，心态或文化已经不能再被规划到历史经验的“第三层次”了，
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根本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相反，它是历史事实的一个先决因素，
因为心态结构不能被化约为物质因素。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其
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所有实践，不管是经济或文化实践，都依赖于文
化或心态为之再现，或者依赖于个人感知世界所使用之符码。[55]新一代的年鉴史家如勒
高夫（J. Le Goff）、拉杜里（Le Roy Ladurie）等人纷纷转向心态史研究，并有像拉杜
里之《蒙塔尤》（Montaillou）[56]这样经典的心态史研究成果问世，勒高夫自己还撰写
了《心态史：一种模糊史学》[57]这样讨论心态史的理论文章，试图弥补因计量法的滥用
而遭受伤害与挫折的心态史研究。

心态史在法国的复兴自然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史学者，包括阅读史研究者，而把阅读史与心
态史相结合，也是目前文化史研究中的常见路数。[58]这不仅因为在考察阅读实践时，势
必要跟读者的阅读心态变化联系起来——“阅读的历史或阅读的人类学迫使我们去面对外
来心灵的异己性”，[59]心态史研究本来是从思想史领域中延伸出来的，可以弥补思想史
研究中存在的许多局限，当思想史研究不再集中于精英心态时，心态史研究就更有用武之
地，重点关注平常人对待日常生活的心态。[60]同样还由于，阅读史也非常关注对大众心
态的解释，阅读史与心态史研究的良好结合，可以加强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因为不同读者
的读书方式虽然不同，所读的书籍也不一样，但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读者，他们都分
享有大致相似的文化传统、生活态度与价值观，他们所阅读文本的文化构成、叙述方式，
以及他们理解、阐释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仿的，“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
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61]

进言之，一定时间内的心态变化同书籍史研究一样，不可能用数据就判然而解，光靠事实
或数据只能在周边打转，难入堂奥，心理活动必定是个人的，外人及后来者是很难琢磨的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62]但它会体现在日常行为中
，它会透过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思维方式、象征符号表现出来，只要凭借缜密细致的解读
——尤其是借助人类学手段，我们才有可能再现它。而阅读史的研究，则是我们解读历史
上人们的心态及其变化的便捷手段，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和虫子》（
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63]，达恩顿的论文
集《猫大屠杀》，特别是其中的三篇文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工人暴动：
圣塞佛伦街的猫大屠杀》、《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可以说都是结合心态史
的阅读史研究典范。

需要补充的是，近五十年来，受到后现代主义及相关学术思潮的冲击，加之国际风云的变
化与日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近代以来盛行的“理性”、“进步”的现代性观念和启蒙模
式的大写历史叙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渐成强弩之末。多元文化主义（
multculturalism）兴起，“虽小道亦有足观”(Small is Beautiful)，过去曾被史家们
所忽略的许多“土著”与边缘群体也不再“失语”（voiceless），他们越来越要求历史
书写里应有自己的地位。这些情况都促使历史学家的关注点扩大为不仅包括权力的中心和
社会的上层，还更要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再现”多元的观点和声音。[64]西方史学界
于是开始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史学革命。[65]这种趋势反映在西方阅读史的研究上，就
是西方阅读史研究非常关注对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一般老百姓的阅读史的研究，而不再将
目光聚焦在社会上的精英分子。然而新的问题一产生，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就是对于中
下层人士的阅读史进行研究，势必会遇到材料方面的难题（当然，这个问题对整个东西方
的阅读史研究乃至对下层人士的历史进行研究时都同样存在）：

普遍缺乏直接的原始资料（读者不会自我描述），实践上完全缺乏成系列的可感的原始资
料，以提供一个统计学上的真实形式。相反，只好运用那些间接的原始资料构建出习俗及
其可能的含义的类型学。一部阅读史需要求助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标志（居住形式的类型，
各社会职业类型及宗教隶属等的人口分布，扫盲，入学，印刷品的发送网络），档案的分
析（死后财产清单、通信、目录、私人财产等等），肖像学，建筑考古学，当然更不能忽
视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本身。[66]

不过，西方阅读史研究所遇到的材料问题严格来说或许并不那么严重。在西方，毕竟还有
保留下来的诸多关于下层民众的记载（而这些记载在中国大都付之阙如），如时人的出生
记录、遗产登记、婚姻登记、签名，教会或官方的审讯记录，乃至18世纪以后图书馆的借
阅记录，书商的售书目录，一般人物的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财产清单、购书记录
等材料，故而，西方学者对于中下层老百姓的阅读史研究有非常优秀的成果。其中，美国
史家达恩顿就曾通过对流行于近代欧洲的民间故事及其不同流传版本的考察与阐释，解决
了关于下层民众阅读情况所遗留材料不足的问题，揭示出了18世纪欧洲农民特别是法国农
民的阅读世界、处世策略和生活面貌，以及由此呈现出的集体心态与思维方式。[67]夏特
里埃的《“他者”的角色：启蒙运动时期的农民阅读》(“Figures of the ‘other’:
Peasant Reading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68]一文也探讨了启蒙时代法
国农民的阅读问题。该文主要关注三个问题：教区牧师将收藏的书籍借给教民吗?农村居
民有阅读的嗜好吗？哪些书籍在当时更容易被阅读？且该文还探讨了农民的阅读方式、阅
读的用处以及阅读与生活的关联。夏特里埃这里大量使用了当时知识精英对于农民阅读的
看法和当时留下的图书馆借阅记录。Martyn Lyons在其《19世纪法国的读者与社会：工人
、妇女和农民》（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一书中，用传记、回忆录以及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材料，探讨了19世
纪法国工人、农民和妇女的阅读情况与心态变化，亦是很有价值的尝试。西方其它优秀的
阅读史研究成果还有如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和虫子》（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夏特里埃的《书之秩序》（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近代法国早期印刷的文化用途》（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69]，阿伦（James Smith Allen）
的《透过大众的眼睛：现代法国阅读史，1800-1940》（In the Public Ey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 1800-1940）[70]，卡瓦罗（Guglielmo
Cavallo）和夏特里埃合编的通史性阅读史著作《阅读史在西方》（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等。

三 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概况

相较起西方阅读史研究典范的成熟与研究成果的丰硕，阅读史研究在中国还近乎荒地，大
有开拓的空间。据笔者所见，除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哲学界、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学
批评理论、接受理论与阅读理论的译介外，中国大陆对西方阅读史具体研究成果的最早介
绍，可能是上面引到的留日学者李长声，主要是他于1992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从音
读到默读》，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的《书·读书·读书史》两文。《从音读到默读》
一文目的在于介绍日本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面向，开始先介绍日本文学研究者在1962年写的
一篇文章——《从音读到默读——近代读者的形成》的价值，“是日本第一本揭出读者研
究旗号的著作”，到1990年代“犹未被后来的研究者超越”。李文概括介绍了日本的文学
研究者对读者问题的研究的大概情况及西方学术界类似的研究，指出了“从音读到默读”
这种变化在西方和日本的表现与意义。该文还介绍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读者因素研
究的理论成果，也引用了达恩顿《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一
文，呼吁在书籍出版中要重视读者的因素。《书·读书·读书史》则概括介绍西方20世纪
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由书籍史向阅读史研究的过渡情况，内容涉及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
究观点及其后来所遭受的批评，还介绍了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著作与其个人情
况。总起来看，李长声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比较全面且到位地介绍了
西方史学界、日本文学界研究书籍史、阅读史（李文称为读书史）的一些情况，并对有关
的阅读史理论进行了点评，这在当时的中文学界，无疑是极具有先见之明的，也是弥足珍
贵的。

另外，前举介绍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文章中也有曾提及阅读史研究的，如彭俊玲的《国外对
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研究的新动向》、彭俊玲、陈峰的《美国的图书史研究热》，可惜只有
片言只语，无多大学术价值。以后一段时间，也没有见到中国史学界对阅读史继续作理论
上更深入的译介和探讨，这种情况直到2001年才有所改变，这时才又有两篇讨论阅读史的
文章出现。第一篇是王龙的《阅读史研究探论》[71]，该文基本上是在李长声两文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但也参考了其它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综合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杂糅而成
，一些关键地方缺乏注释，或是转引研究的研究。更要命的是作者从不同地方转引了法国
学者夏特里埃的研究，但没有仔细分辨，而将之当作两人，一处译为“沙杰尔”，一处译
为查蒂埃尔。不过，该文的一些注释还是有价值的。第二篇是王余光的《试论阅读史研究
》[72]，该文更是大胆，连基本的注释都没有，基本是在王龙的《阅读史研究探论》基础
上推延出来，加之一些想当然的想法跟转述，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两文且都有不少对阅
读及阅读史的曲解，如将阅读史当作读书史，或将阅读的含义等同于读书，将中国古代关
于读书的一些看法等同于对阅读的看法，将阅读史的研究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书籍史研究，
等等。当然，两文并非严格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发表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出现一些问题
也属正常，况且两文也还是有一些方面描述了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个别面向，它们
对阅读史研究的介绍还是比较难得的。可惜的是，以上所举的数篇文章似乎都没有对中国
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实践发生什么影响，因为十五年间，我们没有看到一本标为阅读史研
究的文章或专书在大陆问世。

不过，美国汉学界则比较早注意到了结合印刷史、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成
果主要考察的是晚明清初一段时间书籍的出版、阅读情况。如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的《为赚钱的印刷业：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73]，周启荣（Kai-wing Chow）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74]，周启荣和包筠雅合编的《晚期
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75]，《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则早于1996年就推出了“晚期中
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专号[76]，里面收录了弗里德曼（Friedman, Jill A.）、贾晋珠（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贝尔（Bell, Catherine M）的六
篇文章。以上这些研究成果都借鉴了当今西方正在盛行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吸收了诸如
布尔迪厄、夏特里埃这样的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面涉及中国印刷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书籍生产到播散，从书商的出版策略到读者的阅读实践，从善书到戏剧、小说、家谱
、异端文类，到明代的“图书馆”，再到19世纪的畅销书，从一般文人群到诸如顾炎武、
黄宗羲这样的大儒与他们同印刷的关系，从书价到出版业的运作情况，从文学出版市场到
其它非汉族语言的印刷文本，从印刷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到与教育、文化、社会的关系，等
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皆有涉及。周启荣在其研究中还特别指出：印刷的文化史研究与阅读
史研究正在进入中国史学家的议程，这些新的研究取径有助于修订往昔对于晚明思想史的
习惯看法；周还提醒研究者一定不能忽略对读者接受层面的研究。[77]

再如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的新著《中国书籍的社会史：晚期中华帝国
的书籍与文学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78]，该书借用社会学的手段，主要关注书籍在晚期
中华帝国文化中的吸引力与权力，以及书籍与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着重研究
11—19世纪之间中国书籍在技术、学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变化，书中既有对印刷技术
在中国的产生、演变、书籍与文学文化的播散之类的宏观考察，也有对钱进仁这样的藏书
家、学者进行个案研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
刷资本主义，1876－1937年》（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79]一书，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
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吸收了不少灵感，[80]来讨论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对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作用。该书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印刷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到上
海石印技术的黄金时代（1876—1905年），从上海的书店到文化街到印刷工人到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从教科书到图书市场，从印刷观念、印刷技术到印刷的组织模
式，乃至到印刷对文化、对教育、对政治的影响，都有很好的讨论，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
近代出版史、印刷史研究的一本较优秀作品。惟作为一本印刷史专著，该书对阅读方面的
着眼不多。

美国学者的书籍史研究文章被译为中文的也有，如季家珍（Joan Judge）关于晚清的教科
书与国民读本的研究，[81]芮哲非关于印刷史与出版史对中国研究意义的讨论，[82]包筠
雅对清代印刷业的扩散与出版发行网络的研究[83]；这些研究都比较侧重于出版与印刷对
于大众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亦是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有价值
成果。

台湾学者对晚明书籍史的关注也比较多，特别是关注晚明出版的日用类书、书画谱、笺谱
、版画插图之类通俗书籍，从消费、大众文化、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书籍的生产、传播。
[84]如王正华的《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一文，
作者希望以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为中心，将之作为文化商品，藉此探索民间大众阅读
文化的情形，并对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限于有关读者阅读反
应材料的匮乏，该文对读者层面的分析着墨不多。[85]在台湾这些年来的书籍史研究中，
以王尔敏的成就最大，从前些年对《圣谕广训》、《点石斋画报》的社会史研究，[86]到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从事对明清以来中下层人士所著书籍的收集、研究工作，发掘了一批比
较罕见的书籍史资料，如《酬世锦囊》、《营谋小集》、《庄农杂字》、《鲁班经》等书
籍，王氏希望从这些书籍中发掘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情况。王尔敏的这些研究成果
已经先后发表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等刊物上。[87]另外，他还
指导其学生吴蕙芳，去做《万宝全书》这类明清百姓日用书的研究[88]。台湾学者的这些
书籍史研究成果虽然很接近文化史中的阅读史取径，但主要还是消费史、社会史的研究，
似乎还不能作为阅读史的成果来看。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式打出阅读史研究旗帜的中国学界的成果
问世是在2005年9月。潘光哲在台北的权威史学杂志《新史学》上发表了《追索晚清阅读
史的一些想法》一文[89]，潘氏在该文里通过对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考察，描述了他们的
阅读活动与思维/观念形成之间的互动过程，并结合既有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就如何书写
19世纪中国士人的阅读史提出了若干意见，希望“透过阅读史的取向，我们可以深入地了
解晚清士人是怎样藉着各式各样的阅读/思想活动为他们的生命寻找意义，编织自己的‘
意义之网’（the web of significance）。”[90]作者并身体力行，目前正在围绕《时
务报》跟“华盛顿”这个符号，试图写出《时务报》的文化史，详细梳理“华盛顿”这个
符号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演变脉络。[91]

潘光哲先生还在2005年9月出版的《思与言》杂志里主编了一期“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
与文化”专辑，专辑收录了四篇研究近代阅读史的实证文章，分别为孙慧敏：《翰林从商
：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
》，周叙琪：《阅读与生活：恽代英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杂志〉之关系》，余芳珍：《闲
书消永日：良友图书与近代中国的消闲阅读习惯》，加上潘氏为之所撰《导论》。这些阅
读史研究成果中的前三篇都是围绕知识精英展开，讨论了阅读与思想、阅读对于他们人生
的影响以及这些人后来的文化活动。其中孙慧敏文更多的侧重于张元济的文化身份和他从
事的出版活动，使得该文与其说是一个阅读史研究，不如说更像是个人物研究。李仁渊文
中则对晚清书籍或报刊的被阅读、被传播情况进行了一些考察。周叙琪文还重点讨论了《
妇女杂志》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余芳珍文以《良友画报》为主，兼及良友图书
公司，讨论读者阅读《画报》后的反应，以及其中良友图书公司的作用，进而揭示由此所
呈现出来的民国时期上海的消闲阅读习惯与清末以来的消闲阅读文化。以上这些具体的个
案研究运用习见的资料，加之以独出心裁的解读，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些不太为
我们所知的近代历史图像，初步展现了阅读史研究的魅力，为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开了好
头。或可说，潘氏的《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及《思与言》这个阅读史专辑的
诞生，标志着阅读史研究在中文学界的正式兴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上述这些研究出现之前，中文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国
书籍报刊的发行传播，书籍报刊与教育、学术、文化的关系，作者、译者、编者、出版者
与书籍的关系，稿费制度，书籍广告，书籍文体，书籍制度与版权制度，书籍的价格、成
本、插图、购阅者，不同藏书楼、图书馆的发生和收藏情况，出版机构的历史及其运作和
社会影响，出版家的历史及其与出版机构的相互关系，书业组织，书籍装帧、版式、版本
的变化，等等方面的情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来新夏等著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92]，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93]、《江苏翻译出版史略》[94]、
《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95]、《译林旧踪》[96]，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
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97]，陈林的《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之研究（1842—
1949）》[98]，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99]，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自清末至抗战胜利》[100]，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101]，汪家
熔的《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102]，李明山主编的《中国近代
版权史》[103]，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104]，范祥涛的《科学翻
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105]，Barbara Mittler研究早期《申报》的专著——《一份为中
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介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72-1912》（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 News Media, 1872-1912）[106]，
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的文化改革》（Print and Politics: “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107]，等等。代表性的研
究文章，除张静庐编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08]中已经收集到的一些，其它还可以
举出不少：姜义华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
视》[109]，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110]，张朋园的《广智书局（1901－1915）
——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111]，王树槐的《清季的广学会》[112]、《清末翻译名
词的统一问题》[113]，唐文权的《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114]，宋莉华的《
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115]，范军的《陆费逵的书籍广告艺术》[116]，陈建明的《近
代基督教在华出版物的传播概况》[117]，张宗文的《晚清官书局的图书发行》[118]，邹
振环的《晚清西书中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19]，桑兵的《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
化》[120]，李明山的《20世纪初中国版权问题论争》[121]，张敏的《从稿费制度的实行
看晚清上海文化市场的发育》[122]，潘建国的《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
[123]、《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124]、《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125]，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举的研究成果，对于整个中国近代书籍史乃至出版史、印刷史、新
闻史的研究情况来说，实在是挂一漏万，展现的不过是近百年来近代书籍史（包括印刷史
、出版史、新闻史等）研究成果的冰山一角，笔者这里实在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将既有
的相关研究罗列无余。

总起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某些研究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未尽如人意之处，在方法论及史
料的利用拓展上也可能会存在争议和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受到新的
学术潮流的影响，从新的角度来处理有关问题，超越于纯粹的技术层面的书籍史或出版史
、印刷史、新闻史研究，研究书籍报刊（出版、印刷）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关系，甚至触
及到读者层面，呈现出与中国传统书籍史研究不同的取向，这无疑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同
样，这些研究成果也与西方近50年来书籍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大致相似，反映着近些年来
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的深入程度。由于旨趣各异，对于读者如何阅读及阅读实践变化的关
注非他们所重视。故此，这些研究虽各有所见，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与视角，可
严格说，这些成果也不能作为中国近代阅读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待。

对比西方阅读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前举《思与言》杂志上刊发的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成果
就与之大相径庭了。当然如达恩顿所言：“阅读有其历史，但它在各地并不相同”，而且
“阅读的历史同思想的历史一样复杂”。[126]相比于西方的历史脉络及人文传统，中国
前现代的历史自然是有其“中国特色”，其演变轨迹与路径依赖程度明显不同于西方。比
如，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平常人可得到的书籍数量、种类日益多样，西方近代的阅读方
式可能有这样三个转变：

从朗读到默读，从公开阅读到私下阅读，从缓慢的精读到快速的泛读——也就是常被称为
18世纪“阅读革命”的问题。[127]

而这三个转变又是同现代性的发生成长有莫大关系的。但在近代中国，阅读方式就未必有
这样的转变。同样，中西方在阅读习惯方面，也多大相径庭之处，如在近代欧洲旧制度下
，阅读经常是一个集体和公开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前现代的中国亦不显著。又如，近代欧
洲诸国并立，各有其民族语言：

但书籍本身却不甘于局限，不管是在语言上或是国界上。书籍经常被来自于一个国际文坛
的作者书写，并被不使用其本国语言的印刷工人印刷，被发售商跨国界贩卖，被持另一种
语言的读者阅读。[128]

但在前现代的中国，其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些虽然也会被运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贩卖，
被当地懂汉语的人阅读，但总起来看，书籍的主要销售地还是在中国，其主要读者也是中
国人。这时，中国与周边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不是对等的，是输出——接受的关系。这些
国家几乎还没有民族语言，且受汉文化影响极深，汉语几乎就是他们中间最通用的语言；
这些国家的作者也主要用汉文写书，他们所写的书，只有极少数能流传到中国。

西方对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很多，对于当今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来说，要想开拓这方面
的研究就很困难，因为中文世界学者所面临的材料缺乏问题远超过其西方的同侪。尽管中
国有许多关于精英阅读情况的资料保留下来，但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
下层人士的资料。且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这也增加了研究下层百姓阅
读史的难度，故而类似Martyn Lyons那样的做法，在研究前近代中国阅读史时可能并不适
用，毕竟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与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程度都不可与19世纪的法国同日而语，下
层民众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更是极端稀缺。因此，受到资料的束缚：

我们或许未必能够完全精确地建构读者（特别是未曾留下文字记录，因而在历史舞台上“
失语”的贩夫走卒或是妇女等群体）的阅读与思想经历的内在面向（inner dimension）
的变化。[129]

这也就不难理解既有的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为何依然立足于精英层面，对于更广大的中下
层受众，则注意不够，或几乎没有道及。对于大众文化与集体心态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停
留于精英层面的做法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关于下层人士的材料虽然欠缺，但不是没有，
[130]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新角度来使用旧材料。当然，以上这些研究者，各有其兴趣所在
，研究下层人的阅读史非其关怀，理无足怪。

以上仅粗粗说明阅读史在中西方的差异，旨在说明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问题，未
必适合“中国特色”，至于更复杂的关于中西阅读史研究的比较及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存在
的一些争议，则需要专文详细考察。不过，以上这些情况已足以说明中国阅读史研究所处
理的主要问题与西方阅读史研究相比，有不少大异其趣的地方，因之：

西方“阅读史”的既有成果，不该是开展“晚清阅读史”时完全奉之为尊的邯郸学步，而
应仅以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为导向视之。[131]

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应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既有书籍史研究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阅读史的研究。但如何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呢？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
试着对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对潘光哲教授《追索晚清阅
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起些拾遗补阙的作用。

四 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探索

发掘新史料永远是推动历史研究进展的有效方法。关于晚清书籍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及晚清
书籍市场的概况，学界都有一些研究。在现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材料，很难超越既存
的研究。尽管晚清书籍史、出版史的资料虽然已经有先行者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
如张静庐在20世纪50年代以亲历者及研究者的双重身份编选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八
册，收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近代书籍史资料；其它史料如李希泌、张椒华编的《中国古代
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132]，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书史参
考文选》[133]，郑如斯、肖东发编的《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134]，黎难秋等编选的
《中国科学翻译史料》[135]，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的《中国印刷史料选辑
》[136]，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中的“近代部分”、“现代部分”及“现代部
分补卷”[137]，各地编辑的地方出版史料如《天津出版史料》、《湖南出版史料》等，
都收录了不少珍贵的近代书籍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晚清书籍史、印刷史、出版
史，甚至是新闻史、学术史的直观信息，很方便我们的研究。其它资料如时人日记特别是
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138]，书信如《汪康年师友书札》，回忆录如包天笑的《钏影
楼回忆录》[139]等，更是保留了大量亲历者的观察及感受，也是我们开展晚清书籍史/阅
读史研究的“必读书”。

除上述资料外，就笔者视野所及，关于晚清（包括民国时期）书籍史、出版史的资料还有
大量没有进入资料收集者乃至研究者的视线。笔者在晚清的八十多种报刊杂志上（当然这
其中许多报刊杂志保留不完整，也有一些报刊杂志根本没有相关资料），发现了大量诸如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诸资料选编所忽略的书籍史资料，这些资料有谈及当时教科书出
版状况的，有谈及当时出版市场情况的，有讨论翻译书籍的，有讨论读书的，有讨论报纸
的，有讨论出版自由的，有讨论出版机构的，有探讨版权、报律、书律、禁书的，等等方
面的论述，绝大多数都是以前没有被辑录出来的，也是研究者没有利用到的。如果对这些
史料善加利用，肯定会对晚清上海乃至中国书籍市场和文化市场的情况有更多了解。笔者
希望将来依靠这些资料编选一本《晚清书籍史资料汇编》，以弥补既有资料选的不足。

除掉这些常规史料外，晚清出版的大量新小说亦应该被史家好好利用。受新的学术思潮的
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没有偏见与先入为主的历史研究是不可能存在
的，历史学家同小说家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是其私人生活环境、个人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
共同作用下的产物。[140]事实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也
与历史著作一样，往往都是作者根据时代风气和读者的需要来进行创作的产物，要受制于
和反映既有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脉络，它们不一定是代表过去历史的“真实”，但一定代表
着当时“历史意见”（the history of opinions）的“真实”，这就可以为后世提供许
多反映时代精神气候与人们心态世界的佐证。

对于文化史家来言，小说一样是历史研究中的宝贵材料，“现代小说，自然提供了对社会
的刻画。但更重要也许更复杂的是，小说与其普通的阅读者共享有相同的‘心态世界’（
the mental world），对于想更多了解一定时期内的‘认知构成’（belief structures
）的史家来言，采取适当的处理办法来使用小说材料，无疑是个助力。”[141]在当代西
方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
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142]历史学家也认识到：“文本不论多坚实，都可
能在批评解读之下溶解成‘论述’（discourse）”，他们不会“以为只要钻进档案堆挖
掘、过滤又拼凑，就能重建如假包换的过去。报告本身就是建构出来的，是建立在与作家
和写作的本质有关的一些隐而不显的假定”。[143]文学材料不“真实”，只有档案、日
记类材料才“真实”，才有利用价值，这样的史学观念早成为既陈之刍狗，历史与文学的
关系、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这样的问题正在被史家重新检讨和反省。[144]对于晚清史
的研究者而言，晚清出版的大量新小说（尤其是所谓谴责小说）亦是很可宝贵的历史研究
材料，它们提供了当时留下的报刊、档案、日记、书信等传统材料里所不具备的许多信息
，特别是在那时的具体历史脉络里由普通读者所形成的阅读文化，非常值得晚清阅读史研
究者的注意。

还有，晚清报刊上的新学书籍、新学书籍广告，各地的新书局在晚清新派眼里，就是“文
明”的象征，“五洲各国进化之程度，佥视新书出版之多寡以为衡。”[145]作为当时中
国的出版中心，“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146]上海就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
上海者，中国文明之薮，翻译局遍设，书肆满衢，皆可以输入文明者也。”[147]新书广
告甚至被作为报刊“进步”的标志，《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上曾刊出署名“长沙孤
愤子”的一篇文章——《日报缺点之大问题——所望于上海日报大主笔诸君》，该文对上
海各大报纸进行了一些批评，其中言及《中外日报》、《同文沪报》时，说它们虽不若《
大公报》之“简括”，《国民日日报》之“精神”，“犹能以无数新名词敷衍长篇论说，
无数新书目敷衍满纸广告，脍炙于仕商伪学者之口，外面形式之进步，亦差强人意之一现
象也”。《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上还曾不断刊出“文明绍介”栏目，介绍的对
象大都是上海新书局。到内地卖书的书商，更是打出“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的招贴
[148]，对于士子中购书中的不文明行为大加抨击，认为对内地社会来讲，“盖销书之数
，即输入文明之数，至无疑义也。”[149]

广告收入也是报刊杂志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清末人士已经非常注意广告的价值
，并对广告的功能进行了一些探讨。[150]有人甚至认为：“广告之价值与报中之论说、
新闻亦相类，亦足以损益报纸之销路也。”[151]晚清报刊杂志上的书籍（尤其是新学书
籍）广告非常之多，所谓“近来报纸流行每出一书，长篇广告，灿然满目。”[152]书籍
广告是书籍作者、生产者、销售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新出书籍，非广登启事，购者无
从知悉。”[153]借用一个不好听但或许是很贴切的比喻，书籍广告就是一个“皮条客”
，它使新出书籍的情况为读者所知悉，将作者、出版者的写作与出版动向传达给读者，
[154]读者可以从广告中去选择适合自己阅读口味的书籍。作者与出版商、发售商通过书
籍广告，刺激或创造书籍消费者的欲望，将新出书籍销售出去，顺利地获得利润，以实现
文化再生产与资本再循环。书籍广告不仅能引导读者购买，而且还可能建构读者，使读者
的阅读兴趣、阅读表达服从于商业出版与“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需要。
但读者也不是被动的，在阅读书籍广告中，他（她）有自己的鉴别力与阅读嗜好，广告必
须配合读者，才能获得最大效果，就此而言，“消费者的集体意向又主导了广告的内容”
。[155]故而，对书籍广告进行分析，可以揭示文化市场的变化与读者的购阅趣味，乃至
社会上的文化风气，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消费心态。[156]

但是，对于晚清报刊杂志上存在的浩如烟海的关于书籍、报刊的广告资料，除周振鹤编的
《晚清营业书目》[157]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个别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一些外，并
没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158]如果对这些书籍广告充分利用，我们就可以弥补不少既
存研究中的缺憾，也可以揭示以前材料里缺乏表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实藤惠秀监修、谭汝
谦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59]，搜罗宏富，给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也给我们
研究晚清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指南。但与晚清报刊杂志上的广告书目相比，该书目就漏收
很多，如果能进一步结合这些广告书目，就可以补充上不少“新书目”。

当然，估算晚清书籍出版的准确数量，其难度自然非常之大，不仅因为晚清书局众多，而
且各书局的运作状况、出版物情况等关键问题，我们知道得都很少。[160]仅以上海地区
为例，晚清上海作为当之无愧的出版中心、印刷中心、文化中心，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主要
的、最多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报馆、杂志社。但是，我们对晚清诸多书局、报馆、杂志
社的了解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不够，目前只限于对商务印书馆、《申报》、《时报》、《
东方杂志》等有比较多的认识。对于晚清其它诸多文化机构，我们知道的都少得可怜，只
在诸如《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卷本）[161]这样的概述性著作里，有笼统且往往
是一维的认识，而这些文化机构一样在晚近中国的变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因为
相关资料的不易见到以及对之的研究成果不多，才使得我们对其重要性缺乏具体而微的认
知。故此，潘光哲教授就建议学者们一个一个报纸、杂志、书局来做研究（潘和我交流时
没有说及书局，我这里再加上书局），积少成多，慢慢我们就会对晚清的出版市场、文化
市场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潘氏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可行且有效的办法。

目前在对晚清书局的研究中，对其它晚清著名出版机构如广智书局、金粟斋、开明书店、
文明书局、作新社、会文社等，现在还缺乏相关深入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出版机构，学界
甚至连一般性的介绍都阙如；即或有一些研究，对当时出版的诸多相关报刊资料也利用很
少，甚或有一些错误。至于这些书局出版书籍的情况，学界的研究也是非常少，虽然有如
张朋园的《广智书局（1901－1915）——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一文，也曾列出不少
广智书局出版过的书籍书目，但若以此书目来对比广智书局在当时报刊上的广告书目，其
数量就相差太远。至于其它书局的具体出版物、出版数量、发行手段，则更几乎没有人研
究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文献不足徵”，但如果细阅晚清出版的诸多报刊杂志，
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书局都会在报刊上刊登自己出版书目的广告，一般都还附有书籍的内容
介绍与价格，书局地址、购买方式等，有时书局还会将自己的人事变动、地址变动及招股
、发放股息等情况在报刊上作广告，如果将这些广告收集起来，按时间顺序排列，我们就
会发现材料是多么丰富。循此路径，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将某个书局在各个报刊上所作的广
告收集起来（当然这个工作量很大），我们势必会对这个书局及其所出版书目有比较清晰
的认知，从而就不会出现无材料可利用的境地。

再比如，学术界对晚清著名出版机构金粟斋的研究很少，关于金粟斋，笔者仅看到邹振环
先生主要依据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对之有一个两页多的介绍。[162]该文没有用
到当时《中外日报》、《新闻报》、《时报》等报刊上刊载的以金粟斋名义所作的大量广
告。而李仁渊根据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说金粟斋译书处成立于1902年左右。
[163]但笔者在1901年5月28日《新闻报》上就看到有“金粟斋新书出版”广告，则金粟斋
之成立要早于这个日期了，很可能还早于1901年。[164]鉴于金粟斋等出版机构在清末文
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目前正在围绕金粟斋和开明书店进行有关的资料收集工作，希望
未来能写出关于它们的比较详细的历史。

还有，我们还可以关注那些地方性的人物的日记、书信、文集等，因为在我们以往的研究
中，经常忽略了“中层”的思想文化史，对地方上的复杂面向注意不够。实际上，许多小
地方都有它丰富而多彩多姿的变化，当地的读书人也在敏感地寻找出路及寻求解决危机之
道的应对措施，这些地方性的材料往往就记载着他们的言行和努力。[165]对这些书籍史
材料进行考察，就需要历史研究者具有人类学家那样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地点”（locale）是有许多网络交汇和作用而形成的结构中的一点
，受更大范围网络的影响而同时又反作用于整个网络，大的层次和结构都是建基于一个一
个“地点”的基础上。对一特定地点进行蹲点和个案考索，不仅能比较透彻的考察与诠释
地方问题，还可以为更大范围内的问题和变化提供参照、经验与问题意识，回应或比对更
为宏观的层次及其它地方的知识与类似问题。[166]推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各个
地方的历史所构成，地方性的材料及历史研究同样有利于认识和理解更为宏观的国家层面
上的历史。我们可以考察这些地方报刊的样态，如地方性报刊如何表达当地与国家的关系
？地方如何与外部进行沟通、互动和整合？结合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来说，当地的读
书人如何得到书刊？他们读什么书？他们如何阅读？他们如何将自己获得的新文化资本传
达给当地的民众？他们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等等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地方性的材料中获
得一些解答。

因此，地方性的材料一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从中可以使我们见微知著，更好意识到在近
代中国这个有“多个世界”呈现的时空里，存在着或竞争或合作或利用或互不相关的各种
表达，也存在着相应的多种实践，这些表达与实践体现在多种多样的场合及论域里，如果
试图用比较单一的模式和现象、比较单一的分析维度来概括与书写它们，无疑就会把历史
简单化、片面化。这些年来，已经出版了一大批地方性人物的日记、文集，如学界利用较
多的《退想斋日记》、《朱峙三日记》[167]等，特别是近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陆
续推出的“温州文献丛书”，如《张棡日记》[168]、《王理孚集》[169]、《刘景晨集》
[170]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其它如“无锡地方文献丛书”、“山西文献丛书”以
及各个省份编的地方文献目录等，或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地方性材料，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
的资料线索，对于我们的帮助自是很大。

除拓展资料外，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沈松侨曾经有篇名文《我以我血荐轩
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171]，在该文中，沈对“黄帝”这个符号在晚清的
形成与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揭示了论述与权力互动的复杂关系。尽管沈用到的基本
上都是精英的论述，并没有探讨“黄帝”是怎么样被一般人所认同与接受的，也忽略了“
黄帝”形成的历史因素，但沈氏的这种研究取向却昭示或许也影响了以后学术界类似的研
究取径。[172]后来者关注诸如“娜拉”[173]、“华盛顿”、“拿破仑”[174]、“东亚
病夫”[175]、“黄祸”[176]、“‘她’字”[177]这样的符号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影响
，都与沈文的问题意识有些类似。对这些在近代中国极具有象征威力的符号的关注，其实
某种程度上就是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这些符号如何的阅读与挪用（appropriation），跟阅
读史的研究路数实是殊途同归，这也正反映了西方表象（representation）史研究的影响
[178]。

所谓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像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
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
注头脑中的意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179]
我们完全可以类推，关注其它在近代中国有影响的表象符号是如何呈现在近代中国人的集
体意识里的。譬如，可以关注如卢梭、伏尔泰、林肯、俾斯麦、加里波第，甚至是贞德、
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外国人物；也可以探讨诸如西施、张骞、关羽、诸葛亮、花木兰、包
拯、岳飞、海瑞、郑成功、赛金花、霍元甲这样的“符号”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
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之的接受、使用、建构情况；还可以探讨诸如民主、自由、共和
、《独立宣言》、《人权宣言》这样的政治术语和文件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与所产生的符号
效力；更可以具体地关心诸如西方的一些制度、做法、器物，如学校、医院、自来水、对
尸体、垃圾的处理、防疫、照相、电影、电话、唱片、幻灯片等在近代中国的引进接受情
况。当然，对以上这些符号中的一些已经有学者在做研究了，还有的学者研究成果也已经
发表了。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借用人类学对关羽神话的研究。[180]在这个研究
里，杜赞奇取材丝毫不局限于精英论述，也不满足于在社会史层面的考量，而触及到民俗
、民谣、传说、文学文本、大众文化的层面，不仅发现了大量值得利用的材料，还对我们
平常习焉不察的历史图景有了更深入的解释，足资我们在研究时有所借鉴，从而把结合表
象史（心态史）、阅读史的文化史研究开拓到一个新的深度。

拓展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还可以从制度与时局的变化层面来考虑。科举制度的存废
对于晚清读书人意义重大，从1898年后，清廷关于科举制的每一次变动在士子那里都引起
了巨大的震动和改变，特别是引起士子所读的书及阅读心态的变化。如维新变法期间，士
子“闻有科举变法之说”，马上，购阅《时务报》的人开始增多。“盖自科场变后，来购
者纷纷。”[181]对于其它新译的西书，士子也“争睹为快。”[182]可其中，十分之七八
的士子购阅《时务报》是希望“假此揣摩为场屋裹挟之册”，一旦发现“今科秋试策题，
犹然故辙，所谓十之七八者，意兴盖已索然。”[183]在1902年，有人认为科举改革不过
瘾，还公开呼吁“请停科举之书”。[184]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正在湖北小县城里考科举的朱峙三（1886－1967）马上得以解脱，
并评论到：

今日科举已成为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185]

后来，经常阅读革命派报刊的朱峙三甚至想把家里收藏的八股制艺等空洞文字之书烧掉。


较之于年纪仅20岁的朱峙三的漠不关心，甚或乐观科举废除的心境，在太原县乡村里的刘
大鹏（1857－1942）受到的冲击或者说打击就大多了。在听到科举废除的确信后，刘大鹏
既担忧自己的前程，又担心谋生的饭碗将失去，还为其他与他有同样窘境的士子担忧，在
九月二十五日（1905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刘大鹏记道：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
何？[186]

以上寥寥数语，刘大鹏已经将科举废除后自己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躁心态展现出来。但他还
“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文化前途忧心忡忡：

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
，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87]

对于自幼即“谨守”“孔孟之道”的刘大鹏来说，像他这样四五十岁不上不下的内地乡村
士子，改换职业未免过迟，从事新学既没条件又不甘心，而科举制的废除不啻是晴天霹雳
，他们既往几十年辛苦所习得的“文化资本”、大半生的心血与希望，转眼就化为镜花水
月。不惟如此，伴随科举制的废除，学堂大兴，学生们甚至一些官员们喜欢读的也是新学
书籍。[188]在此情况下旧学书籍自然销售锐减：

吾家所刊书合股印，兄亦谓然，惟不必太多，此皆旧学，出售不易，只能送人耳。[189]

这时文化市场上流行的则是那些新学书籍包括教科书、小说、政法类著作，所谓的“故书
旧籍”，已经“无人留心”，[190]但也有人执迷不悟，梦想科举会恢复，旧学书籍会排
上用场。如《盛京时报》上所报道的东北一个书店的情况：

铁岭城里楼北兴源德书铺开设有年，今虽设立学堂，彼仍卖《三字经》、《百家姓》、《
四书合讲》、《五经备旨》、《八铭》、《七家诗》等书，终日无过局者。或曰今年西门
内新开新华书局，专卖学堂新书，获利什倍，尔何不效之？怒曰：彼所卖之书非是书，吾
所卖之书乃是书耳！尔不知有一年改策论后仍作八股耶？[191]

当然，旧学书籍在清末最后几年也不是没有销路，特别是在朝野双方（除掉部分无政府主
义者）都在努力保存国粹，对西化采取抗拒又包容的态度时，[192]一部分旧学书籍特别
是一些过去的禁书大量出版，也吸引了很多读者购阅。事实上，清末的书籍出版情况与政
治形势、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如时人概括之言：

上海一隅，非所谓文明发轫之邦而新学输入之孔道乎？此邦书业之盛衰，十年以来，大抵
可分为三大时期。方其始也，颇有云立波谲之观，而最受一般少年新进所欢迎者，则为革
命变政之历史，与夫侦探言情之小说，此在新机甫启之初，人情大抵厣中庸而乐道奇侠，
固无足异。及乎立宪召下，而一切法政律令之书乃起而代之，洛阳纸贵、不胫而走，盖此
时普通人士之心理，已无复当时之激烈轩举，而惟以官职利禄为蕲祷矣。久之，而厌倦之
意旋生，病其言之不文，枯寂而干燥也。穷而思返，而文学辞章家之旧著，亦复有声沉影
臭之朕，而目之所触，无非委巷不经之琐谈、滑稽笑艺之脞录，改头换面，侈矜新著，鄙
俚讹谬，不可究讦。盖书业之消沉，至今日而遂达极点矣。[193]

上述言论虽过于简略，但大致说出了上海出版市场的变化与时局和大众阅读的关系。

显而易见，清廷的一些禁书政策也会影响到士人的阅读情况，这也可作为晚清书籍史/阅
读史研究的切入点。如1903年夏天以后，北京出现新书滞销情况，“都门自六七月后时务
新书之销路顿觉阻滞，较之去年退步殊多。”究其原因，“实由于逮捕新党禁售新报之故
。而影响所及，士大夫以购阅新书为戒，遂可见风气之开难若登天，而阻塞之来易如反掌
也。”[194]因为清廷查禁《新民丛报》，致使《新民丛报》在内地成为“入禁制品”，
销售不便，梁启超曾想响应内地“来函属改名”的呼吁，将其改为“民义”报出版，以便
在内地发售时瞒过清政府。[195]当然，更多也许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愈禁书，这些书籍
就会销售得愈多，禁书政策倒等于是给被禁的书报作了广告，像时人所言：“昔张之洞之
禁《新民丛报》，而该报反添销数百份；假外人之力以禁《新小说》，而《新小说》如故
。”[196]清政府的查禁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结果经常是“禁者自禁，售者自售，阅者
自阅”，新书、新报依然为许多人爱读，其广告依然大量出现于报刊杂志上。在清末新式
媒体大量出现的情况下，还招致舆论抨击，愈禁愈增加其销量，从各地反馈的信息也可说
明此点。[197]

同样，一些趋新的地方大员也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阅读情况，他们往往会通过从外地（多
是从上海或北京）购买新书，或者在任地出版新书、新报，号召士子学习新学，以改变当
地风气。如维新变法期间，学政江标在湖南，“兼取通今”，加以新学内容命题课士，“
三湘人士，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
》等新书就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198]后来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岑春瑄，
也曾派人去上海“购时务书籍到晋贬价出售”，以方便当地士人购阅。[199]即或是在偏
远的蒙古也开始办学堂与购买新学书籍：“蒙古某亲王自去年聘定浙江陆少眉秀才为总教
习，未至期年，而风气大开。昨日有富家子弟专人来京采买书籍，盈筐累箧，动费千金，
实为从古所未有。”[200]地方大员的这些动向自然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阅读选择。

同理，地方趋新人士的表率作用也会影响到当地士子的阅读选择。如1901年后四川的情况
，新政颁布，成都一些书坊也广泛辑刻蒙学新书，以方便学堂，所刻书有王寅伯的《启蒙
歌五种》等书。王寅伯又聚集其他人筹款四万，购买印刷机和铅字，要“广译新书以备开
办学堂之用”。[201]重庆的“富绅”不甘落成都后，也集资创设广学会，准备在上海购
买各种图书典籍，在重庆出售，“以其赢余刻书，并拟开看书公会。”[202]经学大师孙
诒让热衷于新事业，在温州开学堂、办教育，还为一些新知识不足之“旧人士”及一些私
人无力购书报者，设立“师资读书社”，在此处提供新学书报，供其阅读。[203]

进而，由上述那些大量存在的地方性材料，我们还可以延伸出空间与阅读的关系。在近代
中国这个大语境里，由于不同地区受到的西学影响不一，时人所读的书差别也很大。这种
情况也可从象征“文明”程度的书店卖书的情况得知：

游于城市者，见其书坊即知其士夫之文化。目今扬子江、浙江流域之地，除上海外，若浙
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各省城所有书坊，盖亦可以觇国矣！其间以杭州之程度为最
高，居然有非夹带、非闻书、非尺牍、非医卜星相之书出售；苏州次之，因至书坊一望，
往往作洁白色而无黄黑色，此所以不如也。其安庆、南昌、武昌之书坊，并无白色，皆土
灰色，尽并石印新书亦无几，皆其草纸土板所印《了凡纲鉴》、《王匣记》、《江湖尺牍
》之类也，其士人不考，无至书坊者。[204]

东部地区如此，内地更是如是。1897年开始担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随后写信给汪康年诉苦
：“此间（陕西）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得见《輶轩语》者不过十年。一言以蔽
之，陋而已矣！”[205]直到20世纪初年，内地一些省份甚至都无出售新学书籍的书店，
比如1903年的河南：“汴省向无售新书者，去秋有上海友人开设时中书社，所售皆场屋书
。”[206]士子买书也大都是为了应试。影响极大的《时务报》在沿海、沿江一代虽然销
量很广，但在江西的一些地方，“士夫僻处乡隅，每以无从购阅为憾，甚至有不知《时务
报》之名者”，在此种情况下，《时务报》在这些地方的销量自然有限，“现除吉、赣、
九江，外如饶、广及万载各处，均销报寥寥”。[207]

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以包天笑为例，19世纪末，人在苏州的包
天笑阅读通过邮局里“脚划船”飞送的《申报》，“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
钟，苏州已可看到了。”上海与苏州通火车后，则当天下午就能看到《申报》了；但如果
是用“民船”送，就需要隔三天才能看到。[208]再如当时的邮政状况，亦是应该考虑在
内的因素。以梁启超初流亡到日本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为例，该报就是因为国内禁令
甚严，邮递困难，相比梁启超主持时的《时务报》，影响不大；到了清末新政后，书报邮
递的禁令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严格，故这时创办的《新民丛报》就能比较多地被国内读者
阅读，发生的影响也就远超《清议报》。[209]同时这时外国人插手中国的邮政事业的程
度日益加深，清廷的一些邮递禁令贯彻起来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顺利，如1904年5月，袁世
凯“通饬各属暨各学堂禁阅新书、新报”，“告邮政局不得邮寄各项违禁报章，而邮局洋
人告以难于检查四字，遂作罢论。而由日本寄入中国各报，行所无事，毫无窒碍”。
[210]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邮局在书刊的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邮局多有外国势力介
入，连当朝政要对之也无可奈何，中国各地知识分子依然能不断阅读到来自日本或上海等
地的违禁书刊。随着晚清社会“现代性”程度的深入，书籍、报刊出版总量的增长，邮政
事业在中国扩张得很快。据时人调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中国邮局邮送信物
计一千万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则增至三万万余斤矣。”[211]这其中包含的
书籍、报刊邮递量同比增长份额肯定不小。

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报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对
于一些爱读新书的人来说，“今日之新书定价虽不能谓之过昂，然我国至今日读书者，实
为少数之学生与夫幼稚之新党。此二类者，皆分利而非生利之人，则书价非极廉，不能销
行于各口岸，何况穷乡僻壤乎？”[212]一般士子并没有余钱可以用来购新书、新报，而
新学堂之所以在乡村遭到较大的拒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入学堂学新学需要购买大量新
书新报，这个花费是一般士子难以承受的。所谓“从前贫苦之家，以数十文购《三字经》
、《千字文》，即可使持之入塾，今则置备书籍，即各种蒙学课本，价目昂贵，费加十倍
、百倍不止，且课本未能尽善，尚须随时变易，而谓贫者力其能逮乎？故曰读书之难，莫
难于今日也。”[213]不少时人曾针对此点提出批评意见，如后来《国风报》上的一篇分
析：

昔未有学校，则中人以下之产，乃至农商之自食其力者，皆得撙节薄储以遣子弟就学，其
子弟稍敏慧，则能有所成，以厕于士君子之林。今以兴学校故，一子弟入小学，最撙节亦
岁费百金；中学以上，则递加；盖欲其子弟卒业大学或留学外国，归而弋一第者，非万金
莫办。自是人民始以就学为大累矣。[214]

即或也有个别“家况奇窘，贫不能活”的“好书奇士”：“酷好新书，视同性命，日以所
赢之利积成数角，必至知新书室购阅旬报如《江苏》、《浙江潮》之类。”[215]这样的
个案并不具有典型性，事实上，在当时很多注重改良教育的人看来，“书价昂贵”为普及
教育理想不能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216]这种情况自然也会影响到士子的阅读选择与阅
读心态。如年轻的武昌士子朱峙三由于家境比较贫穷，“无力购新书”，就经常借阅同学
所购买的新书，“闻郑赤帆购新书多，自己不看，作为装潢之品而已。予拜托袁夏生再借
数种，如《政艺通报》之类，心思顿开。”[217]靠着经常阅读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时务新
书，朱峙三成功地获得了新文化资本，并藉以安身立命。更早一些的是四川人刘光第，他
在1883年（光绪九年八月）中进士后告假回省，“取道浮海至沪，再溯江西上”，经过上
海时与友人曾到书肆买书，刘虽感觉沪上“坊间多有用书，胜吾乡远甚”，书籍价格也较
北京为便宜，但刘自觉这些书“亦非寒畯所能多购”。[218]刘光第且认为这些书价水分
太大，“大抵多虚少实”。[219]

盗版也会对书籍价格和时人的阅读产生影响。就晚清文化市场来言，书籍不畅销，不能获
利，一般是不会有盗版书出现的，也不会有多家书商争先出版的。在当时，政府只关注关
系政治层面的书籍出版情况，对其它类书籍的出版、发售则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出版商
家或作（编）者即或获得了版权保护，对一些盗版现象往往也鞭长莫及，出版市场实际还
是处于各自为战的无序状态。在缺乏有效监管及制约的情况下，“对书商来说，最好的书
就是能销售出去的书。”[220]最大程度的商业化，跟随风气与时势，追求最大限度的利
润，自然成为晚清绝大多数出版商家的出版目的，否则商家便很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文化
市场上站稳脚跟。[221]因之，书籍的重复出版、翻刻及粗制滥造现象在当时文化市场上
大量存在，很多作（编）者（像严复、梁启超）、出版商（如广智书局、文明书局）就从
这种现象中深受其害。有些敏感人士意识道，如任由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出现“著译之人
皆不能食劳心之报，而徒使奸巧之市侩，徒手而获现成之利，既不足以动后来著译之人，
使之竭其心力以阐发新理，即不啻自闭其文化，而使之不发荣滋长。”[222]武汉书坊就
曾将当时翻译书籍中译笔佳者翻刻木版，且由于售价较廉，出现“原版遂无人过问”情况
。[223]严复就曾因其所译之《原富》、《群学肄言》等书经常被书商盗版，《原富》、
《群学肄言》两书，在“湘、粤、沪、浙之间”，石印或者木版盗印的有七八副，即使是
刚出版的《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也听说湖南书商正在谋印盗版。[224]梁启超
也曾因其著作在中国内地被大量盗版，以致自己与广智书局不能多从中获利，弥补亏空，
故向人抱怨：“每出一书，必被人翻印，无异自绞心血，替他人赚钱，故愤极不欲著书。
”[225]但从另一方面言，内地对梁著（包括《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文明书局所
出的教科书等）的诸多盗版固然危及了梁启超的著作权与版税，但无疑也使梁著在中国内
地的流播更为广泛，使得更多读者能阅读到梁的论述与领受其思想魅力，客观上极大加深
、加强了梁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力。[226]时在重庆府中学堂读书的任鸿隽，就是读到了
翻印的梁启超的《灭国新法论》，并“因是种种感触”，而逐渐与同学“在校不以校课为
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227]相似的情况也发生于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
一书，由于该书被认为是“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228]尽管其译笔有些繁冗，但在中国各省行销达三万部，杭州出现了六种翻刻本，在
四川甚至出现了十九种的翻刻本，这些盗版本自然也为《泰西新史揽要》的风行贡献了力
量。[229]另外，像孙诒让也曾翻印过《民报》上的白话文，将之“作为学生国语教本”
，此举无疑也是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230]

同样，盗版书亦有质量低劣、引起公愤者，于是个别好事者就在报上刊载诸如《购书宜慎
》的广告，告诉读者哪些书是低劣的盗版，哪些书店出版的书籍质量高，以供读者购书时
参考。[231]当然，盗版书籍也有被人发现查拿的，如上海经世文社私自翻印《俄文释本
》一书，就被该书编者一俄国人登报声明，警告该社，“余本欲告官，复思该社所做书亦
不少，别人亦可印。他既开端于先，余必效尤于后，其曲在彼，非在我也。今将该社之书
，一律印行，价格公道，先印《西史纲目》、《险要图志》，余书一月内出书。若不如此
办法，视俄人太轻也。必将余俄文本利二千余元赚出，放（方） 肯了事。”[232]文明书
局也曾指控简青斋印局的毕春宝翻印该局出版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后因毕“自知
悔过，情愿罚款免究”，文明书局见好就收，罚款500元了事，并将罚金充作江北赈捐。
[233]

对于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研究来说，相同的书籍对于不同脉络下的不同读者，其意义是
不一样的，甚至还可能会是相扞格的。正所谓：

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邂逅并非独立于其他论述之外的单独事件，反之，乃是发生在许多论述
的场域中，有些论述与此一文本一致，有些论述与此一文本彼此抵触。[234]

比如在清末科举改革后，《新民丛报》、《中国魂》之类呼吁维新与批评清廷的激昂文体
，却被士子视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235]这些书刊被这样
使用，显然完全偏离了原著者的本意。讽刺晚清官场黑暗的《官场现形记》也遭遇到雷同
情景，居然被一些人视为当官指南，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如写于1907－1908年的《后官
场现形记》里所说：

无奈读书的只看了（《官场现形记》）一面，当作他处世的金针，为官的秘宝，专心致志
，竭力仿摹，六七年来，成就人才确实不少。所以《官场现形记》竟美其名为“官场高等
教科书”，不胫而走，海内风行，洛阳纸贵。[236]

后人姚公鹤的记载也可作为上述见解的旁证：

吴李伯元氏辑《官场现形记》一书，以章回体裁，叙政治罪恶，无非为官界警告，用意非
不善，其次亦小说家言，藉以自遣，固绝对不发生恶影响也。然某年某名土以举人大挑知
县分发江南时，端午桥总制两江，素耳名士名，于其察见时戏语之云：“此后抛却笔墨生
涯，沦落宦海，亦曾购备《官场现形记》学种种入官之秘诀否?”端语虽诙谐，然晚清官
场之得力于是书，亦诚为不可掩之事实矣。而与李氏著书之意，不大相刺谬乎！[237]

而当时出版的诸多“卫生”书籍大都会被清末人士作为“淫书”来观。[238]如此种瓜得
豆，张冠李戴，误会乃至于滥用新思想资源的现象，不胜枚举。时人对此现象曾有很好的
概括与讽刺：

分明是恣横，误认为自由；分明是虚骄，误认为高尚；分明是欺诈，误认为权术；分明是
哄骗，误认为运动；分明是嫉妒，误认为竞争；分明是专制，误认为决断；分明是懒惰，
误认为从容；分明是怙过，误认为坚定；分明是暧昧，误认为秘密；分明是暴动，误认为
进取；分明是怯懦，误认为忍耐；分明是卤莽，误认为勇往直前。[239]

人永远是历史活动的主角，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更是阅读史研究的核心对象。因而，我们
亦应该关注个人的阅读史和当时社会的阅读风气。比如我们可以依靠留存下来的报刊订阅
记录[240]、书刊的赠送记录[241]、书刊的借阅记录[242]，时人的购书记录[243]、藏书
目录、捐书目录，[244]再充分使用时人日记或书信或年谱中记载的自述、交游情况、摘
抄记录与读书体会，[245]当时所编的诸多书目和书目提要，[246]来研究某些人物的阅读
史。像李仁渊对包天笑阅读史的研究，同样，我们也可以考察诸如朱峙三、刘大鹏这样中
下层知识分子的阅读史，关注类似宋教仁这样“巨型知识分子”的阅读史。如可注意黄遵
宪对梁启超著述的阅读，[247]并将之与同一时段不同身份的吴汝纶、严复、宋恕、孙宝
瑄、邹容、蒋梦麟、包天笑、吕思勉、周作人、邹韬奋、顾颉刚等人对梁启超的阅读情况
，以至对比日本留学生、革命党人对梁启超的批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更细
致地勾画梁启超的言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多面影响。当然亦可从中发现，作为作者的梁启超
亦不断受到如黄遵宪、严复这样的读者的影响。如此就使我们能对梁启超的行绩，以及他
所从事的宣传活动、文化事业有更形深入的理解。

而就中国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来言，如何重构过去庶民百姓的阅读状况，靠传统地使用
旧材料自然难以做到，这就需要转换视角。详细的情况笔者有专文讨论，兹不重述。
[248]

拓展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还可以从书籍本身的具体内容来入手。前人研究中涉及的
内容已经很多，有关注国民读本的，有关注日用类书的，有关注《圣谕广训》的，有关注
科举考试中的策问的，有关注晚清所修乡土志的，有关注近代地理学方面的著译书籍的，
有关注教科书的，有关注翻译书籍及其版本等问题的，还有学者关注西方医学书籍在中国
的译介，也有研究晚清出版的百科全书的，还有注意中国书籍在外国的翻译传播情况的，
亦有对一些近代中国重要典籍的版本进行比照的。除此，我们还可以关注晚清出版的那些
心理学、记忆术、生理卫生学、西方哲学、西医学、警察学、监狱学、家政学、体育、法
律学、植物学、伦理学、农学、法学、经济学、银行学、实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方面的书籍。据笔者所知，这些类别的书籍目前都缺乏系统的梳理工作，即或是相关学科
史、学术史的研究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和使用晚清出版的这些书籍。

晚清书籍史/阅读史中可以拓展的视角自然还有很多。如我们还可以利用留下来的书店进
书和售书记录，[249]以及报刊上刊载的有关书刊广告[250]、书评，乃至读者的来信、来
函与编者、作者、出版者、经销者的回应，[251]等等资料，来研究晚清主要来自上海和
日本的书籍与报刊如何输送到内地、内地的书籍和报刊如何输送到日本等海外各地，
[252]各地报刊的发行渠道、传播方式，[253]书籍广告与读者及作者、作者与读者、作者
与评论者、读者与评论者的关系，不同书目对同一本书是如何表述的，书目中的这些表达
与书籍广告的关系，以及书刊有可能被哪些读者阅读、被他们如何阅读、如何使用；等等
问题，似乎都可作为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入手之处。

以上所列举出的这些方面，不过是本人的一得之见，展现的是笔者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体会
，或许连抛砖引玉都谈不上，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史料的掌握，“上穷碧落
下黄泉”，在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园地里寻找自己向往的领地。

（本研究曾受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06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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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本人博士论文《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以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为中心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07年6月12日）“导论”部分的修改稿，曾受到诸多师友之教
正、提示，恕不一一具名致谢。

[2] 参看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郑如斯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367-422页。

[3] 《出版科学》2005年第3期，第56-61页。

[4] 分别载《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3、4、7期，第75-80页、第71-74页、第70-73页。


[5] 见氏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3页。

[6] 《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26-135页。

[7] 《出版科学》2002年第3期，第57-64页。

[8] 参看Cathy N. Davidso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26.

[9] 西方学者在书籍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理论探讨，可以集中参看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0] 当然，书籍史研究在西方真正成为一个专有的学术领域，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了，真正成为研究热点，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11]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参看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和罗切（Daniel Roche）：《书籍史》，勒高夫
（J. Le Goff）和诺拉（P. Nora）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
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33页；李长声：《书·读书·读书史》，
《读书》1993年第6期，第136-142页。中国学者对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相关介绍，可参看安
占华：《法国书籍史研究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第30-33页；李长声
：《从音读到默读》，《读书》1992年第2期，第135-143页；李长声：《书·读书·读书
史》；彭俊玲：《国外对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研究的新动向》，《大学图书馆学报》1995年
第5期，第63页；彭俊玲、陈峰：《美国的图书史研究热》，《世界图书》1994年第9期，
第17页；夏李南：《西方的书籍史研究热》，《百科知识》1996年第5期，第51页；孙卫
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第92-96页。西方书籍
史的研究成果亦有被翻译为中文者，如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édéric Barbier）：《
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
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费夫贺、马尔坦
：《印刷书的诞生》；等等。

[13] 夏特里埃和罗切：《书籍史》，勒高夫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第318、319页。

[14] 夏特里埃和罗切：《书籍史》，勒高夫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第322页。

[15] 夏特里埃：《过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访谈录》，沈坚译，收入李宏图主编：《表象
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4页。还可参看Roger
Chartier, “Labourers and Voyagers: 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Book History Reader, pp. 49-50.

[16]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2.

[17]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第4页。

[18] 罗伯特·达恩顿：《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编译馆主译、吕健忠译，台北
编译馆、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71-372页。新星出版社将该译改为《屠猫记：法国
文化史钩沉》，于2006年4月推出。

[19] 夏特里埃：《过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访谈录》，沈坚译，收入李宏图主编：《表象
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6页。

[20]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0.

[21]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0;参看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25-60.

[22]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47.

[23]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3.

[24]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3.

[25] Cathy N. Davidso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5;参看
Roger Chartier,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he Book,” Translated by Eric D.
Friedman, SubStance, Vol. 26, No. 1, Issue 82: Special Issue: Metamorphoses
of the Book (1997), pp. 9-11.

[26]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p. 27-52.

[27]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0.

[28]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
7.

[29]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第278-282页；参看Reinhard Wittmann,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pp. 284-312.

[30] 有关夏特里埃的一些情况，可参看林·亨特（Lynn Hunt）编：《新文化史》，江政
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6页；夏特里埃：《过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访
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3-137页；Jonathan Dewald, “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Spring, 1998), pp. 221-240；关于Robert Darnton的情况
，可参看玛利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编：《新史
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226页。

[31] 关于达恩顿所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影响情况，可参看氏著《猫大屠杀：法国文
化史钩沉》。意大利著名微观史学家列维（Giovanni Levi）甚至称达恩顿在《猫大屠杀
》一书中的表现比格尔兹还格尔兹，参看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 108.

[32]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p. 27-52;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157-186.

[33] D. F. McKeniz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reader, p. 29.

[34] 雅各布（Christian Jcob）：《从书籍到文本——文献学比较史刍议》，陆象淦译
，《第欧根尼》总第37期，2003年6月，第3-4页。

[35] 夏特里埃：《过去的表象：夏特里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
，第134页。

[36] 达恩顿：《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第xii页。

[37] 见氏著《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

[38]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67.

[39]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p. 170.

[40] James Smith Allen,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lité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2, No. 3 (Oct., 1983), p. 247.关
于在阅读史研究中文本与读者之关系，比较详细的考察还可参看：Wolfgang Iser, “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Reader,” David Finkelstein,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p. 291-296.

[41] 夏特里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221页。

[42] Martyn P. Thompson,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No. 3 (Oct., 1993), p.
252.

[43] 约翰·史都瑞（John Storey）：《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张君玫译，台北巨流图
书公司2001年版，第91页。

[44]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p. 169.

[45] Martyn Lyons, 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 16.

[46] Martyn P. Thompson,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No. 3 (Oct., 1993), p.
269.

[47]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p. 4;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8-9.

[48] Guglielmo Cavallo,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p. 4.

[49]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157-186.

[50] 利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196页。

[51] 《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第ix页。

[52] 关于心态史与年鉴学派尤其是与其第一代学者的关系，可参看André Burguiè
re, “The Fate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es in the Annal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4, No. 3 (Jul., 1982), pp. 424-437.

[53] 《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第372页。

[54] 参看彼得·伯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55]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 Company, 1994, pp. 222-223;参看《新文化史》，第
28-29页。

[56] 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7] 勒高夫和诺拉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第265-286页。

[58] 对于心态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可参看Peter Burk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162-182.

[59] 《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第299页。

[60] Patrick H. Hutton, “The History of Mentalties: the New Map of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0, No. 3 (Oct., 1980), pp. 237-259.关于思
想史与心态史的关系及思想史的发展趋向、研究方法，参看Roger Chartier, “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entalités: A Dual Re-evaluation,”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9-52.

[61] 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21页。

[62] 勒高夫：《心态：一种模糊史学》，勒高夫和诺拉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
法、新对象》，第270页。

[63] Carlo Ginzburg, 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64] Robert F. Berkhofe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o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0-201.

[65] Jim Sharpe, “History from below,”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25-42.

[66]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第278-279页。

[67] 参看达恩顿：《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
第1-99页。

[68]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p. 151-171.

[69]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7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71]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1期，第17-20页。

[72] 《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1年第8-9合期，第14-17页。

[73]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76]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 No. 1 (June, 1996), pp. 1-200.

[77] Kai-wing Chow, “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 No.
1 (June 1996), pp. 120-157.

[7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79]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80]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
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1] 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新史学》第12
卷第2期，2001年6月，第1-40页。

[82] 芮哲非：《印刷与出版史能为中国学增添什么》，收入王荣华主编：《多元视野下
的中国》，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2页。

[83] 包筠雅：《17到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收入《史华慈与
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12月，第199-221页。

[84] 可参看马孟晶：《文人雅趣与商业书坊——十竹斋书画谱和笺谱的刊印与胡正言的
出版事业》，《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第1-54页；马孟晶：《耳目之玩——
从〈西厢记〉版画插图论晚明出版文化对视觉性之关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
第13期，2002年9月，第201-276页；等等。

[85] 《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第1-47页。

[86] 参看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岳麓书社2002年版。

[87] 参看王尔敏：《〈酬世锦囊〉之内涵及其适用之人际网络》，《近代中国史研究通
讯》第24期，1997年9月，第97-100页；《〈营谋小集〉与商贩经理知识》，《近代中国
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9月，第118-123页；《清代小商贩稀珍史料五种》，《近代
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1期，2001年3月，第102-114页；《〈庄农杂字〉所反映的农民生业
生活》，《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3期，2002年3月，第98-105页；《中国民间市井营
造工匠日用之〈鲁班经〉》，《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6期，2003年12月，第48-54页
；等等。

[88]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2001年版。

[89] 《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37-170页。

[90]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
第160页。

[91] 参看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60-83页
），《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以〈时务报〉的译稿为例》（《史林》2006年第5
期，第1-18页），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潘氏还另有文
章多篇，围绕某些问题讨论其被引述、使用的过程。参看潘光哲：《画定“国族精神”的
疆界：关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思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53期，2006年9月，第1-50页；《科举体制下的“新学”传播空间——以〈沅湘通义
录〉为例》，《“101：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6年12月。

[9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

[94]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5] 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6]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7] 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

[98]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4月，未刊稿。

[99]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0] 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1983年版。

[101]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102]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103]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5]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0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8] 该系列八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分别由上杂出版社、群联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
2003年，上海书店影印该系列重新出版，本文所用即此版本。

[109] 《史林》2006年第5期，第19-29页。

[110] 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第409-470页。

[11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397-416页。

[112]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1973年5月，第193-228页。可参看叶再
生：《广学会初探》，连载于《出版史研究》第4辑（第91-126页），《出版史研究》第
5辑（第149-176页），《出版史研究》第6辑（第183-213页）。

[11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年，第47-82页。

[114] 收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518页。


[115]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31-140页。

[116] 《编辑学刊》2003年第4期，第32-36页。

[117] 收入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4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46页
。

[118] 《编辑学刊》1999年第3期，第79-80页。

[119] 收入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2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3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120] 收入胡伟溪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236-252页。

[121]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2-317页。

[122] 《史林》2001年第2期，第86-94页。

[123]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18-124、130页。

[124]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01年1月，第67-72页。

[125] 《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319页。

[126]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157-186.

[127]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p. 61;参看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16-17.

[128]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47.

[129]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
第145页。

[130] 像前引王尔敏教授所介绍的《酬世锦囊》、《营谋小集》、《庄农杂字》、《鲁班
经》这样的史料。

[131]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学》第16卷第3期，第145页。

[132] 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3] 1980年6月内部版本。

[134]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3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6] 共四种约350万字，分别由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199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出
版。

[137] “近代部分”三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现代部分”三卷由山东教育出
版社2001年出版，“现代部分补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138]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39] 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40] Jerome Blum, “Fiction and the European Peasantry: The Realist Novel
as a Historical Sour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26, No. 2 (April, 1982), p. 126.

[141] James Smith Allen,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lité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2, No. 3 (Oct., 1983), p. 234.

[142] 彼得·盖伊（Peter Gay）曾在他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小书中，就历史学
家对小说特别是对那些写实主义小说应该有的立场进行了探讨，并用了一些小说材料来佐
证和示范，可以给我们很大启发。但彼得·盖伊坚持认为：“一言以蔽之：在虚构的故事
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存在。”（见《历史学家的三堂
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这样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了
。

[143] 《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第219－220页。

[144] 参看James Smith Allen, “History and the Novel: Mentallité in Modern
Popular Fi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2, No. 3 (Oct., 1983), pp.
233-252; Jerome Blum, “Fiction and the European Peasantry: The Realist
Novel as a Historical Sour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26, No. 2 (Apr. 8, 1982), pp. 122-139.

[145]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缘起》，《南方报》1906年4月25日。

[146]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86页。

[147] 剑村游客辑：《上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第7页
。

[148] 王维泰：《汴梁卖书记》，开明书店1903年版，第1页。

[149] 公奴：《金陵卖书记》，开明书店1902年版，第12页。

[150] 关于清末人士的广告论述，可参看本人博士论文的附录一。

[151] 心一：《说广告》（续），《神州日报》1907年6月5日。对于商业广告的使用，倒
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如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1988年12月，第141-194页；王儒年：《欲望
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在其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
书中也用到了一些报刊上的医药广告资料。

[152] 孙毓修：《图书馆》，《教育杂志》第1年第12期，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10年1月6日）。

[153]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154] 如宋教仁在日本读到天津《津报》上的“广告募文”，就把自己写就的《清俄谈判
》文一篇“拟寄登该报，并拟以函订，以后有所译著皆常寄稿焉”，后来宋教仁还寄信给
《津报》馆，准备“以文换报”，将自己文章的稿酬换为《津报》寄送自己。参看宋教仁
：《我之历史》，收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5
页。梁启超自己还曾写信给汪康年兄弟，希望他们能捐弃前嫌，在《中外日报》中宣传他
新创办之《新民丛报》：“赐评骘，并能将第一号所载本报章程、本报特色两端登入报中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
有意思的是，像宋教仁也曾写信给时尚为梁启超派所控制的《时报》馆，“托其登印《二
十世纪之支那》广告”。参看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册），第550页
。

[155] 对广告意义的讨论，可参看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
会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第141-144、191-194页。

[156] 遗憾的是，一些期刊在影印时，影印者居然把报刊的广告部分插页故意给漏掉了，
如《东方杂志》、《万国公报》、《警钟日报》、《新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
说》、《绣像小说》等等，这些杂志中都有大量书籍广告插页，影印时却大都全部不见了
，给后来的相关研究者带来极大麻烦，这些影印者的工作实在是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157] 上海书店2005年版。

[158] 对于书籍广告的研究，如梁玉泉的《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
申报〉书籍广告为例》，《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93-98页，但该文只选
择对其有利的新学书籍广告材料，就得出了中国在近代化的结论，存在的问题很多；对于
近代报刊上刊载的小说广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倒是使用了很多。类似的研究还有
张晓灵的《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以上海地区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硕士论文，2004年5月，未刊稿），该论文以《晚清营业书目》里所收广告为基础
，认为出现在书目中次数多的西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反之则非。这明显也犯了一个
太依赖于量化的毛病：主要就是因为其所利用的营业书目广告太少，除对《东方杂志》上
的书目广告有使用外，她对于其它报刊杂志上的大量书籍广告几乎没有利用。

[159]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160] 尽管时人曾有言，清末新政后，“十年以来，译著之书，几及五千种。”参看孙毓
修：《图书馆》，《教育杂志》第1年第12期，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0年1月6日
）。不知道孙毓修此语有多大可靠性，假设如其所言，则在清末出版的这些书中，商务印
书馆所占出版份额应该不下于五分之一，因为早在1907年6月30日《神州日报》上刊登的
“著作家鉴”广告中，商务印书馆自谓：“数年以来，印行图书都一千二百余册。”

[161] 人民出版社1982、1982、1983、1986、1987年版。

[162] 参看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70-73页。

[163]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第341页。

[164] 关于金粟斋的老板蒯光典，可参看严寿澂：《从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议员政府、
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论》，《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5-89页。但严先
生该文没有利用《钏影楼回忆录》，和清末报刊上登载的诸多金粟斋广告，对蒯光典与金
粟斋的关系也几乎没有谈及。实际上，关于蒯光典的资料，除严文已经利用的，还有一些
：如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及上海《时报》上报道的关于蒯光典任留欧学生监督时与
留学生发生纠纷的情况；《神州日报》上曾刊载过的安徽旅沪人士对蒯光典任留欧学生监
督的广告与颂词及蒯光典的答词；一些相关的教育史资料中、《夏声》等杂志上都有关于
蒯光典的记载；等等。

[165] 参看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
，2003年12月，第179-180页。

[166] 参看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格里福(P. H. Gulliver)编：《走进历史田野
：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5页
。

[167] 连载于《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11、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002、2005年
版。该日记目前只载到1914年，还没有连载完。

[168] 俞雄编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6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7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71]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该文原载《台湾社
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第1-77页，转见卢建荣主编：《性别、政治与集体心
态——中国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364页。

[172] 参看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第68-79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2002年9月，第583-624页；孙江：《连续性与断裂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收入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44页。

[173] 参看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9s）》，台
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3年版。

[174] 参看陈建华：《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
演义〉》，《汉学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第321-354页。

[175] 参看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政治
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第1-44页。

[176] 参看杨瑞松：《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
体想像》，《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2006年11月，第65-108页。

[177] 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传播》，杨念群
主编：《新史学》（第1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5-164页。

[178] 对“表象”这个概念的具体梳理与分析，参看Roger Chartier,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Roger Chartie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Y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0-103.表象史是目前
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关于表象史研究，还可参看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179]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
》，2000年第4期，第25页；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pp. 57-72。表
象史研究实际是心态史研究的延伸与发展，参看伏维尔（Michel Vovelle）：《历史与表
象》，李宏图编选：《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1-17页。

[180] 杜赞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收入韦思谛（Stephen Averill）
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14页。

[181] 程桂馨函，《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9页。

[182] 孙甲铭函，《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580页。

[183] 孙诒让函，《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2页。

[184] 《申报》1902年9月2日。

[185] 《朱峙三日记》第十三册，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日记，八月二十日（1905年9月18日
），转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第355页。

[18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187] 刘大鹏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日记，《退想斋日记》，第
147页。从事新学的浙江名士陈介石（黼辰），在科举废除后亦有如刘大鹏一样的感受：
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
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此种学校何益天下？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觖望
，将皆废书不观矣。转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700-701页。不很新也不很
旧的晚清名士樊增祥也有类似认知，他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言：自学堂改章，科举既繁，又
限于钟点，将来经学词章，恐无复专门名家者。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188] 时人稍早即有言：“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将来衡文之选，皆出其中。
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张棡：《张棡日记》，第92页。

[189] 汪大燮函，《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页。

[190] 陈庆年函，《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页。

[191] 《书肆守旧》，《盛京时报》1907年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年辑印本。

[192] 参看罗志田：《温故知新：民间的古学复兴与官方的存古学堂》，收入氏著：《国
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142页。

[193] 惜诵：《论上海书业之变迁》，《时报》1911年7月31日。

[194]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4年1月30日。

[195] 参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9页。

[196] “投函”，《警钟日报》1904年5月28日。

[197] 参看破园：《查禁书报之效果》，《扬子江》第2期，甲辰年六月初一日（1904年
7月13日）；《清廷之示禁书报》，《中国日报》1907年3月19、20日；《札饬禁书之野蛮
》，《警钟日报》1904年5月28日。

[198] “三湘喜报”，原载《万国公报》第90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转见中国史学会
主编：《戊戌变法》（3），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76页。

[199] 《中外日报》1902年1月5日。

[200] “外埠新闻·北京”，《中外日报》1902年11月22日；参看《蒙王兴学》，《警钟
日报》1904年8月15日。

[201] 《中外日报》1902年2月17日。

[202] “外埠新闻”，《中外日报》1902年9月2日。

[203] 参看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
页。

[204] 《论内地文明之情形》，《中外日报》1903年10月24日。

[205] 叶尔恺函，《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6页。

[206] 王维泰：《汴梁卖书记》，第1页。

[207] 汪立元函，《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28页。

[208] 参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32页。

[209]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375页。

[210] 参看“投函”，《警钟日报》1904年5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8年影印
本。

[211] 《中国邮政之进步》，《晋阳公报》1910年8月30日；参看《中国邮政之调查》，
《汉报》1906年5月6日。

[212] 鹤谷：《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东方杂志》第2年（1905年）第1期，光绪
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905年2月28日），上海书店影印本。

[213] 《论中国近日读书之不易》，《申报》1902年2月18日。

[214] 茶圃：《矛盾之政治现象》，《国风报》第1年第15号，宣统贰年六月初一日（
1910年7月7日）。

[215]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3年9月17日。

[216] 吴江费承禄：《警告书业诸君》，《时报》1907年1月15日。

[217] 《朱峙三日记》第十册，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日记，冬月初一日（1902年2月8日），
转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336页。

[218] 刘光第：《南旋记》，八月十八日日记，见《刘光第集》编写组：《刘光第集》，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0、83页。此则材料蒙华东师大历史系瞿骏兄提示，特此说明。

[219] 刘光第：《南旋记》，八月十八日日记，见《刘光第集》，第84页。

[220]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33.

[221] 像曾大批科举误人的梁启超，他遥控在上海的广智书局，见出版科举书籍有利可图
，就印刷了很多科场应用的书籍，但科举废除，这些书籍马上没有销路，积压亏损，造成
书局的财政困难。（参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7页。）但亦有像蒯光典资助的金粟
斋这样的出版机构例外，不过正因为其不以追求利润而以传播新学为目的，故很难长久维
持下去。

[222] 《论直督请撤销版权之谬》，《中外日报》1904年3月9日。

[223] 参看《湖北卖书记》，《中外日报》1903年6月12日。

[224] 严复与熊季廉书（二十五），收入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225] 参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8页。

[226] 如开明书店即曾翻印过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魂》。参看“文明绍介·开明
书店”，《中国白话报》第7期，甲辰年二月初一日（1904年3月17日）。四川成都也有考
生将《新小说》中的《槐花谣》刻印多份，贴于乡试考场，以表达对科举制的不满。参看
《大公报》1903年11月16日。

[227] 《任鸿隽自述》，胡宗刚整理，见《近代史资料》第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5页。

[228]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收入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4页。

[229] 参看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第103页。

[230] 参看《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333页。

[231] 参看《中外日报》1902 年8 月22日等期。

[232] 《翻印译书声明》，《中外日报》1902年9月6日。

[233] 《惩罚翻版》，《中外日报》1907年2月28日。

[234] 约翰·史都瑞：《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第110页。

[235] 《朱峙三日记》第十册，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日记，十二月初十日（1903年1月8日）
，转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第337页。王理孚也言：“其时清廷科举未废，一般
学子多携此册（指《新民丛报》）入场，藉以获隽者，不乏其人。”见《王理孚集》，第
146页。与此形成辉映的是，当时的趋新青年马叙伦通过课外看《天演论》、《法意》、
《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等书，其考试文体也“大变了色彩”。马叙伦：
《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页。

[236] 白眼：《后官场现形记》，收入《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14），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第477页。

[237]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3－124页。

[238] 可参看拙著《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以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为中心》第四
章。

[239] 嗟予：《新党现形记》，《新新小说》第2号，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日（1904年11
月26日），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本，第3-4页。

[240] 如孙诒让即曾先后订有《国闻报》、《国闻汇报》、《知新报》、《实学报》、《
译书公会报》、《教育世界》、《外交报》、《杭州白话报》、《政艺通报》、《东方杂
志》、《国粹学报》、《图书月报》、《国粹丛编》等杂志；1907年，孙诒让以60岁的高
龄还亲自往上海考察学务，并访问了上海的几个著名书局，“采购新书三百六十四册”。
参看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84-352页。

[241] 像孙诒让，就曾不断收到各地友人包括梁启超、汪康年在内赠送的《蒙学报》、《
经世报》、《湘报》、《湘学新报》、《新民丛报》、《革命军》、《攘书》、《中国民
族志》、《京报》等诸多新学书报。周作人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时，也不断收到其胞
兄鲁迅（周树人）等人寄送来的书籍。（参看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5页）旋即，周作人自己也开始写评论、写小说向杂志投稿
，还开始从事办报、翻译等文化活动。

[242] 如在南京求学时，周作人阅读梁启超的著作上瘾，不断向人借阅《新民从报》、《
饮冰室自由书》等书，还托人购买梁启超所著的《饮冰室自由书》、《中国魂》等书，并
对《新罗马传奇》、《新民说》、《中国魂》进行了摘录。在读了《中国魂》一书后，周
作人还记下感受：“美不胜收，令人气壮”。（参看《周作人年谱》，第47页）20世纪初
年在武昌的士子朱峙三也经常借别人“所购时务新书，如《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
”，他读后感觉“精神为快，可以开文派又一格矣。”参看《朱峙三日记》第十册，光绪
二十八年壬寅日记，十月十六日（1902年11月15日），转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
第336、337页。

[243] 如盛宣怀1908年在日本养病时的购书以及所得赠书目录便是一例。参看王宏整理：
《盛宣怀戊申在日购书清单》，收入《历史文献》第5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0-349页。其它像《忘山庐日记》、宋教仁的日记等类似材料里都有许多日记
者自己的购书记录。

[244] 如《湘报》上就不断刊出谭嗣同等人所捐书籍目录，不过在谭嗣同所捐书籍中，并
无一本新学书籍。

[245] 吴汝纶、孙宝瑄、宋教仁等人的日记里就有许多他们摘抄书、报，尤其是新书、新
报的记录。像吴汝纶日记：“阅《新民丛报》所记斯巴达事，用意最善。”又如：“阅《
游学译编》，其叙例为湘潭杨度所作，新报家一高手也。”（参看吴汝纶：《桐城吴先生
日记》（下），宋开玉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孙宝瑄的《忘山庐
日记》、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中相关购阅书报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此不多述。《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里也记载孙诒让曾阅读过诸多新书，如他曾阅读严复所译《天
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书，“
在诸书中各有朱笔圈出之语多处。”见《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331页。

[246] 如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徐维则等的《东西学书录
》与《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撰的《译书经眼录》、上海“通雅宅同人”的《新
学书目提要》（分法制类、历史类、文学类、舆地类四种）（通雅书局1903年版），等等
书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如十一岁时的顾颉刚曾根据《湖北官书局书目》，在苏州
新书店东来书社买了本《西洋文明史要》回来读；小顾在苏州经常买运来的上海书店滞销
书，“逐渐地对书目发生了兴趣，”商务印书馆每月出版的《图书目录》他每期必看，小
顾颉刚甚至还把报纸上刊登的各家书店出版的新书目录剪下来保留。参看顾潮编著：《顾
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6页。

[247] 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曾说：“以公之才识，无论著何书，必能风靡一世
。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
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
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7页；该段话又见《梁启超
年谱长编》，第350页。

[248] 详情可参看拙文《清末趋新人士净化民众阅读的论述与努力》，《史林》即刊。

[249] 如《钏影楼回忆录》、《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里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
。宋教仁也曾请在上海的日本书店新智社代售《民报》，被其社长拒绝，原因是鉴于《民
报》“内容太激进，甚危险”。参看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册），第
564页。

[250] 如顾颉刚即是在1906年的报刊上刊载的《国粹学报》广告中看到其目录的，感觉“
里面有许多新奇可喜的文题，惜未能在苏买到。”直到1907年，顾颉刚才读到父亲买回的
两册《国粹学报》，且“看不释手”；1908年进了中学的顾还“托人到上海购买前三年的
一个全份，在校翻阅，竟忘记了考试。”见《顾颉刚年谱》，第19、20、22页。当时诸多
杂志都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宣示其目录的，《国粹学报》的目录就不断在《神州日报》、《
时报》、《中外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故经常阅读《时报》、《复报》等报刊的小顾得以
知晓。

[251] 如《新民丛报》即发表黄遵宪的许多来函，以及他与梁启超的唱和诗文。而《汪康
年师友书札》里则包含大量读者阅读《时务报》等汪康年所主持之报刊后的反应信件，潘
光哲先生主要利用这些信件写就的《〈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一文，颇足效法。

[252] 王维泰在《汴梁卖书记》里就详细记载了把书从上海运到开封的路线、花费以及旅
途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他的交游、中州的风土人情、士风、学风。从其描述看，该书
颇具有人类学家所作的“民族志”的色彩。而在日本的宋教仁不断能收到来自中国的如《
津报》、《时报》、《南方报》这样的报刊，他还能从日本的“中国书林”书店里，不断
购得在上海出版的各种新学书籍；当然，当时在日本的其它书店中，亦有专门代理上海各
书局所出版书籍的书店，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便利，这从其广告中就可看出来。如《云南
》第10号（丁未年十月十三日[1907年11月18日]）里的插页上刊载的东京神田区日华书局
的“告白”：“本局专为中国留学诸君之便利起见，特赴上海购办汉文图画书籍，并寄售
留学诸君所译著各种崭新图书及月刊杂志等，一切廉价发卖，以赞助诸君子东渡求学之壮
志雄图。此敝局区区之微意也。凡留学诸君祈时恵临照顾，则敝局何胜光荣之至。再：留
学诸君如有以各种新出版书物之发行见委者，请枉驾面商，本局无不尽受委之责，谨此广
告。”日本书店所出书籍亦有被中国书局代销者，像日本富山房书局的书籍就被商务印书
馆、科学仪器馆、昌明公司、天津官书局、保定官书局等各地许多书局代售。（参看“日
本富山房书局告白”，《中外日报》1907年3月23日。）正是靠这些书店、寄售商、发行
商与书刊广告，不同地区的作者、编者、出版者、读者才建立了关系，并藉以互动，完成
书刊的“交流循环”，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

[253] 如《汪康年师友书札》、《梁启超年谱长编》、宋教仁日记中都有许多关于《时务
报》、《新民丛报》、《民报》等报刊经济状况、发行、运作方面的材料。廖梅的《汪康
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即对《时务报》的发行情况有比较详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