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分析了台州的两层城市体系特征。尽管作为整体城市的台州具有核心体系特征，但无论如何总是行政建制的城市，因此考察作为城市整体的台州十分重要：它的生成，发展和未来。

站在已是历史的1994年，这将是台州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有着多重意义，一是台州告别了地区行署，正式进入地级城市建制，9各县市区将统一在台州市概念之下。二是空间的意义，告别台州几何中心临海，重新回到千年之前章安的出海口。三前两者隐含着台州满怀着雄心壮志，即将踏上新的现代旅程：建设现代城市，发展现代经济，创造现代社会。


时隔17年，当从西边高速或国道过来，穿过黄土岭山洞，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排黄岩滨江的高层建筑群；当从北边乘船过椒江，江滨公园的镇海牛以及椒江老城新建的城市景观，尤显得壮观；当来到开发区市民广场，有序的建筑群，灰色调的建筑主色，最为注目的是联成一体的大广场，以及长三四公里，宽一两百米，联系两座城中山体的城市轴线和城市标志白云阁，这些都引的市民驻足观赏。这一切给人一个现代台州的初印象，这不，一位老师到了开发区，才觉得有点像“想象中的台州”，应该指的是“现代台州”吧，于是，“现代”将成为考察新台州的起点。

关于“现代”（modern），有着多层次的理解和丰富的内容。当现代与时间联系，表达“现在”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在”既属于历史，又属于未来，是一个不可分的时间点（《物理学》）。当现代与社会变迁现象联系，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现代化”（modernize，modernization）概念，涉及技术应用，政治经济制度构建等物质性要素。马格纳雷拉认为是为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特点，而经历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全球化过程（《当代人类学》）。当“现代”与社会状态属性联系，即“现代性”（modernity），比之现代化，更侧重于现代社会的精神要素。现代性由康德开创，从“使人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启蒙运动，到强调主体理性的批判精神，康德考察现代社会特征可以归纳为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科学精神（《历史批判理性论集》）。这里也隐含了对历史保持距离而不再是继承的审视态度。从此，由康德而始，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现代性不断扩散深化和演绎，逐渐被赋予更广泛的涵义，有哲学的，美学文学的，社会学的，影响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形成现代主义风格。

哲学上康德理解为“脱离愚昧状态”，哈贝马斯认为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现代性哲学话语》，《modernity：an unfinished project》），福柯则回到康德立场，认为是一种批判态度和气质（《何为启蒙》）。在美学文学上波德莱尔强调稍纵即逝与永恒的对立性，歌德的完美主义（《恶之花》，《浮士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社会学三大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分别把现代性理解为资本主义逻辑，一种制度和工业化（吉登斯《现代性后果》），吉登斯自己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组织或生活模式，处于转型期的风险之中”（《现代性后果》）。

从上可知，有关现代的理解，至少包括现代化与现代性，甚至包括对时间和历史的态度。对于现代性与现代化，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内在精神与外在现象。相对而言，历史因素较简单，前两者不但复杂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从台州历史考察入手。

严格意义上的台州历史，似乎应该从行政建制的1994年开始计算，这个起点的台州历史是零。然而这样的一种编年史是否恰当，是否草率？毕竟一个城市不会无缘无故，无根无据的生成和发展，正如一个人有着宗族谱系，一座城市也至少有其血统。这里所考察的正是新台州的城市血统历史，主要涉及两个因素：时间的，空间的。由于新台州是异地建市，因此其血统历史十分怪异，在时间上延续了临海市（台州地区行署），而空间上又是椒黄路两市一镇的演化，原行署在空间上与新台州毫无半点联系，椒黄路在时间上也与新台州链接不上。然而城市毕竟是以地域为载体，因此比临海的时间历史，椒黄路的空间历史与新台州的生成与发展要密切些，因而先来考察椒黄路空间历史与新台州关系。

新台州的规划建设是在椒黄路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高等级的地市级城市，从理论上来说与至少与椒黄路历史是断裂的，至少在时间如此，两市以镇的历史，在世纪末划上了句号，新城市由零开始新的征途。在空间上也并不延续椒黄路，尽管其与椒黄路地域空间一致，某种程度来说，新的规划建设抛弃了原有的城市空间与结构形态：市（镇）区变成了城区，各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设施和空间将在市级政府统一协调下重新规划布局，独立发展的空间形态转向考虑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功能分区理论对各区有着规模职能要求，等等。令人着迷的是，尽管城市规划试图抛弃各城区的历史，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延续了原有城区建设历史，反过来各城区建设历史也牵制着新台州规划建设，短短17年建城史正好反应了这种悖论：城市规划建设试图抛弃城区历史，又在城区历史基础上不断演变，反过来城区历史又牵制着整体城市规划建设。总之，这是一种挣扎的历史观，既希望隔断历史，又被历史紧紧的束缚着，这种悖论可在城区的任何局部建设中见到。

椒江开发区，1990年左右获批建设，位于原椒江市区南部，以一二类工业为主，快进入新世纪时，依然可以在永安村附近闻到某酱菜厂飘出浓浓的味道，即使是现在，尽管许多工厂已经退二进三，仍有零星生产厂区存在。1997年台州开发区成立，其前身就是椒江开发区，承担着建设城市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职能。2000年以后，开发区为更多发展工业经济，拟求东扩（一次东扩），产业向东，城市向西。2004年左右，一次东扩产业尚未形成，由于总体规划调整，开始了二次东扩，跳跃到滨海地带发展工业产业，原椒江开发区以及一次东扩区域面临着退二进三。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原来的椒江开发区，第一轮总体规划不一定会在现在的市区设置工业区和建设市级开发区经济空间，这证明了城区历史牵制了城市规划。反过来，新世纪的退二进三，也正是对城市历史的一次扬弃。

这或许就是椒黄路的空间历史与新台州的关系。那么时间历史呢？临海的时间历史真的与新台州没有关系？临海从远处说，作为千年府城，沉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从近处说，是台州解放后40余年的行署所在地。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而有惯性，将随着台州的迁移而一同迁移，影响到新台州思维方式。长期行署机关所在地，使得众多企事业工作人员与临海这座城市结下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住房产业，子女配偶读书就业，难以搬迁的教育医疗资源，等等。最终，行署这段临海时间历史，使得新台州与临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演绎着“双城记”的新老台州故事，尽管隐性的思维方式很难观察得到，但显性如1995年周末例行的机关班车和日夜奔跑的“拼的”，以及大量的临海人在新台州就业创业，众多社区详熟耳闻的临海方言，都是新台州身上临海时间历史痕迹。

关于历史与新台州，其故事远不仅如此。1994年，只是给了新台州一个新的历史起点，17年的新台州创造了新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各城区原来的历史，尤其是城建史，而这又与两轮总体规划所设想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关系。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台州17年城建史是如何在规划指引未来的情况下形成？这是一段有着历史的联系未来的历史，简单的说，这段历史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将是一个重要而宽泛的论点，必须得专题结合城区实际建设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