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一二

1884年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造访南京时，结识金陵刻经处创办人杨文会居士。金陵刻经处始创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而三年后的那个冬天，李提摩太离开家乡，自利物浦起航远赴中国传教。与许多教会同道不同的是，李提摩太自始至终认为，要让上帝的福音真正散播到异域，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与风俗礼仪。在这位来华十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新教徒眼里，杨文会是一个“极其聪敏的人”，曾作为英法钦差大臣曾纪泽（曾国藩长子）的随员出访欧洲，与牛津大学东方学者Max Müller及其门生南条文雄等都有往来。然而李提摩太不解，像杨文会这样一个儒家精英，是怎样变成了虔信的佛教徒？
“为什么您作为一个儒家的秀才，见识过如此广博的世界，却从事佛书的流通？”初次见面，李提摩太问。
“我很吃惊，”杨答，“你，身为一个传教士，会问这样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儒家对若干人生的重大问题避而不谈吗？”
“那倒是。但佛教回答了吗？”
 “当然。”杨答，“让我给你看一本书——是这本书使我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李提摩太对这次会面印象深刻，晚年将它写进回忆录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中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这本回忆录很好看，从在威尔士乡下度过的童年，到受感召立志传教，踏上远东的土地，随后推广新式教育，赈济灾民，考察华夏文明，并尝试弥合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鸿沟，李提摩太娓娓述来，历数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伊藤博文等的交往，以及在东亚各地的旅行见闻。一帧世纪之交大历史与小历史、他者的视角与本土的回应参差融汇的画面，在他笔下徐徐展开。不过此刻还是让我们聚焦杨文会，一位被誉为“现代汉传佛教之父”的居士。专栏恰逢双十，漫想一个多世纪前的风云激变，出于我对宗教与中国的现代经验的兴趣，率先浮上脑际的便是杨文会与金陵刻经处这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杨文会生于安徽石埭，字仁山。其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交情甚笃。杨十岁开蒙，天赋颖悟，却不喜科举，偏爱音韵、历算、天文、舆地等各路“奇书”，为他日后两度赴西洋考察“政教生业”、购置科学仪器以及创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测量学会“金陵测量会”埋下伏线。杨自欧洲购得的地球仪和显微镜，虽然启发了他的儿子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延龄巷金陵刻经处便是文会长子自新监造，次子自超则擅长仪器学——却未能在杨家保存下来。当刻经处财务不景，杨将家藏的科学仪器变卖给新式学堂，续资佛经刻印。事实上，杨文会及其父亲俱蒙曾国藩器重，尤其文会精于工程，经理土木“费省工坚”，曾国藩李鸿章皆以“国士”目之。然仁山一生无意仕途，非到入不敷出，不愿外出谋事，治事认真却不图奖赏。所以曾国藩临终交代纪泽：“杨仁山大有作用，一定要好好关照他。不过你须随他所愿意做的事叫他做，不可勉强。”什么是杨仁山最“愿意做的事”？显然金陵刻经处是他终其一生心力所寄。然而后文将谈到，这或许并不是杨仁山心中最理想的答案，倘若人生可以任由他选的话。
且莫说李提摩太，就是华夏同胞，亦未必能理解传统士大夫家庭出身、仕途稳券在握、更兼事业与一技之长相合的杨文会，何以在二十岁后期，突然发心皈依佛门。关于杨最重大的人生转折，一说是出于“病缘”，即在他二十八岁上，归葬父亲，事毕感染时疫，病中读《大乘起信论》，连读五遍，窥得奥旨，自此发心向佛。另一说是出于未遂的“情缘”。无独有偶，杨氏孙女、赵元任之妻杨步伟在其自传中写到祖父，和美国汉学家尉迟酣（Holmes Welch）在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中译《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中概述杨文会生平，都侧重个人情感历程对其生命意识的影响。文会虚龄三岁时，父母操办，让他和一个比他年长六岁的苏姓人家姑娘定了亲。六年后，苏家姑娘出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双方家长皆有意取消婚约。然而十岁的文会回答：“订亲在先，天花在后。如果我不娶她，那么谁还会要她呢？”五年后与苏氏完婚。据说苏氏不仅貌丑，而且性格强悍。杨家二老为儿子抱屈，促其纳妾，苏家父母亦不过意。对此文会表示，倘若再娶，这次他要自己寻找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以“并妻”名分相待，与正室同等。后太平军兴，杨文会举家迁至杭州：他果然在这里遇到这样一位意中人。是时苏氏刚刚诞下一子，不肯让步。杨心灰意冷，终日漫步西湖。不期某日在书摊上邂逅一卷《大乘起信论》，阅之竟手不释卷，欲罢不能，读毕人生观骤变——这听上去几乎像小说戏文里屡见不鲜的“情场失意、看破红尘”的范例了。不过差别在于，此时的杨文会上有老下有小，看破与否，调头都还得回到家中，继续面对未来数十载的娑婆岁月。
杨文会拿给李提摩太看的书，毫无悬念，正是《大乘起信论》。仁山一生钟爱这部薄薄的经典，多方寻觅不同版本，刻印各家注疏，并屡屡向人推荐。李提摩太便是由此接触到大乘佛教，更进一步造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佛寺，翻译著述，开启现代时空下基督新教与汉传佛教对话的先机。对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杨旅居英国时结识在牛津攻读佛学的南条文雄，赖后者相助，自东瀛觅得上百部散佚的佛教典籍付之梨枣——杨赠予他几乎全部的《起信论》书目。杨氏最广为人知的弟子欧阳竟无，最初踏上佛学一途，亦因同乡好友桂伯华馈赠《起信》、《楞严》二书，“不觉为之牵转”。由桂伯华牵线，1904年，欧阳初次来南京拜谒杨文会，求教学佛如何入门。杨答，先学《大乘起信论》，此论为“学佛之纲宗”。谁料到，日后欧阳因非议《起信论》闹到沸沸扬扬，演绎一出二十世纪佛教版本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一卷《大乘起信论》改写了杨文会的一生。与此同时，杨氏一手创立的金陵刻经处，亦改写了清末以降中国佛教的现代际遇。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杨文会应曾之邀，赴南京管理工程建设，次年举家自安庆迁至南京定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师夷长技”的一幕，细察之，伴生多少佛缘佛果。初到南京这一年，杨 “得经书数种”，据推断包括晚明大德云栖袾宏的著作。次年，在同样注心佛学的工程局同事王耕心家里，又意外发现魏源辑《净土四经》。杨如获至宝，喜不自禁，遂联络同道，筹募资金，于是年佛成道日（农历十二月初八）刊刻魏源辑《净土四经》——金陵刻经处由此诞生。两年后，杨于鸡鸣山北极阁手订《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并请先行在扬州创立江北刻经处、号称“刻经僧”的妙空法师担任主僧，金陵刻经处的运作自此正式启动。读者若有意进一步了解刻经处百余年来的发展轨迹，不妨参阅新近出版的《金陵刻经处研究》（2010）。著者罗琤依传统文献学方法，对刻经处的历史沿革、机构组织和刻印经籍目录，做了细致的梳理。
杨文会的盛名与深远影响，从另一方面说，亦与其倡导新式僧伽教育、创设祗洹精舍息息相关。祗洹精舍初创于光绪三十三年春（1907年），旨在教授佛法、梵文、英文及文史算术，以期培养人才，赴印度（！）传播佛教。入学者二十余人，其中僧人十二人。因一时未寻得合适的佛学讲师，年逾七旬的杨文会只好亲自执教，敷衍经义。在尉迟酣看来，这是风烛残年的老居士的“最后一项创新”：漫观中国佛教史，由一位在家居士向出家人传授佛法，似乎还是头一遭。无论如何，因经费不敷、生源寥寥等原因，祗洹精舍开办不过年余即停办，一如世纪之交中国的许多新兴文化尝试，梦想太恢宏，土壤却太贫瘠，终于无法回避早凋的噩运。然而以后世的眼光回望，这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为佛法的承传、僧伽教育的改良和佛教在全球的传布，都播下了革新的种籽。与祗洹精舍有缘的人物，偕同杨氏门下弟子，如谭嗣同、章太炎、欧阳竟无、苏曼殊、梅光羲、释太虚等，亦各自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留下印迹。
1911年10月8日，杨老居士往生。两天后，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响起。回顾这位现代汉传佛教之父的一生，以治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史见长的尉迟酣如此评述：“杨的刻经处出版了逾百万卷佛教经籍。下一代佛教界僧侣和居士的领袖人物，有一些是出自杨氏门下。由于他的首倡，唯识宗重获重视。最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造访欧洲、涉猎欧洲科学的中国佛教徒，并视佛教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一个经过科学洗礼的世界里。”（见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页10）
尉迟酣一语中的：汉传佛教在现代的“复兴”——所谓“复兴”一说，确凿与否暂且不论——始终无法摆脱两大焦虑：一是科学与理性的冲击，二是世界与家国的想象。如前所述，杨文会善治工程，是理工科一把好手。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兼摄一介“技术官僚”的身份，极其耐人寻味。然而尉迟酣只道出故事的一半。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围绕佛教与科学展开的辩论每每染有“新”的——新兴思潮与新兴话语的——色彩，我想这里同样值得留意的，恰恰是跨越时空、踞守任何一个宗教传统内核的亘古问题：修行。宗教不仅仅是哲学。佛教亦不仅仅是佛学，无论出家或在家。信仰由教义与修行合而构成，缺一不可。往浅白处说，可谓“知行结合”；若往深奥处说，则让人想起“事理不二”的华严精义。尉迟酣极言杨与西方科学、唯识宗和僧伽教育的联系，无暇顾及故事的另外一半：杨文会自身的宗教实践，尤其是他对净土法门的竭力推崇。
金陵刻经处之创立缘起，以及刊刻印行的第一部书，正是一套净土经典；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亦是《净土四经》的辑校者。仁山自道，他在发心之初亦不免“崇禅宗而轻净土”，“……直至用心既久，阅历较深，始知旧日之非，翻然改悔”；又言，“及见云栖诸书阐发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为苦海之舟航，入道之阶梯也。”仁山“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却并不囿于莲池。从最初重刊《净土四经》，到后来在南条等日本友人协助下搜集《古逸净土十书》，经杨文会选辑汇刻的净土经籍几乎涵盖了庐山慧远以降各主要流派的著述。所谓“信解受持”，精研典籍的意义归于修持。据徐文蔚回忆，杨“平生得力处尤在礼拜，又闻其每一礼拜，需时甚久……都凡十二拜，每拜皆有观法，非融通经教不能简妙若是也”（《杨仁山先生礼拜入观法》跋）。从莲池到魏源再到杨文会，不难看出，在对教义穷源尽委的同时亦注重修行实践，乃是明清释门弟子的一条通贯脉络。
杨文会的生命故事，最令我触动的还是他晚年的这一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杨家迁入延龄巷新宅。同月杨文会老母过世，寿龄九十八岁。服阙期间，杨将三子召至面前，告曰：“我自二十八岁得闻佛法，已誓愿出家，而衰白在堂，鞠育之恩未报，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已经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勿以世事累我也。”
仁山敬虔世所难能：遍览藏籍，勉力修持，刻印流通，桃李满门。功德如此，可叹这位汉传佛教的现代复兴之父一生抱憾，未能出家奉戒修行！初读此节，内心痛震，刹那潸然。在著述被收入《大日本续藏经》的晚清诸子中，杨仁山是唯一的一位在家居士，余者皆出家人。倘若杨老居士在天之灵得闻此信，不知可稍稍慰怀否？
杨文会有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常为后世研究者收录书中。照片上人物方笃面庞，长袍马褂，厚底缎鞋，右手持一串佛珠，神态温雅从容。细加端详，眉宇间蕴吐淡淡一丝笑意。作为一个南京人，金陵刻经处在我自不陌生；然而走近这段历史，咀嚼杨文会的生命故事，却是直到离开家许多年之后的事。今夏返家时，一日傍晚走过延龄巷，因缘际遇，在刻经处门前片刻驻足。地方像是新近修过，黛瓦白墙，曲翘檐角，清素守静，与左近闹市区的尘嚣恰成比照——正仿佛百年前的这一段往事，这一群人物，与人们印象中既定的“中国近代史”的大叙述之间的幽幽比照。在一个充斥着救亡、启蒙与革命的呐喊的年代里，杨仁山留下了一把安静的声音。像这样的“安静的声音”，我想，遍布每一段历史。它们不断提醒我们重新思索，徘徊在先人的背影里，我们应当如何聆听。
二零一一年十月，麻省剑桥
（文刊《联合早报》，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及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