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从未发表的私日记，给那位想以文字为业的小女孩：）


 　　
叶子是很奇妙的东西呢，尤其是日本俳人一茶大师笔下的叶子：“在红的树叶上，摊着的寒气呵！”我爱一茶，就像爱叶子上的露水那样，虽然：“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
好像是一个暴风雨的午后吧，在破碎的玻璃后面，看到新漆的、完整的叶子。
那时候，并不晓得这世上曾经有过一个人叫一茶，也不知道俳句这回事，却动情地想象着，如果可以把这些叶子永远地保留下来就好了。为了这样，长时间地难过着，现在想来，我的难过单纯而充满了少年的幼稚。Isaac Bashevis Singer也许为了华沙犹太神学院的空气，贫穷的生活，意第绪语文学的复兴而难过，而我只为他的童话里面，唯一剩下的那一片孤单的叶子而难过。
　　
后来选择学习绘画，逐渐地有了一种憎厌绘画的意味。再后来，这已经是我大学毕业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到佛山去做陶艺。总是只身一人，坐长时间颠簸的车，深夜里被叫醒，进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自大学以后，便成了生活的常态。用压扁在手掌里的陶土和木刀，雕刻出叶子的形状，贴在逐渐被风吹硬的泥胚上，然后放进火炉中。可是，无论怎样努力，经过一千三百度高温熏烤出来的“叶子”，最后都变成了其它的东西，一片拇指纹，一只耳朵，焦的半张饼……“永远地保留”这件事被逐渐忘却。生活，总是不经意地变形着。

卖不掉的陶，统统送人或者不小心打碎了。不想和十三个女工住在同一间宿舍的我，在公共浴室的环形沟渠旁边，呆望着淅着血水的卫生巾。那时候，唯一可以去的地方，是另一个地方。于是，又独自坐上夜班巴士。突然听到那一年很流行的歌，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是发表在博尔赫斯书店出版的实验艺术期刊《Ｌ》创刊号的书评论，名字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是一篇简评，关于法国新小说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浴室•先生•照相机》。那时候，２２岁的我，欣喜若狂地以为自己会走上文学之路。在中山大学那片金灿灿的树林底下，往康乐村走去，竟然听到“蝴蝶的笑声”，可想而知，“文学”对我来说，曾经像羊和牧人的手一般亲近过呢！
虽然只有四十元的稿费，但仍很高兴地买了鸡蛋和火腿肠，穿过一具具混合着廉价香精或味精的身体，一条条性感内裤和发廊门口旋转的毛虫形灯，回到只有一张凉席的出租屋，并学习在烙饼的基础上制作三文治。这美好而孤独的晚餐，就像一根根燃起来的灯芯一样。而叶子，却在光的背面，冷笑着，年轻的我，竟然全然不觉呵！

川端康成在《独影自命》中写道他第一次投稿时的情景：“穿了带筒袖的碎花白和服，足蹬裂了口的布袜子，仅靠一支笔沦落在赤贫的生活之中的没有父母的孩子，真是可怜的东西……”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年轻而让人愉快的记者。
受到如此热情的款待不禁稍稍有点受宠若惊，在什么都会咯吱作响的屋子里相对而坐。
“……我们是一家小地方的小报纸，非常非常欢迎地方上的投稿，即使我们自己的稿件不发表也要刊载作者们的稿件。可是……你写的是些什么呢？”
“是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什么都写。”
“如果是小说的话尽量是短篇……尽量避免自然主义式的极端暴露的描写；读者是不是接受无所谓，不能是通俗性的而应该是真正的小说；小说、文学评论、长诗、短歌，我们这里什么样的稿件都欢迎……总而言之，我们希望高雅的，有新眼光的，新的描写的作品。现在流行的人人说过的陈词旧套是不行的，虽然这样说，走到牵强附会的猎奇的路上去也可是不太好的——因为是像您这样的人，只要下笔总不会错的。何况您又有把作品向社会发表的自信，只要是合适我们刊载的，我们一定为您发表。”
鞠了好几个躬，给了一份最近的报纸把十八岁的川端康成送到门口。
那是日本大正五年。
很快，我就花完了第一笔稿费。除此之外，赖以为生的活计是画五元一张的水彩画，摆放在路边的精品店里，装了十元一副的镜框，让一个肥胖的女人代销。靠借债补贴半夜里被饿醒的胃，更悲伤的是，我不是川端康成，甚至连那样的报社小记者也不是。这双重的窘迫持续了十年，一直到现在。就像穿在一双还算体面的皮鞋里头的旧袜子，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戳穿一个难看的洞，丢也不是，补也不是。
又熬过了一个阴冷的南方的冬天，决定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座落在东山口附近的一栋大厦，在大雨里微微倾斜着。当时站在可以望见老城区旧貌的楼梯间的我，心中默记着面试时一定不要说错的话。发表过的豆腐块，用双面贴粘在履历表后面，那篇关于Toussaint的，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摘掉了。负责接待的是一个穿着夸张，香味混浊的中年妇女，纹着褪了色的蓝色眉毛和眼圈。十指蔻冠里的褐色污垢，让我联想起长途列车上的售卖员。她夸我气质不错，一定会月入三万，当场就决定录用。虽然递给我的临时证件上印的确是某某报的记者没错，下电梯的时候，我却总有一种踩到呕吐物的不洁感。
夜里噩梦丛生。第二天一早被任务唤醒，和一位主管级的同事去采访，坐上了短途汽车。在车上又睡过去……醒来时无意间看到那位主管尚未拆掉的，扣在西装裤袋上的标价牌。９８元？不像是已经月入三万的样子。
摩托车载客大军像狼狗一样守侯在每一辆客车的急刹车地带。当我们连跳带跌地落在水泥地面上的时候，它们早已经扑到面前。主管却不慌不忙，不忘还价，还挑了一辆有双人脚蹋的摩托车，颇有绅士风度地请我先坐了上去。工厂区的弓型小巷，寂静无人。险恶之处，很像化学试验用的管道，三个人紧密地并成一排，左右倾斜，在里面飞行般地穿梭，就像踩着风火轮，随时有可能被弹向空中的白鼠。
如此庞大的手工密集型高端科技生产线，真是罕见。被称为工业垃圾的仪器们堆积成一座座集装箱般的高山。高山中的沟渠——条纹，构成了工厂里最重要的景观。条纹流水线车间，条纹防盗网，条纹工作装，条纹条形码……一双双眯成条纹的眼睛，一个也许只有十五岁的女孩在条纹里放大的瞳孔，女工厕所里一条一条的条纹马槽。空间和时间，被挤压成完全平行，间距最短，不足以呼吸的直线状——这也是报纸上的铅字最为擅长排列的图形。这篇价值十万元打了八折的报导很快便出现在某某报上，占据半个ＰＡＧＥ的位置。而报眼，据说是“报纸的心脏部位”，那里的价格更为昂贵。
我在一个月后便辞职了，再次陷入赤贫的深谷。

只好继续借债度日。
间或为时尚杂志写些如何穿衣打扮之类的文章。真是讽刺呵，像我这样从来区分不出
Clinique和Estee Lauder到底有什么阶级差异的人！只是例行公事地，把灰姑娘的水晶鞋硬生生地塞进那些瓶子里罢了。有段时间，穿衣打扮的杂志倒闭了，只好上午写某八元店假冒宝洁公司产品的报导，下午就某专栏的读者来信回答“童年期遭受性骚扰如何排除阴影”的问题，晚上写波兰导演Krzysztof Kieslowski的电影评论。由千字一百元到千字三百元不等的稿件，都尽量不亢不卑，谨慎而麻木地承接下来。至于装修、平面广告、产品包装、网络编辑等等之类的活计，也想方设法地争取到手。所以，突然会在计算机上敲出：“跳了楼的佛大妈”之类的句子。因为种种天生缺陷，虽从事过多种职业，我却始终都没有能够成为媒体精英、著名娱记、某某顺发室内工程设计部的部门经理……
有时，不期遇到那些念叨着大师们的芳名，在高尚住宅区里为职称而学习英语的中年知识分子们，便会在地下划开一道光缆把自己抛进去，只留下那个外貌平淡无奇，谈吐无趣，连稍微稳定点的，附带社保的工作都没有的我。
　　

那段日子，常常往来都是摇滚青年，或者对生活充满厌倦和莫名期待的波西米亚族，文学上的朋友几乎是一个也没有。唯一和文学相关的事件是，在二十六岁的一个瞬间，在Bauhaus、MarilynManson、NickCave、NineInchNails、TheCure……这些伟大的摇滚乐熊熊燃烧的冰冷的火炬中，写完了第一个长篇小说《一个素食主义者》。那是一个愤怒而幼稚的失败之作，就像颤抖的双手描绘的刺青一样，鲜血淋漓却语不达意。
不过当时的状态却真实得有如白骨。
阅读着《伊甸园之门》，心中默念着启示录：“同被屠杀的猪一起分享这个世界吧！”（—— Fiction 唱片公司１９８２年出品的专辑《Pornography》里的句子）
远在上海的棉棉在读了这个长篇小说之后，突发奇想要出版它。于是我便坐火车到了上海。那年她如此年轻，活力四射。在酒精和迷幻音乐的作用力下夸赞那篇东西是天才之作，并在半醉不醒的情况下对着一群几乎进入睡眠状态的观众们诵读了它：“……做一个杀手不能心慈手软，必须杀了自己的父母，以绝后患。杀手在杀人的时候要有节奏感，要热爱音乐：爵士乐、摇滚乐、布鲁斯、死亡金属、朋克音乐等等什么都可以。杀手要注意形象，要酷要靓，因为你是目标击中以后唯一一个出现在荧屏上的人 ，全球将有数亿观众目睹你的风采。做一个杀手虽然每人每年只有两到三次杀人机会，平时不杀人时， 有许多空闲时间，可以做做零工打发无聊时光，但是一定要秒秒钟练习，不能放松自己，即便是在送外卖的时候，也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棉棉请她在日本的经纪人也和我签了一份合约，即小说若在日本出版的话，其出版权由该侏式会社全权代理。后来又说她已经把这个小说推荐给《收获》，后来又请我尽快速递一份到北京，给一位著名翻译，据说曾经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等等……总之，诸多努力，让我感到亢奋、惭愧、感恩、幻灭……各种复杂微妙的感情一时间难以名状。最后，当然是一一没有下文。那个长篇小说事件的很多细节都忘记了，包括其间和做朋克音乐的前夫离了婚等等。只记得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秋风像锋利的鱼尾一样，斜斜地刮过空中的大厦，一切都变得很脆弱，很脆弱，像是水中的纸做的。
我和棉棉紧紧地在电梯口拥抱告别。
也就是说，自２２岁写了一篇文学书评论之后，漫长的十年来，再也没有在杂志或报纸上发表过称得上是“文学”的文字。

自２６岁以后，开始在电影里消磨时光。
至于什么时候变得语速缓慢，庸懒平静，这个过程也实在想不起来了。居住的小区门口，有一家餐馆。堆满了塑料植被，它们长得与红绿灯旁的星球、乌羽玉、龟甲牡丹等真实的植物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两样。就连餐馆门口被铁笼子锁起来的代称而估的孔雀，也与我小时候在动物园看到的孔雀一模一样，只是在观赏性到肉质性的进程之中，改变了一些物质元素（Physical Elements）。这个时代，大家对于变化，基本上是持默认态度的。好像长时间坐在一节拥挤的车厢里的旅客，无暇去观望那肉身的膨胀所遮蔽的风景，从而失去了唯一流动的参照物，所能看到的，仅仅只是同一节车厢里的那些面孔。火车是不能出轨的，待到终点站，大家都已经老了。当然，我也没有获得过侥幸，所以也在这节车厢里面耗废着。
读《惶然录》到深夜。看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能看到的Cult Film（weird cinema 怪异电影）。有段时间还迷上了《持摄影机的人》（Dziga Vertov: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 ）和《提提卡轻松歌舞剧》（Frederick Wiseman: Titicut Follies），尤其是Wiseman那严谨而客观的“尽可能公平地体现事物的复杂性”的哲学态度：
《Art World》杂志：麻省高院就该片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判决，你一直持否认态度？
Wiseman：是的。根据第一修正案，政府行为应该是透明的，而我拍摄的是一个政府的监狱。麻省高院说我侵犯了犯人的隐私，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因为犯人的状况是他们遭受某种待遇的一个后果。所以政府以侵犯犯人隐私为由，实则阻止公众了解这些犯人在里面的实际情况。我后来又去过桥水，当初的那个楼已经没了，有些情况有所好转。现在那里的医生都挺好的，从我的片子里，你可以看出那时候的医生不太好，很愚蠢。
……这些遥远的电影人，真让人羡慕又欣慰。
想到自己的处境，就觉得卑微得不得了。
继续酿造着豆腐块度日，同时阅读《疯癫与文明》。分裂。
有一年，到香港找我的好友玩。向好友如实汇报了我的处境：“很讨厌别人叫我专栏作家，但是不写些专栏的话，实在又不知该怎么活下去。除了会写点字，其它的生存技能都在逐渐退化——这也是挺可怕的。可是心里又明明很清楚，专栏这件事，大抵和文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即便是和文化，也不容易扯上关系。一千个好点的字，就像寺庙里扎实的青砖一样，是要一块块砌的。今天的香客不是不去寺庙，他们常去，求财、求子的时候都会去，只要能把香点燃就行了，谁关心寺庙是不是青砖砌的呢？至于引玉，那就更加是妄想了。这不是说现在的读者都不喜欢玉石了。售报亭通常总是开在“来自缅甸一律十元通通十元的玛瑙翠玉”旁边。”
拿起手边的《苹果日报》，专门又留意了一眼与艺文相关的版面，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对朋友发牢骚。这个世界，正如那天我们去游玩的香港飞禽馆。笼子的大小，决定了自由的深度。
在好友家抄录了《阮步兵咏怀诗八十二首》的部分章节。
有时去浅水湾晒太阳，拣玻璃和贝壳。即便原本很粗糙，或者仅仅是酱油瓶出身的玻璃，被海水充分地浸泡过之后，都会变成另一种神秘的形态——这是以前我从未发现过的。时间就像海水一样，改变着感觉世界（Sensible World）。此刻活跃在我周遭的那些粗鄙而简陋的条形屋，那些中西合璧的恶趣味，那些轻浮的戏仿，集体的狂欢……所有那些可以消极地归咎于“审美体验”的东西，也许在很多年以后会变得有意思起来。是吗？这也是算是活在此时的一种安慰吧！至于那些既沉重又没有任何归属感的东西，就这样，沉到海底深处去了吗？
有时候，当我以为信天翁是答案的时候，海却在一瞬间把它的倒影给淹没了。
海，从来都是没有答案的啊！

终于还是不再写专栏了，继续穷困。时年我已经三十岁。第一本书是在２８岁时出版的，印了八千册，好像是在两年之后才拿到版税，大约是９７００多元。书中收入了一些短篇中篇小说和一个叫《亚特兰帝斯》的童话。第二本书收录关于电影和城市的长文章，卖４９.８元一本，印了六千本，收入１７０００多元。第三本和第四本书，是思考“怎样在一千字的鸡蛋中挑出骨头”的极短小说。相信看了这两本书，同时又写过若干年豆腐块的人，都会心领神会。我就像在跳格子，跳那种粉笔画的，陋巷里的，地面上冒着湿气的格子，有点童真，有点伤心，有点执拗地，不顾一切地跳着。我，反正是写不出宏大叙事的人，就在这小小的格子里和自己，那个没出息的我，赌气吧！
这两本书只拿了一半的版税，据说现在库存还有１５００本。
看文泉子的《如梦令》：“买牛肉去的时候，母亲总只拿出两分钱来。我去买这两分钱的东西，觉得非常难受。在当时一斤不过值七八分钱，但是拿两分钱买牛肉去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人吧！”——不禁觉得安慰，我嘛，还不至于贫穷到这种境地。但同时也觉得悲伤，即便度过了非常艰难的岁月，周作人先生还是把它（《如梦令》）当作自己珍贵的遗作，字字珠玑地翻译了它。
因为太喜欢《徒然草》和《枕草子》的缘故，我几乎把少年时代眷恋的川端康成、太宰治、芥川龙之介、谷岐润一郎、永井荷风……等等日本作家的著作又看了一遍。后来又看了宫泽贤治、安房直子等人的童话。日本的禅宗，文学、戏剧和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很纯粹的。我迷恋诞生于这种纯粹境界的锋利，以至于不假思索地便把它们那把藏在袖笼后的怀刀，盗了过来。

多年以前，在我看来，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个充满文学色彩的语法，就像唐基柯德的那匹蠢驴一样。据说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亚尔古是希腊神话中随伊阿宋去取金羊毛的斗士；ＡＲＧＯＳ（取金羊毛所乘的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西班牙单词，不知道是不是愚人船的名字呢……总之，这些理想主义者乘坐愚人船开始伟大地航行了！“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者真理的象征”——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啊！这些彩旗飘扬的梦幻船队们，曾经让我多么激情澎湃啊！

后来，才知道愚人船是真实存在过的。在德国或者是其它地方，神经错乱的疯子被允许装在一艘船上，四处漂流。那么，船长、水手、大副、厨师们……是不是也是疯子呢？当一个词语不再作为语法去修辞那些浪漫主义的梦境，而是变成通往真实世界的钥匙时，写作，立刻变成了一件像刻度尺，温度计、显微镜那样严谨而精确的事情。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已经快三十岁了。握着从日本文学里面盗过来的怀刀，想着它应该从哪里下手，才能准确地切入真实世界的要害。

我是没有什么必要为了纯粹的金钱而写作的，这就像那些为了收视率，穿上龙袍，外表是主子，内里是奴才的作品一样。被资本家收编在内的知识精英们，为大众带来了寻求资本主义晚期安全感的方式——“娱乐”，至死的娱乐。这个娱乐体系威力无边，像我这样的选择性失业者，主动丧失了公共性和话语权的人，虽然觉得很不好笑，却也没有能力去消灭它。哎，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会被这些毫无创意的暗器杀死，就让他们去死好了！而转去描写那些挣扎在日收入一美圆以下的难民生活，做一个讴歌乌托邦光明，鞭策社会黑暗的作家，对我这样一只同样在雨中的蝼蚁，亦是十分力不从心的。这痛楚，即便对于一个激进的民运分子或改革行动派而言，也是同样透彻的吧！倘若缺乏足够的真诚或谨慎，一不小心融入某种流行的“底层关怀”和“人道主义”，变成那种拿了奖之后就坐而论道的人，这种危险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

至今仍旧非常反感西乡信纲等文史家在一九五一年初版的《日本文学史》中对日本近代作家的一些评论。例如针对“芥川龙之介的自杀”，书中写道：“新感觉派面临自我崩溃的绝境，仍旧继续作垂死挣扎。他们这种文学，正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反抗……芥川对自己的立场一直感到不安，但又不能像菊池（宽）和久米（正雄）那样转变为大众文学作家，从而逃避现实，只有深入挖掘自己那矛盾的立场。这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苦闷姿态，只有在社会上处于被动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
这副论调，在早期国语版的外国文学译作的序言或是后记中经常出现，对我们这代七零年后出生的读者来说，仍旧耳熟能详。以武断的阶级成分划分文学作品的思想层次之高低，不是等于把人通通放在绞肉机吗？文学虽然不只是私小说，但毕竟始终是关乎于“个体差异性”的艺术吧？虽然这样的评论调调，在今天看来，已经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使铅字转换成金钱的方式变得同样地“单一化”的缘故，作为强调“差异性”而存在的文学，也在逐年减少了。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不过无论怎样，四处开采财富新大陆，在GDP猛烈刺激的消费文化的狂澜之中扬帆而上的人们，对文学的需要不再像以往那么强烈的时候，我们这些生产者，倘若担心那些库存而清仓大甩卖的话，那就实在是太愚蠢了——因为无论怎样贱，结局也都还是一样的。认清这些现实，那些与文学本质其实并不相关的险境就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掉了。
……剩下一片广岙无边的灰暗地带。

癫狂与理智，颓废与振奋，绝望与希冀……漂浮在正义词与反义词之间的无穷人性，可以在这样一个仅仅由文字搭建起来的舞台上，跳着纵横交错的荒谬之舞，在各种试剂中呈现出微量元素的差异，并释放出作为灰色的最大程度的丰富性，倘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世界，堪称可与八寒地狱媲美。
但这无穷尽的美妙灰色，却像怀刀上那由淬火产生的漩涡般的花纹一样，在光线下千变万化，用手触摸却即刻消失……写作之难，即便有锋利的刃，仍是远不足够啊！
看来此生，要溺在这永远的失落的灰暗里了。

阅读Georges Bataille的《色情史》、Marquis de Sade的《美德的磨难》、Durkheim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以及德国导演Michael Haneke和三池崇史的电影，在灰暗中沉溺着。
他们都是严肃的，丝毫不妥协地，向人类展示“暗之丰富性”的大师。
而我，只能看到台灯下面，膝盖的影子。羞愧。
２００６年，开始构想关于“邪恶”的主题。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在《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中提到“邪恶（evil）”是一种“审美破坏”，即那些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不快，悲伤，恐惧，不喜等“被抑制”的“不协和的”成分。并提出“一个以更高级种类为目标的不完善，是超出低级的完善的。对不协和感觉的经验就是“进步的基础。”自由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它产生不协和——虽然，“不协和”本身是破坏性的和恶的，但是，它感到“目的”从耗尽了的平淡完善，逐渐迅速转移到尚存新鲜气息的某个例外的理想。而像我这样天生就对“恶之花”充满兴趣的人，很显然，正在骑着快马朝这块充满“例外的理想”的丛林里奔去。
与其说天生对“邪恶”充满了兴趣，不如说我有幸生活在一个文明而邪恶的年代。就像那个诞生在一片难闻气味中的婴儿（Patrick Süskind的《香水》），不得不主动地去辨别“气味的来源”一样。在最底层的磨难和最险恶的关头，他主动地培养出对“气味”的敏感性，这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和“被抑制感”使他成为了香水大师——虽然这称号建立在谋杀和尸体之上。在最美的事物里面发现最暗的恶——而不是在平庸的美学里面找到与之相称的，中庸的、或犬儒主义的生存哲学，这也许就是“艺术的魔力”所在吧！

不知大恶，何来《大悲咒》呢？
此刻，我匍匐在无数小恶的溪流边，望着它们经由我的脚边，甚至我的身体内部，朝四面八方流倘而去。有时候，它们就像纵横交错的毒蛇。不过，我并不那么害怕，虽然我完全，没有丝毫能力抵御它们——就像保罗在圣经《罗马书》里说道的那样：“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七章21－23节）”
我没有抵御的能力，因为我不是好莱坞游乐园里面那些拥有超能力分秒必争拯救地球的完美勇士。更重要的原因是，“邪恶”，实在深奥而广阔，在地球还没有被毁灭之前，没有人可以想象出它那持续性地、繁殖性地、异化性地巨大张力。即便想稍微准确点地描述“它们”，都是一件非常需要天赋、勇气和耐性的事情。但是我至少在努力审视那些被颂扬的美德，那些被写入典范的美学的历史，这对于描述什么是“邪恶”，实在是大有帮助。
在此我必须首先，让自己陷入一场虚构，就像那些日夜守在电玩面前抢夺金币的玩家那样，这同样也是写作的代价。其实，陷入虚构的并非只是我一个人呢！当我们听到今日的战争宣言从：“我怎能为了面包而放弃自由？”变为：“如果获得更多的金币，我就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了！”的时候，整个２１世纪的虚构的历史也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狂欢时刻，这也是二十一世纪的邪恶风貌。

在这种由最高科技含量组成的游戏观里面，要获得更多的金币，不论是用于购买虚拟世界的假货币的真实金币还是为了赢得一场本质上属于虚无战争的虚拟金币，商家们呕心沥血，虚构出一个个恶魔，一个个邪恶的典范，然后再虚构出种种战胜这些恶魔的残忍的手段，这些被托付以宗教、国家、民族等等之名的正义而残忍的手段，无疑要比这些恶魔的杀人技术要来得更加精彩绝伦，淋漓尽致。而那些小市民的善良，那些忍让，那些建立在小小的个人生活品位上的适度的满足感，便逐渐成为这场虚拟大屠杀中的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当代媒介成为这类“邪恶”最具有实效性的传播者，以往被打入地狱的罪孽，什么七宗罪啊，九重罪啊，都已获得全面地包装和升华。
那些小小的恶的溪流，便在这沟壑纵横的丛林里面滋生出来了，或者，几亿年来，它们原本就存在。只是在这样一个绚烂夺目的大恶世界的映照下，投射在小小的恶之上的溪流之光，流过了那些原本埋得更深的“暗”，并使这些“暗”发出了诡秘的信号。

这些诡秘的信号，在尚未到来的黄昏的癫狂之中，驱赶着诸神，只留下一些神经病，一些癔语症者，被孤独和寂寞折磨得几近虚无的人，和真理失之交臂的人，以折磨被害者为目的的杀人犯，软弱的目击者，被虐待的囚徒，绝望的穷人，“性变态”者，企图和邪恶抗争却因为没有金币而彻底失败的人，以恶制恶的人，扬善惩恶的妄想狂……等等，他们无疑具有同样的特征：他们，都是主动或被动地被拒绝在“游戏规则”之外的人。因着某种信号，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着黄昏时刻那场无厘头的癫狂。
这并非说他们组成了一个社会，具有某种共同的社会属性。相反的是，他们中的某些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的人，在对个人的观照中，组成了一个个“个人的暗。”
而我的兴趣，正在于如何能够更准确、更锋利一点儿地，去描述一个“个人的暗。”
个人的暗，个人的邪恶，个人那疲惫而无力的反抗……虽然必遭遗弃和毁灭，但于我所陷入的这场虚构而言，它们却是“个人生活”最真实的境况。写到这里……我的虚构的主人公来敲门了。他为我仍旧着迷于文学而略为诧异，他刚刚结束一场邪恶的游戏，脸上挂着忧郁的神色，给我讲述了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

艳阳天。
三十二岁了。文学上的事业一无所成。
所幸终于又出版了几本对“邪恶”命题的早期试探之作。在某些书店里，它们被放到史蒂芬•金之类的悬疑•恐怖小说类。算是流行读物——我并不介意它们有着时髦的外表，事实上离时尚界的标准，它们还是差之千毫。我喜欢一切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式，只要能够说自己想说的话，非常不介意到底是在宣纸上发表还是在厕纸上发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很轻松愉快！
从年头到年尾……我正在经历着种种内心革命的平复期，虽然这一天事实上远远并未到来。但透过远方的高楼大厦，我嗅到一缕丝薄的异味，也许来自于某只血块凝结后的空隙亦未可知。有时候，我感到异常孤独。这厚厚的孤独，就像被抛到深海中的人逐渐长出了那满身的鱼鳞般。我渴望看到翠绿的叶子。事实上，十多年过去了，我不曾像少年时代那样凝视过哪怕只是一片，翠绿的叶子。那淡淡的少年白发的哀愁随之远去，我将面对一个虚构的、邪恶的未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回想着自己望着一片叶子发呆的情景，时间，像不知名的地下水……暗而阴凉，在它细嫩的茎脉上流过。
……这情景，才显得如此的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