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K城夜话》都是我眼下日常之所见的话，这个《中规奇谭》犹如某种“前-历史”。它们都跟我留学时代不断在思想上遭遇“快进”或“快退”那种非匀速震颤的体验有关。它们一定是宏观的（因为总是关乎规划这个学科），也一定是具体的（因为是我的一些个人的遭遇）。

话说我第一次看到北美的Subdivision Plan时，震惊和好奇同在。我后来读到人大一位翻译翻的《规划读本》里，把Subdivision翻译成了“细分规划”。我想，那位非规划专业（地理学的）翻译可能也和我一样，会在碰到这个词的时候，迷茫过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岔开一段去。好多汉语的规划术语如今都变得似是而非，深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已经在过去60年的发展中具有了当下中国特色。就是一个美国的规划专家，非常专家，如果不谨慎走进具体的语境，都会被我们这些术语所蒙蔽。比如，“分区”。“中国的分区规划”缘起于90年代。当各个城市的市域范围开始越做越大之后，中国的城市总体规划几乎都成了国外区域规划的尺度。尺度，是个大问题。于是，“分区规划”在那个历史时期，等于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之下，替代了原来总体规划的某些功能而出现的亚级别的规划。像上海，如果有“浦东分区规划”，那指的就是行政区意义上的小总体规划；如果是浦东外高桥20平方公里物流中心规划，那就指土地使用性质意义上的小总体规划。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分区规划”看上去因为有了“功能细分”、“功能定位”、“开发强度”控制的职能，的确，有些了北美“分区规划”zoning plan的特征。但是，北美的zoning by law说穿了，是每一个城市里针对具体土地使用的强度控制法规。这是中国规划体系里目前由控规regulatory planning完成的任务。然而，在北美，因为分区法是受到了宪法保护的城市习惯法，它的本质就是法律或是条例by law。而中国的“分区规划”类似行政区划里的详规，控规不具有真实和合理的法律效应，更像国外的“城市设计指导规范”urban design guidelines。

这些术语上的无法直译，直观地说明了如今中国城市管理体系所处的历史位置：它绝对不是苏联体系，但也绝对不是欧美体系。

我初看北美的subdivision plan时，最大的好奇是规划图上没有具体的房子。这在中国是不可以想象的。在中国，做到居住“小区”级别（20－30公顷以下）的住宅设计一定要画出住宅单体。原因可以理解。在中国，居住区规划主要是排多层或是板楼。如果只画路网，不画住宅，很有可能将来楼房塞到场地里，要么不够形成完整的模数，比如，应该3单元一条的地，结果只能塞2单元半；要么，是进深距离不够。所以，居住区规划一定要联着住宅建筑的单体初步设计。当然，中国的规划师们20年前也没有太多的地产开发经验。往往为了建筑的空间丰富或是活跃活跃小区，把板楼弄得像虫子或是像折叶一样，折来折去。更艺术点的规划师，特别喜欢突出标志性建筑，把一个小区里，房子规划得高高低低，为了烘托所谓的轴线或是主题。

而北美的subdivision plan基本上比中国住宅区从尺度到单位都小了一级。它的本质是做一个卖地的规划。把一片农田或是坡地，经过规划师之手，规划出路网、管线、绿地、公共建筑，然后，把其余的土地遵照住宅法规特别是分区法，去做切豆腐的游戏。


分区法是习惯法。换言之，如果我们比较20个加拿大城市的单体小别墅的基本要求，我们会很吃惊地发现，各个城市对于基本矩形基地的面宽和进深，有着不同的数据要求。这个东西，还因条件而异。80年代以来，温哥华住宅区里经常上演的节目就是某个开发商买了两栋老房子，然后申请重新规划，变成3个独立小房子的基地——re-zoning；或者，更大胆，就是加塞进行加建。

分区法是个细密的阶层筛子。只要我们严格地按照加拿大的分区法去管理城市，我们会在10年20年间，就自动地看到一个居住区内部阶层的均质化。为何如此呢？这是因为加拿大像英国一样（它的宪法就是抄英国的），高度捍卫私人财产的各项权利。这样一来，为了保护居民住宅的市场价值，邻居间如果做出任何“出格”的行动，都会被诉讼。比如，如果你住在一个2层楼的小别墅的郊区，你加建了第3层，你等于改变了住宅的密度和强度。这时，就有人告你；如果你在一片白色别墅的住宅区里，自己把墙面刷成了粉色，放心，邻居依然可以基于“对自家私产构成贬值威胁”去起诉你；更不用说，你在门上贴了广告，改成了小餐部。那样的话，你几乎要被请出去了。。。。。。。。这样一来，有着如此强大的相互制约，住宅区的均质化势在必行。分区法就是一个保护私产不受贬值威胁的城市法律。

有关分区法的恶果我们以后会讲——事实上，北美和新加坡如今都觉得有必要松动一下分区法，向中国学习学习，方便方便居住区里的居民，尽管我们的混杂和方便往往是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胡作非为实现的。

在规划到住宅这个层面时，北美对于私人财产的尊重再度明确体现出来了。城市政府把自己定义成为一个“公共设施”（保护管网和绿地）的提供者和维护者，它不会干涉你私人领域里的建设。前提是你的房子得合乎你们小集体的利益和法规。所以，在一张典型的居住小区规划图上，我们就即刻看出了加拿大和中国的差异：加拿大是进入了私人住宅的红线范围内，我坚决不过问，只要你住宅设计和建造基本合法，不扰邻居，我不干涉你用什么木材，还是后院有个游泳池；而在中国，政府对于公共和集体和私人领域的界定，历来是不明晰的。要么，政府是连基本的公共空间都懒得理睬（比如把道路建设的责任推给开发商），要么是管你到死。比如，政府动不动就要敦促你做房屋改造，为了迎接亚运和世博。

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我知道加拿大的宪法只是到了82年才真正大修过一次，补充了human rights等事宜，并在那次修宪过程中，首次提出国家对于所有的土地拥有绝对的主权。意思是，为了战备或是特殊需要，法院是可以动用这一绝对主权去做强迁的——然而，事实上，从来从来从来都没有人去寻找这个借口。

这也就是说，在1982年之前，对于土地的绝对权竟然还是在个人手里。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国家明白，自己该在哪条线上停步，才有了规划师的地权意识。君不见，俺们国家的规划师跟上帝一般，可以在别人的房子上随便画圈。想来，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在讲一个法律的神话。笑话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