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看书，都是有目的地选择看了。最近把吴思的《潜规则》看了一遍。这本书估计前几年肯定火了一把。但自己看书总是比别人慢几拍。人家说好的时候，我却还是忙其他，到大家都寂静无声时，自己才有目的地翻一翻，并写出有些不入流的读后感。有时感觉，自己读书就跟自己做人一样，总有些不入流，跟不上潮。看这本书，感觉是意尤未尽，如果以儒家立言传世的标准来看，似乎还有点距离。这样说有点苛刻，但既然书是写给读者看的，就不妨让我这个读者刻薄一番。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明，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直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规矩，形成了许多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为潜规则。”修订版序言P1-2

其实，这两段话无非是说，传统中国历史都是政治支配社会变迁的历史，而且中国历史政治运作都严重偏离制度，潜规则是其运作的基本轨道。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P4

这是正篇中“身怀利器”篇中所讲内容。它反映的是权力严重偏离制度，失去制约，通吃社会的现象。但中国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出现这种现象，作者在后文中隐约说到一些，如农民的一盘散沙。但都讲不通透。其实它根源于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社会极弱，社会要有序化，社会对权力具有高度依赖性，但权力运作偏离制度而缺乏制约，权力存在对社会造成根本性伤害的危险。换言之，在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中，社会对权力是一种不可离却不可近的窘境。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P26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的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选成好人。”P83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皇帝是个冤大头。老百姓为什么是个冤大头，皇帝为什么也是个冤大头？作者多少都扯到一些。如老百姓一盘散沙，皇帝深处九重，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屏蔽，但都没有讲通透。老百姓是个冤大头，因为从老百姓来说，老百姓离不开权力，只有依靠政治权力才能在一个超大型社会中实现有序化（不是正义），因为传统中国社会老百姓的自我治理能力，只适应于村落构成的熟人社会，超出村落范围，老百姓就不得不依赖于权力。而从权力来说，权力始终希望老百姓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任何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如果没有纳入权力的轨道，都构成对权力的威胁。自然，严格党禁，打击有组织宗教组织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常态。皇上是个冤大头，不仅因为皇上深处九重之中，信息不灵，信息失真，而且皇帝制度家天下，造成皇帝个人能力不足。此外，单个的个人如皇帝，也无法对抗步入腐败快车道的官僚体系。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P49

“我重复四遍描述了同一种现象：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和实际移动之别。

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上术四个故事里都有这个程序。”P149

权力的边界，从理论来说就应是王朝建立之初的各项制度。制度首要的基本的价值就是正义。为什么正义的边界总要老？王朝发展过程中，潜规则总要取代正式的制度，制度最终形同虚设？作者只是始终在描述这个一个现象，都没有寻找原因。其实如果站在社会角度来理解，就在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伦理本位就意味着制度建立之初的价值导向是高道德取向的。如唐初，以绢计价，官吏受脏一尺，杖一百，贪赃枉法十五匹，以绞刑处死。北宋初年，赃满五贯者处死。明朝也有这些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合乎当时实际，因为王朝初建时，都是战乱连年，社会往往是民困财穷，为极早地树立王朝制度的合法性，制度设计不得不（现实财力物力要求，社会道德要求）取用高的道德取向。但又脱离未来制度运作的现实要求。因为随着战乱结束，天下太平的到来，社会财富和社会事务都在不断地增加，自然，制度运作的成本就要上升，而中国政治传统都存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复古式政治文化，结果政权运作就不得不偏离原有既定轨道。于是潜规则就出现了。所谓潜规则，就是当事方默认的但却不合乎社会正式制度所反映道德要求的规则。因此，潜规则的出现，其起点具有合理性的。但潜规则危险在于，它使权力运作完全逸出了正式的制度规则，权力从此失去了规则制约，权力对社会就有所谓合法伤害的能力了。甚至于好的制度，都可以成为权力寻租的口实。如清康熙规定的驿站向民间买草类的规定，本来是官方购买民间草料，却就成为权力寻租的借口。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都存在着一个高的道德要求并脱离制度运作实际的困境。

而社会一旦潜规则横行，则社会应极度缺乏正义（但不是说没有伦理道德）。因为正式的制度形同虚设。所以就不存在普遍的社会正义，只有熟人间的私人化的伦理道德。也正因为社会总是缺乏普遍正义，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春秋战国以来就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迷信。迷信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存在是社会政治制度无法实现普遍正义下的一种社会生态反应。否则，生活中的草民们对社会的苦难就没有一个自圆其说的心理救济。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干部的待遇要求也是高道德取向的。历史就这样回到了起点。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P140

 潜规则横行，制度成为虚文，这就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常态。每个想从政做官的人都要经历所谓有“晏氏转型”，适应官场潜规则，不能适应者则会从官场淘汰。这也是官场淘汰清官，贪官污吏当道的过程。而当贪官污吏当道，严重侵害社会时，社会便接竿而起，王朝就开始治乱循环。当然，如何走出潜规则横行的社会，显然不是作者所能胜任的。作者也只写下了如下颇为模糊的话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停止。”P241

为什么帝国制度基本结构轮回十几次不改？是这个结构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还是社会无法？它关小农经济什么事，西方封建社会好象也存在有小农经济，为什么西方却走出了并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作者讲这句话是故作深沉，但其实什么也没有讲清。

总而言之，《潜规则》一书，看过的感觉颇撩人，总是意未尽。可能跟作者自己意识到的问题有关。行文兴趣取向，天马行空，缺乏严谨的学术框架，自然，离立言传世的标准确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当然，这本书，对本人而言，它为我以后行文提供了很多资料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