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更被公认为研究政治发展理论的经典著作。今天闲来无事，也当做为自己巩固一下从中所学内容，特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不够全面的地方希望大家别介意啊。
亨廷顿在本书（我的是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的）中认为，发展中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解放出来后，经济文化极为落后，这样的国情决定了：1、这些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文化 2.迫切需要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以便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去发展经济 3.政治民主在这些国家缺乏基础，发展民主是一项长远的任务而非当务之急。正是如此，健全的政治制度、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一定程度的集权等要素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所必需的。他说“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性却会引起不稳定……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得现代性”（P41）
他还提出三个公式以说明以上问题：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
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他继续说明，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此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腐败、城乡差别及经济上的不平等等也会影响政治稳定。现代化引起经济不平等，进而引起政治不平等。虽然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固然能产生更平衡的收入分配方式，但短期内，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反而容易扩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最后，他总结，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同时，社会动员又降低了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结合，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
接着，他论述了城乡差别与政治腐败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他书里政治腐败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普遍滋生出程度不同的政治腐败。“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尤其是政治意思和政治参与发展的产物”。（P70）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权力寻租，即政治权利和财富相交换。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而又缺乏有效的政党组织活政党组织软弱，不为人们说公认，腐化最为猖獗。腐化削弱政府的行政体系，是政府失去驾驭现代化的有效权威。民众对这样的政府必然不满，进而引发动荡。
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两个独立目标，二者不存在必然相关性，只存在可能的关联性。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直接动力，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才是政治发展的动力。他接着论述了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活动和政策及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神话，发生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全国性变革”（P258）“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并非在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社会形态中都会发生……而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它不会发生在社会经济结构很简单的高度传统的社会中。同时，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P259）“政治制度没有能力为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以及新精英进入权利层提供渠道，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社会势力渴求参与政治，”（P268）是革命发生的两个前提条件。他把革命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二是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活动，三是建立新政治制度。三者的次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革命中有不同的表现。西方模式基本是按照刚才所列的顺序来的，东方模式正好相反。但不管那种模式的革命，都是摧毁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方面，他认为，改革比革命更困难，因为要跟旧势力和革命势力两面作战，对精确度和控制力的要求也更高。他说，“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都是一流的政治家，而成功的改革者却绝无例外”。他对改革者提出的最佳策略是，“为了实现其目标，改革者应把一个个问题分割开，一旦时机成熟，便尽可能迅速解决每个问题，在反对者组织其队伍前就把它从政治议程上抹去。”关于改革的作用，他认为可能是革命的催化剂，也可能是革命的替代物。
在此书的后面，他还论述了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创新政策和增强吸收能力），政治发展的模式（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政治发展的政体选择（执政官政体和公民政体）等内容。在对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中，他认为，政党是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他也承认，政党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他说“政党诚然会刺激腐败，但一个强大的政党的发展将制度化的公共利益代替分裂的私人利益。在政党发展的初期，政党是以宗派面目出现的，这在表面上加剧了冲突和分裂，但当它发展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党之后，他就成了联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且打下了超越对地主集团的忠诚和认同的基础。同样，为了使领导权继承程序和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程序规范化，政党为稳定和有秩序的变革而不是为动乱提供了基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和政党体系是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能力。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我觉得当前共产党就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只有当政党的数量影响到它提供政治安定所必要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是才是重要的”，不过他仍然认为最好的政党制度是美国的两党制，并谈了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某些缺陷。其他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读。由于他是从抽象的角度来研究的，也许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相信还是能让我们对当前中国后发展国家的社会有一个更深刻和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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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的政体选择上，亨氏的论述也很有意思。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分为“执政官政体”和“公民政体”两种类型。

所谓执政官政体是指政治参与水平高于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政体（联系前面“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这个公式，可见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政体）。这一政体的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相互冲突对立，权利分裂，证据动荡不安，政权更替频繁，各种集团对于解决冲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方法不存在一致意见，不仅参政党是各种各样的，而且用来决定职位分配和政策的方法也是不尽一致的——富人行贿、学生暴动、工人罢工、暴民游行、军人政变……（也许在某些人眼里，这些正是民主的体现吧，其实就是政治体制不成熟的表现）

执政官政体又可以分为寡头的、激进的和大众的三种类型。寡头的执政官式社会里，大地主、大僧侣和军人构成社会的主要势力，他们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政治就是个人、家族、派系之间的斗争。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日益扩大，寡头的执政官政体发展为激进的执政官政体，其主要特征是斗争比寡头的执政官式社会更加激烈，城乡分立，农村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城市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源泉。这一政体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大众的执政官政体，其主要特征是军人成为现存中产阶级政治秩序的捍卫者和监护人。军人对政府推进的激进政策采取否决式干预。随着社会的分化与复杂，参与政治的社会势力日渐增多，军人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政治参与开始向大众阶层扩展。

公民政体指具有稳定的、可辨认的、与其政治参与水平相适应的制度上的权威模式。亨氏认为这是一种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