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常作泛指，或是读起来感觉好，或是读后收获大。当然有二者兼得的，《野火集》就是一本。我坚信在这个国度，人人都需要一本《野火集》，最好用作政治课本。如果你不以为是，甚至嗤之以鼻，那敢往下看我的摘抄吗？想必更会有人笑我老土，而我心中的祈愿，不正是——越来越多直至所有人都来笑我？当你置身其中，不知是否如我般时空交错——这分明是在书写此时此地。而这，却真是来自27年前离巢的小岛。仔细比对后更让人不胜唏嘘，今天的我们，在诸多方面，甚至尚无法企及野火萌芽时彼岸的光景。只不知当年熊熊烈焰中飞舞的火星子是否飘过海峡，在这边安家。比起一片死寂，葬身火海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略微抬眸，就能望见那片子孙后代乐居的土地，因良知连绵的灰烬而分外肥沃……《野火》让我惊觉——每个人都是盗火者得以飞升的一片羽毛，微不足道，又格外重要。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作恶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
　　
　　“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我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权利——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的地步吧？”
　　
　　“我很怕谈爱国，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爱国’认起真来而狂热的时候，这个‘国’就成为一顶大帽子，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权威。”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国去！‘美国，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出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
　　
　　“’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
　　
　　“这真像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年轻人应该具备的三个品质：第一，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才会注意他人的困境。第二，能作价值判断，言论纷纭不一，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哪一边。第三，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的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
　　
　　“人民现在不是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刚好相反，是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的不信任，连文革都有人认为大概是好的。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只要有这么多‘有心人’，就有希望。坏的可以变好，腐烂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复原。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是‘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
　　
　　“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但是为什么一百年前叫喊的事情在一百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可见我们的进步非常有限。”
　　
　　“中国曾经是个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子女遵从父母，学生遵从老师，人民遵从政府。可是经济起飞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质上的独立，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教育水准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学生青出于蓝，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这一切催生一个简单的要求：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做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鼓吹最基本民主观念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它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它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应台曾痛贬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时她恐怕全未想到，十五年后这丑陋的都市竟会请痛骂他的人来变化气质。”
　　
　　“中国人有一种固执，硬得很。例如有史以来官员缺乏道歉的传统，也不知道惭愧，而平民老百姓即使接受了某些事实，也不愿意做什么，就算问题横摆在眼前，两年内铁定不会有变化，甚至三十到五十年还是维持原状……”
　　
　　“龙应台倒是没有一丝恍惚，力气还是很大，为整一代人理着思绪。”
　　
　　“可能许多像我辈对70年代和80年代的台湾有深刻记忆的人，对今天的大陆仍有切肤之感，希望更合理的体制，能在彼岸长成，祝福那些用脊梁顶住压力的人们。”
　　
　　“香山、香港相距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沉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高希均）。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萨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