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在带有点美国西部风格的“树屋”，我和友人XR聊起了S大终日洋溢的欢乐气氛。XR告诉我：据说S大的学生是全美大学生幸福指数评比中排名最高的。

那时XR身后不远处的电视机正在播放CNN的埃及报道，三三两两的S大学生在一旁等着自己的汉堡或墨西哥卷。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去测量美国大学生的幸福，然而XR此言一出，我便会心地点了点头。我历来相信天气会影响人的心情，而在S大好天气似乎给一切抹上了一层淡金色的蜜。除了冬天短暂的阴雨，这里的每一天几乎都以雀跃的阳光开始，以温柔的晚风结束。白天的校园，或动或静，总有些洒满阳光、树阴的美好角落。一条长凳，一本好书，似乎无可抱怨。

这里的人因而也是阳光和健康的。教中文的老师说，S大的本科生虽优秀，却不似其他名校学生般高傲，而是开朗且平易的。这里的人酷爱运动。每到周末，S大周围起伏的公路上就会出现一个又一个骑单车锻炼的人。在校园里慢跑的人更是俯拾皆是。我的朋友里，已经跑过半程马拉松或者准备去跑的人就有五六个之多。这里还有大批的素食主义者，或者半素食主义者。在学校自助餐厅吃饭时，动辄装满一盘生萝卜生菠菜生番茄生黄瓜生蘑菇生西兰花。而我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一起喝咖啡的朋友。

尽管我有时也因周围人的过度健康感到压抑，感到有必要捍卫我“堕落”的生活方式。我大体上还是感激S大的好天气带给我的好心情，然而XR却说——还带着些自觉离经叛道的神秘——人们都太快乐了，好像少了些什么。

嗯，是吗？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少了些……愤怒？S大的学生大概最不擅长的就是搞社会运动。校园里偶尔会有零星的积极分子喊上几句，但是都不成气候。支持堕胎的法学院学生只能靠发避孕套来宣传自己的理念。很难想象60年代当临近的B大在民权运动中风起云涌时，S大的学生都在做些什么？晒太阳，抑或为前程奔忙？

二、
和XR聊过以后，我一直在想S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是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还是某种中产阶级的兴奋剂？要知道S大所在地区是美国大学里少有的中产社区，S大的学生背景中产，前景中产，连S大垃圾分类之细致也处处符合着美国中产阶层的最新潮流。

其实我一直隐隐觉着S大的明媚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一样，都潜藏着些不可告人的阴暗面。而你一旦与它的幸福决裂，你要面对的首先便是孤独，其次也许才是无法言说的痛苦和愤怒。

碰巧这周我看了The Runaways。70年代中期，几个十几岁的美国姑娘组成了The Runaways乐队，开了女性摇滚之先河。去年的这部电影主要讲了乐队主唱Cherie Currie的经历，她破碎的家庭和毒瘾。看这部片子，回到曾经在很多部片子里出现过的70年代，摇滚的黄金年代，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不再喜欢摇滚了（我真正喜欢过摇滚吗？）。片子里癫狂的经纪人说：摇滚是在社会边缘的人在没有自己声音的情况下发出的嚎叫。而我已没有嘶吼的需要。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在S大明媚的真空里，我已隔绝了粗糙的现实。心情愉快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全心投入S大的美好生活，全心投入一切唾手可得的欢声笑语。

当我试图想起S大稀缺的那些情绪是什么滋味时，我想起，似乎去年夏天在北京的地铁里，我也曾被难以言说的压抑、烦躁、不安和愤懑袭击过。关于中国生活的种种情绪会在地底如岩浆般涌动。我对XR说，我要做的就是努力记住当时的心情。可是我知道很多东西已经慢慢冷却了，随时间，随阳光变得抽象起来。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当老马看见小贾当年的那部《小武》时会又有了想拍电影的冲动。《小武》是那么粗糙那么直接的一部片子。它是电影中的摇滚，是一声忘我的略带嘶哑的嚎叫。这也是为什么旭日阳刚的《春天里》比汪峰的还受欢迎，因为比起文艺，我想我们更需要新鲜的刺痛。

然而其实摇滚也是中产阶级小孩儿的玩物。S大固然是个温室般的所在，摇滚也不见得不是温室花朵。你以为The Runaways乐队是关于反叛和女权吗？它其实和S大里的示威者一样被包裹在无形的气泡里。舞台之下是金钱、利益和性，S大里所有人都面带笑容，热爱生活。

这世间的复杂不容我们轻易be at peace。面对S大的幸福，我困惑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