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一九七五年的春的某一天,在布拉格国家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厅(Slavia café)外面,一位朋友把一捆翻得很旧了的打字稿交给我,并嘱咐我读完后再传给别人.在七零年代捷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见面有一种密谋的味道:阅读且散播地下刊物,单凭这一点,我们俩就等于犯了罪.当然,我们被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足以让我们提高警觉.当天晚上,我坐在家里读起了这份稿件,心中带有一种只有做些叛逆事情才能引起的兴奋.
　　　　
这是一封写给捷克总统胡萨克的信,信中描述了华沙公约部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七年之后,捷克全国上下所处的阴翳状态.作者描述的不是斯大林在他的帝国内所造成那种令人打颤的恐惧,而是一种对生存的无名恐惧,这种恐惧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使人们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再三.秘密警察就像一张可怕的蜘蛛网,在社会中无形地存在着,不仅使人们的行为,而且使历史本身披上了虚假的外衣.
　　　　
这封信事实上是国情咨文,而且带有令人难忘的隐喻.作者在信中说,政府正逐日窒息捷克社会的活力,使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死气沉沉的单一.信中还做出惊人的预言:迟早,目前的政权将成为其自身“致命的教条“的受害者,“生命不可能永远被摧残,在没有活力和虚假的活动表面下,有一股暗流正在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冲破这个表层.也许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这表层将会支撑不住而裂开.这个时刻将是一种新颖的-独特的和看得见的事件发生的时刻.......历史不能不被理会了.
　　　　
信的日期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署名为“作家瓦茨拉夫 哈维尔“
　　　　
哈维尔于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他与卡雷尔-赫维茨达拉(Karel Hvizdala)进行的自传性谈话录.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重读这本书时,对过去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件为之一震---从东柏林到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哈维尔以一个异议分子跃上世界政治舞台—赋予了这本书多么丰富的意义.比如,哈维尔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六零年代中期,在共产党政府要求停刊的压力下,如何为了一本小小的杂志-<特瓦什>(Tvar)的生存挣扎.经过这场挣扎,哈维尔发现了他所谓“新的行为方式“:在与权力进行论争时,不要落入模糊的谁是谁非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而要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抗争,并做好抗争到底的准备.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哈维尔率领“公民论坛“(Civic Forum)代表团去和共产党政府进行谈判.这次所讨论的不是一份杂志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此前十天,布拉格的学生示威掀起了这场“非暴力革命“,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群众示威终于引起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的总罢工.星期二的下午,谈判过后,政府同意宣布从宪法中去掉“共产党具领导地位“这一条文.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次谈判的详情,但总知道其内容不外乎是修改宪法的具体问题.“公民论坛“代表团在谈判中没有作出让步,哈维尔和他的伙伴们几十年前所学会的这一原则现在终于显示出威力.
　　　　
不仅如此,哈维尔对一九七七年“七七宪章“诞生的描述,几乎预示着在迥异情况下“公民论坛“的创立.为了避免被视为非法,“七七宪章“运动的创立者把它称为“公民创制权“,并避免提出任何公开的政治性建议.然而,从深层涵义上来说,那的确是一场政治运动,由很多背景相异的团体结盟而成,其中既有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又有跟共产党从未有过任何瓜葛的人(他们有些还可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虽然背景各异,但对于运动的公开性-容忍性和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却有相同的共识.哈维尔认为,“七七宪章“运动的多元性在捷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将使捷克社会具有一种真正的容忍性.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成就将永远不会从全民族的记忆中消失.他说:“这就是走向生活,走向对公共事物的真正思考,.........其代价就是告别“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论坛“正如哈维尔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布拉格希诺赫尔尼俱乐部(Cinoherni Club)所宣称的,它的创立是“七七宪章“运动的扩大.和“七七宪章“运动一样,这也是一个社会各方力量的联合体(到一九八九年,社会上已出现了许多组织),这些力量都是要寻求一种非暴力的-超越党派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公民论坛“的纲领,即“我们所想要的“,在一周之后就公布了,起草人中除了“七七宪章“运动的签名者外,还有其他团体的代表,这个纲领反映了这些公民团体在此前十三年里的讨论.“公民论坛“之所以能够行动迅速,决定快捷,组织有效(尽管从表面看仍有些混乱),与过去这些年来异议者和异议团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的那张网分不开的.哈维尔对于“七七宪章“运动之前的那种气氛的描述就是十一 十二月革命之前的那种极混乱而又令人兴奋的气氛缩影.哈维尔说:“我的住处就像一九二九年大崩溃时的纽约股票交易所一样,或者说像革命的中心一样.“当然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七年宪章派异议人士们受着“可怕蜘蛛“的严密监视,而在一九八九年,这个蜘蛛网已经消失,整个民族已开始完成解放自己的任务.
　　　　
本书不仅使我们认识作为一个总统的哈维尔,一个重生后勇敢地争取民主政权的抗争中的哈维尔,而且让我们认识一个自视为凡人-有着凡人的需求-欲望-期待和性情的哈维尔(他曾说他只是一个捷克的乡巴佬,从不曾想过要移居国外,他喜欢呆在捷克),一个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哈维尔.无意之中成为政治家的剧作家哈维尔,真正把自己写进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无论作为作家还是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能力都来自同一源泉,即能够反映他周遭众人的希望和担忧.然而,他还是很现实地看待自己的作用.他写道:“我偶尔也想大声疾呼:我已对担当先行者的角色感到厌倦,只想做一个作家改做的,我只想说真话!.......,自己去承担风险吧,我不是救星!但我总是欲言又止,想起帕托切卡对我所说的话: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认定的角色,而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去年秋天我又回到东欧.我曾在捷克住了十年,在一九七七年捷克当局镇压“七七宪章“运动的浪潮中被驱逐出境,直到“革命“第十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再次回到布拉格.我曾好几次与哈维尔联系,希望为这本书添加新材料,但他都以这本书已经完成为理由而拒绝.他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由于他处于革命的中心,具有核心作用,为本书增加新材料就更为诱人,我便燃起了说服他回答一些补充性问题的新希望.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过程中,实在很难找到他.他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但总是东奔西跑,行踪难觅.有一次我在巴鲁斯特拉剧院见过他,还有一次我看见他被一群义务保镖和支持者保护着,离开一个会场去另一个会场去开会.人人都说曾见过他.我的一位朋友在瓦茨拉夫广场见到哈维尔和亚历山大 杜布切克一起出现在观礼台上.当示威结束时,他又看见哈维尔和杜布切克在梅兰特里奇大楼里跳舞.
　　　　
奥尔嘉-哈维洛娃和哈维尔的弟弟伊万很愿意相助,但他们只能提供一些可能找到他的地方.有一天深夜,我正待在伊万和哈维尔的公寓时,哈维尔回来了.我们打了招呼,他很有礼貌地建议找个日子和我一起,在他喜欢的餐馆里吃晚饭,但是负责安排他日程的秘书却说,根本挤不出时间来.我们的见面都被无所不在的摄影记者们留在他们的摄影机里了
　　　　
十二月七日,为安抚那些一直相见他的记者们,他在魔灯剧场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也赶去参加.大部分时间他一直避免回答他是否有意竞选总统的问题.当一位英国记者问他在历经十二年的“宪章运动“的工作吸取了什么样的政治教训时,他回答说:我得想一想,但现在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说实话,即使在公民身份被贬低的情况下,仍然要像一个公民一样行事,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总是有可能有所作为的.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就是投机取巧-并以为这样的行为会有好结果.
　　　　
在我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终于见到了哈维尔.这时,他已经公开声明将参加总统竞选,并让亚历山大 杜布切克“做他的副手“,大街上到处都贴满了“哈维尔当总统的“标语.那时十二月中旬一个天气阴沉的星期天,哈维尔安排了四个小时和家人在一起,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奥尔嘉去公园散步.伊万的起居室和哈维尔的书房一样,窗外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堡的壮丽景色.我们进了伊万的起居室后,谈起了这本书的事.他仍然坚持这本书已经完成的观点,不愿再加进新的内容.他说:“这本书有其自身的结构,如果我们要加进什么新的内容的话,那么,新版本就像一个高高的圣诞节面包.“
　　　　
接着奥尔嘉叫他吃早饭,他邀我共进早餐.他一边喝汤,一边讲述着对局势的大概印象,以及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革命是混乱的,而我却喜欢秩序井然.我一直讨厌革命的,我认为革命是自然灾害,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这类事情却无法计划-无法准备-无法预期,而我现在不仅在这革命之中,而且是在革命的中心.“
　　　　
这时,电话铃响了,奥尔嘉接完电话进来说,杜布切克要和他谈话.哈维尔昂起头望着天花板说“我还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们去公园散散步好吗?“
　　　　
奥尔嘉回答说:“好,可是现在下雨了“
　　　　
哈维尔说:“那就撑把伞吧,过去三个星期我一直呆在地下室,我得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了.“
　　　　
奥尔嘉说:“我们没有雨伞“
　　　　
这个未来的总统便说:“那我们就买一把吧,噢,今天是星期天,商店都不开门.“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噢,圣(耶)诞节快到了,有些商店是营业的.“
　　　　
奥尔嘉说:“为什么要买呢,真笨,我们去向伊万借一把不就行了?“
　　　　
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哈维尔从餐桌旁站起来,跟我告别并祝我一切顺利,然后便转身去接杜布切克的电话了.
　　　　
所以,这本书就是哈维尔--哈维尔总统—所要的样子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于加拿大多伦多

来源：http://www.nybooks.com/authors/207

Václav Havel

Vaclav Havel, one of the six signers of the statement “Tibet: The Peace of the Graveyard,” is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May 2008)

From the Review
May 1, 2008: Tibet: The Peace of the Graveyard (letter)

May 10, 2007: Václav vs. Václav

March 29, 2007: The Freedom Tower

October 24, 2002: A Farewell to Politics

December 16, 1999: The First Laugh

September 23, 1999: Paying Back the West

June 10, 1999: Kosovo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March 5, 1998: The Sad State of the Republic

January 15, 1998: The Charms of NATO

June 20, 1996: The Hope for Europe

June 22, 1995: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March 2, 1995: A New European Order?

February 17, 1994: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An Exchange

February 3, 1994: On Rita Klímová (1931–1993)

November 18, 1993: How Europe Could Fail

May 27, 1993: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June 25, 1992: A Dream for Czechoslovakia

May 28, 1992: 'The Culture of Everything'

April 9, 1992: Paradise Lost

December 5, 1991: On Home

August 15, 1991: 'Uncertain Strength': An Interview With Václav Havel

March 7, 1991: The New Year in Prague

September 27, 1990: On Kafka

June 14, 1990: Reflections on a Paradoxical Life

May 31, 1990: History of a Public Enemy

April 26, 1990: The Return of Germany

March 29, 1990: The Future of Central Europe

February 15, 1990: From a New Year's Day Speech

January 18, 1990: Words on Words

April 27, 1989: A Statement to the Court

February 2, 1989: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letter)

June 11, 1987: Against Loans to Chile (letter)

November 21, 1985: Peace: The View from Prague

March 22, 1979: Kicking the Door

Books by Vaclav Havel
Spisy (1999)
Vaclav Havel 97 (1998)
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As Morality in Practice;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90-1996 (1997)
Havel '95 (1996)
Toward a Civil Society: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90-1994 (1995)
Selected Plays, 1984-87 (1994)
Vaclav Havel 1992 & 1993 (1994)
The Garden Party and Other Plays (1993)
Antikody (1993)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1992)
Selected Plays, 1963-83 (1992)
Summer Meditations (1992)
Open Letters: Selected Prose 1965-1990 (1991)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1991)
Redevelopment, Or, Slum Clearance (1990)
Disturbing the Peace: A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vizdala (1990)
Three Vanek Plays' (1990)
Temptation: A Play in Ten Scenes (1989)
Letters to Olga: June 1979-September 1982 (1988)
Largo Desolato: A Play in Seven Scenes (1987)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1986)
The Anatomy of a Reticence: Eastern European Dissidents and the Peace Movement in the West (1985)
The Memorandum (1980)
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 (1972)
The Garden Party (1969)

转贴：哈维尔与布罗茨基
　　
作者：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8-1-27 16:40:00 | 分类: | 访问量：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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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与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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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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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时真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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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布罗茨基是一位高智能的诗人，善以雷霆万钧般的文字拷问力量，密集地将他的质疑掷向对手的内心深处。而哈维尔，则好用他政治家低调的老练和思想者四两拨千金般的不疾不徐从容响应。所以，他们的思想一旦发生碰撞，擦出火花，必将足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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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针对哈维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质疑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在这篇（他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许多见解，哈维尔为此写了回复的公开信，并在信中邀请布罗茨基能约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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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此生读到的最发人深省、也是最精彩的思想论战，这两位既有深厚欧洲文明背景，又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经验的作家在文字上的一来一往绝对令人神往，而且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到作为总统府的布拉格城堡拜访哈维尔，在交谈时，我特地询问哈维尔，他后来是否和布罗茨基见过面，并一起坐下来深入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哈维尔沉吟了一下，告诉我，他还没有机会和布罗茨基见面交谈。看得出来，他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颇感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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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布罗茨基已经过世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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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他已经去世了？真的吗？」哈维尔一下子楞在那里，他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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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心脏病突发，他已于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纽约去世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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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在一瞬间凝固了，我那句未说完的话，似乎也僵立在空气中。哈维尔睁大眼睛望着我，那碧绿色的瞳孔一动不动，透着一种复杂的、让我难以看透的神态。我也呆在那里，我和他都被震惊了，但震惊的原因各不相同。他震惊的是，那位真正触到他痛处的对手过世了，而那场论争也无从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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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震惊的是，布罗茨基已经逝世整整两年九个月了，哈维尔竟不知。难道，因为做了总统，他不仅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如此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浑然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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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哈维尔，哈维尔则看着正紧张地不知怎么应付老板的两位助手，显然，他对助手们未能提供关于布罗茨基逝世的消息颇为恼火，可这两位只知道政治世界的助手，完全不知道布罗茨基是谁，甚至搞不清楚他的老板究竟和布罗茨基发生了什么。最后，哈维尔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们这一对话的来龙去脉。我看出哈维尔的窘迫，我不仅触及了一个敏感、微妙的话题，而且将一个噩耗带给了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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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哈维尔这些年病得很重，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就是在此刻，在他见我之时，我面对的仍是一位大病初愈，面庞浮肿，满身透着疲惫的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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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年，哈维尔所经历的几乎都是政治、政治、政治。假如我没有记错，一九九六年一月，他深受人民爱戴的原配妻子奥尔嘉（竟和布罗茨基同年同月）因患癌症逝世了。那之后，他经历着丧妻之痛、肺癌、肠穿孔，多次的高烧，七次入医院抢救。后来，他还要和他的政治对手前总理克劳斯进行对于捷克未来的重大辩论。也许，他真的无暇知道文学世界里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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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天才，他在十四岁那年就厌倦了任何制式化的学校教育，从中学退学，之后便再也没有去学校读书，他是一位天性厌恶权力、甚至专和统治者作对的倔头，他痛恨谎言，好修理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他对诗歌保持着最高的敬意，并将诗视为人类良知最后的庇护所。他早年的诗带有古典的哀婉，孤立卓绝，没有一丝杂音。一九九六年一月，他在定居的纽约，因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逝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六岁。他的遽然逝世曾让我沉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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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逝世后，俄罗斯总统叶尔钦代表俄国在哀悼这位前苏联流亡诗人的唁电中，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痛悔苏联将他驱离祖国，称这是俄罗斯永恒的耻辱。叶尔钦又说，在这之后，我们又没能及时将他迎回祖国，这是俄罗斯永远的遗憾。他发誓，一定要迎回布罗茨基的遗体，让他的灵魂和躯体都安葬在俄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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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共产主义的噩梦〉这篇演说一开头，哈维尔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说：「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这样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对话，同时也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几十年来，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梦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雪崩般坍塌三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噩梦──后共产主义──似乎已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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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小故事，和哈维尔推导出来的结论，触动了敏锐的布罗茨基，看得出来，布罗茨基已对哈维尔关注多年，他读出了这篇演讲里有着某种政治家或政客惯用的带着取悦大众味道的「宽宏大量」。布罗茨基当即写下这封视野广阔、洋洋洒洒、诚恳但不乏讥诮的公开信，那是一封不仅写给总统，也是写给作家同行，甚至是写给同在极权制度下坐牢的狱友哈维尔的信，布罗茨基写道：「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个性？」布罗茨基甚至尖锐地指出：「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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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一读到《纽约书评》转寄来的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后，立即在《纽约书评》上向布罗茨基回复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讥的智能。他说：「由于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它相对来说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以及少数几个不可压抑的艺术家，例如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坦姆、巴别、佐先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工作。你向往自由，而你赢得了。当你的亲密或疏远朋友看到你为那种胜利付出代价而离开他们走向监狱，他们很有可能会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正处于自由所带来的不方便危险中。说不定他们还由此而获得了某种见不得人的满足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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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布拉格阳光灿烂的夏末上午，我和哈维尔交谈时涉及的范围广泛，他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我感受着他的腼腆、轻松、幽默感和获知布罗茨基逝世后的沉重，他那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式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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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跟我在关于他和布罗茨基论战这个话题上的交谈是这样结束的，哈维尔对我说：「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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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了解也理解哈维尔的遗憾。但我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我确信，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和早年作为剧作家、一个异议份子的哈维尔之间有着差异。对于应该怎样看待人类、人心和人性？做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已是总统的哈维尔看待问题的视角已显然不同。哈维尔虽不是一个喜欢取悦大众的人，但哈维尔写这篇演讲时面对的是大众，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已不可能将人类的堕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问」那些当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认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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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罗茨基不是这样，他昂着头、目光犀利，从不取悦大众。他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但他无的是平庸，是那些庸庸碌碌忙着抒发小情小感的文人。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他的那句名言──「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就像一九九八年秋天，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谈起布罗茨基时令我动容的说法：「我真的很怀念他。当你在约瑟夫．布罗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在接近一个能量的喷泉，其次是一个诚实的喷泉。他从不害怕讲真话。但你也是在一个傲慢的喷泉边，但这不要紧，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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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戏剧性的一生确是传奇。他成名颇早，三十多岁便已是获得欧美戏剧界注目的捷克剧作家。一九七七年，他参与起草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捷克人权文献「七七宪章」，并成为此一宪章运动的发言人，受到举世注目。他曾多次入狱，饱受邪恶专制政权摧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领导了捷克那场迫使***交出政权、温和如「天鹅绒」般的革命，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及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成为被自己形容为「一个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头部撞击一座被邪恶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国王，进而英明统治了许多年。」的一个神话。哈维尔当上总统后，在西方世界有着英雄、圣徒、名仕般的光环。这种敬意许多是来自西方知识界对于一位专制政权下受难知识分子不无自卑的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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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虽也饱受专制政权的摧残，但他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个人」，一个绝对拒绝使用「我们」，而只用「我」来思考的人，一个极富个性的「高文化的诗人」（切斯拉夫．米洛什Czoslaw Milose语），他对人性的黑暗、人类整体的堕落不仅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甚至还深表忧虑地开出拯救的药方。布罗茨基告诉哈维尔：「因为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它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融合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他在公开信中建议哈维尔：「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丝，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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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尚未昏庸，也未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当了十三年总统之后，哈维尔不久前清醒地告诉世人：「这一切其实是命运对我投下的残酷陷阱。因为，我的确是在一夜之间被弹进神话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回到地上，更清楚了解到神话只是人类现实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构造绝对不像神话那样。于是，在从未尝试成为神话国王，并发现自己确实在历史的意外中被逼上这个位置之余，我并未能免于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衰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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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善好沉思的人，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笔战，弥足珍贵。而且，随着布罗茨基的逝去，已成永远的遗撼。
　　 　　
评论人：陈寿文 评论日期：2008-5-8 12:31
　　
我和贝岭有过联系，当初读了《哈维尔自传》，看到书后面有个msn，就加了这个msn。那个msn原来就是贝岭的msn。他说有一批哈维尔的书在798一个艺术家朋友那，希望我去拿来，以50元一本的价格出售给需要的人，但可能是他和他的朋友没沟通好的缘故，他的那个朋友坚持要一百元一本。《致奥尔嘉的信》更要二百元一本，这应该是04年底的事了。

一九九三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针对哈维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质疑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在这篇（他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许多见解，哈维尔为此写了回复的公开信，并在信中邀请布罗茨基能约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贝岭语）

哈维尔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发表在1993年5月27日的《纽约书评》上，不能免费阅读。

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和哈维尔的回信发在1994年2月17日的《纽约书评》上，竟然还能免费阅读，真好！

Volume 40, Number 10 · May 27, 1993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By Vaclav Havel, Translated from the Czech by Paul Wilson
President Havel gave the following speech on April 22,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at a convocation honoring him with a presidential medal.

Feature, 3002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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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318

Volume 41, Number 4 · February 17, 1994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An Exchange
By Joseph Brodsky, Reply by Vaclav Havel, Translated from the Czech by Paul Wilson
Dear Mr. President:

I've decided to write this letter to you because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e both are writers. In this line of work, one weighs words more carefully, I believe, than elsewhere before committing them to paper or, for that matter, to the microphone. Even when one finds oneself engaged in a public affair, one tries to do one's best to avoid catchwords, Latinate expressions, all manner of jargon. In a dialogue, of course, or with two or more interlocutors around, that's difficult, and may even strike them as pretentiousness. But in a soliloquy or in a monologue it is, I think, attainable, though of course one always tailors one's diction to one's audience.

We have something else in common, Mr. President, and that is our past in our respective police states. To put it less grandly: our prisons, that shortage of space amply made up for by an abundance of time, which, sooner or later, renders one, regardless of one's temperament, rather contemplative. You spent more time in yours, of course, than I in mine, though I started in mine long before the Prague Spring. Yet in spite of my nearly patriotic belief that the hopelessness of some urine-reeking cement hole in the bowels of Russia awakens one to the arbitrariness of existence faster than what I once pictured as a clean, stuccoed solitary in civilized Prague, as contemplative beings, I think, we might be quite even.

In short, we were pen pals long before I conceived of this letter. But I conceived of it not because of the literalness of my mind, or because 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ast (nothing can be more natural than that, and one is not obliged to remain a writer forever: not any more so than to stay a prisoner). I've decided to write this letter because a while ago I read the text of one of your most recent speeches, whose conclusions about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ere so different from mine that I thought, One of us must be wrong. And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and not just your own or your country's but the global one—were involved that I decided to make this an open letter to you. Had the issue been only the past, I wouldn't have written you this letter at all, or if I had, I'd have marked it "personal."

The speech of yours that I read was printe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 its title was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You begin by reminiscing about a time when you would be avoided in the street by your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since in those days you were on dangerous terms with the state and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You proceed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ir avoiding you and suggest, in the usual, grudge-free manner for which you are justly famous, that to those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you constituted an inconvenience; and "inconveniences"—you cit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are best avoided." Then for most of your speech you describe the post-Communist reali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by implic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equate the deportment of the democratic world vis-à-vis that reality to avoiding an inconvenience.

It is a wonderful speech, with a great many wonderful insights and a convincing conclusion; but let me go to your starting point. It occurs to me, Mr. President, that your famous civility benefited your hindsight here rather poorly. Are you so sure you were avoided by those people then and there for reasons of embarrassment and fear of "potential persecution" only, and not because you were, given the seeming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written off by them? Are you sure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m didn't simply regard you as a marked, doomed man, on whom it would be foolish to waste much time? Don't you think that instead of, or as well as, being inconvenient (as you insist) you were also a convenient example of the wrong deportment and thus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moral comfort, the way the sick are for the healthy majority? Haven't you imagined them saying to their wives in the evening, "I saw Havel today in the street. He's had it." Or do I misjudge the Czech character?

That they were proven wrong and you right matters little. They wrote you off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our half of the century you were not a martyr. Besides, don't we all harbor a certain measure of guilt, totally unrelated to the state, of course, but nonetheless palpable? So whenever the arm of the state reaches us, we regard it vaguely as our comeuppance, as a touch of the blunt but nevertheless expected tool of providence. That's, frankly, the main raison d'être behind the institution of police, plainclothed or uniformed, or at least behind our general inability to resist an arrest. One may be perfectly convinced that the state is wrong, but one is seldom confident of one's own virtue. Not to mention that it is the same arm that locks one up and sets one free. That's why one is seldom surprised at being avoided when one gets released, and doesn't expect a universal embrace.

Such expectati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ould be disappointed because nobody wants to be reminded of the murky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guilt and getting one's comeuppance, and in a police state providing such a reminder is what heroic deportment is largely about. It alienates one from others, as any emphasis on virtue does; not to mention that a hero is always best observed from a distance. In no small measure, Mr. President, you were avoided by the people you've mentioned precisely because for them you were a sort of test tube of virtue confronting evil, and those people didn't interfere with the experiment since they had their doubts about both. As such, you again were a convenience, because in the police state absolutes compromise each other since they engender each other. Haven't you imagined those prudent people saying to their wives in the evening: "I saw Havel today in the street. He's too good to be true." Or do I misjudge the Czech character again?

That they were proven wrong and you right, I repeat, matters little. They wrote you off at the time because they were guided by the same relativism and self-interest that I suppose helps them to make a go of it now, under the new dispensation. And as a healthy majority, they no doubt had a significant part in your velvet revolution, which, after all, asserts, the way democracy always does, precisely self-interest. If such is the case, and I'm afraid it is, they've paid you back for their excessive prudence, and you preside now over a society which is more theirs than your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things might easily have gone the other way: for you, that is; not for them (the revolution was so velvet because the tyranny itself by that time was more woolen than ironclad—otherwise I wouldn't have this privilege of commenting upon your speech). So all I'm trying to suggest is that by introducing the notion of inconvenience you quite possibly misspoke, for self-interest is always exercis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whether it's done by individuals or by nations. A better notion would be the vulgarity of the human heart, Mr. President; but then you wouldn't be able to bring your speech to a ringing conclusion. Certain things come with a pulpit, though one should resist them, writer or no writer. As I am not faced with your task, I'd like to take your argument now where, I think, it could perhaps have gone. I wonder if you'll disagree with the result.

"For long decades," your next paragraph begins, "the chief nightmare of the democratic world was communism. Today—three years after it began to collapse like an avalanche—it would seem as though another nightmare has replaced it: postcommunism." Then you describe in considerable detail the existing modes of the democratic world's response to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atastrophes unraveling where previously one perceived a smooth cloth. You liken these responses to those toward your "inconvenience" and suggest that such a position leads "to a turning away from reality, and ultimately, to resigning oneself to it. It leads to appeasement, even to collabora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position may even be suicidal."

It is here, Mr. President, that I think your metaphor fails you. For neither the Communist nor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amounts to an inconvenience, since it helped, helps, and will for quite some time help the democratic world to externalize evil. And not the democratic world only. To quite a few of us who lived in that nightmare, and especially those who fought it, its presence was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moral comfort. For one who fights or resists evil almost automatically perceives oneself as good and skips self-analysis. So perhaps it's time—for us and for the world at large, democratic or not—to scrub the term communism from the human reality of Eastern Europe so one can recognize that reality for what it was and is: a mirror.

For that is what human evil always is. Geographic names or political terminology provide not a telescope or a window but the reflection of ourselves: of human negative potential. The magnitude of what took place in ou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over two thirds of a century, cannot be reduced to "communism." Catchwords, on the whole, lose more than they retain, and in the case of tens of millions killed and the lives of entire nations subverted, a catchword simply won't do. Although the ratio of executioners to victims favors the latter, the scale of what happened in our realm suggests, given its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at the time, that the former, too, run in the millions, not to mention the complicity of millions more.

Homilies are not my forte, Mr. President; besides, you are a convert. It's not for me to tell you that what you call "communism" was a breakdown of humanity, and not a political problem. It was a human problem, a problem of our species, and thus of a lingering nature. Neither as a writer nor, moreover, as a leader of a nation should you use terminology that obscures the reality of human evil—terminology, I should add, invented by evil to obscure its own reality. Nor should one refer to it as a nightmare, since that breakdown of humanity wasn't a nocturnal affair, not in our hemisphere, to say the least.

To this day, the word "communism" remains a convenience, for an -ism suggests a fait accompli. In Slavic languages especially, an -ism, as you know, suggests the foreignness of a phenomenon, and when a word containing an -ism denotes a political system, the system is perceived as an imposition. True, our particular -ism wasn't conceived on the banks of the Volga or the Vltava, and the fact that it blossomed there with a unique vigor doesn't bespeak our soil's exceptional fertility, for it blossomed in different latitudes and extremely diverse cultural zones with equal intensity. This suggests not so much an imposition as our -ism's rather organic, not to say universal, origins. One should think, therefore, that a bit of self-examination—on the part of the democratic world as well as our own—is in order, rather than ringing calls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What does this word mean, anyway? What procedure do you propose for this understand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 perhaps?)

And if self-examination is unlikely (why should what's been avoided under duress be done at leisure?), then at least the myth of imposition should be dispelled, since, for one thing, tank crews and fifth columns are biolog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Why don't we simply start by admitting that an extraordinary anthropological backslide has taken place in our world in this century, regardless of who or what triggered it? That it involved masses acting in their self-interest and,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 reducing their common denominator to the moral minimum? And that the masses' self-interest—stability of life and its standards, similarly reduced—has been attain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masses, albeit numerically inferior? Hence the number of the dead.

It is convenient to treat these matters as an error, as a horrendous political aberration, perhaps imposed upon human beings from an anonymous elsewhere. It is even more convenient if that elsewhere bears a proper geographical or foreign-sounding name, whose spelling obscures its utterly human nature. It was convenient to build navies and defenses against that aberration—as it is convenient to dismantle those defenses and those navies now. It is convenient, I must add, to refer to these matters in a civil manner, Mr. President, from a pulpit today, although I don't question for a minute the authenticity of your civility, which, I believe, is your very nature. It was convenient to have around this living example of how not to run things in this world and supply this example with an -ism, as it is convenient to supply it nowadays with "know-how" and a "post-." (And one easily envisions our -ism, embellished with its post-, conveniently sailing on the lips of dimwits into the future.)

For it would be truly inconvenient—for the cowboys of the Wester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specifically—to recognize the catastrophe that occurred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as the first cry of mass society: a cry as it were from the world's future, and to recognize it not as an -ism but a chasm suddenly gaping in the human heart to swallow up honesty, compassion, civility, justice, and, thus satiated, presenting to the still democratic outside a reasonably perfect, monotonous surface.

Cowboys, however, loathe mirrors—if only because there they may recognize the backward Indians more readily than they would in the open. So they prefer to mount their high horses, scan the Indian-free horizons, deride the Indians' backwardness, and derive enormous moral comfort from being regarded as cowboys—first of all, by the Indians.

As one who has been likened often to a philosopher king, you can, Mr. President, appreciate better than many how much all of that happened to our "Indian nation" harks back to the Enlightenment, with its idea (from the Age of Discovery, actually), of a noble savage, of man being inherently good but habitually ruined by bad institutions; with its belief that improvement of those institutions will restore man to his initial goodness. So to the admission previously made or hoped for, one should add, I suppose, that it's precisely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Indian" in perfecting those institutions that brought them to that project's logical end: the police state. Perhaps the manifest bestiality of this achievement should suggest to the "Indians" that they must retreat some way into the interior, that they should render their institutions a bit less perfect. Otherwise they may not get the "cowboys' " subsidies for their reservations. And perhaps there is indeed a ratio between man's goodness and the badness of institutions. If there isn't, maybe somebody should admit that man isn't that good.

Isn't this the juncture at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Mr. President—or at least you do? Should "Indians" embark on imitating "cowboys," or should they consult the spirits about other options? May it be that the magnitude of the tragedy that befell them is, in itself, a guarantee that it won't happen again? May their grief and their memory of what happened in their parts create a greater egalitarian bond than free enterprise and a bicameral legislature? And if they should draft a constitution anyway, maybe they should start by recogniz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history for the better part of this century as a reminder of Original Sin.

It's not such a heady concept, as you know. Translated into common parlance, it means that man is dangerous. Apart from being a footnote to our beloved Jean-Jacques, this principle may allow us to build—if not elsewhere, then at least in our realm, so steeped in Fourier, Proudhon, and Blanc at the expense of Burke and Tocqueville—a social order resting on a less self-flattering basis than was our habit, and perhaps with les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his also may qualify as man's "new understanding of himself, of his limitations and his place in the world" you call for in your speech.

"We must discover a new relationship to our neighbors, and to the universe," you say toward the end of your speech, "and its metaphysical order, which is the source of the moral order." The metaphysical order, Mr. President, should it really exist, is pretty dark, and its structural idiom is its parts' mutual indifference. The notion that man is dangerous runs, therefore, closest to that order's implications for human morality. Every writer is a reader, and if you scan your library's shelves, you must realize that most of the books you've got there are either about betrayal or murder. At any rate, it seems more prudent to build society on the premise that man is evil rather than the premise of his goodness. This way at leas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it safe psychologically, if not physically (but perhaps that as well), for most of its members, not to mention that its surprises, which are inevitable, might be of a more pleasant nature.

Maybe the real civility, Mr. President, is not to create illusions. "New understanding,"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pluralistic metaculture" are not much better at the core than the retrospective utopias of the latter-day nationalists or the entrepreneurial fantasies of the nouveaux riches. This sort of stuff is still predicated on the promise, however qualified, of man's goodness, of his notion of himself as either a fallen or a possible angel. This sort of diction befits, perhaps, the innocents, or demagogues, running the affairs of industrial democracies, but not you, who ought to know the truth about the condition of the human heart.

And you are, one would imagine, in a good position not only to convey your knowledge to people, but also to cure that heart condition somewhat: to help them to become like yourself. Since what made you the way you are was not your penal experience but the books you've read, I'd suggest, for starters, serialization of some of those books in the country's major dailies. Given the population figure of Czechia, this can be done, even by decree, although I don't think your parliament would object. By giving your people Proust, Kafka, Faulkner, Platonov, Camus, or Joyce, you may turn at least one nation in the heart of Europe into a civilized people.

That may do more good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an emulating cowboys. Also, it would be a real postcommunism, not the doctrine's meltdown, with the attendant "hatred of the world, self-affirmation at all costs, and the unparalleled flourishing of selfishness" that dog you now. For there is no other antidote to the vulgarity of the human heart than doubt and good taste, which one finds fused in works of great literature, as well as your own. If man's negative potential is best manifested by murder, his positive potential is best manifested by art.

Why, you may ask, don't I make a similar crackpot sugges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of which I am a citizen? Because he is not a writer; and when he is a reader, he often reads trash. Because cowboys believe in law, and reduce democracy to people's equality before it: i.e., to the well-policed prairie. Whereas what I suggest to you is equality before culture. You should decide which deal is better for your people, which book it is better to throw at them. If I were you, though, I'd start with your own library, because apparently you did not learn about moral imperatives in a law school.

Yours sincerely,
Joseph Brodsky

Václav Havel replies:
I am honored that you chose to reply to the speech I delivered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ter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s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You go into so many serious and distressing matters concerning not just the recent pas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bu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whole world, that to give you an adequate response I would have to write an essay at least as long and detailed as yours. At the moment, though, this doesn't seem productive, for two reasons. In the first place, however tempting it may be to discuss such matters now, i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without first undertaking a clos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issue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world is changing from hour to hour, compelling us constantly to reassess our views. Look at the Middle East, 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or many places in the old Soviet Union, or South Africa, or even relatively peaceful Central Europe.

But my main reason for suggesting that we postpone a more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se matters until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is this: our minds appear to be working on the same problem, but using a different set of facts. As you point out, our views are shaped by experiences that coincide on some points, and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others. We each lived under totalitarianism, but in different surroundings, and we lived that reality through feelings, thoughts, and instincts that were of a different nature.

The strongest impression I have from your letter is that a misunderstanding has occurred between two people who essentially understand each other. To put it another way: we don't really disagree at all, we merely have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about commensurate experiences that vary in their details.

I will mention only one example. You say that under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I was not so much an "inconvenience" for m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s "a source of…moral comfort, the way the sick are for the healthy majority." This observation is clearly based on your experience with totalitarianism in Soviet Russia. The Czech experience was somewhat different.

Though we were subjected to varying types and degrees of totalitarianism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 was not long enough for this experience to sink as deeply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as it did in Russ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at least from Stalin's death onward, silently ran their lives with a mixture of personal pragmatism and opportunism. Even some who were not Party members managed to maintain relatively well-paying careers as long as it didn't come out that, privately, they told too many jok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arty leaders or that they were sometime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system.

By the late Seventies, this phenomenon had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it was only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at we coined an expression—"the gray zone"—to describe it. The term applied mainly to a stratum of educated people—some Party members, some not—who were aware that the system, should it continue, would eventually destroy us, both morally as individuals and professionally as artists,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people felt t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as to continue working in their laboratories, publishing hous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o on, so that they themselves would not forget their subjects, and so that their professions and areas of expertise would not atrophy.

But what could historians, poets, or writers do? Such a compromise was not open to them. They couldn't publish and earn a living in their field without going against their consciences and denying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They chose instead, therefore, to wash windows, to work as night-watchmen on construction sites, or as stokers in heating plants, or as technicians measuring water flow in remot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se people formed the core of those who signed the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Charter 77. They were not, just as I was not, a "comfort" to those secret critics of the regime in the "gray zone," but were indeed an inconvenience, a living reproach. Their very existence prompted those in the gray zone to ask if there wasn't more they ought to be doing to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than simply complaining about it in secret.

In Soviet Russia, opposing both the brutal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ingrained beliefs of most citizens must have required great moral power, a brave intellect, and special talents. I can imagine, for instance, that after you were sent to prison many people expressed their relief in a way you suggest some Czechs might have done in my case, by dismissing you and your cause as lost: "He's had it!"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For ordinary people in your country of birth, any change aiming at a freer system, at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tion, was a step into the unknown. Thanks to your moral strength and talent, you and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other authors continued the work of the great Russian poets, novelists, and essayis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of that handful of irrepressible artists with names like Akhmatova, Tsvetaeva, Mandelstam, Babel, Zoshchenko, and even Pasternak and others.

You longed for freedom, and you won it. When your friends, both intimate and distant, saw you go off to prison to pay for that victory, they might well have said that they were in no danger of experiencing the inconvenience of freedom. Perhaps they gained some dark satisfaction from that.

By contrast, Czechs and Slovaks enjoyed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Austro-Hungarian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even more during Czechoslovakia's First Republic. The traditions of those times live on in family life and in books. Thus, though the renewal of freedom is difficult and inconvenient in our country too, freedom was never a completely unknown aspect of time, space, and thought. Several generations of people here know it as a living and inspiring experience. That is what made our struggle so different from your practically private—and pioneering—struggle to win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tion.

I repeat: I am heartened by your response.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discussion—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 similarity of the language we use, we are not really tal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at all—can only be resolved in direct personal conversation.

Let's set a date to meet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to try to understand better why thoughts as parallel as those expressed in your open letter and my speech have caused a disagreement which may be no more than a misunderstanding.

—Translated from the Czech by Paul Wilson

[*] The New York Review, May 27, 1993.

围绕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一场争论

作者：崔卫平

一


1993年4月22日，哈维尔在接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了一篇演讲，接着将此题名为《后共产主义恶梦》，发表在稍后的《纽约书评》上面。针对哈维尔的演讲内容，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1940——1996）很快写了一封公开信，也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他以一种比较尖锐的口吻，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位前同行的批评，哈维尔随后做出了自己的说明，又刊登在同年《纽约书评》上面。这场争论的内容实际上关乎文学和政治各自的身份、立场及意义，所以有必要重新回顾和加以讨论。

哈维尔从一段往事经历谈起：曾经有一段时间，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碰到他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哈维尔分析原因有二：第一、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把哈维尔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良心，如果碰面，他们就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等等；第二、人们担心也许有警察跟踪，和哈维尔打招呼会成为一场不愉快的谈话的来源，会成为对他们进行迫害的一个理由。“简言之，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inconveniences），对不便最好的办法是躲开。”哈维尔并且将这种感觉“不便”看做是人们回避现实、最终屈从现实的根源：“它导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结。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在这篇演讲中，“不便”这个词贯穿始终，在西方听众面前，哈维尔呼吁不要把后共产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不便”从而回避它。当他指出后共产主义的恶梦主要是与民族主义有关的种种表现——它是此前完全抹杀差异性的一种惩罚——之后，哈维尔提出即使是西方社会也要正视由后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的这个挑战，找出人类自我理解的新的形式，即促进人们、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相理解的新形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新的政治形式。该讲演的结束部分，哈维尔提醒人们不要以“不便”为理由来对待我们愚蠢地认为与己无关的事情。


二


布罗茨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是考虑到自己和哈维尔至少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都是作家，都属于使用文字的人，知道在下笔之前必须斟酌再三；其二，都曾经生活在警察国家，做过牢。尽管置身于俄罗斯边远地区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不同于文明的布拉格可以想象的干净的单独监禁室，但是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认为他们早已经是“笔友”了。

需要将这个布罗茨基的情况稍微说几句。此人1940年生，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没有正式工作，他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写诗和流浪，1964年被指控“社会寄生虫”受到审判，被判5年强制劳动。结果是包括阿赫玛托娃在内的许多作家诗人为他奔走呼吁，提前20个月获释。1972年苏联当局把他找去对他说，“欢迎”他离开苏联，随后被塞进一架不知所向的飞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布罗茨基同时用英语写作。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称布罗茨基“属于俄国古典主义传统。同时，是不断更新诗歌表现手法的高手。”

当布罗茨基强调哈维尔是一个作家，他将以一个作家的工作来衡量哈维尔在演讲中所谈论的内容时，他的前提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找出最准确的表达的人。 这不仅因为作家具有某种出色的文字运用能力，而且在于作家还是一个洞察力深邃的人，他不会停留于对于事物的流行的见解，能够发掘事物更为复杂的方面和内在原因。某种洞察力更与一种诚实的品质有关，他将尽量忠实于一个人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了的真理，避免因为在讲台上、在麦克风前而跑了调。如果发生这种不符的情况，他将比任何人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按布罗茨基的意思，如果是换一个人对别人回避自己做出那样的解释，他就不足为怪也“不予追究”了，但是偏偏是哈维尔，做为一个作家他是有能力审视自己说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已经走样。于是，他结合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提供了为什么对牢里释放出来的政治犯采取回避的理由。

在担心可能的迫害之外，布罗茨基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大致有三：其一、人们完全不认可这样的行为，压根瞧不起看上去像是拿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珂德式的人物，觉得少数这些人仅仅是一个错误行为的典范，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倒霉蛋身上是完全不值得的。人们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类似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看待少数这些人就如同健康人看待病人，感到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当他们黄昏时分回到家中会对妻子说：“今天我遇到哈维尔了，这下够他受的了。

其二、人们之所以瞧不起哈维尔这样的人，认为他们是错误的，同样的标准也在这些曾经被关押者本人身上起作用，即他们本人也程度不同地、模棱两可地认为自己“有罪”。它不是摆在桌面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得知：当警察来到自己家中时，这些人并不拒捕，而且还会将此事当做暗中期待的“狠狠一击”？“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如此，“一个刚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也不会指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

其三、某种英雄式的行为超出了常人的行为之上，必然与他人保持了一段距离，也必然是孤独的。因而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多少感到遥不可及，觉得与己无关，乃至很不真实。在他们看来，太过邪恶和太过美德都是值得怀疑和敬而远之的。布罗茨基用了一个比喻说是“对他们来说，你是美德对抗邪恶的试管，而那些人不想干涉这个过程。”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他们黄昏时分回家，对妻子说的是：“今天我在街上看见哈维尔了，他好得不像是真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看起来更为实在和普通的考虑：“相对主义的”和“为自身利益所吸引”。而正是这些人在那场温和的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新的环境下同样感到如鱼得水。

总之显然，布罗茨基提出诸如此类一系列理由，不仅仅是补充哈维尔的担心“潜在的迫害”的说法，而毋宁看做对哈维尔所提供的解释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的潜台词是：用制度的迫害去解释一件事情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听上去似乎是最为合理的，尤其是宜于消化的。比较起此前提到的“不便”（inconveniences）来，这样做是比较方便（conveniences）的。而在布罗茨基看来，哈维尔曾经遭遇到的冷遇，不是因为人们感到“不便”，直接地说就是因为“人心之粗俗。”把问题引向有关人性的解释，引向人性中深藏的恶及其脆弱，是布罗茨基提供的视角。“但这样一来，总统先生，你就无法为你的讲演下一个响亮的结论。有些事情是随着讲台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无论是不是作家。”布罗茨基以讥讽的口吻说道。

把事情归结为有关“共产主义”制度的解释而不是基于人性的本源有什么好处呢？提供一个道德慰藉，这一点，不管是对于西方世界的人们，还是对于曾经和这个制度作斗争的人们来说，都一样。那些生活在民主工业国家的人们，可以通过“共产主义”这个词来“把邪恶具体化”，将它当做人类一个坏的榜样而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样的地方，抱有一种类似富人对待穷人那样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拥有一个道德方面的制高点上，还有那些曾经与共产主义制度做过斗争的人们，“因为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者抵制它的人，几乎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如此说来，“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实际上提供了认识上的简单化和自我美化的“方便”来源。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就能够勾销的。“大体上，口号得不偿失。”

不能不说，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的目光是深刻犀利的，他进一步引申开来的问题尤为复杂纠缠。但是在做进一步的分析评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再来看看哈维尔本人如何回答布罗茨基的“挑战”。基本上，哈维尔的答复比较简单。他坚持自己“不便”的看法所提供的依据是：捷克和俄国有着不同的民主传统，从中形成的对于民主、自由的感知因而有所区别。哈维尔指出，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实际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现代自由和民主，而斯洛伐克人在他们的第一共和国期间则享受得更多；虽然重新获得自由是那么地不易，但是人们对于自由保留了关于自由的记忆和欢欣鼓舞的经验。哈维尔为此用了复数“我们的斗争”。比较起来，与布罗茨基有关的，却是“为了获得思想和行动自由而进行实际上是私人的斗争（同时也是先驱式的斗争）”，这当然是民族的民主传统不同所致。

如果从民族的民主传统出发，从一个民族对于民主、自由认知的整体水平出发，哈维尔所说的他本人如何成了别人要回避的一个“不便”，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因为曾经有过自由经验的人们，内心里是认同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那种堂·吉珂德的做法的，清楚地知道除此而外别无它途，不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哈维尔回顾说当时有一个称呼叫做“灰色地带”，指的就是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们，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从各方面来说，不改变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想直接加入到抗争的行列中来。哈维尔等人出现在这些人面前，无疑让他们感到了某种羞耻，感到一种自责。哈维尔承认，这批人主要还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应该说，哈维尔的解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布罗茨基在此公开信一再以惊讶语气表现出来的反诘：“莫非我理解错了捷克人的特性”，不是没有可能的。

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并非粗粗的一瞥所看到的那样简单。撇开民族的民主传统区别的问题，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至少还表现出这样的差异：前者对于周围世界、周围的人们似乎抱有更多的信任，更加乐观一些；后者则采取更多的怀疑，更加悲观一些。而这个区别是否还意味着另外一些区别？比如说，一个政治家和一个诗人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态度？而问题的缠绕还在于，哈维尔本人曾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剧作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了某些看待世界的立场？

了解这种改变，有必要稍稍审视那个未经改变的起点。



三


应该说，布罗茨基在公开信中进一步表述出来的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看法，并且借此构成对于哈维尔的诘难，正是哈维尔本人曾经多次表述过的，看来布罗茨基这位老兄对于自己的论战对象并不是十分了解。

在布罗茨基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单方面的事情，不是仅仅发生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的奇闻，不是从不知名的某处强加给人类身上的一个错误、一次骇人的政治偏离，而是这个世界当今危机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倒退”，用“人性的崩塌”来称呼这个广泛存在的危机更为恰当。由“共产主义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人性缺失、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灾难性图景，不能仅仅被看做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人类这个“种属”挥之不去的本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提供了当今人类的“一面镜子”。“把我们在世界上的这场灾难，看成是群众社会的第一声叫喊——一声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所发出的叫喊，把它看做不是一个主义，而是突然出现在人类中心的裂口，它吞噬诚实、同情、教养、正义，并以此为满足，展示了一种看上去完美而单调的外表，这将是真正的不便，尤其是对西方民主工业国家的牛仔们来说。”

哈维尔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对于简单地用“主义”来称呼某种复杂的现象，哈维尔多次表示深深厌倦。将“共产主义制度”放到现代社会危机的背景中去，这是哈维尔最初就采取的立场。其实，类似的看法我们在许多艺术家那里可以看见。哈维尔本人多次用“人类个性的危机”（“identity”，按李慎之先生的建议，应该是“自性”）来称呼这种普遍的危机。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他这样描绘自身所处的焦虑：“‘处于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去捣捣乱》）由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某种技术化的匿名的官僚权力，“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一个人，它是一头怪兽。”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多次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政治与良心》）对于后极权主义消费社会的捷克斯洛伐克，哈维尔强调“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是一般所说现代生活的言过其实的讽刺画？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之上？”而如果有人（比如身处白宫的那些要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政治与良心》）其中所谓的“讽刺画”，所谓“镜子”的比喻，恰如哈维尔在回答布罗茨基的那封信里中肯地表述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误解的分歧”而不是事实上的分歧。

将“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放到统一的语境下去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在这里是从某种精神的、道德的、人类个性的维度进行的。应该说，这个维度并不为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就像人们在理解哈维尔时，更多地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或者他不妥协的社会批判立场，甚至更多地着眼于他最后的“成功”，但是往往忘记了他的批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可以说，这个起点比一般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内在”得多。也许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得更为清楚：极权主义的高压手段，把什么样的人送进了监狱或者置于死地？一方面，是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无法统一剪裁、富有个性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极权主义是最为敌视作家和艺术家的。在极权主义的土壤中，最不适宜真理和艺术的生长。哈维尔多次用了“贫瘠”这个词。

1975年哈维尔在给当时的捷克领导人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十分晦涩但不应忽略的表达，涉及了那些更为隐藏的人类意识的层面：有这样一些人的工作几乎不为人所知，谁也不能说出他们头脑中擦出的火花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它们从来没有在社会的前头照亮其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会重要性。仅仅通过它们产生这个事实，它们实现了社会的一个潜在的领域，帮助和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便没有更亮的闪光的东西出现。哈维尔举例说，取消一本戏剧研究的杂志，它的读者也许只有两位数，对整个社会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考虑到一个社会做为一个有机整体，取消一个杂志如同取消一个特殊的器官，这种损失就变得无法估量了。谁知道在这杂志上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种火花将具有怎样的潜能，来引导人类社会的前进？同样，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这件事情肯定不会产生明显的社会影响。读者不会上街游行，人们最终还是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来阅读。但是，谁敢估价这个事实对于捷克社会的真正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精神和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那些自我了解仅仅从今天或者明天开始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深的烙印？存在着如此的漠视和扼杀，哈维尔对胡萨克政权提出了这样的强烈置疑：“在今天的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有谁能够估算“为了今天的稳定所付出的帐单的最终规格？”

布罗茨基实际上就是一个最手边的例子。他远远不是那种典型的“持异议者”诗人，他因此获罪的诗歌写作很多是有关自然和田园风光的，或者是阅读经典诗歌所产生的人类悲剧命运感。1963年他有一首诗叫做《挽约翰·邓恩》，邓恩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为T·S艾略特特别推崇，于其中布罗茨基和这位久远年代的异国诗人进行了一场精神对话，他有时设想自己的灵魂便是邓恩的灵魂：“不，约翰·邓恩，是我，是你的灵魂在说话。天堂之高怎能不叫我伤感！”这样的句子听上去也许是十分遥远了，在一个被描述成危机四伏的社会里，完全显得可有可无，大多数人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别拿这种无关痛痒的东西来烦他们。但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样的句子坐牢，永远是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其实远远不只是极权主义当局，而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不喜欢或不习惯诗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诗人们那种无所事事的神态、飘忽不定的目光，便已经构成了对于他们生活轨迹的一种挑衅和威胁，甭说那些看上去悬浮的、飘忽的诗句。希腊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拒绝给诗人的任何位置，他认为对付诗人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戴上羽毛、撒上香水，请他们到别的国度去。”这句话的现代版本是将他们塞进一架飞机！对于更重要的有关国家社稷的大事来说，诗的存在简直就是一种不合作、干扰，如同噪音一般。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比取消一个诗人的存在更为“正当的取消”了，取消一个诗人会成为一切取消的开始，这样的做法也最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欢迎。由此也可以见出，“极权主义”并不仅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现象，而是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是人的本性使然，人的天性中就有这样黑暗的种子，要求排斥和剪除“异己”。当然，在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统治基础的现代社会，才得到第一次全面的实现。

回到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争论上来。起码，当哈维尔做为一名在野的艺术家，他和布罗茨基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的视角、声音是一致的。别忘了，哈维尔所出版的第一本书正是一本诗集《反符码》。

从这个起点看过去，哈维尔后来的立场肯定有所调整。要描述这种调整，问题或许稍微修改一下才更为恰当——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政治家和诗人的区别，而是什么使得身为诗人、剧作家的哈维尔最终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这是同为诗人的布罗茨基既不敢想、也根本不愿意去想的。


四


布罗茨基继续咄咄逼人地发挥自己的观点。

他说被誉为“哲学家国王”的哈维尔你本人，是应该知道发生在他们民族身上的事情，与启蒙运动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从那时候起，便存在着一种看法，即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但是始终遭到恶劣制度的摧毁，而改变那些制度就可以使人恢复其最初的善良。将这种有关制度的神话发挥到顶点，就是建构一个万无一失的“警察国家”。与此相反，布罗茨基认为把“把社会建筑在认识邪恶的这个承诺之上，比建立在人是善良的承诺之上来得慎重”。以那种挑衅性的口吻，布罗茨基毫不隐晦地指出“人是危险的”，他远远不是做为“让·雅克·卢梭的注脚”。同样，对于哈维尔始终向之祈求的“形而上的秩序”，布罗茨基认为它“如果存在的话，也是颇为黑暗的。它的结构性惯用语就是它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冷漠。”

至此，某种真正的分歧才显露出来。在这位诗人身上，怀疑主义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对于人自身、人类的历史、人的理性以及超越性，布罗茨基否决的成分居多。联系哈维尔本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联系他当总统之后所说的——“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维尔和布罗茨基的真正分歧在于各自对于人性的估计有着不同的取向。比较起来，哈维尔对人性估计得稍高一些，而布罗茨基对于人性的估计更低一些。当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时，比处于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维尔更加阴郁，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绝望。

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哈维尔能够从一个诗人、剧作家走向一个政治家。一个行动的人之所以那么做，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意义，能够增加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如此，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是一个稍高一些的位置。而决定了布罗茨基之所以永远是一个诗人，即使受尽迫害，他也不可能直接投身到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在于他所站立的是一个比较低矮的观察世界、观察人性的立场上，对于现实的人性、人们的现实行为，他们持有足够程度的不信任，甚至认为即使制度改变了，人性或者人们的现实行为都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事情或许从另外一个方面着手才行。当然，在这两者之间——政治家和诗人、对人性估计的高还是低，不存在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看出了人性或世界的某一个侧面，表达了对于这一个侧面的认识。

诗人于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警钟”。他们报告人性的不良行为，揭露现实世界的腐败和人心的黑暗，有时候以一种可怕的预言的方式，给这个世界和人们头上浇浇凉水，像陀斯托也夫斯基、康拉德、卡夫卡。康拉德出版于1899年的小说《黑暗的心》，描述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人，出身于文明社会，却以丛林为伍，其中有关文明仅仅是一层脆薄的外衣的揭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随后到来的二十世纪灾难的巨大预言，对于当时正在出笼的各式各样的救世方案，不啻是沉重一击。当然，要听进去这些诗人预言家们所说的话，是在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七十年代末制作的美国影片《现代启示录》，重新发掘了康拉德的这部小说，同名的库尔兹同样成为一个丛林小社会中任意专断的现代君主，他临死前喉咙里再次发出“可怕，可怕”的含糊声响，把矛头又一次对准人类自身：最可怕的是人类自己身上的恶及其疯狂。


五


对于人性持一种相对乐观的立场，使得哈维尔从一个艺术家走上现实政治的道路，这也许仅仅适合哈维尔本人，适合于某种特殊的环境——人们于其中感到完全的沮丧、无力、虚无。他们需要不断地被告知，如果事情还有一线希望，那么这个希望首先存在于他们身上，至少肯定不是存在于外部的某个地方。但也并不是像布罗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所有政治家都对人性报有一种乐观的立场，以及他们若是表明他们乐观的立场就是为了赢得听众的欢迎和掌声。相反，另外有一些政治家持有和诗人相接近的关于人性恶的立场，正是着眼于人性不可根治的弱点和缺陷，才坚持认为必须要建立制度性的防范，比如洛克、马基雅维里。将制度看做主要是用来防范人的和将制度用来实现人的理想，是两种根本不同对待制度和人性的态度，结果发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现实。至少，运用制度来“加工过滤”人性恶，比现实中运用人与人“残酷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可取得多。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们包括当哈维尔将“东西方”世界相提并论时，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尽管在与此相关的表述中所揭示的那个“内在”立场是有相当道理的。

谈论诗人们所提供的济世方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想象力之精微。1987年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乃伦理之母》的演说，在充分谈论了诗歌如何培育、捍卫了个人立场、是“一个人抵抗奴役的事业”之后，他老实承认类似 “以图书馆来代替国家的想法，不时地造访他。”在这封公开信中，面对自己原先的同行，他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个观点大大发挥一下。他说你哈维尔想想看，把你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并不在于你坐牢这样的经验，而是你曾经读过的那些书籍。你并不是在一所法律学校里学习道德训示的。那么好，现在你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你可以从你书架上取下一部分，那些曾经给予你以巨大影响的人们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加谬或者乔依斯，你可以通过颁布总统法令，让这些人的著作到大报纸上去连载，帮助人民成为你这样的人。而且你的议会也不会反对你这样做。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一个读者看到这里，即使对于这个方案本身哑然失笑，也不能不佩服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如此透明和决绝，从而转换为一个会心的微笑。


六


做了总统的哈维尔当然不自由，他要出席各种场合，面对许多“外在关系”，会见多得难以计数的人们，即使在完全不想说话的时候，也不得不开口。他曾经做为诗人的这件事情，只是给当总统添加了烦恼。1991年他在接受过去的战友、波兰报人米奇尼克的访谈时说，当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创造性人物的时候，这意味着痛恨重复、痛恨简单化、痛恨陈词滥调。但是我现在担当的角色，却需要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在一个演讲中，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容易理解的呼吁上面。而任何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在重复表述三遍以后，就变得陈腐。我从前整个的生活都在反对陈词滥调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自己却“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但是身为总统的哈维尔并没有简单地放弃自己过去的立场，他萦绕于心的是怎样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政治之中，避免政治生活中的粗鄙化，——然而不是说谎。他发现在政治生活中处理“忠诚”或者“真实”这类问题，自有一套办法而并不违背原则。这取决于如何把握说话的分寸，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说、或只能说出部分。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听众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都更加重要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就像孩子，他们对世界、对他人提出孩子般固执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布罗茨基一再指出哈维尔的作家身份，仍然拿一个作家的要求去衡量他，多少有些冲动和孩子气。但应该感激这种孩子气的存在，让人们可能一再返回到事情的源头，返回到最初的立足点，审视自己是否远离了初衷和起点，而不至于因为年长、环境的因素而变得脸厚、心冷。布罗茨基不赞成用政治上的“不便”来解释人们绕道而行，他所指出的另外三个理由，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响亮动人，不能博得听众热烈的响应，因为正是冲着他们而去，而不是把责任推向任何外部环境。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不仅是直奔事情的核心、同时也将它的周边存在不断地明朗化，这才是“真实”的要义。而我们周围有人越来越将“真实”庸俗化，将它变成一句响亮的口号，用来迎合听众，从而推行彻底的“粗俗化”。

主權、人權及寫作－－貝嶺專訪哈維爾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捷克共和國總統、著名劇作家瓦斯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在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的總統府會見了正在捷克短期渡假及工作的旅美中國詩人、《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總編輯貝嶺。會見中，哈維爾和貝嶺進行了廣泛的交談，就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何時前往中國訪問、人權與國家主權的關係、自己未來的寫作規畫及和其他著名作家的關係等問題回答了貝嶺的提問。

貝嶺（以下簡稱）：哈維爾先生，您好！您還記得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哈佛大學，在您獲得榮譽博士學位並擔任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人的典禮之後，我們曾短暫地見過面嗎？
哈維爾（以下簡稱）：我記得，記得我們見過面。


： 我想聽聽您對中國的現在及未來的看法。中國是一個有著廣大人口的巨大國家。中國政府近二十年來主要致力於發展經濟，容許、最後並鼓勵了自由的市場經濟。可是，在政治上，中國仍舊是一個由共產黨控制一切的國家，中國目前沒有被西方稱之為民主的主要制度，例如政黨政治、自由的省市及地方選舉、由不同的政黨推出候選人的總統競選和議會選舉、沒有獨立的媒體和新聞自由，甚至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出版自由（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國營的，沒有私人出版社）。而近二十年來城鄉社會的惡質商業化，也使文化和傳統受到了空前的摧毀。您怎樣看待今日中國的情形？

： 當然，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與制約著我們歐洲生活的歷史文化傳統很不一樣。在中國，很多情況是特別的。可是我想有一件事在中國和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區都是同樣的，也就是說，以自由的經濟和經濟主體的獨立性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假如長期缺少政治的民主，是不可能持續的。這種不對稱的情況可能維持十年、甚至二十年，但不可能是永久的，這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一樣。我曾經好幾次和其他國家的政治領袖討論過這個問題。在新加坡，我記得曾跟他們已差不多變成神的、「新加坡奇蹟」的創造者李光耀先生也談到這個問題。李先生說，他們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和西方不一樣，他們是另一個世界。在新加坡，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和稍微有一點獨裁主義特徵的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他甚至強調，不只是可能，而且和英國和歐洲大陸正相反，它是必要的。一方面我很有興趣聽他的話，並使我能意識到兩種不同文化的差別，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就這一點和他爭論，因為我能提出很具體的例子，用事實證明，兩種那麼相反的東西（自由的經濟、不自由的社會）的共處共存是不能長期存在的。這是我對中國現狀的基本看法。

： 據我所知，中國政府和江澤民主席曾邀請您正式訪問中國，您的夫人也曾訪問過台灣，您是否打算前往中國大陸呢？

： 在我目前還是捷克共和國總統的時候，我確實很想去中國，我還有兩年半的時間。我確實收到了很熱烈的邀請，請我去中國訪問和參觀。但我希望把我的正式訪問和一些我個人也感興趣的訪問和見面放在一起進行，我不知是否可能。比如，我同時也想訪問台灣、訪問西藏，我也想跟一些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中國公民見面，也聽聽他們的想法。

： 以目前中國政治領導人的思考方式，我想他們會很難答應您的某些請求。但隨著中國的逐步開放，您的著作、許多文章，也包括少量的文學作品給了中國的知識份子相當的影響。我的建議是，假如您能去中國，您應該在中國的某一所著名大學發表演講，並直接和大學中不同思想觀點的知識份子對話，並在駐華大使館內會見一些您想見的中國作家、戲劇導演和知識份子，至少可以和他們探討文學，瞭解中國的文學發展。假如您去台灣，相信可以更為自由地見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發表演講。您也可以比較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政治制度、文化發展以及人文傳統的異同。

： 我真的希望會有這樣的機會。假如去中國大陸，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我還希望去看看別的地方，比如香港。這一切目前都還是一些抽象的願望，現在還沒有為這樣的訪問做任何準備。

： 我注意到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您在加拿大國會的演說中關於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思考，您認為個人比某一國家更為重要，您強調了「可為它而殺人或值得為它而死的唯一價值──亦即民族國家的光榮，已經越過了其最高頂點而開始走下坡」。我特別對您在這場演說中的最後一段話印象深刻，您說「國家是人的產物，而人是上帝的創造品」。您能再多一點闡述嗎？

： 我想不應該很快、或用什麼激進的作法去取消或者限制國家的主權。我有一個看法，就是以長期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權比國家的主權（一天比一天）更重要。按照我的看法，未來的國家將成為這個地球上眾多的行政單位之一，如現在的州、地區、市、或各種其他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所有這一些行政單位在一起要創造出在一個非常複雜的世界上所有人類共處的結構。但是，在這結構上面，我希望還有一種最高價值－－人。尊重人、尊重人各方面的自由、尊重人的尊貴。這種對人的尊重，應該是整個人類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

： 您是一個劇作家，是一個喜歡在寫作中探究人的存在境況的文學家。在您一手促成的一九八九年年底將捷克共產黨政府和平地請下台的被稱為「天鵝絨革命」之後，您成為了國家的總統。您在做總統的近十年中，還有時間或可能從事文學或戲劇的創作嗎？將來，在您的總統任期結束之後，您會有特定的寫作生涯規畫嗎？這是一個作家才會問您的問題（笑）。（此刻，哈維爾也誠實地和他的顧問們笑著用捷文說道：我一句也聽不懂他講的中文，而他也聽不懂我講的捷語，藉助於翻譯，我們在交談。這種情景本身就像是一齣荒誕劇。）

： 謝謝！我真希望能重新回到寫我的戲劇、文章的生活中去。將來，在我總統任期結束後，除了文學寫作之外，我可能也會寫自己的回憶錄。而且，將來不做總統時，我一定會很輕鬆、舒服。寫作時也不必考慮到各種社會政治因素，不必像我現在準備總統演講時那麼小心挑選詞句，講話那麼枯燥乏味。

： 一九九二年，您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叫做「後共產黨主義的噩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隨後，此文刊登在美國著名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上，在文中，您分析了共產主義這一人類過去的存在噩夢對今天這一後共產主義時代人類的人性影響。當時，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1】也在《紐約書評》上就您的這一演講寫了回應的公開信，批評了您文章中的一些觀點，隨後您又給予了回覆。這些文章經過中文的翻譯發表在《傾向》雜誌上後，引起了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特別是當時流亡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注和思考。請問您之後有機會再和布羅斯基進行討論嗎？您們見過面嗎？記得您曾邀他和您見面交談，以化解誤會。

： 是的，布羅斯基寫了這封公開信，跟我之前寫的那篇演講中的觀點進行商榷。以後呢，我也寫了一篇回答。我們的那次商討和爭論具有各種多樣的誤會、錯誤，甚至曲解。我們確實討論到有本質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我們之間的誤會無疑將來會弄清楚。

： 可惜的是，布羅斯基已經去世了。由於心臟病突發，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紐約去世的。

： 他已經去世了嗎？真的嗎？太可惜了，很奇怪我沒有聽到這個消息，真不好意思，這真的令人震驚。

： 捷克小說家，現居法國的米蘭．昆德拉，在台灣和中國大陸有著很高的文學聲譽，他所有的小說幾乎都已經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譯成中文出版，他早期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中國和台灣極其暢銷。假如我的猜測沒錯的話，當年您本人和他都被剝奪了發表及出版作品的權力，也被視為異議份子，您們曾是好朋友，可是早年您和他在關於捷克作家和知識份子怎樣在蘇軍侵佔捷克及後來胡薩克政權嚴酷統治的情形下有所做為及擔當責任上，產生過分歧，也有過一場廣為人知的爭論。您和昆德拉這些年常見面嗎？

： 我每次去法國一定要和昆德拉見面，大概是今年三月，我正式訪問過法國，我和我太太和他在一起吃飯，相聚了三、四個小時。我們是好朋友。確實，近三十年前，我們（在海外的報紙上）有過爭論。對於我們當時的爭論，我後來在自傳體對話錄《來自遠方的拷問》中，還發表過一些看法。我順便說明一下，我還是相信，當時說對的是我。中國現在能夠出版昆德拉那些有趣的小說，當然很好。

： 關於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情況，我也想向您介紹一下。一九九八年，《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Dopisy Olze）（探索文化出版）是您的第一本著作，正式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和香港出版。在這之前，您寫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主義制度時期的思想論文及戲劇，曾以《來自遠方的拷問》的書名出版（書籍名稱後被改為《哈維爾自傳》）。我想雖然目前中國大陸仍然無法出版您的著作，但是，您的著作仍能在有著出版自由的台灣和香港出版。特別是在中國，知識份子非常希望能讀到您的著作。

： 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讀者和知識份子對我書的興趣當然讓我非常高興。利用這次採訪的機會代我問候中國的讀者和知識份子。謝謝他們的關注和善意。我也感謝你注意我的著作，甚至幫助我的書有了中國讀者。這些話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作家說的。現在的世界需要所有的人相互對話和瞭解，這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 謝謝您的會見和一一回答我的問題。

【1】俄裔美籍流亡詩人，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以上文字出自《政治，再見！》）

呀，真是非常珍贵。有李慎之先生思考的笔迹……我也看到了……不过还以为是崔老师划的，要把这本书仔细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