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才晓得爱的力量。”

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爱的眼泪洗涤了我的心灵，抹拭了我的罪污。只有亲自经历这种爱的人，才能认识它的价值……”

“我是回教徒，也是印度教徒，是基督教徒，也是犹太教徒。你们大家都一样，你们挥舞旗子大喊大叫，使你的同胞丧胆，我不要这样的印度，停止吧。”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是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诗，被镌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只要有不公正的事，我一向主张要战斗。问题是你为改变事物而战还是为惩罚而战。我个人认为人类都是罪人，这种惩罚的事应该交给上帝。”

对甘地而言，妥协意味着对对手的尊重以及用最大的善意来回应。回溯甘地的过去，你会发现尽管他极其羞涩沉静，但你决不能因此用沉默定义他。他从梭罗的[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学到了“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在英国留学期间，不管大小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因为对他而言，投一张沉默的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当然，若不是在南非目睹并深刻了解到种族隔离以及民主不公，他也许一辈子只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一个勤恳本分的印度律师。电影对甘地的回溯便是从他在南非坐列车的头等车厢开始的，有色人种的身份让他到遭受歧视和侮辱，哪怕他表示自己是大英帝国承认的律师，换回的依旧是被白人扔下火车的结果。受到这般羞辱的人通常会有两个反应，不是继续默默地忍受这样既定的法则，就是诅咒谩骂种族主义者，下毒誓伺机报复对方，可当找不到报复机会这又成了沉默的另一种形式（网络暴民也是如出一辙）。而甘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为南非的印度侨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尽管他的维权让注重实际的同胞难以理解，他的立场教他领受了统治者的棍棒，但他还是坚持用人性善的一面去打动别人，面对充满愤怒乃至仇恨的民众，他以最平实的语言让人明白了追求尊严的意义远远大过对暴力还击的渴求（“他们可以折磨我，折断我的骨头，甚至杀了我，他们会得到我的尸体，而不是我的屈服”）。而在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媒体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他们将请愿书寄往各地，很快便得到了《印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支持回应，借助媒体，他所领导的运动让世界听到了声音。

“我要求你与其对抗就对抗他们的愤怒，而不是挑起他们的愤怒。我们绝不攻击他们，可是我们将承受攻击，经由我们承受的痛苦，他们会看清自己的不公正。这和攻击他们一样具有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