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的日记

一个最常见的谬误是：如果情感本身是美好的、强烈的，则它必定是“正当”的。
于是它的对象和内容可以不必辨别，它的逻辑基础也不必、甚至不许质疑。
于是人们可以对最严酷的独裁者产生最崇高最美好的敬爱，可以对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产生最坚定最美好的正义感，可以对坚持真理的人发生最同仇敌忾的刻骨仇恨，对无辜者发生最不容置疑的严厉审判。
这一切是因为：据说美好的情感是与知识、与逻辑互相排斥的，我们应该允许情感淹没、凌驾甚至颠覆我们的理智。
这样的例子我们目睹了太多了，不是在“历史”中，而是每天都在上演。
仅举两例：一为“艳照门”的阿娇，一为“报应门”的莎朗·斯通。
我无意全面地为这两位“全民公敌”辩护，我只想说仇恨的强烈程度和广泛程度令我无比震惊，导致我一直在努力思索这仇恨的真正对象到底是什么，是如它自认为的那种原因，还是一种“仇女症”的变态发作，一种畸形的性心理，还是...？——
而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仇恨的对象只在极其微不足道的比例上指向这两个女人的真实存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发泄他们内心的某种积蓄已久的愤怒，这种愤怒需要寻找一个目标，对这个目标发泄愤怒能带来最大的快感和最小的威胁，也就是说：最小的成本和最大的收益。
且不谈这些愤怒者中根本没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去完整地看一下莎朗·斯通到底说过什么和以怎样的语气说的；也不谈即使那些看到了全文的人也拒绝哪怕修正一丁点儿他们已经确立的看法；也不谈许多愤慨的爱国者毫不羞愧、甚至洋洋得意地表示自己在911发生时有过更为幸灾乐祸的、更反人性的想法和言论——而他们自己却奇怪地豁免于他们现在施加给莎朗·斯通的那些义正词严的指责。
我只说一点，为什么他们对于那些在灾区建设豆腐渣学校的贪官和建筑商们表现出来的愤慨却小得多呢？难道一个外国女人的刻薄话（姑且认为是如此）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要大于建造了北川中学的相关部门和奸商？
不，原因只在于：对前者表示愤慨几乎是免费的，甚至是有收益的，而对后者的愤怒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吁请我们诉诸行动、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去获取知识、发起斗争，甚至可能使我们遭受灾难。
良心发现是一件快意的事，抒发一种强烈的情感更加过瘾，尤其当这种情感得到人群的应合的时候。这让我们产生一种与“民族”、甚至与人类共在的强大而超越的感受。
然而，正如卡夫卡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罪：就是“懒惰”——懒得求知、懒得思考、懒得去运用天赋予我们的逻辑和理智，正是这种懒惰，让多少人类的美好情感成了助长暴行的燃料——当希特勒在德意志民族中唤起伟大而崇高的日尔曼人的激情时，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差点被毁灭。
良心需要理智，正义需要知识，无知而激情的人就像一把利刃，它可以切开“恶”的黑暗，也可以让“善”流血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