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三联

吉姆·法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神经生物学教授，他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成人干细胞、中枢神经系统回路、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解剖、基底神经节、多巴胺、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人类大脑成像等等。

血腥家族史与教授的大脑

一次偶然的机会，吉姆·法伦（Jim Fallon）教授发现自己的家族史竟是一部持续了400多年的血腥暴力史。

他的父系祖先，汤玛斯·康奈尔，因为谋杀自己的母亲被绞死，那是1673年，美洲殖民地第一起弑母案。此后每隔100年，他们家族都会出几个冷血杀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莉齐·博登（Lizzie Borden）。1892年，她被指控用斧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但最后无罪释放。

这段血腥的家族史甚至被写成了一本书，叫《离奇凶杀》。

“对我来说，这简直像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吉姆教授大笑着说，“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精神病态杀手’的大脑，试图解释一个人是怎样变成精神病态杀手的，没想到我自己竟然有一个与精神病态杀手极为相似的大脑。”

他的大脑PET扫描显示，有两个部位——眼窝皮层（orbital cortex）和颞叶（temporal lope）内侧，脑细胞的活跃度极低，扫描显示几乎是关闭的。这个模式与他研究过的精神病态杀手极为相似。他们的大脑都在同样的位置有过损伤，虽然损伤的情形各不相同，比如吉姆教授的损伤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缺失，而不是物理损伤。

眼窝皮层是人脑最神秘的一个部位。它属于额叶（frontal lobe）的一部分，正好位于眼眶的上部。大量的临床证据显示，这个部位涉及一些关键性的人类功能，包括社交调节、情绪控制、决策、期待、动机与责任等等。可以说，这个部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而颞叶则涉及人类重要的情感功能和高级认知功能，包括语言与记忆。

吉姆教授第一次对眼窝皮层感兴趣是在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很多行为决策似乎都是从这里发出的。那是35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还没有脑部成像技术，他只能拿猴子做试验，通过镜像刺激观察猴子的眼窝皮层中单个神经元的放电形态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90年代开始，随着PET扫描、fMRI之类的脑部成像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可以直接观察人脑，捕捉一种想法或者一个行为产生瞬间的大脑活动情况，并且能精细到最细微的组织结构。

也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吉姆教授的几个心理学家朋友开始研究精神病态杀手，他们经常给他带来一些案例的脑扫描图，让他帮忙分析其中的脑神经回路。在一次试验中，他们给了他70张人类大脑的核磁共振扫描图，其中有正常人，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连环杀手，他分析了所有的扫描图之后，确定了5个神经病态患者的大脑，结果发现这5个大脑的确属于5个连环杀手。

大脑有时候是一部致命的机器

不久前，他出现在美国CBS电视网的一部热门剧集《犯罪心理》中，扮演他自己，讲述了这个试验的经过。他穿一件宽大的橙色大T恤，身形庞大，满脸络腮胡，他说：“我研究人类大脑，这是一部复杂、有时致命的机器……”

根据吉姆教授的理论，一个人要到2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眼窝皮层才算成熟，因此大脑损伤发生的确切时间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它决定了病态杀手的不同类型。

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早期大脑受到损伤，比如两三岁，或者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眼窝皮层和颞叶受到损伤，从而导致大脑中负责处理伦理和道德判断的机制不起作用，他的精神变态行为往往开始于八九岁，比如纵火、性骚扰周围的女孩，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会做出一些很坏的行为，比如强奸、杀人。因为大脑的损伤，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如果一个人是在幼儿与青春期之间，大概从4岁到10岁之间出现大脑损伤，这段时间大脑已经开始发育，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道德判断，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但他们无法抑制“掠夺者”的冲动。他们也许可以控制自己一段时间，一个月或者一年，但犯罪冲动会始终抓住他不放，就像你睡前想小便，可以忍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得去解决掉。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没办法停止。

“对于这两种人，我的立场是，不应该对他们判处死刑，或者折磨他们，但也不应该放他们出来，因为基本上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能控制自己，或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不会改变，他们进去十几年，出狱后还是会继续杀人，或者强奸。”吉姆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当然，还有第三种精神病态杀手，你找不到他们大脑或者基因上的缺陷，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也能控制自己，但就是享受折磨和杀人的快感，这种人是真正邪恶的。

基因决定论？

吉姆教授今年62岁，他说话语速极快，我们谈论的是精神病态杀手这么阴沉恐怖的话题，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显得十分愉快。当本刊记者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非但没有被冒犯，反而说，他的确是一个快乐过度的人，有点“轻度躁狂”（hypomania）的症状，这与他的大脑有直接关系。
他的大脑异常既可以解释为“精神变态”，也可以解释为“情感冷漠症”，一种反社会人格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冷血”。

冷血有两种：一种是虐待狂式的，以折磨和杀人为乐；另一种是生理性的，他们天生皮肤温度低，心跳速度慢。

有趣的是，这种人往往很有魅力。吉姆教授认为比尔·克林顿身上就有“冷漠症”的一些明显特征：聪明、迷人、不诚实、行事冒险、野心勃勃、不负责任、缺乏关心的能力。

他承认自己的个性里也有相似的地方，他告诉本刊记者：“我很容易跟陌生人熟络起来，但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我也无法与他建立起更深刻的情感依恋。我不像普通人那样忠诚，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苦难或悲剧而过于困扰，如果他们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会难过，但只难过一会儿，然后很快忘记。”

“我很容易就能克服负面情绪，有时候就像我根本不能感受或者表达负面情绪。人们喜欢围绕着我，因为我总是这么乐观向上，但这不代表我是个好人。也有人认为我冷漠，但这也不能说明我是个坏人。”

“好坏是一种道德判断，但人的个性和行为更大程度上是由大脑和基因决定的，至少50%以上。”吉姆教授说。

这话听起来很有基因决定论的味道，一般科学家会尽量避免这种说法，以免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他似乎并不加以辩解。

他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你会发现，大脑和基因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影响，远比人们所愿意相信的更加深刻。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希望，宗教有很多希望，制药业有很多希望，认为人能改变坏的行为，但就我的经历而言，我几乎没见过什么人能真正改变。一个烟鬼也许能戒烟，但戒掉之后，他总会找到另外一种上瘾的替代物。

“你知道奥普拉·温弗瑞吗？美国最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她有暴食症和肥胖症，她有钱，有动机，有全世界的支持，她一直在减肥，但每次减掉一点，总是会再胖回来。”

为什么？

“这与她的意志力无关，而是跟她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多巴酚、血清素、5-羟色胺等，是这些神经传递素决定了她的行为。”

他告诉本刊记者：“我是不相信所谓自由意志的。有些人特别能抵制诱惑，你拿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他上瘾，并非他的意志力有多强，而是他的大脑里有一些细胞在帮他做出这个决定。

“人的确可以改变，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遭遇巨大的创伤，也有人即使遭遇巨大的创伤仍然不会改变；二是，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与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对抗，比如奥普拉，如果她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减肥上，我相信她能成功。”

给阿吉侬的花朵

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大脑的化学物质，从而改变人的性格或行为呢？

吉姆教授没有回答本刊记者的这个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讲他40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查理》（1968），是根据科幻小说《献给阿吉侬的花朵》改编的。阿吉侬是一只实验室小白鼠，科学家改变了它的大脑，使它变成一只超级聪明的老鼠。查理经过手术，也从弱智儿变成高智商的人，不但走迷宫赢了小白鼠，还能像科学家一样写出长长的学术报告。

作为一名年轻的生物学家，他对这部电影深深着迷，此后40年的学术生涯，虽然涉猎广泛，但稍加总结，无非是为了寻找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起源。他研究大脑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大脑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大脑与意识、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他看来，改变人的大脑或基因，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不是手术上的风险，而是道德上的风险。它严重侵犯到一个人的个性。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研究目的是‘理解’——一种行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大脑、基因、环境甚至文化，这些因素是如何互相作用，从而导致一种行为的发生的？至于如何利用我们的研究结果，那是一个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

在他看来，即使暴力本身，也只是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一种保护自己、后代和家园的能力。这是我们动物性的一部分。没有这种能力，人就无法生存。

“你真的想除掉人类所有与暴力相关的基因吗？你真的愿意嫁给一个人，他完全没有暴力的能力？如果有人闯进你的家园，抢走你的东西，偷走你的宝宝，你会希望你的配偶有能力杀死那个人，对吧？”

“有些事情，本来是对的，但发生在错误的时机，它就是错的。犯罪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是自然现象。就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必然有一些人处在社会曲线的终端，他们的行为无法被社会所接受。”

大脑、基因、成长环境与“战斗文化”

事实上，吉姆教授身上就拥有几乎所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但他并没有变成一个杀人犯，相反，他事业成功，为人快活。

“我是一个非常好胜好斗的人，无论什么比赛，我总是想赢，跟我玩过牌或者打过球的人基本上都会恨死我。”他笑着告诉本刊记者，“但我不会打人，更不是杀人犯，我的好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1990年，他一个人去肯尼亚的一个偏远洞穴探险，那里据说是某种致命病毒（Marburg virus）的发源地，如果感染上了，可能导致出血性的高烧。同年，他和他16岁的儿子在肯尼亚旅行，他们在一个狮子出没的地方钓鱼，而其他家人只能躲在车里。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20多个基因标记直接或间接地与“好斗”性格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叫MAOA（单氨氧化酶），科学家把它称为“战斗基因”。这是一种性别相关的基因，位于母亲的X染色体上，所以精神病态者以男人居多，因为女孩从父母处各获取一个X染色体，而男孩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取X染色体。吉姆教授身上就有这种基因。

这种基因与胚胎发育过程中分泌过多的血清素有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血清素本是镇定情绪、解除焦虑的，但如果你有这个基因，当处于母体内时，你的大脑就完全沉浸在血清素之中。这样，在你出生之后，大脑对血清素的镇静效果就不再灵敏。

他告诉本刊记者：“MAOA基因本身并不会让你暴力、疯狂甚至杀人，它只会让你更加好斗，但好斗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表达，比如好斗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CEO，或者足球运动员。

“但是，如果既有高风险基因又有早期大脑损伤，你就比较麻烦了，很可能会有产生暴力的倾向。

“一个更关键的条件是，要使MAOA基因以暴力的方式得到表达，必须在生命早期，在青春期之前，经受过严重的创伤，比如遭遇虐待或目睹残酷的暴力。如果你研究那些精神病态杀人犯的家庭，你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通常有很多问题。”

“大脑损伤、基因、早期受虐或者暴力环境，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才最终导致精神病态杀手的产生。”这是吉姆教授的结论，而他研究的重点就在于交互的过程。他身上还检测出另外一种高风险基因叫Serotonin 5ht1，很可能是这种基因关闭了他脑部的眼窝皮层。

“我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精神病态杀手，原因就在于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如果我在幼年时期遭受虐待，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因此，如果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动手术，而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觉地避免可能目睹许多暴力的环境或社区，从而避免未来的麻烦。

就犯罪学而言，吉姆教授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暴力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历史上为什么会存在一些特别好战的民族或文化？

假设一个国家的战争持续了七八十年，至少三代人从小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一个女孩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在成年后，选择配偶的时候，会倾向于找那些强硬的男人来保护自己。这样，高风险基因就会累积起来。经过几代人之后，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国民性格里的暴力因素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