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阉割的时代--广州民谣群相

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再擅自使用我的公民自由发言权。因此，我越来越少说话。最近一个朋友用心血做了一个采访，写完了一篇很不错的报道，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编辑阉割的命运。ta说这是原稿，你别往网上放了，见报的他们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我会陆续发几篇，然后再来分析。

正文（原文无正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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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谣乐队脸谱
1月1号，一场名为“第366日，到Tu凸听民谣”的音乐会正准备在上演。超过十个来自广州本地的民谣演出单位将在这个音乐会上作一个集体亮相。用喜窝老板小刀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低调、纯粹的音乐party。
2009年，是民谣音乐骤然升温的一年，除了乐迷外，更多人开始关注这种主流因为以外的音乐形式。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北京民谣乐手在著名访谈节目《鲁豫有约》中来了个集体亮相。在广州，本地民谣音乐人也正拨开温吞潮湿的灰霾，迅速地占领着更多广州独立音乐演出市场。乐评人邱大立和喜窝小刀一致认为，乐迷们已经受够了摇滚的把戏，厌倦了摇滚的折腾，在该换一种花样的时候，民谣及时地出现了。
作为独立音乐中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一种音乐形式，民谣音乐在广州，一直以相对尴尬、暧昧的模样出现。老一辈民谣人有些已经跳出了民谣框架，往更多可能性的方向发展，如朱芳琼；有些正从民谣江湖上隐退，如夜郎。在广州这个城市里，他们位处边缘；在独立音乐圈里，他们还是以边缘人的角色出现。无论是刻意还是被动，民谣人大多和城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居住在城市的南北两边，番禺区和白云区是他们驻扎的两个营地。这段不近不远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们的音乐保持了更为平实和朴素的气质。
44年前，Bob Dylan发行了Highway 61 Revisited，为民谣音乐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影响。他让一整个国家的人民听到了民谣为何物，更让“Blowing in the wind”成为世界范围内传唱的流行歌。在国内民谣升温的今天，周云蓬让乐迷以外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听到了自己的歌声，邱大立认为，这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小步。而在广州，民谣音乐在经历着怎样的一个变革，这些依旧边缘的民谣乐手们，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五条人：城市是自由，更是难以理解的存在
五条人乐队：来自广东海丰的乐队，成员为仁科和阿茂，用母语唱歌。现住番禺南亭村。
来广州之前，仁科对城市的了解全部来自于电影和电视，他没有具体地告诉我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他对它有着怎样的一个设想。17岁之前的仁科在海丰老家，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父亲曾经开过的卡拉OK厅是他最早的音乐启蒙，但去广州，并不是为了音乐。到广州之后，他知道，自己所想的城市和眼前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偏差。就像他用海丰母语唱的歌，在听众的耳朵里产生的偏差一样。广州对仁科来说，除了象征着自由外，还充满着自己难以理解的存在，比如城中村。所以，在石牌村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很快搬了出来，和阿茂一起搬进了南亭村。这个远离市区的小村子，位于小谷围孤岛的一隅，阡陌交通，住满了大学城的学生、文艺青年和艺术爱好者。从村口走去阿茂家的时候，你会经过一条开满画具店的小街，下午六点左右，学生们从大学城“下班”回来，带着书本、晚饭、情人，穿过这条街，回到租来的房子里。仁科和阿茂显然已经是南亭村的名人了，从家里穿过街道走到大马路上不足两百米，沿路都是和他们打招呼的学生和老板。仁科和阿茂对南亭村相当满意，离市区保持着一段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有事进城，没事就呆在村子里，便利之余，不用忍受城市的吵杂。这段距离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这是他们来到广州，在城里住了几年后，第一次如此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广州这座城市，对仁科和阿茂来说，是一个远比海丰更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在五条人的唱片《县城记》里，阿炳耀、李阿伯、梦想化工厂纷纷出场，酿出一碗带着汽车尾气味道的农家米酒。而广州，对他们来说，又代表着什么？
仁科和阿茂最早来到广州的时候，两个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摆着地摊，后来经朋友介绍，两个老乡才惺惺相惜地结识了。当时，阿茂在岗顶摆地摊卖打口唱片，仁科则暨大和购书中心两边跑，也是摆地摊，卖盗版书，仁科强调自己贩卖的是“纯文学”。每天，各自用纸皮箱扛着货物走到街上，找一个人流量大又可以在城管发现时轻易逃身的地方“开档”，和城管斗智斗勇，尽管如此，两人都有过被城管没收货物的经历。仁科更因此转行，一次刚进的新货被城管全部没收后，他和“纯文学”一刀两断，改为和阿茂一起卖打口唱片，因为他再也不想背着几十本巨重无比的书往返于家和“档口”之间了。和城中村一样，城管，也是城市里让他们难以理解的存在之一。
在打口唱片工业兴盛的年代，两人靠在街上卖打口唱片维生，并渐渐地，开始玩起了自己的音乐。
“五条人”之前，仁科组过相当多乐队，和小李的乐队，和阿雄的乐队，和谁谁谁的乐队，有些还没排练过就已经解散。在一次看演出后的即兴宵夜里，水边吧的老板建议仁科来酒吧里演一场，当时喝得已经有点高的仁科红着脸笑嘻嘻地答应了，在场的很多人并没有把这件事往心里去，谁也没想到，仁科会因为后来在酒吧的几场演出为人们所熟知，并发行了个人Demo唱片，还和老乡组了个乐队叫“五条人”，成为那一年广东乃至全国最好的新晋民谣乐队之一。当时的仁科穿着和现在一样红得过分的T恤，还在用普通话创作、演唱，不少人看完他的演出后又激赏又充满担忧：这个小伙子是很有才气，但怎么唱歌的时候咬字那么像左小祖咒？
真正喜欢左小祖咒的是阿茂，他觉得姿态很重要，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理解，都无所谓。和仁科组成“五条人”乐队后不久，阿茂基本不怎么去街上摆地摊卖打口了，两人靠做演出和卖唱片，尽管偶尔被演出方克扣费用，还是可以维持在南亭村的基本生活。靠音乐养活自己，在广州，他们算为数不多的特例中的一个。纳乐队的阿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音乐能挣钱是一种幸福，但最好不要有这种奢想，免得到最后失望的还是自己。在这个理解中，“五条人”无疑是幸福的，在出道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成功地从一众民谣乐队中突围，在2009年里，在全国范围内演出将近50场，并出版了首张唱片《县城记》。在这个连粤语都逐渐式微的城市里，“五条人”用海丰话民谣，唱出了这个最坏的时代里最伟大的壮举，也唱出了自己的房租、水电、生活费，偶尔还能花点钱买张唱片——在接受采访的前几天，阿茂用15块钱买到了民谣鼻祖Bob Dylan 2006的唱片Modern Times，还是唱片加DVD版。在发稿前，记者得知，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老Bob，将于明年4月份在台湾演出。台湾民谣音乐人林生祥在广州演出时表示，自己很喜欢Bob Dylan，那一晚，“五条人”作为嘉宾乐队也参与了演出。
不过，也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闲钱。俩人曾经开过一家海丰食店，仁科的父亲担任大厨，两人打下手，后来因为乐队巡演没时间打理，而旁边的楼房拆迁直接影响附近的空气指数和客流量，在食店开了不够三个月，还没来得及为他们创造更多的GDP时就关闭了。仁科说起自己现在的生活，一脸幸福甜蜜的样子，想了好久，也没想出生活中还缺点什么。两人在物质上并没有什么要求，除了一个排练房。每次排练，他们要带上乐器和蚊香到桥底或者大马路上去进行。这丝毫不浪漫，也没有诗意可言：没有任何监听设备，场地空旷得有时候连声音是什么样的都听不清楚，像现在这样的天气，排上一个小时手指就开始僵硬了，阿茂形容为“意志被强奸了一样”。一个专业的排练房对他们来说，很迫切，但依然有些遥远。





同和里的民谣人
同和和同和路并不是同一个地方。坐上一辆公交车，从市区出发，先经过同和路，再过二十分钟，才到同和。在这个离市区将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聚居着来自各行各业的打工仔。白天他们搭车出去，变身外卖仔、服装店的销售员、保险从业人员、服务员，也有自己开车出去的非法摩托司机，晚上，在昏昏欲睡的公交车里，他们是互不相识又一样疲惫且面无表情的同和居民。这里更像是城乡结合部，城市化进程正艰难地吞并着城中村。这里还住着流浪歌手、诗人，乐评人邱大立也住在这里，和他捡来的流浪狗“东坑”，除此之外，相当数量的民谣音乐人也选择了这里。廉价的房租、相对安静的社区，是他们选择这里的主要原因，彼此相互照应，尽管离开了市区，减少了社交，但这里，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同和专属的民谣音乐圈。

夜郎
夜郎：广西蒙壮混血，客居广州，现住同和。
夜郎可以算是“同和音乐圈”里最资深的民谣音乐人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夜郎已经在广州民谣音乐圈浮沉十几个年头。早年活跃于舞台、演出策划甚至各大论坛的他，现在在同和过着几乎可以算是“隐居”的生活。他早已剪去一头长发，新长出的头发，竟然夹杂着一半白发。打坐、练琴、念佛，构成了夜郎一天的生活。很难想象，这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甚至咄咄逼人的夜郎。基本不参加演出，不出门，也不怎么跟同和以外的朋友交往，在民谣圈混迹十几年的夜郎，在早年“将人生的各种滋味尝了个遍”后，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和音乐。由头仅仅是换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夜郎看着两张身份证上相差7岁的自己时，恍然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自己不再青春，甚至已不再“淳朴善良”。十年水流东啊，十年水流西，少流几年行不行呢？“五条人”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夜郎也开始了自己离群索居的生活。
音乐并没有给夜郎带来太多的收入，以前没有，现在更少了。独居在同和的夜郎，靠教徒弟下围棋维生。人生如棋局，夜郎把自己当做下棋的人，还把自己当做棋子，按棋道来走自己的人生是他一贯的坚持，这里面也包括“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他相信音乐需要竞争，多年来，也一直以广州的民谣音乐人为竞争对手，如朱芳琼、老田等，远一点的还有女大学生的梦中情人李志，夜郎有很多假想敌，他也曾经试着一个一个去攻克。时间不等人，在其他人渐行渐远，甚至脱离出“民谣音乐”这个框架的时候，夜郎也快走到了自己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他其实一直在和自己战争，可想而知，这场战争给他带来了多大的损耗。
夜郎准备在四十岁的时候复出，算起来，还有三年的时间。对眼前这个日益红火起来的民谣市场，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果做音乐包括演出不能养活音乐人的话，这个市场还是挺残酷的。虽然民谣音乐整体的大环境在变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就像工资在涨的同时物价也在涨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涨工资的速度不够涨物价的速度快”。

韦家园
韦家园：广西壮族小伙子，在广州做家乡的音乐，现住同和。
韦家园写过一首歌叫《阿妹想做城市人》，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写城市的歌曲。歌词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村小伙子带着自己的姑娘到城市打工，赚了钱要回老家结婚的时候，姑娘反悔了，她想留在城市里，想做城市人。台湾民谣歌手林生祥在唱片《菊花夜行军》中也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结局：美浓农民阿成，带着希望来到城市打工，绝望于都市经济的泡沫化，回到老家，继承祖辈的事业，耕田维生。在韦家园和林生祥讲述故事里，符号化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不再是词典上的“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它更像一个一想起就让人五味杂陈的梦，在希望和失望之间跌宕，但大部分人，都努力不让它破灭。
在这个梦里，也有韦家园的身影。壮族小伙韦家园，和大部分打工仔一样，来城市就是为了赚钱，他又和他们不一样，赚钱不是为了衣锦还乡娶妻生子，而是为了可以买得起所需的设备，回广西老家做原生态的民谣音乐。家园对我说，什么样的生活酿出什么样的音乐。他高中学画，热爱摇滚乐，第一把吉他是跟村里一个外出打工的人花11块钱买的。因为英语太烂没考上美院，在老家呆了两三年。来广州之前，家园在老家的影楼里上班，专门负责修图，给结婚照片磨平、增白，“像洗碗一样”。摇滚乐并未让他决心做音乐，尽管当时他已经写出了过百首的作品，但是，摇滚乐并没有让他或者身边的人更快乐一些，它更像是一种体力上的发泄。直到有天他听到了一首原生态的民族音乐，“让我的心平和下来，哪怕音乐听了，心里也还在流淌着音符”。在自己写出几首民谣作品后，他终于决定全心做一个民谣音乐人，因为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身边的人快乐起来，也因为感恩，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放下一切来到广州，家园也加入了同和的大家庭里。刚到广州的时候，他和5个人住在一家只有20来㎡的房子里，有诗人、流浪歌手。家园也曾经在三元里地铁口卖唱，半天就赚了90多块钱，路过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后来也尝试过去东山口地铁站唱，但没唱多久，就被保安以“妨碍公共交通”把他驱赶开了。现在的家园，身份是自由职业者，接一些设计和插画的兼职，剩下的时间潜心做自己的音乐，偶尔会翻过两座山，步行到邱大立家吃饭。打心底他还是喜欢家乡的生活，古朴而自然，他希望能够早点赚到钱，回到老家，到那时候，他就又可以和妈妈一起下地干农活了，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纳乐队
纳乐队：由阳江小伙阿志和女朋友萧遥组成，现住同和。
阿志初到广州的时候，在农林下路的一家发廊做打工，那时他有一个洋气的名字：Tom。几年过去，他和女朋友（同时也是纳乐队成员）萧遥在同和，过着“成本一直在降低”但“越来越健康”的生活。偶尔出来和大家打个照面，但这样的机会很少，他们不怎么参加演出，也不大走出同和，生活靠几份兼职来维持：教人弹吉他，接一些设计来做。他很早就认定自己做的音乐不能带来更多的GDP，也无法养活自己，尽管如此，在阿志来广州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无论生活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的生活，他的故事，依旧是围绕着音乐展开的。
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退学，为了追寻音乐梦想离开深圳来到广州，在街边卖过唱，帮人理过发，在吉他社交过学生，阿志的悲观宿命论没有让他成为职业音乐人中的一员，在广州做音乐的几年里，他从没过靠跑场演出维生的生活。他从不指着音乐赚钱，为了音乐他甚至可以放弃钱，他已经辞去了很多份占用他时间过多的工作。钱之外，他和萧遥也一直在舍弃更多的东西，当生活成本越降越低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少，用萧遥的话来说，在越过越简单、朴素的生活里，他们的心反而活得了更多的自由，也更接近自己的本质。
对物质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对民谣音乐的大环境也没有，他们不怎么和民谣圈甚至音乐圈打交道，压根就不关注所谓的“圈子”，也不挑创作环境和设备，一切都是身外物，克服外界的困难的时候，阿志才觉得自己是个强者。他崇拜强者和智者，但他怎么定义强者和智者，他没有多说，他自己对“定义”这个事儿也不感兴趣。就像别人给他们的音乐定义为“试验民谣”甚至“实验音乐”一样，无所谓，反正，做音乐并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爱怎么理解都可以。


背背裤 85后民谣音乐人
背背裤：四川小伙蟹子和女朋友小可组成的乐队，现住番禺小罗塘村。
背背裤几乎可以算广州民谣圈里最年轻的一支乐队，85后的蟹子和小可散发着让人嫉妒的年轻气息：简单、直接、不拧巴。他们比老一辈的民谣音乐人更聪明，虽然蟹子引用了仁科朋友的一句话“被活活逼成了民谣”，但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太多愤怒、腐朽的东西，每次失望于世界的时候，他们总会积极地换个方式或者换个切入口，继续着自己在音乐上的梦想。推动着他们前进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对音乐的激情，还有一份创业的原始冲动：贝贝酷贸易有限公司在这两天就要拿到公司执照，经营录音、演出、培训等一系列项目。爱音乐，能够以音乐为事业，并且让音乐为自己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当然能赚到大钱就更好，年轻的背背裤在22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怀揣着摇滚的梦想从四川来到广州读书，在网上认识了小可，两人一拍即合，组成了“背背裤”情侣乐队。民谣只是蟹子音乐梦想上折中的一段插曲——如果以后找大合适的乐手，环境也允许的话，说不准他会继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这也是他所说“被活活逼成了民谣”的意思。
背背裤住在小罗塘村，离市桥只有几个站的距离，琴社也开在这里：在“易兴工业区”站下车，往回走，拐进牌坊，在一家凉茶店后面，就是“贝贝酷贸易有限公司”旗下的分店之一，背背裤琴社。这里大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袖珍的琴行，卖音乐器材，也教人弹琴。店里只放得下一座钢琴和一套架子鼓。乐队偶尔会在这里排练，下班经过的打工仔和居民，偶尔也会投来好奇的眼光，有人抱着孩子站在店外，看这对小年轻究竟在搞些什么，为什么要唱“我们要吃饭，我是穷光蛋”这样的歌。
他们没有告诉居民，自己在音乐上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要求。在老干局教老年人唱歌的小可和在罗塘村专心做生意的蟹子，心里有一个美好得不忍心说出来的梦想：如果中了五百万，就可以在峨眉山上买房子，就算生病也不用害怕了。和大多数80后一样，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安全感，不过，他们敢想，也确实踏实地朝自己的目标迈进着。这种纯粹而美好的事情，从来只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




广州民谣音乐市场现状
2010年1月1号，喜窝凸艺术馆的新年派对上演，超过十个活跃在广州的民谣演出单位将在这个音乐节上来一个低调的亮相。
根据喜窝酒吧的演出策划人小松提供的数据，从去年6月28日喜窝围城开业算起，到2008年底，共举办演出35场，其中，民谣演出7场，占总比例的1/5；今年喜窝酒吧演出共63场，民谣演出18场，占了将近三成的份额。
今年，由几个音乐人合伙开的小二楼民谣居也顺利地成为了广州民谣音乐的主阵地之一。它在体育西横街的菜市场旁边，从目前来看，用“宾客盈门”这个词来形容小二楼民谣居的生意一点也不为过。除了是民谣乐手的演出场地之外，它还是附近打工仔的K歌圣地，点上一杯扎啤，自弹自唱一晚上也没有关系。在客人少的时候，比如冬至那天，新来的女酒保自己坐在钢琴前唱了一晚上。小二楼民谣居为广州热爱民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开放、自由的平台，至今仍然吸引着大量的民谣音乐人和文艺青年登门造访，比一般酒吧要实惠许多的酒水供应也是原因之一。
广州的民谣演出市场正在升温。外地的民谣乐队喜欢来广州演出，至少可以保证票房能够抵回往返路费。北京民谣歌手万晓利今年在喜窝就经创下了记录，50块钱一张门票，进场人数超过200，当晚的门票收入破万元大关。类似的例子还有南京民谣歌手李志，在喜窝演出的时候，将近200人买票进场，超过一半是学生，不久后李志又来了一次广州，这次他没有再去喜窝，而是在大学城的一个酒吧演出，在那里，他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至于广州本地，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五条人，背背裤，韦家园，玩具船长，广州本地民谣音乐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更多外地民谣乐队从北京、南京、甘肃、台湾走入广州，为数不少的本地民谣乐队也开始了走出广州的征途，通过巡演、讲座的方式，向全国人民展示出自己的面貌。在潮湿的南方，在摇滚乐崛起之前，民谣乐已先行抢占了相当一部分市场。


乐评人邱大立说起了京城流传的一个笑话，摇滚乐手们聚在一起，不无焦虑地感慨到：不行啊！现在民谣都快超过我们了，我们还是改行搞民谣吧！由此可见，民谣音乐是在全国范围内复兴，广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对今年热闹异常的民谣音乐市场，喜窝老板小刀持相当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虽然这两年新兴起的民谣音乐人在音乐上比起老一辈做得更饱满，想象力更丰富也少了局限性，但是广州本地的民谣音乐在整体上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开的问题，如民谣人在心态上过于浮躁，音乐没有太多的沉淀，喜欢拉帮结派甚至互相攻击。所幸的是，在新的民谣乐队如五条人身上，并没有受到太多圈子文化的影响，他们还是可以沉淀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保持着相对低调、平和的心态。同样是长年举办各类演出的191酒吧的老板老刘则并不看好民谣音乐在广州的发展：生活成本太高，乐队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少乐队选择了北上或者不得不搬去生活成本低廉的束河、丽江等地；新出来的民谣乐队是很多，但是在质量上可圈可点的太少；至于观众，大部分的民谣乐迷都是没钱的文艺青年，单靠他们，难以养活民谣乐队和举办演出的酒吧。
被全国摇滚乐队戏称为“票房毒城”的广州，借着民谣的春风，狠狠洗刷了一把恶名。观众们愿意掏钱去看民谣演出，愿意消费，这意味着民谣乐队暂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前景。小松总结出民谣音乐的票房规律，只要乐队的音乐不是太怪异，或者不要糊弄观众（比如音乐做得很烂，就用奇巧淫记的花样掩饰），一般都能有一定数量的乐迷肯掏钱来听。每年都给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民谣部分写总结的邱大立，对目前民谣音乐的兴起，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欣喜，“在广州的民谣音乐人身上发现不了更多有力量的东西。而见风使舵的大众根本不管乐队玩的是什么风格，什么音乐在媒体上曝光率越高他们就听什么，所以他们会追张悬，追曹方，甚至迫于压力也追一下林生祥。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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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事写的秘密后院

秘密后院：不动声色地活着，苦更是乐

本版撰文/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田卿

从江南西地铁站出来，跟随着在地铁口准时等我的梵枫，七拐八转后到了秘密后院的排练房。路上梵枫说，这个地方，很多人来几次还很难找到。我说这样的安排貌似很符合秘密后院的气质。这个第一次见面选择握手的男生，笑了。后来，在隐蔽的居民楼最里面的一间小房子里，见到了正在喝功夫茶的小匡和阿超。眼前的这三个人，就是目前后院留下的最坚挺的乐队成员。他们自己说，后院最鼎盛的时候，是台上有七个人往那一坐，气场完全不同。对于现在，小匡觉得也可以很洒脱地看待乐队成员的来去了，那是种相忘于江湖的感觉。毕竟每个人面对的生活不同，需要也不一样。而阿超会淡淡地加上一句：在后院，绝不是仅凭着一腔热情就能够坚持下来并做好的。

和他们坐在一起喝哈啤，还是第一次和采访对象如此面对面。小匡说，我们没有接受过报媒的采访，你是第一个。之前有媒体找我们，我们都会开玩笑说会喝酒吗？其实酒喝够了，很多话自然就会说出来。不要过多讲我们的苦，我们有自己关于生活的态度。不动声色的活着，就像后院不张扬的存在一样，挺好。

外界盛传的后院是一群诡异的人，是不好接近的人，然而那个晚上的酣畅淋漓，足以见得这几个坦诚相见的人，比起一些拿腔拿调的家伙来说，少了太多的矫情和不真挚。如果说拿最多200元的坚持是一种结果，这绝不是后院要得。几个相濡以沫的人，做出可以温暖自己和别人的音乐，就是最大的获得。如果是为了名和利，后院更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

后院，给听自己音乐的人带来温暖。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和后院聊点他们的事
小匡：
大学学得是美术，那时候的自己是个艺术青年，所有觉得和艺术沾边可以所谓标榜自己出格的事情都做过，觉得搞艺术就应该那样。95年毕业后到韶关的某中学做美术老师，但96年的时候，什么编制、档案、资料都不要了，跟学校不辞而别，人间蒸发。那个时候学校、教育局都到处找我，找我父亲。还好自己的父亲是和我串通好的。当老师的他支持我，他对我的态度就是只要不沾黄赌毒，就可以。回想那段在韶关的时间，无论是生活、音乐还是爱情，都应该是最谷底的了，衣食无着落，还好周围总是会出现帮助自己的人，这让我很庆幸和感激。辞职后自己就想做老板开琴行，还有时间玩音乐。当时五个人凑了差不多五万块钱，开了一个100平方米的琴行，每个月只需要1000块钱的房租。就是这样，不擅经营的我们，连房租都交不起，很难支撑。每个人每个月我也只能保证发放300元的工资，还不是常有的事。琴行，没有为我们积累下任何物质资本。
那个时候我很爱喝酒，可连喝一瓶三块钱的啤酒都要考虑再三。所以，没有任何下酒菜干喝的本事，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还有就是我现在煮面很好吃，这也是那时候练出来的，五条人他们就很爱吃我煮的面，赞不绝口。后来就关了琴行，来到广州，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找了份广告文案的工作，那是一个“卖脑袋”的工作，把自己的想法全都出卖给客户了。还记得第一个月拿了2000块钱的工资，当时觉得自己就是个富人了，感觉好多钱啊。于是一个人就去喝酒，因为那时候没什么朋友，就自己一个人喝，那时候看着旁边的民工，恨不能请他们一起过来跟我庆祝。其实04年这一年多，没有和广州音乐圈的人交流，也没有自己的乐队，就是自己写写词曲。那时候，不断地跳槽，就是为了可以有更高的工资，多赚点钱。那时候并不缺少赚钱的机会，只是自己放弃了，宁可选择一个不挣钱的工作。有一家公司请自己去做总监，最高的薪酬已经可以开到一万以上了。可是自己最终还是选择了每个月只有1200元和音乐有关的工作，就因为每周只上三天班，可以有更多空间做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选择的，我也是因为没有太大的家庭压力，父母都跟自己的哥哥生活。


后院，从一开始就不是冲着名和利去的，当然我也会想有一天从我们楼上突然掉下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钱，我们可以用他换更好的设备，大家可以有更大的排练房。美好的愿望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所有所谓的苦，不过就是生活。如果把此刻活好，又何必杞人忧天呢。应该珍惜当下。


阿超：
高考人家都忙着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正忙着给玩音乐的前辈们写信，希望可以得到前辈们的提携。后来自己最终为了音乐放弃了上学。自己的父亲曾经非常反对自己玩乐队，尤其是又不上学了。那时候都不敢说不工作就玩乐队。现在好多了，在琴行工作，还可以汇钱给家里，父亲也慢慢接受了。有时候父亲竟然会问演出的上座率怎么样。自己也觉得很开心。看我现在的样子，很朴实。几年前我曾经一个月换一次头发颜色，耳朵上打9个耳洞。现在想想自己那个时候都有些奇怪。和小匡我们都是爱喝酒的人，最苦的时候我们俩个人喝最便宜的白酒，没有下酒菜，互相倒酒都是一滴一滴地倒，但觉得也很快乐。

后院的第一次演出，当时特别多人。那时候演了两三场都还没有乐队的名字，但是已经开始有人喜欢我们的音乐了。有喜欢听我们音乐的人，给我们每个人都送了一个话筒，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这种感觉很难忘。不过最经典的一次，是我们几个人突发奇想，想去巡演，也就是江南四游记：厦门、福州、上海、宁波。那个时候除了自己的个人需要，根本不会为了巡演准备特别的钱，但是东西带很多。我自己就带背三把吉他，一个效果器，还有其他，梵枫要背两个鼓，还有铁架子等，我们坐的都是火车，简直是个体力活，太多东西。从福州去上海的火车上，我们每一个站点都下去买啤酒喝，即使很劣质，一路喝到上海，下车的时候座位下边全是酒瓶。但很快乐。其实巡演根本就是亏的，回来的时候每个人只发了100块钱。但我们就是亏本也开心。还记得当时在厦门百家村，那里的氛围很好，演唱会的时候，连狗都来了。我们唱完，别人住家里就会传出一声，我们自己以为是扰民呢，我们就怕扰民。结果人家是让我们唱大点声。感觉很好。但是厦门太理想了，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城市，做不出好的东西。这么多年，最多的一次是年终每个人发了200块钱。其实这些不关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媒体的报道也就是一刹那的事，很快就忘了。我们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多苦，然后又怎么执着的做音乐，这样很容易误导，好像做非主流音乐就一定要这么苦一定要怎么样。其实苦不苦和别人没关系，我们更愿意觉得这是苦中作乐，这一切都给我们和喜欢我们音乐的人很温暖的感觉就够了。最好大家别把我们往艺术的层面上推，也别说我们是做音乐的，其实我们就是玩音乐的人吧。




“后院”的那些人
金牌助理黎叔：一个热血的音乐青年。心愿就是为不被公众关注的非主流乐队做一些事情。他本身是一个写歌的人，用白话写，很难得。自从做了我们的助理后，有时候会忘记他其实是一个创作人的身份。黎叔是中大毕业的，后来在大专做老师，因为在学校经常推广独立音乐，学校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事情，于是黎叔自此就和老师这行一刀两断了。现在黎叔在一个音乐工作室做事。他是我们后院这帮人唯一一个结了婚的人，所以很忙。我们江湖边的专辑，是黎叔用自己的私房钱一共做了1000张，现在看来黎叔要想收回成本，可以说是遥遥无期。但黎叔没有任何要求，就是付出。黎叔对于后院来说，很重要。后院走到现在，得益于黎叔的辛苦。张贤亮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女人。可以这样说，一个成功后院的背后，有一个默默奉献的黎叔。

口琴手贩贩：唯一的女性。有固定的工作，做广告行业，平常就要经常加班，很忙碌。每场演出都要做幻灯，全部都是贩贩一个人做。每次做到凌晨四点，还要一大早起来，到现场调音，很不容易。就是她一个在职上班的人，我们出去演出她都要请假。去厦门的一次演出，她三天假就扣了750元钱。而这种付出后的物质回报，后院又很难给与。但是还是会心甘情愿。

吹奏乐手阿刚：我们都叫他“皮帽子”，因为他常年都带着一顶皮帽子。阿刚的工作就是酒吧跑场，他是个平和且目标明确的人，就是挣钱在广州买房子、结婚。所以轻易不会为了其他的事情放弃自己跑场的工作，即便这样，他还是为了后院放弃。去年去厦门录音，他就要请七天假，每天两个场的收入就这样没了。

敲击手小樱：从一个没有接触过乐器的乐评人到进入后院成为一个敲击乐手。当一个成年人，面对一个小铃铛摆在面前，又要经受其不断的否定。是一个很崩溃的过程。


也许，他们曾经摇滚过。也许，他们依然艰难着。但无论青春的叛逆还是现在的平和，都不能阻止后院，继续他们的音乐。他们就是这样几个人，执拗的故我，从不认为自己经历的苦是该值得诉说的事情，反而是一路相濡以沫的帮扶，让他们觉得苦更是乐。这就是不动声色活着的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