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复古与尊君、实用── 《周礼》六冕制度的兴...

2009-11-10 12:05:28 来自: 行吟澤畔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



── 《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



【内容提要】《周礼》记载了一种六冕制度，其等级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其结构是“多列式”的。这种等级结构带有了周朝等级君主制的印迹。进入帝制时代，两汉间统治者采用了古代冕服，《周礼》六冕记载开始显示影响。本文考察六冕制度对各朝代服制的影响和变迁，从宗经、复古、尊君、实用等视点出发，对相关变迁的各个关节点进行揭示。汉明帝复古用冕制，但所采用的是“单列式”结构。魏晋朝廷损略了服章中的黼黻，以维护帝王尊严。南北朝都利用《周礼》进行冕服复古，以争取文化号召力。北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级体制。隋唐上承北周，继续搞冕服复古，但隋用“单列式”服制，唐用“多列式”服制。“多列式”冕服等级造成了君臣冕服倒置的情况，这在唐高宗时引起批评。“多列式”被放弃，回归于“单列式”了。宋明时实用化、世俗化倾向，导致了冕服的逐渐衰落。从冕服在十几个世纪中的兴衰变异中，可以看到现实与传统、政治与文化在帝制中国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 冕服 六冕 复古 尊君



The Changes of “Six set of Crown and Robe” Sistem in Rites of Zhou during the Middle Age of China



Yan Buke



summary

There is a “six set of crown and robe” system recorded in a classic work, ZhouLi (Rites of Zhou), the users of which include king, vassal and officials. At Xin Dynasty, emperor adopted the ancient crown and robe as dresses in sacrifice and rites. From then on, the system of the ancient crown and robe experienced various changes during many centuries. What caused the changes include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attitude of worship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idea of “return to the ancientry”, the dignity of emperor, the needs of politic and administration of empire, and so on. Special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 and culture, tradition and realism can be seen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six set of crown and robe” system in the empire of China.



key words: Six set of Crown and Robe return to the ancientry dignity of emperor

一、引 言
在古典希腊，与朴素的生活风气相应，无论贵族平民、无论穷人富人都穿一种宽松的白色长袍，称Chiton。Chiton分多利安式(Doric Chiton)和爱奥尼亚式(Ionic Chiton)，它们都给人简洁质朴之感，但却看不出富与穷、官与民、君与臣的差异来。正如雅典政治家伯利克利所言：“我们对美的喜爱并不会导致浪费，因为财富是用来使用的东西，而不是用来炫耀的东西。”Chiton洋溢着人性的光辉，被称为“崇尚自由的服饰”，其中渗透着人类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梦，那就是平等[1] 。

中国传统服饰就不同了，其区分等级的功能被“竭泽而渔”，或说尽其极致了，以令尊卑有差、贵贱有等。史书要在“舆服”部分专记其制，不仅是因为相关礼制非常繁密，而且因为它们是政治等级制的重要部分。所以历代政治的变迁步伐，往往在舆服领域留下了足迹。传统是影响生活的要素之一，不能说数千年的等级传统已与今人无关了，我们有理由去关注它。

《周礼》载有一种六冕制度，它影响了后代的王朝舆服，这事情就构成了本文的研讨主题。我们不是从服饰史角度，而是从等级制角度切入论题的。六冕的君臣等级结构，具有一种“君臣通用”的特点，即：君主能穿戴的冕服臣下也能穿戴，臣下的冕服可以“如王之服”。这是周代政治传统的一种特别折射。《周礼》六冕也许只是一种主观编排，未必就是周代实情；但古人是把它看成周制的，由此它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传统。儒家重“礼”，在其早期就显示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关注”。礼乐典制──包括舆服──既被视作天下大治的标志，又被视作大治天下的手段。在被问以“为邦之道”时，孔老夫子答以“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由于儒家礼书赢得了“经”的神圣地位，古人又怀有一种“以古为贵”的传统心理，所以礼书中的制度规划，往往被视为典范而“泽”被后世。王莽变法、北周改制，甚至太平天国的制度建设，都曾取法礼书。礼书中的冕服制度，在新莽与汉明帝时被采纳应用了；中古时期，《周礼》六冕记载一度左右了帝国的祭服变迁；然而在此后，冕服制度又逐渐低落了，直到明末为止。其影响长达十几个世纪。

包括六冕在内的古礼传统，与帝国政治现实是有距离的。古人也有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六冕的等级结构具有早期政治特色，那么在被后世王朝采用的时候，它会不会跟现行的等级秩序方枘圆凿呢？对这个有趣的问题，不妨预设若干基点去观察它。上述的“宗经”、“复古”可算是这样的观察点，此外还有“尊君”与“实用”。“尊君”是基于政治考虑。帝国体制是个权力的金字塔，皇帝处于顶点。皇帝之事无小事，舆服等级必须保障君尊臣卑。“实用”是基于行政考虑。官僚体制是一种科层体制，品位官阶的设计，必须适合其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适合其权责安排与统属关系，这样它才能正常运转。舆服等级不能远离这个需要。而且各时代的政治结构在变化着，统治集团的成分和各种官僚类型所构成的格局在变化着，等级秩序也在变化，舆服等级也不能远离了这个变化。此外服饰也是一种风习，流行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是经常变的；参照社会风习而定舆服等级，这样的等级就更有生命力。这也是一种实用考虑。

这里摆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两千年不断强化完善的君臣等级制或官僚等级制，其轨迹大致是一条上升的直线，另一条是被王朝采纳的六冕古礼，其轨迹只在中古时期呈现为一个波峰。这两条线索之间曾经发生了什么？王朝君臣和儒生学者基于不同考虑，在其间做了些什么？其政治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本文的写作动机，就是从这儿生发出来的。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的关系，简单说有相得益彰和相互牴牾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的方面，主要是古代冕制可以赋予皇权和王朝制度以神圣性，可以强化士人与朝廷的政治认同与文化整合，也能提取出某些制度元素用以调整现行官阶品位。相互牴牾的方面，则是古冕的等级与帝国现行等级不合，其形制与当时社会时尚不合。冕服只是一种礼制、一种文饰，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为文化需要统治者有时愿意容忍古冕与现实的脱节；但另一些时候，统治者就不愿让古礼古制扭曲现行等级秩序了，迳加损益调整，使之符合当下的需要。在各种情况下，儒臣和经学家们都要提供理论支持，协助朝廷去牵合附会，并在此背景中重新斟酌自家的经说。越在历史早期，在儒生士人心目中古礼(及古冕)的神圣性、感召力就越大一些；历史后期的社会观念大为理性化、世俗化时，情况就不同了。但也不是时代越早人们越重古礼，因为还有另一个情况需要考虑：战国秦汉间存在着古礼传统的断裂，法家的功利和实用精神主导了王朝政治，这时候古礼又是被统治者冷落的。这些情况，读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不断看到。

我们不打算重复论证传统舆服的等级性了，而是把上述两条轨迹的相互关系作为对象的。《周礼》六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供观察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如何交织与互动，王朝等级秩序如何利用传统和穿越变迁。那么对冕服问题，就被处理在服饰史、制度史和学术史的交界面上了。本文主要方法则是等级排比，也就是说，所采用的是“制度史主体”的立场[2]。通过比较《周礼》的冕服等级如何安排，后儒在其著述中又如何安排，王朝对冕服又如何安排，由此来显示上述两条线索的关系变迁。这种排比对非“制度史主体”而是其它“××史主体”的研究者们可能过于繁琐，对我们却是引人入胜的[3] 。就在那些等级结构的变换之中，潜藏很多前所未知的政治文化奥妙；拿出法医解剖尸体的耐心细致劲儿，就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同时由于本文不是服饰史研究、经学史研究，那么冕服形制的琐细变化，历代经学家对经典记载的浩繁考证，反倒可以只取所需，从而化简从略了。

古代礼制是经学家、礼学家们的传统话题。当今的礼制研究也各有不同思路。本文不是从古礼的自身结构出发，而是透过现代框架去“反观”它们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文采用的便是“当代史”视角。我们不是按部就班地叙述冕服的形制、用途和变迁，而将略去很多东西，同时凸显若干关节点，由此来探索探讨中国等级制度是如何吸纳、利用和改造传统因素与异质因素，如何穿越变迁、穿越王朝而持续前行，并转而寄生在新的舆服形态之中的。当这方面的认识丰富一些了，对那种等级传统的命运和前景的判断，也就较有依据了。

二、《周礼》六冕的君臣通用性格
《周礼》一书的编成时间，学者看法各异。推测《周礼》问世早不过春秋之末，其下限或在战国，问题不会太大吧。至于其内容哪些有案可稽、哪些是主观编排，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哪个时代，当然都得具体分析了。幸好这对本文不会造成太大麻烦，因为本文所叙不是真实的周朝冕制，而只是《周礼》书本中的六冕，是东汉经师郑玄所阐释的六冕。对后代王朝服制发生影响的，就是这个东西。

《周礼·春官·司服》叙天子冕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周朝不仅天子服冕，臣下也服冕，所以“冠冕”后来成了官贵的代称。天子的冕服等级有多高峻，是因臣下冕服而显的。那么再看《司服》：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公、侯、伯、子、男，是为诸侯；公、卿、大夫、士，是为诸臣。由此我们排出下表：



王
　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公
　　　　　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侯伯
　　　　　　　　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子男
　　　　　　　　　　　毳冕、希冕、玄冕、皮弁

孤
　　　　　　　　　　　　　　希冕、玄冕、皮弁

卿大夫
　　　　　　　　　　　　　　　　　玄冕、皮弁

士
　　　　　　　　　　　　　　　　　　　　皮弁




表中的“皮弁”应兼韦弁、冠弁而言。从表中能看到什么呢？首先自然是森严等级了，可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周礼》六冕体制的“君臣通用”性格。表中的冕与弁的等级分布，呈现为一个倒置的直角三角形。地位高则可服用的冕服种类多，地位低则可服用的冕服种类少，然而他们有共通的冕服。公有八服同于天子，是所谓“如王之服”，侯伯也有七服同于天子，余类推。还有皮弁，它是天子的朝服，《周礼·司服》所谓“视朝，则皮弁服”；诸侯听朔也服皮弁(《礼记·玉藻》)，其时卿、大夫、士都服皮弁，这就是“在朝君臣同服”，若在朝堂扫上一眼，君臣冠服满相似的，远不如后世差异之大。

君臣通用的结构，“如王之服”的规则，又反映了什么呢？我以为，反映了周代贵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级差较小的情况。一些学者用“等级君主制”来定义周代君权[4] 。我们也不妨借用这个概念。爵级是周代政治等级的主干，而依古义，天子亦爵。《白虎通义·爵》：“天子者，爵称也。”《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眼中的周天子就是一级爵，一级高于公侯的爵而已。这恐怕不是孟子的狂想，而是有历史背景根据的。从上看，天子也是一级爵；从下看，诸侯、卿、大夫又都是“君”。《仪礼·丧服》：“君，谓有地者也。”又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天子为“君”；诸侯有封国，也算是“君”；卿大夫虽称“家”，然而他们有采邑，也算是“君”。卿大夫的“家”是很大的。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家”的说法，显示这“一家之主”出得起上百乘、上千乘兵车。这样的“家”简直就是国中之国。战国的龙阳君有“今臣爵至人君”之语，直到汉初刘邦还有“爵或人君”之言[5] 。这样的“君”称，其义甚古。那么称周代政体为“等级君主制”，不是空穴来风。

后世的“皇”与“帝”不能用做常人敬称，而“君”却成了日常敬称了，也是等级君主制的流风遗韵吧。先秦很多礼制都与爵级配合着。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等等。王夫之说：“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所殊异。天子之独备者，大裘、玉辂、八佾、宫县而已；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昭其为一体也。”[6] 这话说得真是很好。

周代的册命礼上所赐服饰，有冕及衮衣[7] ；很多文献中，看得到诸侯卿大夫服冕的情况。就算《周礼》成书较晚，其六冕制度不等于周代实情，然而诸冕的结构安排却事出有因的。六冕都是祭服，分别用于不同祭祀，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可能有其很古老的来源。不妨想象，在某个很早很原始的阶段，周族共同体是由众多分支家族构成的。各分支家族在其领地之上又各有祭祀，各种祭祀各有相应祭服。较小较疏远的家族可祭山川、土神、谷神和群小祀，相应所服三冕；较高较亲的家族增祭先公，遂增服一冕；更高更亲的可祭先王，又增一冕；核心家族代表周族共同体祭天，故有一冕为其独占。在土田族众方面，核心家族未必优势太大，正像后来的王畿不一定比列国地广人多一样，早期的核心家族不过占据了宗法和礼制的中心地位而已。就是说，核心家族与分支家族的关系，并不同于帝制时代的君主与臣下关系。分支家族之长，在其领地之上，也是“君”。《周礼》的六冕制度，应该是从某种古老的祭祀等级制度而来的。

这种等级祭祀制度，在其它一些史料中也能看到。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礼记·曲礼》)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礼记·王制》)

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国语·楚语下》)



第3条《国语》中的“诸侯祀天地”，似乎与前面的说法相左，然而韦昭注谓：“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谓二王之后，非二王之后，祭分野星、山川而已。”也就是说，诸侯一般是不能祭祀天地的，只有“二王之后”──对周来说，就是夏、商之后──才可以。宋国是商后，大概就是可以祭祀天地的。韦昭注又谓“礼，谓五祀及祖所自出。”“祖，王父也。”[8] 兹将几种记载列表如下，以便比较：



《周礼》
《礼记》
《国语》

昊天上帝、五帝
大裘冕
天子
天子
天地、山川、社稷、五祀
天子
群神百物

先王
衮冕
公
诸侯
山川、社稷、五祀
诸侯
三辰、山川

先公，飨、射
鷩冕
侯伯

四望山川
毳冕
子男

社稷、五祀
希冕
孤
大夫
五祀
卿大夫
五祀及祖

群小祀
玄冕
卿大夫


爵弁
士
士
其先
士
祖




这些祭祀起源十分古老，在殷代已经存在或有其萌芽了[9] 。中国早期观念中，祭祀是至关重要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六冕都是祭服一点，似乎暗示着周族君权的宗法和礼制来源。另一些情况，像良渚墓葬中玉钺、石钺、石斧的层次分化，却暗示着等级分层的军事来源[10] 。所以《周礼》六冕及相关祭祀制度，是可以看成周代“等级君主制”的一个折射的。无论如何，《周礼》六冕应以周朝政治传统为本，而不是以战国君主集权体制为本的。学者多认为《周礼》反映了战国以来专制集权趋势，现在看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其中也残留着较早的政治传统。

汉代经学家去古未远，对周代冕服制度的诠释也常能得其深义。《周礼》郑玄注对六冕的推演就是如此。下面就来看这样一点。

经学家认为冕、服同体，头上的冕形制相似，它们分别与不同衣裳搭配，其冕名与衣名相关。郑众说大裘冕配羔裘、衮冕配卷龙衣、鷩冕配裨衣、毳冕配罽衣[11] 。而郑玄根据《周礼·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诸子冕服五章的明文，因云：古天子冕服上的纹样有十二章，到了周朝，日、月、星辰三章改画于旌旗，冕服只用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等九章了；衮服用龙、山以下九章，鷩服用华虫七章，毳服用宗彝五章，希服用粉米三章，玄服用黻一章；服色都是玄衣纁裳[12] 。崔灵恩云：“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不用冕名服，取画章之义异以立名，故用服名冕也。”[13] “用服名冕”，即“取画像之义异以立名”，根据服章来定冕之名；而诸冕之异，也就是章数之异了。同类之冕，天子与臣下章数是没有区分的，天子所服衮冕用九章，公所服衮冕也是九章；天子所服鷩冕用七章，公侯伯所服鷩冕也是七章，余类推。那么《周礼》冕服的通用性格，就进而体现在章数之上。

当然，君臣同服之冕还是有些区分的，例如旒数，及每旒的玉数。根据《周礼·夏官·弁师》，郑玄又做了一番推演。他认为大裘冕无章无旒，其余五冕都有旒；天子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均十二玉[14] ；至于诸侯和诸臣，诸公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四旒四玉，三命之卿三旒三玉，再命之大夫二旒二玉，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15] 。下面据章、旒、玉数列出下表：




衮冕九章
鷩冕七章
毳冕五章
希冕三章
玄冕一章
弁

天子
十二旒十二玉
九旒十二玉
七旒十二玉
五旒十二玉
三旒十二玉


公
九旒九玉






侯伯

七旒七玉





子男


五旒五玉




孤



四旒四玉



三命之卿




三旒三玉


再命大夫




二旒二玉


一命大夫




冕而无旒


士





爵弁




那么五冕虽在章数上没有体现出君臣之别，但旒、玉还是君臣有异的。天子之衮冕十二旒十二玉，公亦可服衮冕，但九旒九玉；天子之鷩冕九旒十二玉，侯伯亦可服鷩冕，但七旒七玉。“通用”性格之中仍存“尊君”之意。朱熹亦云：“礼家载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诸侯之服。……但鷩冕旒、玉与诸侯不同。”[16] 即令如此，君臣同服之冕，其服都是玄上纁下，其章数相同，那么旒、玉的差异相对不算显眼儿。

还必须指出，上述六冕排列的“通用性”，还体现在它能造成一个特殊现象上，那现象对后世来说简直就是隐患。兹述如下。臣下的五冕，是其助祭之服及朝天子之服。那么在助祭等场合，诸侯与诸臣的冕服，是否因天子冕服之异而异？若不是这样，就会造成问题。比方说吧，天子“祭群小祀，则玄冕”，玄冕一章三旒；而这时候，助祭之公若服九章九旒的衮冕，则高于天子的玄冕；相应地，侯伯若服七章七旒的鷩冕，子男若服五章五旒的毳冕，孤若服三章四旒的希冕，同样都高于天子的玄冕。那么请看，君臣冕服竟然发生了尊卑倒置！就是卿所服的一章三旒的玄冕，也可与天子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了。其时尚可区分等级的，唯旒上玉数。

问题产生于这样一点：冕服既可依祭祀种类而异，又可依身份高下而异，而这两者间是会出现牴牾的。天子诸冕应依祭祀而异，这在《周礼》中有明文；而臣下是否如此呢？《周礼》没说，郑玄也没说[17] 。那么人们也可推断，臣下冕服依身份而异，却不依祭祀而异，即不因天子冕服之异而异。唐代经学家和唐初的冕服法令，还真就是这么理解的。这问题还与命数相关。诸侯、诸臣的命数《周礼》有明确叙述，诸冕又被认为是“依命数而定章数”的，也就等于依官阶而定冕服了。臣下冕服若依官阶而定，则将出现臣下冕服高于天子的可能。那么后世复古用冕服时，某些祭典上臣下九章九旒、七章七旒，皇帝只一章三旒，心理能平衡么？这个“隐患”，在唐朝还真就导致了君臣冕服等级的纠葛，详见本文第八节。

尽管郑玄已在东汉之末，毕竟去古未远，对《周礼》的“如王之服”竟然心领神会，居然充分发挥了“君臣相通”的精神。就是为了这个，去古已远的儒者颇有对他不满的。郑玄说大衮冕无章无旒，后儒非说大裘冕十二章十二旒不可[18] ；郑玄说天子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后儒非说天子诸冕都是十二旒[19] 。在皇帝脚下匍匐久了，心理上很难接受“如王之服”。当然后儒也能找到经典根据，比如《礼记》就说天子衮冕十二旒，并提供了另一种等级安排。然而我以为，《礼记》反映的是较晚时代，《周礼》及郑注反映的是较早时代。汉明帝定冕服，其章旒之数用《礼记》不用《周礼》，那不是偶然的，详见下节。

三、汉明帝的六冕同制
战国的政治变革，终结了封建等级君主制，迎来了秦汉皇帝的独尊。专制集权君主制在神州大地扎下了根。政治社会大变，服制也跟着变。《续汉书·舆服志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秦所谓“袀玄”，即上下皆黑，用水德也。刘邦微时喜欢戴一种竹皮冠，龙登九五后便把它用于宗庙祭祀。此冠又名长冠、斋冠、刘氏冠。这倒是很富象征意味的，平民的日常用冠，居然一变而成为至尊皇冠和宗庙礼冠，显示了这是个布衣将相、布衣帝王的变革时代。周代礼服传统被打断了，秦汉“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

“礼”是传统文化中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儒者所谓“礼”不仅指行事的仪节，尤其特指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仪节。假如看到秦始皇巡视，就说秦用巡狩之礼，看到秦始皇祭天，就说秦有祭天之礼，这从今人的角度说并不算错，却不合儒家看法。汉儒认为秦是蔑弃古礼的。秦汉间古礼呈“断裂”局面。不过传统是这么个东西，它潜藏在文化的肌体里，到了某个适宜的时候就会发作。只要社会有一群人持有一套想法，那想法早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社会。

这个影响在汉代就发生了。可举一个例子来旁证秦汉之异，即列卿的排序。秦汉的列卿秩级无别，但因对其行政重要性的认识有异，其在排序却有过耐人寻味的变化。在秦，是掌管司法的廷尉居首，掌管财赋的内史居次，太常居末；然而随汉代儒术渐尊，掌管祭祀、礼仪和文教的太常，转居列卿之首了。所谓“太常社稷郊畤，事重职尊，故号九卿之首”[20] 。可见秦汉对祭祀的重视程度确实有异，秦更重“实用”，故以廷尉、内史为重；而汉重祭祀，故太常为重。对于理解秦汉“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的说法，这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随汉廷儒术独尊，士人的势力与日俱增，其制礼作乐、复古改制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迎来新莽改制。王莽加九锡，“受绿韨衮冕衣裳”；篡汉登基后颁车服之制，“车服黻冕，各有差品”[21] 。此后十几个世纪的冕服兴衰变异，即当以新莽的“车服黻冕，各有差品”为发端。很多中国服饰史的著作，只把汉明帝制冕服看成冕服复古的发端，新莽却被忽略不计，那是不正确的。

看到经书所载冕服居然戴到了“今上”脑袋上，儒生欢欣无似；皇帝“服周之冕”面对昊天上帝，其时感受肯定也相当不同了，文武周公的身影，纲常名教的古训，时时在其内心缭绕。“祭神如神在”，我们既认为神并不存在，则祭服样式可以自由设计；然而古人不同了，合乎经典和古礼的冕服，才具有丰富而特定的政治文化意涵，并由此融入了天道、神灵、祖宗、经典、先王、先圣、儒术等各种象征要素。皇权的神圣性由此大为强化了，这是一种实用；经典和古礼的传承者是士人，所以王朝宗经和复古的做法，能促进士人对帝国体制的认同，维系士人的向心力，这也是一种实用。

正是为此，新莽政权虽倾覆了，舆服复古的做法却余波不息。东汉初东平王刘苍的冕服议打动了汉明帝，汉明帝决意采用冕服。据蔡邕记述：“孝明帝永平二年(59年)，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于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无后，组缨各视其绶之色。旁垂黈纩当耳，郊天地、祠宗庙则冠之。”[22] 《续汉书·舆服志下》的记叙充满赞扬口吻：“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因新莽为人不齿，所以汉明帝改革冕服，对后代更具楷模作用。

据史所载，永平定服制时所采有《周礼》，那么《周礼》六冕制度在这时化为现实了吗？我们着手分析，发现并不尽然。首先，冕服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只限于郊天地、祠宗庙而已；五狱、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仍用“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也仍是西汉旧法。再从章数和旒数看，《续汉书·舆服志》记永平制度：“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这也跟《周礼》不同。《周礼》中诸侯分三等，非一等；天子之三公、六卿的旒章若以命数为准，可以推定为八旒八章、六旒六章[23] 。此外，永平制度皇帝衮冕十二章，而后来的《周礼》郑玄注说天子衮冕九章。

进而，《周礼》九服六冕的“特色”是君臣相通，所以列表会有一个横向的宽度，能形成9列，不妨称为“多列式”结构。永平服制却不是这样的，其样式只有一种，即旒冕；同一旒冕再以旒数、章数为差，如果列表显示，只1列而已，可称“单列式”。所以《晋书·舆服志》称其“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董巴《大汉舆服志》称其“六冕同制”[24] 。简言之，六冕归一，一元化了。“多列式”结构下君低臣高的可能性，在“单列式”下也是不会发生的。《周礼》的“多列式”结构是早期等级君主制的折射，而汉明帝“六冕同制”的一元化倾向，则与专制集权的一元化体制相合。换言之，永平冕制，于“复古”中又见“尊君”之意。

永平服制的旒章等级不依《周礼》，那依据什么呢？据《独断》和《续汉志》，其时所用经典，除《周礼》外还有《尚书·皋陶篇》和《礼记》。那么我们就来分析这三种经典对永平服制的影响。先看《尚书·皋陶篇》。所谓《皋陶篇》实即今《尚书·益稷》[25]，其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记载，即“十二章”之说的源头。《续汉志》叙永平服制：“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则天子用十二章，本于欧阳氏；臣下用九章、用七章，本于大小夏侯氏[26] 。皮锡瑞讥云：“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师传者也。”[27] “背其师传”是指背离伏生。伏生乃是汉代尚书学的祖师。他对《尚书·皋陶》“五服五章哉”一句，另有一个很特别的阐释：“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缋、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28] 伏生竟然设想着从天子到士全都山、龙之章，后儒就无此胆量了吧。孙星衍觉得伏生的说法是有某种根据的：“伏生犹见先秦制度，传授其义，似较可信。”[29] 我们倒不认为伏生之说“可信”，但前节曾提到早期经学家去古未远、其服制之说往往有其特色，这伏生的服章之说又是一例。欧阳、夏侯的门徒们未能恪守师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天子、诸侯、子男、大夫、士同服山龙，岂是专制者所能接受的？《尚书大传》不仅过于诡异，而且不合“尊君”需要，故时君不采。经说的取舍不只是学术问题，那事涉皇帝戴什么冕祭苍天。在那个社会中，什么能比皇帝更大、比天更大呢！

那么再看《礼记》。我想所谓永平服制所用《礼记》，应为《郊特牲》及《礼器》篇。《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是说天子南郊祭天以衮冕十二旒(《玉藻》同)，却不是《周礼》所云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又《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上大夫可视为卿，在东汉可以对应九卿。那么这个旒数级差，正与永平制度相合。下面把相关诸说列表比较：



永平制度
《周礼》
《礼器》
《尚书大传》五服五章

天子：十二章十二旒
天子：九章十二旒
天子：十二旒
天子：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

三公诸侯：九章九旒
公：九章九旒
诸侯：九旒
诸侯：　　　作缋、宗彝、藻火、山龙

卿大夫：七章七旒
侯伯：七章七旒
上大夫：七旒
子男：　　　　　　宗彝、藻火、山龙


子男：五章五旒
下大夫：五旒
大夫：　　　　　　　　　藻火、山龙


孤：三章四旒
士：三旒
士：　　　　　　　　　　　　　山龙




此表可以清晰显示，永平冕旒等级最近于《礼器》。皮锡瑞云，在永平服制上欧阳及夏侯氏背《尚书》而附会《周礼》[30]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他们是背《大传》而附会《礼器》的。永平冕服等级用《礼器》，欧阳、大小夏侯的门徒们与有功焉。

《礼器》旒数等差是“单列式”的，与《周礼》不合。后来郑玄是以“似夏、殷礼也”，来使其与周礼区分开来的；对《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这种十二章、十二旒衮冕祭天之法，则称为“鲁礼”，“鲁公之郊，用殷礼也”[31] 。在汉明帝看来，《礼记》衮冕十二旒祭天之法及其“单列式”结构，“优”于《周礼》大裘冕祭天之法及其“如王之服”结构。与十二章、十二旒的衮冕相比，无章无旒的大裘冕不足以显示帝王的荣华。古礼中不利于“尊君”的元素，皇帝往往望而却步，而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辩证态度，“精华”就是有助其君临天下的东西。我们又知道，东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度，那与《周礼》的三公三孤六卿之制并不吻合；东汉三公权高位重，位在诸侯之上，而《周礼》中的三公八命，应是八旒八章，低于公爵；东汉封爵只王、侯二等，与《周礼》的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也难以沟通。质言之，着眼于现实政治和现行爵秩，从“实用”角度权衡利弊，《礼器》的级差也最为可取。

而且从“实用”考虑，连《礼器》也不能照搬。《礼器》中连士都有冕，而且是三旒，无冕则旒何所附着？那么，永平服制有“下大夫五、士三”的内容么？没有。虽然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看得到官员冕服三旒的形象，不过那可能是用了简略画法，未可为据。当时位在下大夫和士的官员是否有冕服，《白虎通义》能提供某种旁证。《白虎通义·绋冕》：“《礼器》云‘天子麻冕，朱绿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时十二月也。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白虎通义》是在汉章帝时成书的，它既引用了《礼器》，同时其“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一句又与《礼器》不合，没提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清人陈立认为：“则此所引，其当时之制与？”[32] “当时之制”指东汉之制。其说甚是。那么《白虎通义》证明了这样一点：永平服制既参考了《礼器》，但又没采用其下大夫五旒、士三旒之说，因为皇帝并不想让二千石以下官员服冕[33] 。(附带说，西汉刘向又说“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34] ，这话与《礼器》“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口气相类而等级不同，是汉代经师的又一种说法。刘向认为士亦有服章，天子服山龙而下而不是日月而下，这说法汉明帝也没采纳。)

永平年间制订服制时，大概在原则上是计划以《尚书》、《周礼》、《礼记》三书为本的，但在具体筹划时又颇有损益取舍，其间儒者也不惜断章取义、变换家法。比较新莽改制与汉明帝制礼，前者是一意复古，后者则颇有选择。“秦政”源于商鞅变法，富有功利、实用和理性精神；汉廷在意识形态上转尊儒术，但其政治精神实际是“霸王道杂之”；新莽改制走上了与秦政相反的另一极端，浸透了早期儒家的“乌托邦”色彩；东汉政治则恢复了政治理性，儒术和法术在更大程度上协调起来了[35] 。永平服制的复古力度，看起来比新莽冕服为小，这也是上述思想转折的反映。

对《周礼》的冕服体制不为汉明帝所采一点，还得区分《周礼》经文和郑玄注。郑玄生活在东汉末年，汉明帝并不及见。而且就是在汉末魏晋，也不是郑玄之说，而是另一种近于《古文尚书·益稷》伪孔安国传的说法，一度支配了冕服变迁。详下。

四、魏晋朝廷的损略黼黻
制度变化是有节奏的，时而平稳，时而波动。新莽之后的东汉二百年，制度运行一直相当平稳；汉末魏晋间则陷入动荡波动了，其变迁步伐急剧加快。随即古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用为调整制度的资源之一，像三年丧、五等爵及周礼三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等，都被君臣纳入了考虑。曹魏时也有人称举古制，建议卿大夫用玄冕[36] 。不过魏廷冕服“多因汉法”，同时也有局部调整。其调整的方向和用意，即本节所将论述的内容。

调整冕服的是魏明帝。《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晋以来无改更也。”读史者都知道，魏明帝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也算是个强势的君主。他对公卿的礼服“拟于至尊”分外敏感，帝王心理赫然可见。其时他耿耿于怀的，看来是“衮衣”、“黼黻”两点。古人认为黼黻的图样是很华贵的。“黼黻之文”用以形容华丽的织物、华美的文章，“黼黻之服”也是高贵礼服的代称，简称“黼冕”。这“黼黻之美”，怎么甘心让臣下分享呢。战国秦汉间贵族的服饰传统发生断裂，“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37] 。三国时也有这种景象：“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38] 魏明帝对此已看不过眼儿了。《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还有新的信息：“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随章傧略，而损者半焉。”公卿的衮衣黼黻竟遭“损者半焉”，这一刀砍下去，动作真是不小。

那么魏明帝到底是如何“损略”的？怎么就弄得“损者半焉”了呢？我们十分好奇。然而精于制度的杜佑都这么说：“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之制，无闻。”[39] 史阙有间，笔者的学养也不足以澄清这个疑团，不过还想尝试一个推测。汉明帝据经义而制冕服，魏明帝要变动服章也得有经义根据才成。事涉天地明堂祭祀，妄改是要遭讥议的。永平服制用《礼器》，而我怀疑，魏明帝曾利用某种《尚书》古注作为“损益”口实；这种古注的章服安排，在《伪孔传》中能够看到。

“十二章”的记载，最早出自《皋陶谟》，亦即晚出的《古文尚书·益稷》，其所记被认为是虞舜之制。郑玄《尚书注》对虞舜十二章等级的阐述是：“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40] 而据称是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尚书传》，其服章等级却是这样的：“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41] 兹制表以显示比较之：



伪

孔

传
天子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

诸侯
　　　　　　 (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

大夫
　　　　　　　　　　　　　　　　 藻、火、粉、米

士
　　　　　　　　　　　　　　　　 藻、火

郑

玄

尚

书

注
天子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公
　　　　　　　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侯伯
　　　　　　　　　　　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子男
　　　　　　　　　　　　　　　　　藻、火、粉米、黼、黻

卿

大夫
　　　　　　　　　　　　　　　　　　　　　粉米、黼、黻

　　　　　　　　　　　　　　　　　　　　　　　　　　黻




列表之后，两种不同服章结构，就一目了然了。郑玄合华虫为一章，又引入了宗彝；《伪孔传》无宗彝，华、虫为两章[42] 。在郑玄的安排中，大夫以上方有服章，士服无章；而《伪孔传》则是士用藻火二章的。孔颖达释云：前六章是“尊者在上”的，即以日月为尊，后六章则“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43] 《伪孔传》中的黼黻安排，引人注目地高于藻火粉米；大夫服藻火粉米四章，不得用黼黻；士服藻火二章，也不得用黼黻[44] 。正为黼黻而斤斤计较、愤愤不平的魏明帝，对此会心处不在远吧？

或许有读者忍不住质疑了：《伪孔传》出于永嘉丧乱之后，与魏明帝何干？陈梦家先生还认为《伪孔传》是东晋末年的那位孔安国所作呢，那跟魏明帝更不搭界了[45] 。然而我们提请质疑者注意，东汉马融已有类似说法了。请看孔颖达这段话：“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46] 唐人孔颖达仍能看到马融的《尚书注》，且在两相比较之余，说明其义同于《伪孔传》。马融的赫赫大名，《伪孔传》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估计是把马融的服章之说照单全收了。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直以《伪孔传》的服章之说属马融[47] 。魏明帝看不到《伪孔传》，可对马融不陌生吧？在其损略臣下章服时，马融的经说足资利用，其声望也足以堵住质疑的嘴巴。

参照《伪孔传》，我们判断魏明帝是以诸侯和诸臣划线的，诸侯可用黼黻，诸臣以下不能；相对于《礼器》的天子、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士的五个等级，就是诸王、诸侯可用黼黻，无封爵的卿、大夫、士不能。而且不得用黼黻的，我相信还有三公。证以西晋傅玄《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彩章。”[48] 三公虽地位崇高，但若无封爵，则亦不能用黼黻，除非特赐。三公排在诸侯之下，可能又有读者不以为然了。然而我们有个平行的例子：北周三公尽管是九命高官，但因其是诸臣而非诸侯，所以只服火冕六章，被安排在公(衮冕九章)、侯(山冕八章)、伯(鷩冕七章)之下。诸臣在诸侯之下，这是中古时期的特殊安排，与汉不同。那么对诸王、公侯、三公、卿大夫这几种服冕者，魏明帝不准其中的三公、卿大夫用黼黻了，岂不正是“而损者半焉”么！

下面再看晋朝的情况。《宋志》云魏明帝损略黼黻之举“晋以来无改更也”，《晋志》也说是“及晋受命，遵而无改”。那么晋廷沿用了魏明帝服制，应该确有其事。然而《晋书·舆服志》又云：“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从这里看，晋代王公仍是山龙九章、卿仍是华虫七章，其章数似乎又并没有遭到“损略”。

对这一疑问，我们先要提示，晋人环济有一个与马融类似的说法，其《帝王要略》有言：“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49] 环济大约生活在两晋之间，东晋初任太学博士[50] ，他的《要略》所记，应能代表晋朝学官的一种通行认识。《要略》所记，我判断与《伪孔传》同出一源，或说系出马融[51] 。理由如下：首先，郑玄说卿大夫用粉米以下，子男以上方用藻火；而依马、孔，大夫是服藻火粉米的；那么环济的卿大夫“服藻火服粉米”(第二个“服”字应系衍文)，不合郑玄却同于马、孔。其次，郑玄本《周礼》分诸侯为公、侯伯、子男三等，而马、孔却是“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诸侯共为一等的；进而环济的“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一语中，诸侯也正好共为一等。第三、郑玄叙十二章有宗彝，而马、孔的十二章无宗彝；反观环济《要略》，看上去也是摈宗彝于外的。第四、《要略》叙十二章时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的三段分组之法，与上引《伪孔传》惟妙惟肖。以上四点全都表明，环济《要略》与马融、与《伪孔传》息息相通。若是上说不误，我就再做一个推测吧：参以《伪孔传》，环济《要略》的“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之后，还应有这样一句：“士去粉米，服藻火”。

又，南朝梁武帝在讨论章服时，也曾引证《伪孔传》。梁武帝说：“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52] 所谓“古文”当然是《伪孔传》了。这里“三物”、“九章”怎么计算有些费解，笔者限于智力也不想妄言，另俟大方之家吧；可有一点还是很明白的，就是在梁武帝的说法中，日月星辰为一组，山龙华虫为一组，藻火粉米为一组，却恰好没有黼黻，黼黻显然是另计的。参以《伪孔传》及环济《要略》，我想梁武帝的话含有这样一个意思：天子服全部三组，加黼黻；诸侯服后两组，加黼黻；卿大夫只服后一组，黼黻就没份儿了。

从马融到环济《要略》、《伪孔传》，再到梁武帝所揭“古文”，这个把黼黻做单独处理的服章安排，居然是一脉相承呢。那么这个相承的轨迹，与魏明帝损略黼黻而晋廷“遵而无改”的相承轨迹，是不是重合关系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能呈交一个有力的旁证：晋宋齐三朝的服章无宗彝，华、虫分为两章，这说明王朝确实采纳了马融或《伪孔传》，而不是用郑玄说；那么马融《伪孔传》的服章等级结构，就极有可能也曾被王朝参考。

其次我很怀疑，《晋书》中王公九章、卿七章的记载，其实是从《宋书》中抄来的，并非晋制。且来比较以下三段记载：



《宋书·礼志五》：上公、卿助祭于郊庙，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也，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也。

《晋书·舆服志》：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

《南齐书·舆服志》：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



不难发现，《宋志》和《晋志》的两段文字几乎雷同。再看第三段，《南齐志》既然专叙旒数的历代变化，则其时序是不会出错的。那么请注意了：“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这个制度，是一直承用到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的，就是说在此之前，本不会有《晋志》、《宋志》所谓“王公八旒，卿七旒”的情况。

前节已叙，《独断》所见永平服制是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三公七旒、卿大夫五旒呢？而且无独有偶，《续汉书·舆服志》记永平服制，竟然也说是“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真是怪了！刘昭注认为《续汉志》不确：“《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与此不同。”周锡保先生征引诸书，也认为《续汉志》有误，应以《独断》为准[53] 。可我认为《续汉志》所叙也是史实，只不过它不是汉制而是魏制而已，司马彪误以魏明帝属汉明帝，张冠李戴了。这就一通百通、豁然开朗了：汉制是三公诸侯九旒九章，卿七旒七章，而魏明帝降三公为七旒、降卿为五旒了！

我们不禁要推测：由于旒数与章数往往相应，那么旒数减少了，则章数应当同步减少，例如三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那么再来看西晋博士孙毓、段畅的《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此《议》建议，诸王及五等爵中的公侯祭其私庙，宜服玄冕九旒九章。至于王公为皇帝助祭，《议》引证《周礼·司服》及《礼记·王制》，云：“然则九命及二王之后乃服衮衣，无升龙(按，即只有降龙)；三公之服，当从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缫九旒，赤舄。”[54] 这是法令未定时的讨论，所以才会有“宜”如何如何的口气。那么笔者要问，东汉旧制是三公九章，为什么孙毓、段畅等只把三公规划为鷩冕七章，生生压低了一级呢？我想，他们肯定是受制于魏明帝的“损略”之法了，且心知今上不打算改变魏明帝旧制。然则晋代三公只有七章。到最后，孙毓、段畅所建议的“九旒”也没被采纳，就《南齐书·舆服志》看，晋代三公仍然只用七旒，同于曹魏。

质言之，《南齐志》表明晋代三公仅止七旒，孙毓、段畅之议又表明晋代三公仅止七章。那么减少的两章是什么呢？我敢说那就是黼黻！这不但跟魏明帝“损略黼黻”对上号了，甚至连细节都是吻合的。《南齐志》只说“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而不是说“三公诸侯以下冕七旒”，是因为三公、诸侯二者中，被魏明帝损其旒章的只有三公而无诸侯，这与《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彩章”合若符契。魏明帝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南齐永明六年，《宋志》所记王公八旒九章、卿七旒七章，又应是永明之后的制度[55] ；可是《宋志》对此未加说明，结果因疏生误，又被唐修《晋志》弄成晋制了[56] 。质言之，魏明帝所“损略”者一是旒数，三公降至七旒、卿降至五旒；二是章数，三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所去者为黼黻。5个世纪后杜佑对此已觉茫然，而我们在21世纪的考证，居然让它浮出水面了。

此外，魏晋皇帝对衮服的使用也加限制，其办法是“加侍官”。这法子多少给人以鸡鸣狗盗之感。刘宋明帝时陆澄等有言：“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57] 这又透露了一个消息。元会朔望等典礼上王公们本应衮冕以朝，不过对依礼可服衮冕的“位公”者，皇帝向其“加侍官”，即加侍中或散骑常侍。侍官的服饰是武冠、金铛、附蝉、插貂[58] ，看上去好不风光；然而皇帝别有用心、明褒暗抑，目的却是使之不能服衮──晋制：若有加官，则服加官之服[59] 。所以魏晋时，除了至尊没多少人服衮，皇太子、诸王也不例外，除非权臣僭越及皇帝特赐[60] 。

这与“损略”黼黻之事，又可以两相参照的。其时衮冕九章应为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魏明帝将三公减至七章，若所减两章为山龙，则无“龙”不得称“衮”；但由上可知魏晋的“位公者”所服仍称“衮冕”，则所损之章必非山龙，那就只能是黼黻两章了。魏晋南朝的“黼黻”给人一个印象：它们是高贵的标志。“火龙黼黻”、“黼黻衮冕”都是夸耀或赞颂之词。陈思王曹植《七启》：“九旒之冕，散耀垂文……黼黻之服，纱縠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61] 南朝王侯们仍以黼黻为夸。沈约《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况高拟万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加黼黻。”[62] 黼黻好像不是官僚们随便使用的纹样。

魏晋以降门阀崛，皇权趋于低落，至东晋就陷入了低谷。也许有人想象，尊君卑臣的相关礼制，大概也会随之变质吧？然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直线思维，实不尽然。此期若干礼制施行中有所化简(特别是在东晋)，不过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冕服上的“尊君”倾向并未中止，它依然在“损略”臣下以凸显皇帝的崇高。别把这个只看成形式上的虚荣，它维系着一种君尊臣卑的理念，暗示着皇权政治传统的悠久和顽强。我曾指出魏晋以来虽皇权衰落，尊君卑臣、纲常名教之论成了空话套话，然而空话不空，它们在诏令奏议中依然重复出现，依然是对皇权政治传统的有力维系，并预示着其未来的重振和伸张[63] 。有人用“贵族政治”和“独裁政治”区分六朝和唐宋，我们则更倾向于“两千年一贯制”的政治史观，只把六朝视为一种“变态”。中古的贵族现象和门阀现象，虽一度造成了政治“变态”，但政权的本质和主导仍是皇权政治，回归“常态”乃势所必然。不妨在这一视角中，观察魏晋皇帝损略公卿冕服的意义。中古时期并没有出现某种全新的舆服等级，足以体现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并显示这是个异于前朝后代的“贵族政治”时代。中古士族门阀在选官上拥有较大特权，南朝士族在政治权势低落之时一度制造出了一些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士庶区分；然而从官制、法制和礼制看，整个魏晋南朝仍处在帝国体制和皇权政治的范畴之内，士族门阀没有能力在这些层面造成根本性变动。

《周礼》六冕具有“君臣通用”性格，而中古既是《周礼》六冕的复兴波峰，又是士族门阀的波峰，那么或许会有人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儒学大族重礼，则中古时的古礼复兴对应着儒学大族的权势。可实情也不完全如此。儒学大族与古礼复兴之间，不是那种线性对应关系。仔细辨析，门阀势力的波峰在东晋，《周礼》六冕的波峰却在南北朝隋唐，是此期创制高潮的一部分，却不是为了迎合儒学大族，其动力也不是来自儒学大族。详下。

五、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制礼作乐”之事往往要以国势为基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多半不会不自量力，在礼制上妄作更张。东晋在江南艰难立足，礼制上能简则简。南北朝则已走出了历史的低谷，南北同呈向上气象。看上去“盛世”有望，君臣便都忙碌起来。创制热情，在南北两方引人注目地同时升温。这既出于政治行政需要──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时代发展了；也是出于文化需要──通过“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弘扬中华正统[64] 。对这两种需要，《周礼》都可以提供资源。刘宋及萧梁着手舆服复古，《周礼》明显推动着冕服的改革。

大明三年(459年)，宋孝武帝令尚书左丞荀万秋依照古礼造五辂，其事居然实施，由此风生水起，掀起了舆服复古的波涛[65] 。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更制五辂，议修五冕，朝会飨猎，各有所服”[66] 。诸辂诸冕，皆本《周礼》。其冕服规划，兹据宋明帝泰始四年诏，将其“六服”[67] 列为下表，并与《周礼》六冕加以比较：



《周礼》冕服
宋明帝冕服

大裘冕
玄衣纁裳
祀昊天上帝、五帝之
大冕
纯玉缫

玄衣黄裳
郊祀天，宗祀明堂

衮冕
玄衣纁裳
享先王
法冕
五彩缫

玄衣绛裳
祀太庙，元正大会诸侯

鷩冕
玄衣纁裳
享先公，飨，射
饰冕
四彩缫

紫衣红裳
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

毳冕
玄衣纁裳
祀四望山川
绣冕
三彩缫

朱衣裳
征伐不宾，讲武校猎

希冕
玄衣纁裳
祭社稷、五祀
纮冕
二彩缫

青衣裳
耕稼、飨国子

玄冕
玄衣纁裳
祭群小祀
通天冠
朱纱袍
听政之服




宋明帝服制给人什么印象呢？首先是着意复古的明确意向，进而是“制度创新”的强烈欲望。由表可知，宋明帝设大冕、法冕、饰冕、绣冕、紘冕五冕，各自适用于不同场合，本于《周礼》又大异其趣：冕名及用途有异，衣裳杂用玄、黄、绛、紫、红、朱、青诸色，“正色”与“间色”并用，而非“玄上纁下”旧法。宋明帝既说“象数是遵”，则其服色安排应有某种神秘考虑。北周依《周礼》变法、采用古辂古冕，后人以“迂怪”贬之；而刘宋车服复古，自出心裁又“象数是遵”，又何尝不可以视为“迂怪”！二者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异、小巫大巫之别，论者却只贬北周不及刘宋，这样的态度若非目不见舆薪，则无辞“为中国讳”之讥。

宋明帝“修成六服”后，下令“便可付外，载之典章”。那么“载之典章”后是否实施了呢？史阙未记。至少齐梁陈的冕服似未沿用其制，大概也是因其“迂怪”，望而却步了吧。宋明帝的五冕在南朝后继乏人，《周礼》对冕服的影响却余波不息。萧梁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重新启用大裘冕，用以祭祀昊天上帝、五帝、明堂，其根据便是《周礼》[68] 。如果宋明帝的五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梁武帝就是《周礼》问世之后，第一位把大裘冕戴到脑袋上的皇帝。

萧梁冕服取法《周礼》一点，还可以在服章的变化上看到。晋朝皇帝使用的平冕，其服章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刘宋、萧齐与晋相同[69] ；然而时至萧梁，十二章发生了变化，一变而为“衣则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画以为缋；裳则藻、粉米、黼、黻，絺以为绣”[70] 了。两相比较，晋宋齐之十二章中没有宗彝，其华、虫分为两章；梁则增宗彝一章，华虫合为一章，火被移置于宗彝之前，日月等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跟《尚书》伪孔注和《周礼》郑玄注的分歧，以及梁武帝有意弃孔从郑有关。《伪孔传》所释的十二章是不计宗彝的，华、虫分为两章；郑玄的十二章则有宗彝，华虫合为一章。即，十二章说法，孔、郑有异。江左《尚书》通用孔安国，晋宋齐三朝所用十二章，都是以《伪孔传》为准的，分华、虫为二，无宗彝。而梁武帝改换门庭、在十二章的说法上转依郑玄，所以宗彝明列为一章[71] ；华、虫不再分为二事。

郑玄又称，虞舜冕服上的十二章，有六章在衣、有六章在裳；到了周代，日、月、星辰三章改用于旌旗，冕服上只用九章了，衣五章而裳四章；而且周朝还曾“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即在十二章的排序上，把龙移至山前，把火移至宗彝之前。郑玄的这个说法，也影响了梁武帝的服章规划。不过这时问题稍显复杂。

首先，梁武帝虽决定采用郑玄的十二章之说，然而又是有保留的。他为帝王之尊计，对冕服的章数不肯屈就郑玄所说的周制九章，依然使用着虞制十二章[72] 。然而与此同时，梁武帝并不甘心疏远了周制，便弄出个八章在衣、四章在裳的新办法，这“四章在裳”就跟“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沾上了边。具体说来，梁武帝的十二章实分三组，含有日月星三章一组在衣，又五章一组在衣、又四章一组在裳的意思，后两组合成的衣五裳四之九章，就是用以附会周朝九章的，从而也可以标榜“吾从周”了。然而这里还有个小麻烦：周朝的九章是“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的，诸章排序与虞制十二章有异。那么打算兼顾虞、周，两边占便宜的梁武帝，这两章是登还是不登呢？梁武帝真是有趣，他一登一不登。所以梁武帝之服章就有了一个怪现象：火登于宗彝之前了，龙依然在山之后。我们觉得那是顾此失彼，梁武帝认为是两全其美吧。

萧子显《南齐书·舆服志序》：“《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天子服备日月以下，公山龙以下，侯伯华虫以下，子男藻火以下，卿大夫粉米以下。天子六冕，王后六服，著在《周官》。公侯以下，咸有名则，佩玉组绶，并具礼文。” 萧子显这段对服章制度的追述，也表明时人对《尚书·益稷》那段话的解释，不再依从孔安国，而是改用郑玄了：十二章有宗彝一点合于郑玄，对“作缋”二字的理解用郑玄，“天子服备日月以下，公山龙以下……”那段话直取郑玄。又梁人崔灵恩《三礼义宗》叙十二章也以郑玄为本，有宗彝之章，合华虫为一章[73] 。可见南朝在冕服上，《周礼》及郑玄的影响与日俱增，日益成为改制复古的主要参照了。刘起釪先生说：《尚书》“南朝四代都孔、郑并行，而郑氏日微。由于伪孔本优于郑氏本，经过南朝数代传习后，郑消而孔长。”[74] 可在服章制度这个局部上，本文却展示了一个反向的变动，不是“郑氏日微”而是“孔氏日微”。孔、郑孰是孰非，帝王的服章该从孔还是从郑，皇帝想怎么着随他好了。我们关注的是其背后的东西，如经义之争事关帝国典制，帝王希望其冕服合于经义以获得正当性，这类宗经和复古态度，是制度史的研究者不容忽视的。

当然除宗经、复古外，“尊君”仍在皇帝的考虑之中。梁武帝启用大裘冕，既属复古之举，其中又含尊君之意。看看五经博士陆玮之议就知道了：“《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来，皆用衮服；今请依古，更制大裘。”皇帝用大裘冕，则“诸臣礼不得同”，显出了皇帝的特立独行。为了“尊君”，梁武帝甚至可以超越经典，比如他要求给皇帝的冕服画上凤凰。这想法也够“迂怪”的吧。臣子周舍很能曲学阿世，说是“画凤之旨，事实灼然”。梁武帝马上“制可”。没头脑的王僧崇却唱开了反调，说若依郑义，则“冕服无凤，应改为雉”。这会儿梁武帝就不肯从郑了：“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郑义是所未允！”[75] 生生把王僧崇顶了回去。皇帝和臣下的冕服一用凤凰、一用雉，那才能显出高下差降呢。

南北朝的政治复兴引发了创制热情，刘宋及萧梁皇帝都有意“制礼作乐”。“三礼”多记制度，创制者可资取法，从而吸引了君臣的更多目光；“三礼”已获更大重视，那么在群经与《周礼》牴牾之时，君臣自然倾向于取《周礼》、取郑注了，哪怕以牺牲“江左特色”《尚书》孔注为代价。于是在冕服与经典的关系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条变化线索：汉明帝用《礼记》，魏晋用《尚书伪孔传》，宋齐梁转向《周礼》郑注。

六、北周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南朝尚清谈而重《周易》，尊门第而重《丧服》，而北朝政治精神尚实用、重制度。《周礼》是记叙制度的。就《周礼》对王朝典制的影响而言，北胜于南。十六国石虎的辂制、贽见礼以及衮冕，都曾参考《周礼》[76] 。在前燕的朔望正旦之礼中，规定了王公服衮而朝[77] 。魏晋王朝是限制臣下用衮冕的，前燕的王公却直用古礼，无怪孔夫子要说“礼失而求诸野”了。北魏道武帝从事制度建设，修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撰祭典、考天象，这时候对《周礼》多所参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又使“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号称“追隆周而并驱，驾炎汉而独迈”。衮冕也孝文帝启用了[78] 。北齐制度，皇帝平冕十二旒；皇太子平冕九旒；上公平冕九旒，三公八旒，诸卿六旒[79] 。北齐这个旒数等级的规定，与《周礼》命数约略相合。依《周礼》，上公九命，三公八命，诸卿六命。

至于西魏北周用《周礼》改制，应该算是最突出的例子了。在官制上，北周轰轰烈烈地“宪章姬周”；在舆服上，也根据《周礼》五辂六冕之制全面复古。而且西魏北周还不止复古而已，还大搞“创造性发展”，把天子九服增至十二服，六冕增至十冕；公侯以下，则自九而降。兹据《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将北周冕服列为下表[80] ：



皇帝十二服*
苍衣苍冕　青衣青冕　朱衣朱冕　黄衣黄冕　素衣素冕　玄衣玄冕

象衣象冕十二章

　　　衮冕九章　山冕八章　鷩冕七章　　　　　　　　　　　韦弁　皮弁

诸公服九
方冕　衮冕九章　山冕八章　鷩冕七章　火冕六章　毳冕五章　韦弁　皮弁　玄冠

诸侯服八
方冕　　　　　　山冕八章　鷩冕七章　火冕六章　毳冕五章　韦弁　皮弁　玄冠

诸伯服七
方冕　　　　　　　　　　　鷩冕七章　火冕六章　毳冕五章　韦弁　皮弁　玄冠

诸子服六
方冕　　　　　　　　　　　　　　　　火冕六章　毳冕五章　韦弁　皮弁　玄冠

诸男服五
方冕　　　　　　　　　　　　　　　　　　　　　毳冕五章　韦弁　皮弁　玄冠

三公服九
祀冕　火冕六章　毳冕五章　藻冕四章　绣冕三章　爵弁　　　韦弁　皮弁　玄冠

三孤服八
祀冕　　　　　　毳冕五章　藻冕四章　绣冕三章　爵弁　　　韦弁　皮弁　玄冠

六卿服七
祀冕　　　　　　　　　　　藻冕四章　绣冕三章　爵弁　　　韦弁　皮弁　玄冠

上大夫服六
祀冕　　　　　　　　　　　　　　　　绣冕三章　爵弁　　　韦弁　皮弁　玄冠

中大夫服五
祀冕　　　　　　　　　　　　　　　　绣冕三章　爵弁　　　韦弁　　　　玄冠

下大夫服四
祀冕　　　　　　　　　　　　　　　　绣冕三章　　　　　　韦弁　　　　玄冠

士之服三
祀弁　　　　　　　　　　　　　　　　　　　　　爵弁　　　　　　　　　玄冠

庶士服一
　　　　　　　　　　　　　　　　　　　　　　　　　　　　　　　　　　玄冠


*按北周557-559年间称天王不称皇帝。



这个体系的庞大复杂，又是《周礼》所不及的。《周礼》之冕不过6种，而北周冕达14种；再加上三弁一冠，冕弁冠合计竟达18种之多！所以对北周服制，后人都当成怪物，目为“迂怪”的。当然“怪”也有其怪法，不能说完“怪”就不深究了。无论是否真实行了，毕竟它极有创意。其架构明显分为三大段落：皇帝，公侯伯子男，公孤卿大夫士。下面，我们就其结构特点来讨论三个问题：一、皇帝冕服安排所体现的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的双重意义；二、诸侯冕服与诸臣冕服的等级关系；三、“重-等”之法的功能和意义。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从皇帝的冕服说起。姬周的天子九服，在北周变成了天子十二服，冕服增至10种，而且其很多细节安排，都显示了“吾从周”的意思，即取法《周礼》的意向。兹举数例以明之。第一点，苍冕以祭昊天上帝，青、朱、黄、素、玄五冕以祭五方上帝，这六冕相当《周礼》的大裘冕。萧梁起用了大裘冕，北周步其后尘，也等于是恢复了大裘冕。这全是《周礼》作怪。依《周礼》所记，大裘冕无章无旒，所以笔者推测北周的以上六冕也是无章无旒的[81] 。

第二点、郑玄说古天子衮冕十二章、周改为衮冕九章，而北周衮冕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九章，郑玄此说向来无人肯听，自东汉以降皇帝唯服衮冕十二章，连梁武帝也只用十二章不肯用九章；隋人虞世基称衮冕九章是“谦道”[82] ，而北周锐意追迹姬周，居然就这么做了，宁可屈尊“执谦”把皇帝降至九章，也要牵合郑玄的“至周九章”之说。

第三点、依《周礼》冕服之制，天子九服中有八服与臣下重合，从而显示了上下通用的性格；而北周皇帝十二服，也出现了五服与臣下重合的情况。韦弁、皮弁，上下通用；衮冕、山冕、鷩冕三冕，皇帝可用，而公、侯、伯也可以分别使用其三、其二与其一。就是说，北周的冕服结构由“单列式”变为“多列式”，同于《周礼》了。比之汉魏的“六冕同制”做法，北周上述做法的形式意义是相反的，即：不是加大而是缩小了君臣差距。而且北周诸冕的用途比《周礼》所记有所扩大，这样君臣冕服差距之缩小、种类之重合所涉场合，就将多于《周礼》。比如《周礼》天子视朝是用皮弁的，汉晋皇帝视朝用通天冠，北周皇帝视朝却改用鷩冕了。“视朝”乃是朝廷日常行政，所以王仲荦先生把北周冕服称为朝服[83] 。

北周冕服的诸多细节，又显示了宗郑倾向，既令有“制度创新”，往往也是本于郑玄的经说而变本加厉的。像苍冕等六冕，既用以比拟大裘冕，同时服上又各有其衣。这一点就是出自郑玄。“《郑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与裘同色，亦是无文采。”[84] 就是说，大裘服之上还有一件玄衣。当然，北周把大裘冕的玄衣，发展为苍衣及青、朱、黄、素、玄等五衣了，从而把五行的元素引入了冕服，由此被学者指为“迂怪”[85] ；然而宋明帝冕制也是“象数是尊”的，五冕也是杂用诸色。所以即令“迂怪”，也不要搞双重标准，让北周独任其咎。北周士用爵弁，这一点也出自《周礼》郑玄注：“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86] 郑玄说的“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北周当然不会遗略[87] 。而且郑玄有意使冕名与章名一致起来，这么个雕虫小技，北周也东施效颦了[88] 。此外衣用几章、裳用几章，也是参酌郑玄而定的[89] 。

东汉、魏、晋、宋、齐以来，冕止一种，而当冕的种类增多，并由“单列式”变成“多列式”时，就会引发问题。即：若天子的冕服依典礼而异，臣下的冕服却依身份而异，则在某些典礼上臣子冕服将高于皇帝。北周既未规定臣下冕服依典礼而变，则应依身份而异。我们作此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唐朝曾经为此而发生纠葛，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北周并未解决。北周若解决了，唐廷不会再蹈覆辙吧？那么请看，北周规定皇帝“群祀、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则服鷩冕七章”，这些典礼上皇帝服鷩冕七章，而诸王却服衮冕九章、诸侯服山冕八章，都比皇帝为高；就是诸伯的鷩冕七章，也跟皇帝相仿佛了。北周的君臣对此作何观感呢？是感觉别扭还是漫不经心？由于史料阙如，详情莫明。

北朝实际的服装穿着其实是是很散漫的，若非大礼，往往“任其所好”、“一切通用”[90] 。但对舆服规划者就不同了，那怕只是一纸空文，毕竟也是法令啊，仍要多方权衡、通盘推敲，尽量让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所以，即使在实践中，北周的冕服之制未必真的被君臣们严格使用过，考察这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制度仍是有意义的，因为其制度规划的背后必有政治考虑，这考虑与北周王朝的品位结构相关。对北周君臣来说，除了宗经和复古，尊君和实用也不会被他们遗略。下面再看北周冕服变迁中的尊君和实用方面。

从“尊君”上说，与《周礼》相比，大裘冕一分为六，象冕十二章而非九章，北周皇帝比周天子更神气了。《周礼》中天子皮弁以视朝，郑玄也说皮弁“此天子日視朝之服”，而北周皇帝视朝改用鷩冕，升了格。《周礼》天子最低等的冕是玄冕一章，而北周皇帝最低等的冕却是鷩冕七章；《周礼》天子五冕全部与臣下重合，北周则只有三冕重合；《周礼》天子五冕不但与诸侯(即公侯伯子男)重合，而且与诸臣(即孤卿大夫)重合，而北周皇帝之冕只与诸侯重合，不与诸臣重合，火冕以下天子不用。

说到这里，就进入了本节第二个问题，即诸侯冕服与诸臣冕服的相互关系问题。北周冕服等级有一个特别之处值得深究。上揭“北周冕服表”显示，北周的公侯伯子男和公孤大夫士各成序列。在诸臣序列中，最高的三公不过火冕六章，三孤仅毳冕五章，六卿仅藻冕四章，大夫仅绣冕三章，其等级安排明显低于诸侯序列。这为什么呢？或许有人觉得，《周礼·司服》本来就是这么说的：“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孤居子男之下，次以卿大夫。可其实不然，郑玄已明示居子男之下乃是公侯伯的孤卿大夫，而非天子的孤卿大夫[91] 。北周儒臣不会不懂这一点。北周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大夫六、五、四命，那么公孤卿大夫的服章与其命数的不相合，就是很特别的了。北周还专门为诸臣序列配置了火冕和藻冕，这两冕不见于《周礼》，造出它们来是有用意的。

北周为什么要如此处理呢？我猜想其秘密就在于，皇帝能容忍其衮冕、山冕、鷩冕三冕与诸侯通用，但却不肯让诸臣之冕也跟皇帝通用，只情愿让他们用六章以下之冕(即第四冕以下)。魏明帝在黼黻问题上，也是把优待诸侯、苛待诸臣的。王公诸侯多是宗室皇子，名义上又是一国之君，不妨与皇帝冕服相通；而若皇帝跟诸臣冕服无别，则期期不可。北周的皇帝三冕既不准诸臣使用，那么依五冕之制，所余只有两冕了，不足以分配给三公、三孤、六卿和大夫4个等级。可依古礼大夫是有冕的，不给大夫冕说不过去，所以还得再整出两冕来，好让公、孤、卿、大夫都有冕可服。正是为此，北周冕服新增了山冕、火冕、藻冕。增山冕，是为了提高诸侯地位；增火冕、藻冕，是为了降低诸臣地位。三冕造成的一升一降，使诸侯与诸臣差了三级。请参看下表：



衮冕九章
山冕八章
鷩冕七章
火冕六章
毳冕五章
藻冕四章
绣冕三章

皇　　帝





公
侯
伯
子
男






三公
三孤
六卿
大夫




不难看到，在上述这些细节上，北周冕服等级的君臣差距，比《周礼》又是拉大了的。回归周制，是“复古”倾向所致；但“尊君”之义，帝王岂能须臾忘怀。

随后是第三个问题，即北周冕服的“重”与“等”的问题。为适合尊君和实用，北周新创了“重-等”的等级调节办法，由此冕服等级的君臣重合情况，以及九命的三公只服六章这类矛盾，得以缓解、淡化了。

什么是“重-等”呢？就是把衣服上的某几章画成两个，由此形成新的等差。例如皇帝名义上是衮冕九章，但是“衣重宗彝”，就是说衣上的宗彝画了两个；“裳重黼、黻”，裳上的黼、黻也各画了两个。多出了3个图样，与九章合计就成了“十二等”。皇帝八章山冕，衣重火与宗彝，裳重黼、黻，多了4个图样，与九章合计也是“十二等”；七章鷩冕，衣重三章(即华虫、火、宗彝)，裳重黼、黻，也是“十二等”。可见皇帝的衮、山、鷩三冕，名义上与诸侯同是九章、八章、七章，可实际又暗寓“十二”之意，皇帝依然高于诸侯。

臣下的情况与之类似。诸公的山冕八章与诸侯通用，然而诸公的山冕“重宗彝”，名为八章，实际图象有九，为九等。则诸公的山冕八章九等，诸侯的山冕八章八等，高下立判。同理，诸侯的鷩冕七章与诸伯通用，然而诸侯鷩冕亦“重宗彝”，为八等，则诸侯鷩冕七章八等，诸伯鷩冕七章七等，也尊卑分明了。而且诸公的6种冕服，除方冕外，其余五冕的章数依次而降，但等数都是九等；诸侯的5种冕服，除方冕外，其余四冕的章数依次而降，但等数都是八等。诸伯、诸子、诸男的情况，以此类推。还有，旒数的安排不与章数相应，而与等数相应：诸公之服八章九等，其冕俱九旒，旒数同于等数；诸侯之服八章八等，其冕俱八旒，旒数同于等数。此外还有服数，即诸公服九、诸侯服八之类，也与等数相应。

唐人贾公彦曾设想存在着一种“小章”，它能解决冕、章相同而身份不同的问题[92] 。北周的“重-等”之法，所发挥的就是类似“小章”的那种等级微调作用。兹将北周章数、等数、旒数、服数及命数列为下表：



皇帝
象冕十二章，衮冕九章，山冕八章，鷩冕七章，十二旒、十二等、十二服

正九命
诸　公：衮冕九章， 九等，九旒，服九
三　公：火冕六章，九等，服九

正八命
诸　侯：山冕八章， 八等，八旒，服八
三　孤：毳冕五章，八等，服八

正七命
诸　伯：鷩冕七章， 七等，七旒，服七
六　卿：藻冕四章，七等，服七

正六命
诸　子：火冕六章， 六等，六旒，服六
上大夫：绣冕三章，六等，服六

正五命
诸　男：毳冕五章，(五等)，五旒，服五
中大夫：绣冕三章，五等，服五

正四命

下大夫：绣冕三章，四等，服四




在此表的诸臣部分，三公虽火冕六章，但九等九服与其官阶九命相应；三孤虽然毳冕五章，但八等八服与其官阶八命相应。由此冕服等级向命数更多地倾斜了。千百年前《周礼》冕服等级，不大容易跟现实政治行政丝丝入扣，难免对现行等级秩序造成扭曲。北周使用的九命官阶，是由九品官品变换而来，它真实体现了本朝的官爵高下，真正与官职的权力、责任和上下统属关系相称，从而合于行政之需。然而源于《周礼》的冕名与章数，却不合于命数。正七命(相当官品三品)的六卿是部长级的职位，只给一顶四章藻冕，看上去低了三级，官场中很不方便，官僚肚子里也不痛快。皇帝的尊严要保证，官儿也不能无故委屈了。统治者着眼于实用，引入“等”来弥缝其间，让等数与命数一致，还让服数也跟命数一致。这样，冕名和章数所引发的等级扭曲，就大为缓解了。

现在我们更清楚了，就是为此，北周也一定要多造出两冕来。排比一下就知道了，必须增加两冕，才能保证三公服九、三孤服八呢。在命数、旒数、章数、等数、服数五项指标中，已有四项跟现行等级秩序一致了，实用性大为增强。在冕服上兼顾方方面面，非得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不可。这跟国计民生到底有多大干系，真的很不好说，不过君臣似不认为那是浪费精力，他们乐此不疲。

北周地处文化落后、胡风浓厚的关中地区，却有如此之高的改制热情，这情况真是很叫人惊讶。并不是所有偏居一隅的小政权，都有类似景象的。孙吴没有，蜀国没有，东晋也没有。孙吴制度，大抵不过追随曹魏而已；蜀国自称继汉，制度上无所作为；东晋呢？倒有不少减损官制礼制的举措。那么如何认识北周改制呢？我们认为这仍是大局势所促成的。首先，南北朝的历史已走出低谷而呈向上气象，各政权都出现了创制热潮。北周改制就是这个热潮的一部分。北周的高涨的创制热情，依然显示了那个政权的蓬勃活力。

南北朝的创制高潮，既是政治行政需要推动的──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政治变迁了；也是文化需要所推动的──王朝希望通过“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弘扬中华正统。舆服复古主要是服务于文化需要的。中古时“种族与文化”是政治史的主题之一。在各政权的生死竞争中，文化号召和文化正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那么文化需要也就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经典所记载的古礼，“服周之冕”的行为，在这个时代还能保持神圣性和感召力。(宋明就不同了，由于观念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趋势，古礼古制的感召力大为下降，详见本文第九节。)两个因素的结合，就在此期促成了礼制复古的又一高潮，而且一直持续到唐中期。当然古冕古辂的等级安排，未必切合行政与风习，统治者还是要做些具体调整的；但为迫切的文化需要，他们也愿意容忍二者间一定程度的脱节，毕竟古冕古辂无关国计民生，只是一种文化粉饰而已。

后人对北周改制的评价，贬抑居多，将之说成是“以古礼文饰胡俗”，斥其“怪诞固非有言语所能喻者”。这些评价固然不错，然若北周该打一百板子，宋明帝、梁武帝怎么也得给二三十板子吧。宋孝武帝、宋明帝车服复古，梁武帝起用大裘，陈文帝制造五辂，这跟北周的舆服改革，异曲同工。若是凡华夏就好，凡夷狄就糟，岂不有悖民族平等原则了。前人叙此期制度进化大势，往往给人以江左、关东冷静清醒、唯北周神经错乱的印象。其实不全是那么回事，当时大家都在头脑升温，北周温度较高而已。而且直到隋唐，仍然接着北周搞冕服复古呢。新莽、北周都是周礼复古的典型，可比较之下，北周还是比新莽理性多了。通过“吾从周”的复古来标榜“关中本位”，其实是个很实用的考虑。对“关中本位”的政治意义，陈寅恪先生有很好的论述。偏处一隅的北周在“复古”上反而走得最远，是有意以高调的文化标榜，弥补其偏处一隅的文化劣势。若说王莽是热昏了头，北周还没烧到那个程度。

而且北周冕服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又实行了多久，都很可质疑。周武帝577年灭齐，东西礼制得以交流，北周君臣得以更详细地了解北齐制度，这说不定就使北周冕服更显特别了。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93] 王仲荦先生云：“按北周虽行《周礼》，君臣大礼服冕，以千载之下，而著千载以上之古衣冠，过于迂怪，故周宣帝又改用汉魏衣冠也。”[94] 陈寅恪先生指出，“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95] 按照两位先生的说法，这“服汉魏衣冠”，乃是专就放弃《周礼》古冕而言的。《隋志》云周宣帝大象元年增冕至二十四旒，服至二十四章，此冕大约已是晋以来加于通天冠上的平冕了。

但在周宣帝受朝露门那天之后，北周朝廷的常服仍不是“汉魏衣冠”。《隋书·礼仪志六》叙毕北周冕服，后面又有这么一句：“后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推测这“后令”的发布，大约在周武帝末年(宣政元年)或周宣帝的时候。这种“冠形如魏帢”的常服，恐系一种来自胡服的服式，它跟皇帝的“常冠”用于同类场合；皇帝“常冠”也是类似幞头的东西，源于鲜卑风帽。北齐本来也使用类似常服，北周“文武俱著常服”后，东西常服就差不多少了[96] 。直到唐朝，常服依然如此。原始意义的“汉魏衣冠”，这时已趋消歇。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大致说来，北周后期祭祀仍用冕服[97] ，元会朝贺等大概兼用“汉魏衣冠”，其余则用“常服”。

七、隋朝六冕与“自鷩之下不施于尊”
隋文帝甫即位，即宣布废除周制，并有一系列的制度更革。在隋朝君臣规划制度时，被宣称作为参考者的，大致有四：第一是礼经之说[98] ，第二是“汉魏之旧”或“汉晋之法”[99] ，第三是北齐制度，第四是南朝制度[100] 。与此同时，北周的创制其实并没有全部废除，依然有一些周制的因素在发挥着曲折影响，甚至被隋朝直接承用了[101] 。所以北周制度，实际构成了影响隋唐制度的第五个因素。以上诸端，就是隋朝礼制的五个依据和来源。

具体到冕服上，隋朝的变迁趋势可概括为二，第一是上承北周又回归于《周礼》，第二是远离《周礼》而回归于汉明帝的“六冕同制”。读者肯定觉得这两点是彼此矛盾的，然而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我不这么概括也不行。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探讨，一个是皇太子服不服衮冕的问题，一个是冕服等级上诸侯与诸臣的相对地位变化问题。下面逐项讨论上述四点。

先来看隋初的冕服结构吧。《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记，开皇初隋文帝“将改周制”，“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其时所定冕服制度如下：

皇帝
衮冕
十二旒，九章，十二等

皇太子、王、公、三公
衮冕
九旒，九章

侯

伯
鷩冕
八旒，七章，八等

七旒，七章，七等

子

男
毳冕
六旒，五章，六等

五旒，五章，五等

三品

四品

五品
冕
七旒，三章，七等

六旒，三章，六等

五旒，三章，五等

六至九品
爵弁



* 冕，《通典》卷五七《礼十七》作“绣冕”。



回顾北周冕服制度：北周皇帝也用衮冕九章，但同时又有象冕十二旒十二章，周宣帝一度用衮冕二十四旒、服二十四章；而从上表可以看到，隋朝的开皇制度，又回归于《周礼》的衮冕九章了。乍看上去，周隋皆用《周礼》，然而北周做了“创造性发展”，隋文帝则谨守郑玄九章；不过细考其事，还不全是这样。开皇制度，表面上皇帝的衮冕仅九章而已，其实又是暗用十二章的。因为，《隋志》又记载皇帝的冕服其衣“重宗彝”，其裳“重黼黻”，这就又多出了三章。不用说，这仍是北周的“重-等”老套，从北周制度说这叫做“十二等”。虞世基把“衣重宗彝，裳重黼黻”说成隋朝新创，不是数典忘祖，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102] 。

开皇制度在臣下冕服方面，对北周“重-等”之法也照用不误。例如，同是鷩冕七章，除了让侯八旒、伯七旒外，还让八旒者之衣“重宗彝”，以示侯比伯略高一头；同是毳冕五章，除了让子六旒、男五旒外，还让六旒者之裳“重黻”，以示子比男略高一头。可见北周一些创意仍被暗中沿用了。又如《周礼》六冕最低等的是玄冕一章，而开皇冕服无玄冕，至 冕三章而止，其下就是爵弁。这种处理也是上承北周的，北周冕服的最低一等不是玄冕一章，而是绣冕三章，其下就是爵弁了。“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这类记载，给了后人很大误导，让人误以为到了隋初就周制尽废了，实不尽然。《隋志》还说“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然而东齐何来鷩冕、毳冕、 冕之制？只看见“采用东齐之法”一句，却不考详情，难免就做出简单的判断，误以为隋初尽废周制而用齐制了。

《隋志》云，隋文帝“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黹，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由“大裘毳黹，皆未能备”看，隋文帝所规划的冕服并没完全实施。同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从《隋志》上文，能否认为由于“平陈得其器物”，隋廷“大裘毳黹，由此皆备”了呢？恐怕还是不能的。宋明帝所定冕服也是很“迂怪”的，没有被齐梁陈采用；梁武帝虽然启用大裘冕了，却没有尽复诸冕；陈朝的冕服种类，应同梁制之旧。所以隋朝平陈所得衣冠法服，应泛指陈朝皇帝与皇室所使用的多种冠服；若只就冕服而言，我想最多只有大裘冕而已，应不会有毳冕、黹冕在内，因为南朝并没有制造毳冕、黹冕。所以隋朝“衣冠法服，始依礼具”，也是泛指多种衣冠，并不能认为隋朝的冕服也由此而备了。那么所谓“北周因子”对隋初冕服的实际影响，大于梁陈。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又决意“宪章古制，创造衣冠”了，而且比开皇那次认真多了。据《隋志》记载，其时君臣对古制做了全面梳理，当时所参考的古籍历历可见。其时所定冕服等级，略如下表：



皇　帝
大裘冕
无章无旒

衮冕
十二旒九章(十二章？)

皇太子、诸王、三公摄祭者
衮冕
九旒九章

三品及公侯助祭
鷩冕
七旒七章

四品及伯助祭
毳冕
五旒五章

五品及子男助祭
冕
四旒三章

一至五品祭其私庙
玄冕
三旒三章




面对以上表格，我们更怀疑“北周复古至隋而止”这类说法了。开皇制度没有大裘冕、没有玄冕，比《周礼》六冕是简化了的，而大业制度则均予补足、使之齐备。隋炀帝这种补足齐备做法，显然仍是在走“复古”路线。就严格意义的《周礼》六冕而言，北周自有创造，其冕达14种之多，并不是《周礼》六冕之旧；那么就可以认为，自从《周礼》编定以来直到大业年间，王朝才初次把六冕真正依原样备齐了！大业冕服之法，梁陈没有，北齐没有；它半承北周、半用《周礼》，或说是北周余波和《周礼》经注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也可证明，我们的“隋朝礼制五源说”不是凿空作论：除北齐、梁陈以外，隋朝的冕服既承北周、又用《周礼》。“北周”与“礼经”，也分别构成隋朝冕服制度之二源。此外我们还把汉魏(或汉晋)因素，也看成一源，这些情况，在大业舆服改制所参考的典籍上，都可以反映出来。据《隋书·礼仪志七》，大业年间舆服改革所参考的典籍，经传类的有《周礼》、《仪礼》、《礼记》、《礼·含文嘉》、《古文尚书》、《诗》、《大戴礼记》等；小学著作有《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广雅》等；先秦古书有《逸周书》、《尉缭子》等；两汉魏晋南朝的学人著作有伏生《尚书大传》、《淮南子》、刘向《五经通义》、班固《白虎通义》、许慎《五经异义》、蔡邕《独断》、阮谌《三礼图》、《士燮集》、傅玄《傅子》、《晋太常卿挚虞集》、雷次宗《五经要义》、徐爰《释疑略》、《释问》等；典志故事类有《汉杂事》、应劭《汉官》、董巴《大汉舆服志》、《魏台访议》、徐广《车服杂注》、《晋令》、《晋中朝大驾卤簿》、《晋咸康元年故事》、《晋东宫旧仪》、《晋公卿礼秩》、《宋起居注》、《梁令》等。此外被引述的还有张衡、孙叔然、郭璞、蔡谟等人。我想这足以显示，礼书，以及汉魏晋的学人著述及故事典章，都是隋朝大业舆服制度之所本，“宪章古制，创造衣冠”并非虚辞。

上承于南北各方的制度发展，对诸种资源做充分利用，所以隋朝的“制礼作乐”有了“百川归海”之势。当然在诸源之间，隋廷君臣仍是要剪裁取舍的。《周礼》六冕至大业而齐备；然而种种的调整损益，又使之似是而非了。由此又有了第二种趋向，即本节开头所说，远离《周礼》而回归于汉明帝“六冕同制”的趋向。详下。

《隋书·礼仪志七》云：“礼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节级服之。开皇以来，天子唯用衮冕，自鷩之下，不施于尊，具依前式。”“礼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节级服之”这段话中所说的“礼”，并不是隋礼，而是古礼，即《周礼》及郑玄注。在《周礼》及郑玄的冕服等级安排下，存在着君臣冕服重合现象，甚至高低倒置的可能，所以是否服鷩冕以下是举足轻重的：若服鷩冕以下，则冕服等级属“多列式”；若不服鷩冕以下，则冕服等级变质为“单列式”。这关系到对周冕等级的通用性是承袭还是搁置的问题。隋炀帝既决意“具依前式”，“自鷩之下，不施于尊”，那么开皇、大业的冕制走向，就可以定性为向汉明帝“六冕同制”的回归。只是诸冕仍冠以鷩冕、毳冕、 冕、玄冕的虚名，仅此不同汉晋而已。

大业制度在向“六冕同制”回归，就是从章数安排看也是如此。开皇年间的衮冕，是只有九章的，这是在沿用北周衮冕九章的旧法。而大业年间君臣探讨服制时，虞世基便出来指出衮冕九章之殊不可取：日月星三章是天子的神圣象征，“自古有之，理应无惑。周执谦道，殊未可依！”“先王法服，不可乖于夏制”──按郑玄的说法，虞夏冕服是用十二章的；周朝的九章是一种“谦道”，大隋不可承用周法，而应当仁不让地用虞夏十二章。至于开皇年间“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以十二等弥缝九章的做法，虞世基也不满意，指其“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亦不可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呢？虞世基的脑袋很机灵，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左右髆上(即肩膀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再加上衣五章、裳四章，“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也”[103] 。衣五章裳四章的做法并不违反郑玄，日月星三章是另画在肩膀上和后领下的，那么你说这是九章也可以，说是十二章也可以，两头堵。九章是周制，十二章是虞夏之制。

梁武帝的十二章，对日月星三章也做了特殊处理，兼顾虞、周的。其具体办法是日月星辰为一组，衣五章为一组，裳四章又为一组，参看本文第五节。可见南北君臣想到一块去了。那么隋炀帝的衮冕实为十二章，而那不正是汉明帝的衮冕十二章旧制么？北周及隋初用“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凑成十二等的办法太绕弯子，让人觉得皇帝既想用十二章之数、又不敢违备郑玄所说的周九章，只好偷偷摸摸地暗渡陈仓；隋炀帝既在事实上用了十二章，那么“重-等”之法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成为废品了。相应地，臣下冕服也跟着取消了“重-等”安排。表面在冠冕堂皇地复古，然而略施小技，则意义大异。到了李唐，君臣就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日月星三章迳依虞世基的办法处理，但直接说成衮冕十二章，衣八章而裳四章。

下面是本节第三个问题，即皇太子朝贺服冕问题。皇太子朝贺服冕之制，在各代各政权中时废时行，历经曲折。魏晋无太子服冕朝贺之制。在十六国的前燕，曾有人建议太子服衮，燕主慕容隽回答是：“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104] 依“尊君”之义回绝其议。宋明帝泰始年间丘仲起、陆澄等根据《周礼》公可以服衮入朝的说法，认为其制可行，太子朝贺服冕一时成为制度[105] 。然而“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北周依照周礼，皇太子朝贺可以衮冕九章，然而到了开皇年间，“复遵魏、晋故事”。大业中牛弘奏言：“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许善心则认为“皇太子遂著远游，谦不逼尊，于理为允”。两下斟酌，隋炀帝“竟用开皇旧式”[106] 。有人认为隋廷不肯依《周礼》让太子服冕朝贺，意在排斥北周。可是《周礼》本无太子服冕朝贺的明文，所以这个解释是很飘渺的。允许太子衮冕朝贺也好，让太子著远游冠朝贺也好，其实都是出自尊君考虑。在那个特定时期，两相权衡，不令太子“逼尊”更为可取。想想隋朝及唐初皇帝与太子的微妙关系吧，未雨绸缪并不是杞人忧天。

下面是本节第四个问题，即诸侯和诸臣的冕服安排问题。大业中虽六冕齐备，然大业冕服结构与《周礼》冕服结构的相异之处并不是没有。《周礼》的诸侯等级是公、侯伯、子男三等；大业冕制的诸侯等级，却是王、公侯、伯、子男四等。周爵和隋爵各自服从于不同的政治秩序，隋廷更情愿按本朝现实政治需要来安排冕服等级。进而比较北周、开皇和大业的冕服等级，还能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动，就是诸侯和诸臣的相对地位变化。列表如下：



北周冕制
隋开皇冕制
隋大业冕制

诸侯
诸臣
诸侯
诸臣
诸侯
诸臣

诸公衮冕九章

王公衮冕九章
三公衮冕九章
王衮冕九章
三公衮冕九章

诸侯山冕八章






诸伯鷩冕七章

侯伯鷩冕七章

公侯鷩冕七章
三品鷩冕七章

诸子火冕六章
三公火冕六章





诸男毳冕五章
三孤毳冕五章
子男毳冕五章

伯毳冕五章
四品毳冕五章


六卿藻冕四章






大夫绣冕三章

三至五品 冕三章
子男 冕三章
五品 冕三章


士爵弁

六至品爵弁






那么一个重大变动，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从北周经开皇而大业，诸侯地位不断下降，诸臣地位则稳步上升，直到双方并驾齐驱。在北周，诸臣中最高的三公止有六章；在隋开皇年间，诸臣中的三公上升到与诸侯序列中的王公同等的地位，都是衮冕九章了，但三品以下官仍在子爵之下；到了隋大业之时，四级诸侯与四级诸臣，级级相应了。再去看更多的相关史实：魏晋王朝恢复了五等爵制度，在《魏官品》中，王公侯伯子男在第一品，五等爵全部高居官品之首；而在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隋朝大业官阶中，王与一品同服，公侯与三品同服，伯与四品同服，子男与五品同服。还可以看一看南朝的《陈官品》，其中王爵一品，公爵二品，侯爵三品，伯爵四品，子爵五品，男爵六品[107] 。就是说无论南北，五等爵的官品都大为下降了。爵级与官品是相对的。爵级在官品序列中向下舒展开来，反过来说就是品官地位的相对上升。

五等爵的复兴是魏晋南北朝制度史的重要变动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它出自儒家大族司马氏的复古理想[108] 。唐长孺先生观察中古诸王的特殊权势，提供了一个精彩论述：这意味着皇帝以第一贵族代表的姿态君临天下了，“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109] 。其实这与五等爵问题可一并观察。

我们认为，王朝在规划等级品位时至少有两种考虑：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前者基于政治运作和日常行政的需要，后者则基于安排地位和赋予身份的需要。基于运作考虑将有一种等级安排，比如通过官阶来确任责任轻重、权力大小和行政统属关系等；但皇帝不光考虑这些，他还得通过身份安排来分配权势利益，保证臣下效忠。好比一个老板，除了按责任、报酬安排员工等级外，他还得有若干心腹、亲信或党羽吧？这些人的身份事实上另有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隐性的，在古代则是显性的。五等爵就是这样一种基于身份考虑、具有“效忠机制”意义的显性品位序列。

魏明帝时尚无五等爵，但其损略冕服时，拿诸臣开刀却不动诸侯，目的便是维护宗室和亲信利益，他们大抵是封爵的拥有者。晋初“五等封爵，皆录旧勋”，封授对象都是开国功臣，或者他们的子孙后嗣，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构成了一个庞大封闭的既得利益集团[110] 。日人或谓此后“封爵是保证政治特权的第一位因素”[111] 。世入魏晋皇权不稳、政治动荡，其时统治者安排等级，身份考虑自然要重于运作考虑，这就招致了以王爵尊崇宗室皇子、以五等爵维系亲信的做法，以强化“效忠机制”。在官品安排上，五等爵级最初被置于九品官品的顶端，作为行政官僚的品官则相对处于较低地位，便是此期王朝安排等级时身份考虑重于运作考虑的表现之一。进而，在冕服安排上诸侯高于诸臣，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

而南北朝后期，出现了皇权重振、官僚政治复兴的历史性转折，权贵集团的封闭性和身份性被打破了，因军功和事功而得爵者与日俱增，等级安排转而向运作考虑倾斜，身份考虑淡化，五等爵的功绩制色彩越来越浓，并逐渐向官品靠拢，在品级分布上舒展开来。这样一种变动波及到冕服等级上来，就是诸臣地位上升，诸侯地位下降，两个序列趋于合一。其实北周已在利用服数、等数，来使诸臣身份贴近于命数了。开皇冕制中诸臣的地位仍然偏低，所以仍要沿用北周“重-等”之法作为微调；大业年间诸臣地位已与官品相当，就是为此，“重-等”之法也无必要了。

八、唐初复古与君臣冕服冲突的解决
叙毕隋朝，不妨提出一道智力题来：请根据由汉到隋的冕服变迁轨迹，来预测李唐朝廷的冕服变动方向。读者们将如何判断的呢？它将承用隋制呢，还是远采汉魏？它是继踵江左呢，还是追随东齐？也许有人成竹在胸，也许有人踌躇犹豫。那么来看史料记载吧。

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唐制，天子冕服有大裘之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侍臣冕服有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兹将其等级安排列表如下：




大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绣冕
玄冕


皇帝
无旒无章
十二旒十二章
七章
五章
三章
一章


一品

九旒九章






二品


七旒七章





三品



五旒五章




四品




四旒三章



五品





三旒一章


六至九品






爵弁




表中的玄冕的旒数原阙，据孙机先生意见补[112] 。《新唐书》所记诸冕的旒数，出自《开元礼》，与此《旧唐志》不同；或云《旧唐志》所记服制“不知所据”，其实应是依据《武德令》的[113] 。

对前面那道题，现在来看谜底，并对照自己预拟的答案吧。我们觉得，唐初冕服的“复古”倾向，是令人惊讶的。如前所述，隋朝初次实现了“六冕齐备”，不过实际又变成了“单列式”结构，即“六冕同制”体制。而武德冕制就不一样了，不但其六冕名称谨守《周礼》──这一点倒是上承杨隋──而且在冕服等级结构上，竟然做到了君臣五冕的全部上下通用！虽然各级品官只有一种而不是多种冕服，这一点不同于《周礼》；天子衮冕非九章而为十二章，这一点不同于郑玄；然而其列表依然拥有一个横向的宽度，所以其结构仍属“多列式”，合于《周礼》及郑注。这不但越过杨隋而上承北周，甚至比北周走得更远：北周的君臣间不过三冕重合而已，且皇帝只与诸侯重合，不与诸臣重合；而武德冕服体制，其五品以上(即玄冕以上)皇帝与诸侯、诸臣全面重合。《周礼》五冕的君臣通用规则，于千载之后，终于在李唐得到了充分贯彻。

而且还有必要提示如下细节：照《周礼》郑玄注，天子五冕虽与臣下通用，但旒数上君主依然高于臣下；可李唐五冕比郑玄走得更远，天子与品官有四冕旒数居然是一样的。虽《旧唐书·舆服志》等史书未记武德时皇帝其余四冕的旒数，只记其衮冕十二旒而已，然而我们有办法补足它。考唐代品官旒数有两种安排：武德制以九、七、五、四、三为差，《开元礼》以九、七、六、五、四为差。由于两种排列中，后四冕的旒数皇帝都同于品官，那么武德制度中的天子旒数，应以十二、七、五、四、三为差[114] 。兹将《周礼》郑玄注与两《唐书》的冕旒级差，制成下表以供比较：





衮冕
鷩冕
毳冕
绣冕
玄冕

《周礼》

郑玄注
天子
十二旒
九旒
七旒
五旒
三旒

臣下
九旒
七旒
五旒
四旒
三、二、一旒

《旧唐志》
皇帝
十二旒
七旒
五旒
四旒
三旒

臣下
九旒
七旒
五旒
四旒
三旒

《新唐志》
皇帝
十二旒
八旒
七旒
六旒
五旒

臣下
九旒
八旒
七旒
六旒
五旒




不难看出，唐朝冕制下有四冕君臣旒数相同，而这比《周礼》郑注的君臣差距更小，更能体现所谓的“如王之服”！当然，这旒数相同现象另有原因，皇帝是把九旒一级留给皇太子了，可参第九节。皇帝把“九旒”一级留给了皇太子用，他自己所用冕没有九旒一级，其鷩冕以下诸冕的旒数依次而降，变成了七、五、四、三，和后来的八、七、六、五，就与臣下冕旒相同了。事情由皇太子而起，客观上则使“多列式”的固有矛盾更为尖锐，加大了君臣间的服制重合程度。

我们之所以对唐初冕制变迁感到惊讶，是因为曾被灌输了一个印象：杨隋代周之日，就是北周复古的闭幕收场之时，《周礼》从此无人问津了。其实不然，北周冕服复古倾向在唐初继续波荡着，且其君臣通用程度比北周更大。那么来做一个回顾：从《周礼》那种君臣通用的“多列式”冕服，到汉明帝的“六冕同制”体制，是一个转折；从“六冕同制”到北周三冕的君臣通用，又是一次转折；隋朝不用鷩冕以下，复归于“六冕同制”，又是一次转折；而唐初冕服，又转回到“君臣通用”和“多列式”这边来了。

孙机先生还指出了唐代冕服用途扩大、兼做礼服的情况：“从晋代以后，冕服又不复专用于祭祀。……至唐代则皇帝践阼、纳后，亦服衮冕。所以这时的冕服只应被看作是一种隆重的礼服。”[115] 按，《周礼》六冕用于多种祭祀和礼仪的，汉明帝的衮冕则仅用于天地、明堂祭祀，范围缩小。晋南朝的衮冕用途复有扩大，除祭祀外，正旦、朔望和临轩亦用衮冕。宋明帝五冕，也有明显的扩大用途意向。北魏孝文帝服衮冕“朝飨万国”，北齐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出宫行事、正旦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服衮冕。北周诸冕各有其用，用途继续扩张。隋帝既不用鷩冕以下，则祀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雩、蜡、封禅、朝日、夕月、宗庙、社稷、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通用衮冕[116] 。李唐六冕，又各用于不同典礼了。兹据《周礼》、《隋志》和《旧唐志》，制成下表以供比较：



《周礼》
北周十冕
李唐六冕

大裘冕
祀昊天上帝、五帝
苍冕等
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朝日、夕月、祭神州、社稷
大裘冕
祀天神地祇则服之。

衮冕
享先王
象冕
享先皇、加元服、纳后、朝诸侯
衮冕
诸祭祀及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

鷩冕
享先公、

飨、射
衮冕
享诸先帝、大贞于龟、食三老五更、享诸侯、耕籍
鷩冕
有事远主则服之。

毳冕
祀四望山川
山冕
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
毳冕
祭海岳则服之。

希冕
祭社稷、五祀
鷩冕
群祀、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
绣冕
祭社稷、帝社则服之。

玄冕
祭群小祀
韦弁
巡兵即戎
玄冕
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则服之。




可见孙机先生所说唐代冕服的用途扩大，也是上承北周的，北周冕服的使用范围是扩张了的。周锡保先生列举了冕服的44种用途[117] ，那多半是北周和唐代的情况。冕服用途的扩大，当然与“复古”热情成正比的。

唐前期的制礼作乐和古礼复兴运动，确实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除冕服外，李唐朝廷在明堂、郊祀等方面还有很多围绕古礼的讨论和举措，官制也时不时出现“周礼复古”现象。究其原因，第一、历史早期“古礼”在儒生心目中所具有的号召力和神圣性，此期依然有相当的存留；第二、南北朝的政治复兴带来的“制度创新”浪潮，在唐前期依然余波不息；第三、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分裂、衰落和“胡化”之后，古礼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得到了人们的特别看重，体现了强烈的“寻根”和“正统”意识。“制礼作乐”乃是“盛唐”的盛饰。

唐前期统治者一意复古，并不在意“古礼”可能造成的等级扭曲。可是千载之前的古礼，难免与政治现实方枘圆凿。假如天子冕服依典礼而异，臣下的冕服却依身份而异，我们已指出这是将造成君臣冕服的等级倒置。武德冕服全面复古后，“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那种情况真正横在君臣面前了。唐初百废待举，对此“隐患”人们似乎视而不见。矛盾是在唐高宗时尖锐化的。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于志宁、许敬宗等一批大臣，为冕服上的“君臣不别”挺身而出，高调发难。

长孙无忌等首先请遵汉魏传统，用衮冕取代大裘冕。表面依据是《礼记·郊特牲》等经文，真意恐怕是大裘冕无章无旒，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威严高贵吧。随即，长孙无忌等痛陈现行冕制的君臣倒置之弊：



又检《新礼》，皇帝祭社稷绣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谨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亚献，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舆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据《周礼》云：“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诸小祀则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礼义宗》，遂有二释。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与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天子以十二为节，义在法天，岂有四旒三章，翻为御服？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便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如其降王一等，则王著玄冕之时，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周礼》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汉魏以降，相承旧事，皆服衮冕。今新礼亲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唯临事施行，极不稳便。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118]



由此可知，唐制，诸臣冕服不因礼典类别而异，却依个人品级而定。皇帝祭社稷时服绣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时服玄冕三旒无章，可这绣冕、玄冕“是四品五品之服”，弄得皇帝“同于大夫”了。而且在这时候，承担亚献的一品三公服衮冕九章，助祭的二品官服鷩冕七章，三品官服毳冕五章，皇帝倒只有绣冕三章，“君少臣多”，尊卑倒置。祭日月时的情况更难容忍，品官依旧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不变，皇帝又得屈就三旒无章的玄冕，可玄冕仅仅是五品之服啊。皇帝如此委屈，臣子很生气，问题很严重！长孙无忌等尽力做义愤填膺状：“岂有四旒三章，翻为御服？”“君少臣多，殊为不可！”

古人也不笨，尽管凤毛麟角，仍有人预见到了《周礼》冕制所将造成的麻烦，例如长孙无忌等所征引的《三礼义宗》。此书颇为唐人所崇[119] ，系南北朝时经师崔灵恩所作。崔灵恩面对君臣冕服倒置，想出来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然如长孙无忌所云，“降王一等”照样会有尴尬。比如皇帝服最低等的玄冕祭祀时，三公及三公之下的助祭者若再“降王一等”，就只好去服爵弁了，而爵弁是六至九品官的最低等礼服。这就是长孙无忌所说的“王著玄冕之时，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大概就因为会造成“贬公卿”，向来就没人申说“降王一等”。崔先生的第二个办法是“悉与王同”，即皇帝服衮冕，臣下就跟着服衮冕；皇帝服鷩冕，臣下就跟着服鷩冕，亦步亦趋。然而“悉与王同”，还不是一样地“屈天子”么？原则问题上长孙无忌等仍不让步：“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便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

孔颖达也有个说法与崔灵恩的“悉与王同”相类，但范围较小、只涉及希冕、玄冕：“凡此诸侯所著之服，皆为助祭于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从王祭祀小祀，虽有应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120] 所谓“皆服已上之服”，即《周礼》所载诸侯和诸臣可服的最高冕弁，也就是公之衮冕、侯伯之鷩冕、子男之毳冕、孤之希冕、卿大夫之玄冕、士之皮弁。孔颖达所说的“大祀”、“小祀”，也就是郑玄所说的“大祭”、“小祭”：“玄谓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121] 大祭之时，由于天子所服为大裘冕、衮冕，所以即令助祭者服其最高冕服，也不会超过天子，“皆服已上之服”问题不大；而小祭之时就不一样了，天子依礼服希冕、玄冕，这时候臣下若服其最高冕服，则公之衮冕、侯伯之鷩冕、子男之毳冕必然超过天子。孔颖达觉得这一点不好接受，便给出了一个小祭则臣下“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的对策。“逐”有追随之意，大约就是“悉与王同”的意思吧。就是说孔颖达在大祭上遵从《周礼》旧解，对小祭之冕服则别出心裁，采用了与崔灵恩“悉与王同”相类的办法。

崔灵恩一个人就提供了两种不同设想(“遂有二释”)，孔颖达的解决方案又与崔灵恩有异。可见他们的看法都只是一家之言，不是公论。《武德令》所用经说与崔、孔不同。可以推测，《武德令》的处理才代表了南北朝隋唐经学家的主流意见，所以才会被法令制订者采用。我们觉得，《武德令》的处理与《周礼》及郑注相对接近，而崔、孔之言明显是为迁就政治现实而提出的异说、曲说。孔颖达的话中有“若其从王祭祀小祀，虽有应著上服……”一句，这“虽有应著上服”就暴露了他的心虚，因为他实际无法否认，依《周礼》的旧解，小祭也是“应著上服”的(即，小祭时臣下也是“皆服已上之服”、服其最高之冕的)；后文小祭“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是他自己塞入的私货。也是为此，孔颖达只说大祭如何、小祭如何，至于中祭该怎么办他就不多说了。他知道说得越多越麻烦，私货多了过于显眼，就要招讥刺了。

崔氏(及孔颖达)的曲说固然煞费苦心，然而《周礼》及郑注明文俱在，想说通没那么容易。正如长孙无忌所言：“求其折衷，俱未通允。”长孙无忌的态度十分鲜明：现行等级秩序不容扭曲，天子屈不得、公卿也贬不得。那就只能拿《周礼》开刀了。凡是先帝所定就得永远坚持么？凡是《周礼》所载就字字是真理么？就算王朝缔造者唐高祖用《周礼》，继体之君用不着按既定方针办；就算《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事涉君臣名分，经典也只能割爱：“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虽凭《周礼》，理极未安”，“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

这番话唐高宗一定会心入耳，故从善如流，随即“制可”。“自是，鷩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鷩冕以下诸冕，从此被皇帝搁置一旁了。皇帝既不用鷩冕以下，则“多列式”结构立刻变质为“单列式”，等于回到隋炀帝大业冕制去了。

大裘冕一时未废，不过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南郊，中书令张说以一种聪明委婉的方式再次提出了问题：“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随后造了大裘冕和衮冕两个冕，让皇上自个儿挑。皇上一看，“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不用之”。从此郊天亦用衮冕了：“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著在令文，不复施用”[122] 。汉明帝的衮冕十二旒郊祀之法，其“六冕同制”的“单列式”冕服结构，至此全部恢复。南北朝以来的六冕复古浪潮，至此转趋消歇；冕服的变迁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归于汉明帝永平制度了。

尊君和实用，就是这样压倒宗经和复古的。对此还有个有趣的例子可一并观察。祭祀礼制中，五方帝本来也称是“天”的，合昊天上帝为“六天”。然而武则天下令五方帝不得称“天”而改称“帝”，唐德宗又下令祭祀五方帝的祝文皇帝不称“臣”，因为“统天御极，则朕位攸同”，皇帝与五方帝是平起平坐的[123] 。天大地大不如皇帝的尊严大，五方帝尚且如此，《周礼》六冕又如何能约束皇帝的自我尊崇呢。

“令文因循，竟不改削”、“虽著在令文，不复施用”的做法很有意思。宪法所载与现实所行，竟然各是各，两张皮。实已不那么做了，可法律仍那么写着，那面旗子还在打着，这就反映了经典与古礼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在下述事件中也能看到这一点。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孙茂道在一品官的衮冕上又挑出了毛病：“衮”是衣服上的龙，龙是帝王的象征，怎么能画到臣子衣裳上呢？“准《令》诸臣九章服，君臣服冕，章数虽殊，饰龙名衮，尊卑相乱！今请诸臣九章衣以云及麟代龙，升山为上，仍改冕名。”其议既出，时论纷议不定。仪凤二年(677年)苏知机继踵而来：“今请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舆服之，加日、月、星辰、龙、虎、山、火、麟、凤、玄龟、云、水等象。鷩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绣冕四章，五品服之。”苏知机的设想不但能拉大君臣距离，而且三公八章以虎为首，不再以龙为饰了。然而这意见又实在太“迂怪”，议者不肯附议，理由是“变周公之轨物，改尼父之法度”，弄得皇帝也不好贸然采纳了[124] 。

当然，冕服毕竟只用于礼仪而不涉国计民生，是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其间弹性是相当之大的。若事涉军国大政，那么只能服从政治需要，这时候君臣不会犹疑。比如，唐代冕服结构又显示，无论诸侯还是诸臣，其冕服皆以官品为本，不依爵级了。这种安排完全符合唐帝国的等级体制，即以官品为统一等级尺度的政治秩序。在这时候，历史早期“爵本位”体制的残余影响已充分淡化，“官本位”体制在华夏大地上已根深叶茂。

可以再次回顾一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历史变迁。周代贵族政治之下，爵级是身份的基本尺度。秦汉政治等级结构一变而为“爵-秩体制”，即二十等爵与禄秩并存互补。禄秩等级具有“职位分等”性格，有效服务于官僚政治行政；二十等爵虽有功绩制性质，但又游离于禄秩之外，保留了“爵”的传统性荣耀和贵族意味。这样一种局面，就向我们透露了秦汉帝国等级秩序的“二元性”，即早期贵族政治残留与新生官僚政治的并存。魏晋问世的九品官品，引人注目地把禄秩、爵级、将军号、散官融为一体，这种“一元化”趋势，乃是“官本位”不断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早期帝国“二元性”的衰落。然而魏晋的封爵、尤其是五等爵，一定程度上仍游离于“官本位”之外。魏晋王朝的冕服等级对诸侯与诸臣做不同处理，优待诸侯而贬抑诸臣，也显示了这个重要的情况。唐代五等爵已基本与官品贴合，成为一种官僚奖惩手段了，而且与爵相关的利益也比前朝为少。这表明官僚已成为无可质疑的支配阶级，贵族因素的政治重要性继续低落。唐初的制度规划者决意“与时俱进”，在冕服等级上采用“官品为本”原则，完全适合了时势变迁。

九、《周礼》冕制在宋明的余波
宋明冕服留下的史料更丰富，服饰史的研究空间变得更开阔了。本文却已近尾声，因为本文的主题只是《周礼》所记、郑玄所论的六冕制度。自唐朝“鷩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和废除大裘冕以来，那六冕制度已在变质、在衰微。宋朝继续着这个走势，而且尊君和实用倾向，成了冕服变迁的主导。本节略择四点，以概括《周礼》六冕在宋明的余波。第一是冕服等级功能的下降和应用范围的收缩，第二是大裘冕与衮冕的合一问题，第三是旒数由奇数降为偶数的意义，第四是冕服逐渐专属皇族的变迁。

先谈第一点。在姬周之时，“乘轩服冕”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在汉魏南北朝，皇帝赐予黻冕也是一种重大的恩宠。唐朝冕服依然保持了强烈的个人属性，不但用于朝仪而且用于家礼。例如，五品以上官僚的儿子二十而冠、冠礼三加，其时以父同级的冕服加冕，以示子承父位、冠冕不绝。婚礼亲迎时用冕服，私家祭祀亦用冕服。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在部视侯伯，入朝亚卿尹，其车服皂盖朱轓，华虫七旒，进贤两梁冠，玉佩青绶。”[125] “华虫七旒”即鷩冕。冕旒服章，是官僚自矜自得的个人荣耀。

宋朝的冕服呢？我们先介绍北宋的冕服制度。北宋群臣的祭服以旒为别，省八旒、六旒之冕。九旒九章之祭服，亲王、中书门下、三公奉祀服之；七旒五章者，九卿奉祀服之；五旒无章者，四品五品为献官服之；无旒无章者，太祝奉礼服之。正像宋真宗时李坦所言：“助祭之官所服六冕、衣裳、画绣之等，多不依古制。”[126] 南宋又变成了八旒、六旒、四旒和无旒诸等(详后)。较之古制，宋朝的旒章等级简略而散漫。

进而从社会意义和等级功能看，宋朝冕服与唐以前也迥然有异了。官僚所服之冕服已丧失了个人属性，纯是祭祀时的礼服。戴什么旒冕视祭礼上的分工而定，虽依官阶而有等级之分，但那与官僚的日常品位、个人官资无大关系[127] 。祭礼结束则服饰一切如故，所以冕服有点像当今庆典团体操上分发的服装，平时不穿。这与唐以前是很不相同的。朱熹还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祭服由有司保管着，官员平时看不见也用不上，大典礼时才分发使用。由于发祭服、换衣服十分麻烦，还得给搬祭服祭器的人赏钱，所以每逢典礼，皇帝“例降旨权免”，宣布本次典礼不用冕服了，又省事又省钱。而且冕服经常保管不善，拿出来一看破破烂烂，要修补又嫌花费，干脆包起来丢回库房。没谁喜欢冕服，人人都觉得穿戴着很不舒服。“唐人法服犹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复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嵯峨而不安于首。”[128]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历史早期笼罩在政治上的神秘气氛日益淡去，古礼古制所具有的号召力、神圣感和权威性已低落、动摇了，理性化和世俗化日益成为时代潮流，进而是规划制度的主导。森严的君臣等级还在，繁密的舆服等级也还在，然而舆服已更多适应了风习变迁，另有更合时的梁冠、品服等等维系着等级秩序；对来自三代的古老冕服人们兴趣索然，连朝廷都视为无味儿的鸡肋，“祭祀不得已乃用”。

冕服的使用范围日益萎缩。这是从唐中期就开始了的。唐玄宗朔望朝“专用常服”，唐文宗开成元年五月“常服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孙机先生因谓：“在这种正旦受朝、大赦改元之隆重场合，皇帝本应服衮冕，但文宗仅着常服。可见这时连衮冕和通天冠也逐渐退出了实用的领域。”[129] 赵宋的冕服继续从实用领域收缩。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详定所议服制：“今元会行礼于朝，而天子服祭服，群臣服朝服，未合礼意。其元日受朝贺，宜服通天冠，绛纱袍。”皇帝从之[130] 。表面上礼官在维护“在朝君臣同服”的“礼意”，然而不是往“如王之服”、“君臣同冕”上说，却往“君臣同不用冕”上说。可知在此之前，元会行礼只有皇帝服冕，群臣不服；在此之后，连皇帝也不服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志豪情，烟销云散了。朝礼如此，那么祭祀呢？宋朝祭祀，仅少数行事、执事者服冕而已，其余的陪祠助祭者服常袍服，并不都依品服冕的[131] 。又，隋朝皇帝不用鷩冕以下，相应的祭祀改用衮冕；唐中期皇帝不用鷩冕以下，诸冕所适用的常祀，皇帝不亲临了，改遣公卿代祭。宋朝“其每岁常祀，遣官行事。摄公则服一品九旒冕，摄卿则服三品七旒冕”[132] ，从“摄公”、“摄卿”之辞看，实际连公卿也不真派，又是以它官、甚至低等官员代摄公卿之事的。其实唐后期就已这么做了。唐德宗时祭海渎，皇帝既不出驾，公卿亦不远行，而由地方府县官员暂摄[133] 。这一来，皇帝、公卿的服冕场合又减少了好多。

再谈第二点，即大裘冕与衮冕的合一。赵宋之初又启用了大裘冕，皇帝的冕服就有了大裘冕、衮冕两种。可大裘冕再度使用后，发生了不少争论，最终非昔日之旧了。一个简简单单、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干嘛又生是非呢？恰好就因为它太简陋了，配不上郊天的隆重和皇帝的高贵。唐人议废大裘冕，除了暑天穿大裘太热之外，其理由主要就是它太简陋。

本来依礼家旧说，礼节有“以文为贵”的，也有“以素为贵”的。大裘冕无章无旒，给人以悠远、质朴和庄重的感受，令人肃然起敬，“报本反始”之心油然而生。然而皇帝多半不懂“以素为贵”的深义，他怀着土财主的世俗趣味，只觉得冠冕就该堂皇，繁华奢丽才配得上“盛世”的丰亨豫大。由唐五代而入宋，各种冠冕都日趋繁缛。虽因礼官抗议多次减损，但每每旋复如故，弄得“国朝冕服，珍异巧缛，前世所未尝有”[134] 。宋神宗时议冕服，礼官就抱怨着“大裘之制，本以尚质，而后世反以尚文，故冕之饰大为不经”[135] 。大裘冕已漂亮多了，可皇上还是不喜欢。宋神宗时仪注又与《开宝礼》不同，干脆通天冠上路，衮冕临祭，没大裘冕什么事儿了。

唐朝的《开元礼》中的皇帝圜丘祭天之礼，斋戒之时服衮冕，祭祀之日“服衮冕，乘舆以出”，“质明，帝改服大裘而冕”[136] 。宋太祖《开宝礼》也是这样的。《宋史》：“唐《开元》及《开宝礼》，始以衮冕为斋服，裘冕为祭服，兼与张融‘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合。”就是说，皇帝郊天两冕并用，自斋戒开始是服衮冕的，直到临祭的时刻才换上大裘冕。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盖衮冕盛服而文之备者，故于郊之前期被之”[137] 。就是说，因为衮冕是“盛服”，有华丽的文饰。

“张融‘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的张融，系西晋博士。不知什么人搞了一次“知识考古”，把千年之前张融所申说的“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发掘出来讲给唐宋皇帝听，并被皇帝采用了。由此我们才知道，西晋的张融还有这么个说法。先衮冕而后大裘，是为“先文后质”。西晋有个王肃，曾与张融争辩经义。这王肃又有一个次序相反的“脱裘服衮”设计：天子上路祭天，披大裘于龙衮之下；登坛临祭再把大裘脱掉，只服龙衮；冕则都是一个，十二旒[138] 。王肃还曾说，虞时冕服止有九章，非十二章，言下之意是到了周代，才把冕服增为十二章的[139] 。王肃这么说当然是有深意的：既能沟通《礼记》龙衮十二旒之说，又通过九章在前、十二章在后而体现了历史进化、：虞舜时的风尚质朴而服章简略，周之冕服就“郁郁乎文哉”了。王老先生的去大裘而服衮的设想，可称“先质后文”了。无论是张融的“先文后质”还是王肃的“先质后文”，都是大裘冕、衮冕两冕并用，其办法都给祭天典礼引入了衮冕、引入了“文”的因素，从而大大冲淡了只用大裘冕的“素”和“质”气氛。

承担冕服制造的有司和匠师们属技术官僚，其审美情趣当然是很世俗的；而且他们得迎合皇帝，他们把冕服越弄越华丽的做法，所体现的当是皇室的好尚。礼官和儒臣略有不同，他们是理论工作者，其言论更具“学术含量”，更富“人文精神”。这些人也有两类：一类是恪守经典派，一类是与时俱进派。前者更看重经典的神圣性、古礼的象征性和传统的连续性，在中国古代这被认为与王朝合法性息息相关；后者则更富实用和功利精神，相信在时移世易之时，“王者相变”势在必行。赵宋的时世变化是什么呢？是一个更集权、更世俗化了的皇权，以及今非昔比的社会时尚。皇帝既对“以素为贵”不称心，宋儒自不放过这个有缝的鸡蛋，他们效张融、王肃之故伎，潜心理论创新，想方设法从礼制上把大裘冕弄“文”了。

北宋有个叫陈祥道的，提交了这么一项科研成果：“然则合《周官》、《礼记》而言之，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龙衮。龙衮所以袭大裘也。”陈祥道把“大裘”说成是龙衮下面的一件衣服，大裘是象征“内质”的，龙衮及冕璪十二旒是象征“外文”的[140] 。其灵感的火花，来自张融的“脱衮服裘”和王肃的“脱裘服衮”吧？不愧是朱熹所赞“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之一，陈祥道的“以衮袭裘”、“内质外文”之法后来居上，又胜张融“先文后质”、王肃“先质后文”一筹。一番化解，居《周礼》九服之一的大裘冕已面目全非，变成衮服底下加穿的一件大裘了。在“脱衮服裘”或“脱裘服衮”祭天之时，皇帝总还有以大裘冕示人的场面；而在陈祥道“以衮袭裘”的设计之下，大裘完全看不到了，旒冕和衮服的华丽覆盖了大裘的质素。另一个叫陆佃的，也来向宋神宗申说“王服大裘，以衮衣袭之也”，“于是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衮冕焉”。虽然宋哲宗时何洵直与陆佃为此又发生了争论，“以衮袭裘”大势所趋，还是成了惯例[141] 。

眼看着宋儒乌烟瘴气地捣鬼，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嘴巴上“为天地立心”，实际在讨皇帝欢心。笔者这么说并非一意刻薄。不妨扪心自问，假如我们自己来为皇上规划礼服，那么是觉得质朴简洁合适，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华丽高贵里设计？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潜意识，不会参不透吧。总之，连作《祭礼》的朱熹门徒杨复、作《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还有若干明儒清儒，都觉得“以衮袭裘”这主意很对很好[142] 。张融、王肃在西晋没多少影响──反正晋廷也不用大裘冕──在若干世纪后的唐宋却时来运转，后儒对之兴味盎然了，而且还真就促成了《开元礼》、《开宝礼》的“脱衮服裘”和宋神宗的“以衮袭裘”。看来立志“为帝王师”的士子们不必悲叹“献赋十年犹未遇”，尽管“赋就金门期再献”好了，是金子早晚要发光的；而古代经说在千百年后的兴风作浪能力，士大夫损益传统迎合时政的继往开来功夫，再度让人叹为观止！

对陈祥道的理论创新，后儒也有不同的声音。清人焦廷琥一针见血：陈氏《礼书》“强合《周礼》、《郊特牲》之义，吾谓此王肃、张融之调人耳，非经义也。”[143] 不过焦廷琥仍是看合不合“经义”，还是没脱开传统经学的老套。经义本来就是彼此矛盾的，一笔糊涂帐。跳出宋朝君臣对冕服形制和等级的繁冗讨论，跳出经义的是是非非，我们关心的是另一些东西。陈祥道、陆佃的“以衮袭裘”，表面只是个礼制问题；可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由南北朝依古礼使用大裘冕，到唐宋与时俱进改造大裘冕，其背后是对古礼态度的实用化、世俗化，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变动。

下面再看第三个问题，即诸臣祭服冕旒的由奇数而偶数。宋初，朝廷省去了八旒冕和六旒冕，只保存着九旒、七旒、五旒之冕。由于宋朝冕服已没有了个人属性，只是在祭祀时临时穿着，冕服的等级安排，一方面考虑祭祀的分工，一方面考虑执事者的品级，所以不怎么整齐。有“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的时候，也有“去三公衮冕及絺冕，但存七旒氅冕、五旒毳冕与无旒玄冕，凡三等”的时候。礼官时不时地提出各种调整的建议，其等级安排有的以官品为准，因北宋以寄禄官记本阶，所以也有以寄禄官为准的。

宋徽宗大观年间宇文粹中，出来申说诸侯与诸臣有别的原则：“盖出封则远君而伸，在朝则近君而屈。今之摄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与古之出封者同命数，非先王之意”，“古者，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为节。今之郡守，虽曰犹古之侯、伯，其实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氅冕而下，分为三等：三都、四辅为一等，初献氅冕八旒。经略、安抚、钤辖为一等，初献毳冕六旒，亚献并玄冕二旒，终献无旒。节镇、防、团、军事为一等，初献絺冕四旒，亚、终献并玄冕无旒。”南宋即照此办理，“中兴之后．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为四等：一曰氅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曰玄冕，无旒。其义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为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节以八、以六、以四，从阴数也。”[144]

宋以前列朝对诸侯与诸臣的不同冕服安排，前文已有讨论；由此看宇文粹中的建议和南宋旒制，就是其来有自的了。《周礼》冕服的九、七、五几个等级，主要是面向诸侯的；他们得以“如王之服”，是因为“诸侯有君之道”。经漫长历史变迁，至宋朝“官本位”体制早已根深蒂固，那么参考《周礼》诸臣命数、将其旒数变为八、六、四，以示“公、卿、大夫、士皆北面为臣，又近尊者而屈”，算是对诸侯、诸臣关系变迁的一个历史总结吧。汉人往往比郡守于古诸侯，宇文粹中却特别强调地方官也“王臣”，显示中央集权已巍然屹立，不可撼动。

下面再看第四个问题，即冕服最终变成了皇族的身份标志。南宋以八、六、四这样的冕旒级差，显示冕服体制是面向诸臣的，不过诸臣服冕之法本身又逐渐成了强弩之末了，其对官僚实际品位的影响已微不足道。而另一方面，皇族却利用冕服自我尊崇。

南北朝和隋，皇太子服冕一度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在唐初的冕服等级中，太子的冕服也具有特殊地位。前已述及，武德冕制，皇帝冕旒以十二、七、五、四、三为差；开元冕制，皇帝冕旒以十二、八、七、六、五为差。这两个序列中都缺少了“九”之一级。这个九章九旒的空位，是留给谁的呢？是留给皇太子的。皇太子衮冕九旒九章，武德之制和开元之制都是如此。皇太子是否能用衮冕，在魏晋南北朝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和不同处理。隋朝不让皇太子服衮，此前的北周的太子却可以服冕。唐朝皇帝转而允许皇太子使用衮冕九旒了，这是上承北周的。而且唐朝的皇帝还跳过九旒不用，空出它以待太子。基于“父子同体”考虑，可以认为皇帝的旒数是这样安排的：皇帝十二旒，皇太子九旒，皇帝七旒、五旒、四旒、三旒。即使这造成了后四冕的旒数跟臣下一样的情况，皇帝倒不在意纡尊降贵。

赵宋皇太子依然是衮冕九旒。南宋绍兴年间，又规定皇子祭服是“金涂银八旒冕”[145] 。这与皇帝的衮冕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十二旒、九旒、八旒的级差。对官僚层，冕服的等级功能在萎缩着，对皇族似乎不全这样。

辽、金、元的少数族王朝一度打断华夏舆服的变迁进程，明太祖朱元璋得以更自由地规划冕服。洪武元年(1368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朱元璋最初嫌“五冕礼太繁”不用；洪武四年正月制，“亲祀圜丘、方丘、宗庙及朝日夕月服衮冕，其余用皮弁。”[146] 。“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定制，皇太子陪祀天地、社稷、宗庙及大朝会、受册、纳妃服衮冕，九旒九章；亲王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衮冕，冕服同太子；亲王世子圣节、千秋节并正旦、冬至、进贺表笺及父王生日诸节庆贺服衮冕，衮冕七旒七章。永乐皇帝有所调整，皇太子、亲王衮冕九旒九章，亲王世子八旒七章。郡王七旒五章[147] 。山东曲阜明朝鲁王朱檀墓所见九旒冕实物，是为亲王服冕的物证。

这过程中，臣下一直没得到服冕资格。除皇家子孙和王爵拥有者，公侯伯及品官均无冕服，大礼之时梁冠朝服而已[148] 。那么“皇帝衮冕升座，皇太子诸王衮冕，自殿东门入侍立”的景象，就昭示皇族与臣民身份的悬殊隔绝。明初的冕服形制倒是参照了古礼的，可历史早期诸侯卿大夫甚至士都可以服冕的传统，具有“君臣通用”性格的六冕体制，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用“冠冕”指称官僚士大夫已不确切；“无冕之王”的成语倒是合于事实了，因为依照服制非王不冕。

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的《服色肩舆条例》，终结了汉式冠冕。皇帝虽有衮服，其上亦有十二章，但那已非华夏冕服之旧。当国门打开，人们发现这世界上竟有人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革命者觉悟到“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鲁迅：《药》)，挑战帝制迎来共和。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第一批服制条例，宣告了王朝舆服等级制的寿终正寝。袁世凯图谋称帝，用古礼制造合法性，冕服又昙花一现。在1914年12月的北京天坛，这位窃国大盗身着冕服面对苍天。由历史照片所见，其时助祭者也是服冕的。那是传统冕服的最后一个泡沫，也是一个肮脏的泡沫。

十、后 论
2004年3月25日正午，在古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女祭司点燃了雅典奥运会的圣火，一群女孩子手执绿色橄榄枝，向蓝天放送白鸽。其时她们洁白无饰的长裙，犹有两千多年前chiton的纯朴与圣洁，依然发散着人性、自由和平等的光辉。那一刻全世界都感动了，我也为之深深感动。

回顾中国王朝舆服的时候，感觉就颇不相同了。那些绮罗纹绣浸透着农夫与织女的血泪，那些森严等级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鸿沟。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拥有如此繁密的舆服等级，一直规定到千万民众衣服下摆的距地尺寸上。御用学者们又为之耗费了多少才华精力？而那本可以用于探索自然、辨析哲理、创作诗文的。为此我很看不起他们：你们知书达理，干点儿什么不好，为什么非得去帮权势者增加权势、帮高贵者增加高贵呢！我庆幸自已生活在现代社会，已不必向皇帝下跪、向当官儿的磕头，不必匍匐在其独占的高贵服饰下，品味着自己的卑贱渺小了。现代化真好，自由、平等真好！现代化为人类展示了一线曙光：文明的进步，可能不必以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为代价了。

对王朝舆服等级制我没多少好话，不过还是得感谢它们给了我论文的选题。它滋生于一个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我们出自那个传统，不难感受到它巨大而浓重的身影，因而有必要去认识它。《周礼》六冕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实例，可供观察那来自古礼传统的、甚至作为一种异质物的冕服等级，与帝国政治等级体制如何结合、如何互动，其间宗经、复古、尊君、实用各种考虑又如何发挥作用。两汉间它被新莽和汉明帝采用了，在南北朝隋唐间又形成了一个高峰，不过在宋明，冕服制度又逐渐低落、变质。其十几世纪的变迁，留下一道漫长的起伏轨迹。

导致了这条轨迹最初上升的，是复古和宗经的观念。采用古礼就等于举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表明本朝系圣人的追随者和经典的奉行者。在士人确信古礼是其政治文化理想的具象和必要寄托物时，那旗帜有理由高举起来。社会上和政权中已充斥着士人，那么为号召士人并将之整合在体制之内，迎合士人而“制礼作乐”，也是必要的。当然复古也可能有助“实用”，若善加利用它也能成为制度创新的资源，并因其出自经典而富有正当性。在历史前期人们对冕服尚不陌生，用它来赋予大臣荣耀、调整品位资望，还是可行的。古制也可以有利尊君，冕服暗示着君权乃基于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不容质疑。

然而古代冕服与现实又不会环环相应、丝丝入扣。秦汉王朝是因商鞅变法而发展起来的，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实用和功利精神。从尊君和实用说，冕服必须被改造以适合本朝国情。于是各代统治者调整这个细节，改动那个部分，使之适用于不同考虑。正如肖像画一样，鼻子改大点、嘴巴改小点，则容颜已变。形式上使用的是传统冕服，细一看已非原物。当某种考虑一时占了上风，则冕服的等级结构就将向一方偏转，时而是“六冕同制”、“单列式”，时而是“君臣通用”、“多列式”。这时候另一些需要就得牺牲了，包括暂时容忍君臣冕服之倒置。甚至同一措施，可以同时具有多重意义(例如北周对鷩冕的安排)。就臣下服饰等级而言，《周礼》六冕等级以诸侯的爵级为主体，到唐代则变成以诸臣官品高低为级差了。其间的曲折调整也有多重原因，一个是早期的“爵本位”向帝国时代的“官本位”的过渡，一个是特定时代的等级安排上对“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的不同偏重。各种作用力的错综交织之下，冕服等级结构的变迁做蛇形推进。

儒生和学者同样处于错综交织的多种考虑之中。经书中的冕服记载残缺片断、彼此矛盾，各执一端、党同伐异点燃了学术论战的处处狼烟；进而因身份的官僚化，各朝的叔孙通们又得迎合时君、适应时政，为主子提供冠冕堂皇的理论根据，甚至不惜曲解经典。而恪守经典者的鲁两生们，又会跟与时俱进者发生龃龉。各种经说，为此沉浮不定。

时势的因素也不能忽略。汉帝国的经济强盛，也是王莽变法雄心的基础。东汉承新莽复古余波，在礼制上便不能毫无作为。东晋小朝廷风雨飘摇，没能力规划礼制了。南北朝的帝国复兴期，南北两方都以复古来推动制度创新、争夺中华正统。北周在复古上反而干劲最大，那是为了以此弥补其偏处一隅的文化劣势。这个浪潮一直持续到隋与唐初。隋唐统治者，以“百川归海”的姿态规划制度，其时古礼的复兴也用于夸耀“盛世”的降临。

在冕服制度的变迁背后，是士人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与帝国政治的互动。士人加入政权导致了冕服的复兴；而随时光流逝、去古已远，早期儒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日益退潮，在经历了充分的“解魔”（disenchantment）洗礼之后，“吾从周”、“服周之冕”失去了炫人心目的感召力。古礼古制那面红旗逐渐减色、逐渐低垂了，实用化、世俗化开始主导官制和舆服的变迁。中国的皇帝不是神而是人，甚至不是儒家期许的圣人而是凡人，他也渴望着士人和民间的乐趣，他的荣华是世俗化的荣华。比如，他也觉得端正站立乘马车，不如牛车悠闲自在；他也不喜欢古式辂车，勉强乘辂南郊，礼毕就纵马而归；他有时也厌倦礼服的约束，而心仪着巾帢和幞头的舒适轻松。官僚们与之类似，其官服既合于社会习尚又高人一等，才能真显出他们是“人上人”呢。跟进舆服时尚，把散漫无章的时尚等级化，吸收新事物为旧制度服务，也是中国舆服制度的规律性现象。于是古老的冕服趋于消沉，有了“已陈之刍狗”的意思。朝廷偶尔在少数典礼上才打出那面旗来，其时皇帝的冕服勉强维系着某种象征，皇族的冕服被用作高贵标志，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政治等级和行政等级才是帝国大厦的真正支柱，礼制只是文饰。换言之，在帝国体制与古礼古制这对矛盾中，前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后者是为前者所用的。我曾有这样一个论断：早期(主要是汉代)儒学含有较多非理性因素，包括经典崇拜、古礼崇拜，天人感应、三统五德说之类神学化成分，及“乌托邦”气息的社会规划；然而最终是官僚帝国体制及其理性行政传统，使那些东西得到了清洗，并令历史后期的儒学转呈“高度现实主义的经世精神”[149] 。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变迁，在汉唐“制度复古”的起伏上清晰反映出来了，也在冕服兴衰上清晰反映出来了。古冕制度因早期儒学的经典崇拜、古礼崇拜而起，又因后期儒学的实用精神、理性精神而衰。

这里有两条变迁轨迹：一条是《周礼》冕服，其轨迹是由衰而盛、由盛而衰；另一条是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等级体制，其发展轨迹在两千年中扶摇直上，历久不衰。这个等级体制穿越了治乱、穿越了“变态”，也穿越了宗经、复古的浪漫时代，日益完善、巩固，并寄托于新的舆服形式之中。我们不由得惊叹它非凡的坚韧和顽强，惊叹它利用与损益传统资源、吸收与消化异质因素的强大能力。无论是冕旒，是梁冠、品色，还是顶戴、补服，或其它什么的，其背后永远是皇帝-官僚-编户的三层一元等级结构。即令其构件多已更新，其基本结构依然不变。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使两千年呈现为一个“螺旋性上升”的进程，其间只有治乱，只有“变态”；却无转型，更无“变革”。进而我就有了这样一个看法：超越各种“分期论”、“变革论”，转而去解析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和“连续性”，应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最后还得说明，用这种笔调叙述传统的王朝舆服等级制，并不就意味着笔者全盘否定传统。传统蕴藏着人类的若干基本价值，比如雅典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也蕴藏着宝贵财富，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理解。然而我们需要用现代尺度，用全人类五千年结晶出来的普遍价值来衡量它，其中美好的和不再可以接受的东西，才能各自显现出来。即令是那些“中国文化本位”者，在其称道中国文化的种种好处之时，也经常不知不觉暗中转用了现代尺度。在此意义上我敢说：越现代化，传统文化越能得到“优化”。然而帝国等级传统拥有两千年的巨大历史惯性，它顽强要求以其本来结构和样态进入现代。我们出自那个传统，承受着那种惯性的重负，只能面对而无从回避。所以有必要去研究它，分析它如何滋生、发展和变异，并由回顾而展望，做出抉择。本文对六冕制度的讨论，也算是这样一种尝试吧。

(2005年7月-8月构思并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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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Chiton，曾蒙北京服装学院蒋玉秋老师以PPT课件见赐，谨此致谢。古典时代之前，希腊服装原是有等级和身份区分的；而随城邦民主制的来临，服饰同时趋简。所以学者认为从华丽复杂到简洁朴素，是古希腊服饰的变迁趋势之一。(可参看布朗等：《世界历代民族服饰》，蒲元明等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5章；威尔科克斯：《西方服饰大全》，邹二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章；华梅：《中外服饰的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章；陈东生、甘应进：《新编中外服装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章；华梅：《西方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版，第4章；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第4节。)希腊人穿袍与气候有关，但装饰简繁与身份区分，就不止是气候问题了。这块不肥沃的土地不适合奢靡的生活和贫富的分化，却是滋养自由和平等的沃土。地主的土地也不过4公顷左右，大地产是很少的。古典时代雅典最大的地产仅有30公顷。参看G·斯塔尔：《个人与共同体—城邦的兴起》，第13页。斯巴达在数百年间公民享有相等的份地，维持着公餐制度，连国王的生活也不比普通公民优越多少。(参看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第一章。)罗马帝国也流行着白色长袍，但王公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白袍已被镶上紫边，皇帝则为紫袍。那可是名贵的“帝王紫”，提炼于一种海生物，价等白银。君士坦丁大帝曾夸耀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

[2] 有一种未必明言的态度，把制度史视为政治史的附庸，制度史是为政治史提供注脚的，其分析和结论指向于和归结到政治史上才算有深度。但我认为不同的立场各有价值，不妨并存互补。从“政治史主体”的立场看，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动才是历史，人所结成的党派、制造的事件、采取的行动才是历史的中心。但在“制度史主体”目光中，政治变迁是一个架构的变迁。打个比方说，人物、党派、事件和行为等等是湖面的一次次风浪，湖的形态及其水文、地质、气象条件才是更基本的东西。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它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并有自己内在的构成规律和变迁节奏。所以对制度研究来说，形式排比是最基本的任务。

[3] 有一种未必明言的态度，把制度史视为政治史的附庸，制度史是为政治史提供注脚的，其分析和结论指向于和归结到政治史上才算有深度。但我认为不同的立场各有价值，不妨并存互补。从“政治史主体”的立场看，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动才是历史，人所结成的党派、制造的事件、采取的行动才是历史的中心。但在“制度史主体”目光中，政治变迁是一个架构的变迁。打个比方说，人物、党派、事件和行为等等是湖面的一次次风浪，湖的形态及其水文、地质、气象条件才是更基本的东西。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它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并有自己内在的构成规律和变迁节奏。所以对制度研究来说，形式排比是最基本的任务。

[4] 对周代君权，学者向有专制君主制、封建君主制、等级君主制等等不同提法。使用“等级君主制”概念的如白刚先生，见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总论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又张荣明先生称：“周代国家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具有方国联盟的性质；另一方面具有贵族等级君主制色彩。”《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国家宗教》，《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殷周政治与宗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章。按，“等级君主制”本指西欧封建时代的君主借助等级代表机构实行统治的政体形式，是一种通向绝对君主制(absolutism)的过渡形态，其特点是贵族、僧侣和市民的等级代表会议。我们不必拘泥西欧“等级君主制”的本意，姑使用“封建等级君主制”，以与“专制集权君主制”相区分。又徐中舒先生对周代政治使用“君主等级制”，以与战国秦汉以下的“君主集权制”相区分。见其《孔子的政治思想》，《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册第1172页。

[5] 《战国策·魏策》。战国封君，为人熟知的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之类。又《汉书》卷一《高帝纪》汉高祖诏：“爵或人君，上所尊礼。”颜师古注：“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刘邦所言，实为古义。

[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上册第210页。

[7] 参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以下。

[8]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69页。

[9] 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章“宗教”，

[10] 可参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章对史前斧钺与士、王关系的讨论。本文写作中曾与王献华博士讨论。他提到，在乌鲁克时期和古朝时期的苏美尔政权，首领的政治权势体现于神庙，其服饰显示了他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阿卡德的等级制主要来源于军事，其权势体现于宫殿，其服饰的等级意义也可以由此加以探讨。我们都觉得，透过具体的等级标志物之种类、内涵及其排列，去探讨早期君权来源和社会分层途径，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11] 《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781页中栏。

[12] 参看《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781页中栏。

[13] 崔灵恩：《三礼义宗》，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祭服》引，转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第1624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大唐开元礼》所附《大唐郊祀录》文字有异，作“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冕名服，取尽章之异以立名，故用冕名服者也。”(第746页)

[14] 参看《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854页中栏及下栏。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所提供的六冕绘图基本依照郑玄说，可以参考，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29册第1页。

[15] 《周礼·夏官·弁师》：“诸侯之缫九就。”郑玄认为“侯”应作“公”，进而又对侯伯、子男、孤、卿、大夫的旒、玉做出排比，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854页中栏及下栏。钱玄先生认为“经文‘侯’字不应改为‘公’字”，其所依据是孙诒让。(《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然而孙氏用以驳郑的是《礼器》，而《礼器》记冕旒本异于《周礼》，不当据此驳彼。旂旗的旒数与冕服的旒数有相应关系，而《周礼·大行人》谓上公“建常九斿”，诸侯“建常七斿”，诸子“建常五斿”，正与公冕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相应。那么郑玄改“侯”为“公”，可成一家之言。

[16] 《朱子语类》卷六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册第1554页。但朱熹说“天子之旒十二玉，盖虽与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诸侯七旒七玉耳。”(《文献通考》卷一一一《王礼考六》作“盖虽与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十二玉，诸侯九旒九玉耳”。)朱熹说天子与诸侯旒数同而玉数异，与郑玄之说不同。

[17] 在讨论中同事桥本秀美先生提出：在《周礼》作者和郑玄心中，可能不会有臣下冕服高于君主的场面，进而认为“孔颖达等‘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的说法似乎是最自然的理解”。对桥本先生所云前一点，我想是很有可能的，但经、注既未阐明，故后人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对桥本先生所说后一点即孔颖达的看法，将在本文第八节加以讨论。桥本先生对本文曾提出宝贵意见，使我得以纠正了若干错讹、调整若干论述，特此致谢。

[18] 例如陆佃、戴震、金榜、江永、宋绵初、金鹗、庄有可、黄以周、孙诒让等。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6册第1626页。

[19] 例如金鹗、黄度、王应电、宋绵初、孔广森、孙诒让等。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7册第2529页以下。

[20] 《初学记》卷一二《太常卿》引《汉官解诂》。

[21]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22] 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23] 例如宋代陈祥道的《礼书》卷三，便参考郑义，推定王之三公鷩冕八旒，王之孤卿毳冕六旒，王之大夫希冕四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30册第23页上栏。

[24]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引。

[25] 汉无《益稷》。《益稷》系伪古文尚书从《皋陶谟》中分出。钱大昕云：“伏生《今文尚书》以《益稷》合于《皋陶谟》，故引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之文为《皋陶篇》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1352页上栏。又阎若璩：“又按蔡邕《独断》云汉明帝诏有司采《尚书·皋陶谟》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内。邕距魏晋间不甚远，古文孔书未出，二篇犹合为一如此。”《尚书古文疏证》卷五第六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26] 欧阳氏、大小夏侯氏对《皋陶》“五服五章”的说法，唯见《续汉志》。参看马国翰辑《尚书欧阳章句》、《尚书大夏侯章句》及《尚书小夏侯章句》，《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册第384、387、391页。

[27]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页。

[28] 陈祥道《礼书》卷一、卷三引《尚书大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30册第5页下栏、第25页上栏。不过《隋书》引《尚书大传》，有个不同的文本。《隋书·礼仪志七》虞世基奏言：“《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这与《礼书》所引“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一句文不甚合：虞世基以作会宗彝为一，以藻、火为二；《礼书》以作缋、宗彝为二，以藻火为一。陈寿祺辑《尚书大传》，以《隋志》为是，指《礼书》所引有误。参看清陈寿祺：《尚书大传》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3569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页以下。不过若“作缋宗彝”为一章而藻、火两分的话，也有问题：这就无法与“次国服三，大夫服二”调合了──子男所服成了宗彝、藻、火、山龙四章，大夫所服成了藻、火、山龙三章。陈寿祺云“子男”之后应删宗彝；可对“大夫藻、火、山龙”仍与“服二”牴牾，他就避而不言了。大概他也觉得若大夫删藻，则改字太多、难以取信了。《礼书》、《隋志》所引《尚书大传》的异文问题，本文也无法解决；好在与主题关系不大，旁置可也。

[29]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页。

[30]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页。

[31] 《礼记》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433页下栏、第1453页中栏。

[32]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下册第500页。

[33]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新莽“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这可供了解其时的大夫、士概念。七旒七章，应适用于二千石以上者。附带说，杨天宇先生称新莽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制，来自《礼记·王制》，用今文经说。见其《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文史》第53期，中华书局2000年版。其实王莽之士爵有五等，大夫爵有三等，乃兼综《周礼》、《王制》而来，而与今文博士之说不尽相同。这一点刘师培先生早已有过简洁清晰的阐述。参看其《西汉周官师说考》卷下，《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181页。而且王莽的九卿制度，实际又可以分为三孤卿和六卿，从而兼顾了《王制》、《周礼》。参看拙作：《文穷图见：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辨疑》，《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4] 刘向：《说苑·修文》，赵善诒《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0页。

[35] 可参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10章。

[36] 《太平御览》卷六九○引《魏台访议》曰：“礼，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

[37] 贾谊：《新书·孽产子》，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页。又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38] 《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

[39] 《通典》卷六一《礼二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

[40] 《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下栏。

[41]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1页下栏。

[42] 笔者这个说法，与若干旧说有异。我已作《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另行讨论。

[43] 《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下栏。按，孔颖达这段解释《伪孔传》的话，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迳引作“马融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页)，恐不妥。又蔡沈云：“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龙也，华虫也，六者绘之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绣之之于裳，所谓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书传》卷一《益稷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此说把郑玄的十二章与《伪孔传》“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混为一谈，殊不可取。又清人雷学祺称：“《伪孔传》用马季长之说，以日月、星辰为二章，华虫亦为二章。”(雷鐏著、雷学淇释：《古经服考》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1483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雷氏说马、孔“以日月、星辰为二章”呢？真不知其证据何在。大概惑于“华虫粉米为二”，就只好另把日月合为一章吧。然而一己私意，何可强加古人。

[44] 按《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认为：“孔注上篇‘五服’，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则卿与大夫不同，当加之以黼黻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颖达认为，孔安国这里所叙仅四级，是省略了“卿”一级所致，实际应是五级，卿应是可服黼黻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下栏。不过，就算孔颖达这个推测有道理，晋人却未必如此理解《伪孔传》。请看后文所引环济《帝王要略》之说，明有“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之言，是卿大夫合计为一等，并没有分为两级。

[45] 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2页以下。

[46] 《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下栏。

[47] 《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册第400页。

[48] 《太平御览》卷六九○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

[49] 《太平御览》卷六九○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3080页。按，此文之前还有“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五色备谓之绣”之文。《帝王要略》这些引文是杂抄三书的。“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系抄自《礼记·礼器》，“白与黑谓之黼……”系抄自《考工记》，随后即正文所引的内容，笔者判断与马融、《伪孔传》有关。这三部分内容互不相干。

[50] 严可均《全晋文》卷一二八环济小传：“济，(晋元帝)大兴中(318年)为太学博士，有《丧服要略》一卷，《帝王要略》十二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册第2195页。关于环济生平，曾向胡宝国先生求教，特此致谢。

[51] 晋代经学家对于服章的论说，尚可考知的还有杜预和王肃。杜预之说，见其《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释“九文”：“谓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也。华若草华。藻，水草。火，画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两巳相戾。”其中无宗彝，华与虫似为二事，而合粉米为一。其说有异郑玄，但从中看不出杜预对服章等级有何意见。参看《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册第1519页、第2册第72页。王肃之说，本文第九节将有讨论。

[52]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53]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54] 《通典》卷七一《礼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1页。

[55] 沈约《宋书》的纪传部分是永明六年修成的，其“八志”三十卷则为后来续写，最后定稿是在齐明帝、甚至梁武帝的时候。(参看中华书局本《宋书》的《出版说明》。)所以，其中完全可能搀入齐武帝永明之后的制度。

[56] 《宋书·志》记叙制度经常时代不清，而《晋书·舆服志》的各代制度杂糅不分的情况，更为严重，其例还不止冕服，车舆制度也是如此。所以使用《晋书·舆服志》须慎之又慎。

[57]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又见《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后书作“位为公者，必加侍官”。

[58]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叙武冠：“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59]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诸王……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也。”它官也是如此。

[60] 曹操、孙权、桓温、桓玄、刘裕等加九锡时，均有衮冕在内。《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其相国、丞相，皆衮冕，绿盭绶，所以殊于常公也。”按《通典》卷十九《职官一》：魏晋宋齐梁陈“或为丞相，或为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晋武帝曾赐宠臣郑骞、贾充衮冕，赐太原王司马瑰、彭城王司马权、扶风王司马骏衮冕，都是极特殊的情况。见《晋书》卷三五《郑骞传》、卷四十《贾充传》、卷三七《宗室传》、卷三八《宣五王传》。又《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记有晋武帝赐大司马义阳王、彭城王、琅邪王衮冕之事，都是作为特例而记载下来的。可见皇子封王者，非特赐不得服衮。

[61] 《文选》卷三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中册第486页。

[62] 《艺文类聚》卷四七《职官部·仪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上册第847页。

[63] 参看拙作：《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64] 南朝自刘宋起，就开始了出现创制高潮，如振作察举考试，振兴学校，改革禁卫制度等。北朝的北魏孝文帝改制，北齐创制和北周改制，是个不断高涨的连续进程。至于南北朝时南北各方标榜“制礼作乐”和争夺文化正统的现象，也被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证明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论。

[65]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66] 《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

[67] 《宋书·礼志五》。又见王智沈《宋纪》，《太平御览》卷六八六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册第3061页。

[68] 自魏至齐郊天均用衮冕，而天监七年梁武帝依《周礼·司服》，定制用大裘冕祭天。事见《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按，《隋志》记五经博士陆玮等称“又寻大裘之制，唯郑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此语“郑玄”实为郑众。《周礼·司服》郑玄注：“郑司农曰，大裘，羔裘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781页中栏。天监八年以明山宾议，迎气、祭五帝亦用大裘，见《隋书》卷七《礼仪志二》；又天监十年以朱异议，明堂祭仪改服大裘，见同书卷六《礼仪志一》。

[69]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中华书局本《晋志》、《南齐志》对华虫粉米的标点有可商之处。我已另作《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一文，详细加以讨论。

[70]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原文仅作“以为绣”，夺“絺”字，应作“絺以为绣”。

[71] 梁代冕服上出现了宗彝，还可从由王僧崇的议论来证明。《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天监七年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画兽(兽应作虎，避唐讳而改者，下同)，其腰及袖，又有青兽，形与兽同，义应是蜼，即宗彝也。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今画宗彝，即是《周礼》。但郑玄云：蜼，虫禺属，昂鼻长尾。是兽之轻小者。谓宜不得同兽。”可见梁朝按照《周礼》郑玄注，在冕服上增加了宗彝。当然依郑玄之说，宗彝形象为虎与蜼；而其时蜼(其形近于长尾猴)被画走形了，看上去像只青老虎，所以王僧崇建议改进一下。附带说，孙机先生在《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一文中引用此文，说“则隋代的蜼画得像虎”(《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这是孙先生小疏，把梁朝的事情误为隋代了。

[72] 判断梁武帝十二章以虞舜之法为标榜，是有根据的。《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天监七年周舍议：“诏旨以王者衮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又按礼所称杂服，皆以衣定名，犹如衮冕，则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画凤之旨，事实灼然。”梁武帝想把服章中的雉改画为凤凰，周舍便引“有虞氏皇而祭”证成其说，可见梁武帝用十二章，是以虞制为标榜的。

[73] 王泾《大唐郊祀录》引，《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

[74]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75] 以上见《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76] 《魏书》卷九五《羯胡石虎传》。石虎自立为大赵王，“虎衣衮冕，将祀南郊”，未果。又《太平御览》卷二九引《邺中记》：“《邺中记》曰：石虎正会，虎于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玺，玄衣纁裳，画日月山龙黼黻华虫粉米。寻改车服，著远游冠，前安金博山，蝉翼丹纱里服。太昕行礼，公执珪，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一如旧礼。充庭车马，金银玉辂、革辂数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册第138页。“衮冕南郊”、“公执珪，卿执羔，大夫执雁”及“玉辂、革辂”都应出自《周礼》。

[77] 《晋书》卷一一○《慕容隽载记》申胤奏：“又朝服虽是古礼，绛褠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衮襈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可知前燕奉行古制，朔望正旦王公用衮。但曾因地湿不宜用舄而改为用履，于是申胤上言，以为衣衮而又着履，上下二制不搭配，请求将衣履依礼划一。

[78]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卷七七《羊深传》、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下》。

[79]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80] 按下表中“六卿服七”一项，《隋志》原文是“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杜佑《通典》卷五七《礼十七》、王仲荦《北周六典》同，均作“公卿之服”。然而我认为这“公卿”系“六卿”之讹。北周官制，有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公，正九命；有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正八命；其下大冢宰等六卿，正七命。虽然北周有大丞相、相国，大象元年又置四辅(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辅、大右承)，但它们不会低于三孤而与六卿同级。所以，北周别无与六卿同级之公。公、六形近易讹，“公卿”应为“六卿”。复参《隋书·礼仪志六》所载印绶制度：“三公之绶，如诸公；三孤之绶，如诸侯；六卿之绶，如诸伯。”可见在三公、三孤之下，所列正是“六卿”，而非“公卿”。

[81] 按，北周的诸侯之方冕，王仲荦先生认为是对应《周礼》大裘冕的。见其《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95页。我们赞成这个看法，而且认为诸臣的祀冕亦然，也对应着《周礼》中的大裘冕。北周诸侯的方冕、诸臣的祀冕都是无章无旒的，与大裘冕相类。北周皇帝的苍冕及青、朱、黄、素、玄五冕，也是对应《周礼》大裘冕的。那么北周诸侯方冕、诸臣祀冕的无章无旒，就可以反证北周皇帝的上述六冕也无章无旒。王仲荦先生说皇帝的苍冕及青、朱、黄、素、玄五冕为十二章，公侯伯子男的方冕为九章。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隋书·礼仪志六》叙毕六冕又叙象冕，然后有“十有二章”之辞，但这“十有二章”我认为不含上述六冕，“十有二章”是仅就象冕而言的。《隋志》叙述公侯伯子男之冕，照例先列方冕，不云章；然后再叙“某冕若干章”，可见方冕无章。诸侯方冕既然无章，则其所对应的皇帝上述六冕也应无章。又，《隋志》在叙毕皇帝衮、山、鷩三冕后，云“冕通十有二旒”，我认为“通十有二旒”仅指象冕及衮、山、鷩三冕，不含上述六冕，上述六冕无旒。对这一点，同样可以用诸侯方冕无旒加以反证。《隋志》分叙公侯伯子男之冕，虽每段都有“皆若干旒”之词，但这“皆”不应包括列在段首的方冕，因为方冕无旒。比较一下《隋志》的格式就可知道，于公言“冕俱九旒”，于侯言“冕俱八旒”，于伯言“冕俱七旒”，于子言“冕俱六旒”；而于男却只说“冕五旒”了。男爵计有方冕及毳冕两冕，为什么只说“冕五旒”，而无“俱”字呢？肯定因为方冕是不计在内的，有旒的只是毳冕一冕而已；既止一冕，当然就不能说“冕俱五旒”了。诸侯方冕既然无旒，其所对应的皇帝上述六冕亦应无旒。

[82]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83] 冕服在北周属“公服”。《隋书·礼仪志六》：“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余常服。”推测北周官服分两类：具有标示命秩作用、且为有命秩者所服的，属公服，也就是大礼所服之朝服；常服是低公服一等的日常穿着。这与北齐概念不同。北齐七品以上官所服为朝服，又称具服；八品以下至流外四品所服为公服，又称从省服。

[84] 《周礼·天官·司裘》贾公彦疏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683页上栏。因郑玄说过大裘之上有玄衣，北周便为上述六冕之服配上了同色之衣。可见北周冕服规划，一丝不苟。裘上之衣是用来保护裘的，称裼衣。裼衣可参看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或杨向奎：《裼袭礼与“礼不下庶人”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不过因《郑志》系郑玄门人(即赵商等)所记录的师生问答之书，宋人何洵直说“裘上有玄衣”之说是“盖赵商之徒，附会为说，不与经合”。

[85] 隋初裴政有言：“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见《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王仲荦先生说：“而又参以后世五行之说，自我作古，甚多迂怪。”见其《《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97页。

[86] 《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855页上栏。按天子之大夫四命，此“一命之大夫”是公侯伯之大夫，故止一命。

[87] 利用这个规律，就可以纠正《隋志》的若干错误。《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叙北周皇帝之冕(按即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按，文中的火既然已居宗彝之前，已“登火于宗彝”了，则“山、龙”应作“龙、山”，以合于“登龙于山”。查下文有“则服衮冕，自龙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可明龙必在山前；若山在龙前，则自龙以下止有八章了。又《隋志》下文叙北周皇帝衮冕：“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此文亦误，应作“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前句“下”误，后句“火”衍。火已登于宗彝，就不可能出现在藻之后。证以《隋志》北周诸公衮冕：“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此处即无“火”字。

[88] 北周的新创冕名，俱因十二章而定名，如山冕、火冕、藻冕之类。这也是郑玄旧技。《尚书·益稷》孔颖达疏：“是郑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鷩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如郑此解，配文甚便。”《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页下栏。贾公彦也曾指出这一点，见其《周礼·春官·司服》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81页下栏。所以郑玄才要“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若“登龙于山”，则龙转居第一，恰好与衮冕之名相应；若“登火于宗彝”，则宗彝转居第五，正好与毳冕之名相应(虎、蜼之毛为毳)。

[89] 现据《隋书·礼仪志六》和《周礼·司服》郑玄注中服章在衣、裳的分配，列如下表：



《周礼》郑玄注服章
北周服章

衮冕九章
衣五章，裳四章
象冕十二章
衣六章，裳六章

衮冕九章
衣五章，裳四章

鷩冕七章
衣三章，裳四章
山冕八章
衣四章，裳四章

鷩冕七章
衣三章，裳四章

毳冕五章
衣三章，裳二章
火冕六章
衣三章，裳三章

毳冕五摘
衣三章，裳二章

希冕三章
衣一章，裳二章
藻冕四章
衣二章，裳二章

绣冕三章
衣一章，裳二章

玄冕一章
衣无章，裳一章
爵弁





[90]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

[91] 《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叙述旒玉等级，于子男之下，分叙孤、三命之卿、再命之大夫、一命之大夫。在这里，郑玄通过命数，明示其非天子之卿大夫，因为天子之卿非三命，天子之大夫非再命、一命。贾公彦疏云：“此文既承诸侯之下，故郑以为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自此一经，揔包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冕弁之属亦各以其等为之可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855页上栏。也就是说，天子八命之三公、六命之卿、四命之大夫，其章数旒数等，仍应各依其命。公孤卿大夫命数为偶数，公侯伯子男命数为奇数，前者依次低后者一等。但北周的处理与之不同。

[92] 《周礼·春官·司服》贾公彦疏：“凡天子冕服有章者，旧说天子九章，据大章而言，其章别小章。章依命数，则皆十二为节，上公亦九章，与天子同，无升龙有降龙，其小章章别皆九而巳，自余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无小章，絺冕三章，则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则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783页下栏。孙诒让以为“小章”于古无据。见其《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第1609、1631页。

[93] 《周书》卷七《宣帝纪》，《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94] 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06页。

[9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96] 《隋志》说这种文武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那么常服的冠应是“帢”一类东西。其形制大概类似魏晋王公中流行的幅巾，所以被比之“魏帢”，但实际应是突骑帽、乌纱帽、幞头一类。《隋书·礼仪志七》：“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六年(578年)：“初服常冠。以皁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导，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建德六年即平齐的次年，也是周武帝的终年。“初服常冠”两个月后周武帝就死了。“初服常冠”大概是针对此前服冕而言的。此事《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太建十年(578年)记作：“周主初服常冠，以皁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后世以此为幞头之始。孙机先生认为幞头起源于鲜卑风帽，见其《从幞头到头巾》，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周武帝的“常冠”与百官“常服”应是对应的，即用于同样场合；但皇帝的常冠“加簪而不施缨导”，百官“形如魏帢”之冠则“无簪有缨”。关于簪、缨，可参《续高僧传》卷十一《义解七·释普旷传》：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灭佛，普旷“复任岐山从事，奉遵旧约，不渎情染，衣故氈装，踞傲临官，剃发留须，头戴纱帽，缨其咽颔，用为常轨。”《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512页中栏。释普旷的乌纱帽“缨其咽颔”，是因为他在灭佛后照旧剃发因而戴不住帽子，所以要用缨系颈，由此可知乌纱帽是可以用缨的。簪以束发，释普旷既然依旧剃发，自然无从用簪了。“用为常轨”，是否是指文武常服的“无簪有缨”呢？释普旷的做法也许被普遍效法，后来用为官服常轨了。《隋志》又记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加下栏。”又知北周常服用“袍”。这“袍”很可能是鲜卑式的圆领或交领缺骻袍。《续高僧传》卷二五《感通上·释慧瑱传》：周建德六年(577年)“忽见一人形长丈余，美须面，著纱帽，衣青袍，九环金带，吉莫靴。”《历代高僧传》，第649页中栏。孙机先生云：“这套妆束正与北齐无别。北周称这种服式为常服。”(《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202页。)《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开皇初年裴政奏：“且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大象承统，咸取用之”，显示周宣帝大象年间车服制度有某种变化。这变化可能包括两点，第一、此前的五辂改革有所退缩，车舆制度趋于散漫，北魏天兴年间的车舆也被拿来使用了；第二、此前的六冕改革有所退缩，非祭祀场合多用汉魏衣冠及胡式常服，近于北齐了。

[97]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隋初裴政奏：“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既然北周的五色冕服在隋初仍然被用于祭祀，则北周也应一直在使用这些冕服祭祀。

[98]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祭祀之服，须合礼经”。(《资治通鉴》作“隋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牛弘议：“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

[99]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同书卷二六《百官志上》：“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同书卷六十《崔仲方传》：崔仲方“又劝上除六官，请依汉魏之旧。上皆从之。”同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开皇中，以开府仪同三司为四品散实官，至是改为从一品，同汉魏之制。”同书卷十二《礼仪志七》裴政议：“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帻者，任依汉晋。”我曾指出，隋朝的谒者台制度就曾直接搬用汉制。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15页。

[100] 隋朝制度取法北齐、梁陈，请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关部分。

[101] 对这一点，还可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1页以下。

[102]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大业年间虞世基有言：“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然而同书《礼仪志六》记载得明明白白，北周皇帝衮冕九章已经是“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的了。不知道虞世基为什么要这么说？

按上引《隋志》虞世基语中的“华虫作绘”，“作绘”二字当删。虞世基又说：“今准《尚书》：予欲观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这里标点从中华书局本，然而它本应这样标点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虞世基所举非《尚书》孔注而是郑注，则应遵郑玄“衣用绘，裳用绣”之义。虞世基又说：“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加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为五物；裳质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可这个标点也有问题。这么一标点，“衣质以玄……”以下就成了“依孔安国”的了，可我们明明知道那实为郑玄的衣五裳四之说，《伪孔传》十二章是没有宗彝的。正确的标点是：“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证以《尚书·益稷》伪孔传：“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此即虞世基之所本。伏生《尚书大传》说诸章都是纯色，孔安国则认为诸章都是五彩的，而虞世基建议以孔安国为准。

[103]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104] 《晋书》卷一一○《慕容隽载记》申胤奏：“又朝服虽是古礼，绛褠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衮襈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可知前燕与魏晋颇为不同，朔望正旦王公用衮。但曾因地湿不宜用舄而改为用履，于是申胤上言，以为衣衮而又着履，上下二制不搭配，请求将衣履依礼划一。

[105]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其时皇太子即后废帝刘昱。《宋书》卷九《后废帝纪》：“(泰始)六年出东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贺，服衮冕九章衣。”

[106]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107] 分见《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卷三七《职官十九》、卷三八《职官二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5、209、215页。

[108]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109]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110] 可参看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有关部分。

[111] 越智重明：《晋爵与宋爵》，《史渊》第85期。

[112]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113] 孙机先生看到两志旒数不同，称“《旧志》不知所据”。参其《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按，谢保成先生认为《旧唐书·舆服志》以《开元礼》为本，辅以《唐会要》(《〈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日人仁井田陞认为《旧唐志》中的皇帝、太子、皇后、侍臣服制出自《武德令》。《唐令拾遗》，粟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仁井田陞之说是可取的。具体说即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衣服令》。《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十二等”；“武德四年七月敕，折上巾，军旅所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上册第659、674页。

[114] 唐代君臣五冕的章数，就诸书所见，皇帝皆以十二、七、五、三、一为差，臣下皆以九、七、五、三、一为差。但五冕旒数，在《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唐会要》、《通典》及新旧《唐书》中存在上述两种记载，是分别依据《武德令》和《开元礼》造成的。诸书所记多缺皇帝旒数，唯《新唐书·车服志》难能可贵，把皇帝的诸冕旒数也完整列出来了，是以十二、八、七、六、五为差的。遂知《开元礼》中，皇帝五冕中后四冕的旒数与品官相同。而《旧唐书·舆服志》等所记第一种安排中所缺少的皇帝其余四冕的旒数，我们有办法予以补足。唐高宗显庆年间长孙无忌等人的奏言(详见后文所引)，透露了皇帝绣冕四旒、玄冕三旒的情况，由之便可以推出鷩冕七旒、毳冕五旒，而这正与《武德令》的臣下旒数相合。遂知武德制度，君臣同样有四冕旒数相同。

[115]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页。

[116] 以上参看《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卷十二《礼仪志七》。

[117]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8页。但周先生所列偶有不妥，例如“饮止”应作“饮至”；又“元日”、“元会”、“元正”被其分列为3项，其实只是一事。

[118] 《通典》卷六一《礼二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9页下栏。又见《旧唐书·舆服志》、《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

[119]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聂崇义称：“自《义宗》之出，历梁、陈、隋、唐垂四百年，言礼者引为师法，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皆引《义宗》为标准。”

[120] 《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327页上栏。

[121] 《周礼·天官·酒正》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668页下栏。

[122]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按，此后唐朝皇帝还是偶有用大裘冕的时候。如崔敖《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冬，天子亲祀明堂，大裘而郊。”见《全唐文》卷六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册第6201-6202页。

[123] 参看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24] 《通典》卷五七《礼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8页上栏。

[125] 《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册第3207页。

[126] 《宋会要辑稿》卷一九七九一《舆服四之一五》，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册第1787、1788页。

[127] 例如《政和五礼新仪》卷十二列举了一品九旒冕、二品七旒冕、三品五旒冕及无旒冕，然后对承担分献、捧俎、读册、抬鼎、搏黍、执爵等等职责的各级官职，都一一明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647册第174页。也就是说，不承担这些职事的同品官员，助祭时不服冕服。

[128] 《朱子语类》卷九一《礼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册第2324-2325页。

[129]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130] 《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1023页上栏。

[131]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太常礼院对南郊大礼太常卿只服朝服表示不满，引经据典而提出“臣子祭祀不当服朝服也”。《宋会要辑稿》卷一九七九一《舆服四之一五》，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册第1789页。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详定所议：“古者皆以冕为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执事者皆服常袍，袀元以从，此礼之失也。”元丰七年以吕升卿议，定“行事及陪祠官并服祭服之仪”。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回归于“行事、执事官并服祭服”，“他处行事官仍服朝服”之法。《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1025页上栏。

[132]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礼官议。

[133] 据张洗《唐济渎庙北海坛新置祭器沈币双舫杂物之铭（并序）》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遣官祭祀济渎庙和北海坛，使内史(河南尹)毳冕七旒五章，任初献；“县尹加绣冕、六旒三章”，任亚献；“邑丞元冕，加五旒无章”，任终献。见《全唐文》卷六三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册第6396页。其时三冕之旒、章，均合《开元礼》。“内史”应系河南尹的别称(隋朝的河南尹曾一度称为内史)，从二品，依制所服正是毳冕。那么这位内史是依其本品而服毳冕呢？不是。看看另两位县令和县丞就清楚了。绣冕是四品之服，玄冕是五品之服，河源县的县令、县丞本没资格服用，但他们在祭祀上暂摄大夫之事，故“加”绣冕、“加”玄冕。复参以宋制的“摄公”、“摄卿”，遂知河南尹也是依其所“摄”而服毳冕的。唐制，皇帝毳冕“祭海岳则服之”，皇帝既不亲祭，则代摄其事者服毳冕而祭。又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825年)南郊赦》：“五岳四渎，宜委本州府长吏备礼致祭，当极丰沾，以副如在之诚。”见《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也见当时的五岳四渎，是委派本州府长吏代祭的。

[134] 宋朝“帝后及群臣冠服，多沿唐旧而循用之，久则有司浸为繁文，以失法度”。宋仁宗景祐二年(1034年)下诏“蠲减珍华，务从简约”。而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王洙又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制重而华饰繁，愿集礼官参定。”“其后，冕服稍增侈如故。”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下诏简化衮服，其时李育有言：“国朝冕服虽仿古制，然增以珍异巧缛，前世所未尝有。”《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1020页以下。

[135]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136] 《通典》卷一○九《礼六九·开元礼类纂》，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3页以下。

[137]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附带说，《明集礼》卷一谓：“《家语》则曰，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唐天子……既临燔柴，脱衮服裘……盖《家语》之说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649册第79-80页。《明集礼》的说法并不正确：“脱衮服裘”是张融之说，王肃《孔子家语》之说与之不同，详下。

[138] 《孔子家语》记周朝郊祀：“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衮以临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大裘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坛而脱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7页。

[139] 王肃《尚书注》：“舜时三辰即画于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龙华虫耳。”《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中栏；又见《玉海》卷八三《车服》引孔颖达《尚书疏》，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3册第1536页。这个说法与郑玄、与《伪孔传》都不相同。

[140] 陈祥道《礼书》卷一云：“《家语》谓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坛脱裘服衮；张融又易之，以为王至泰坛，脱衮服裘。盖王肃托孔子以信其说，张融疑王肃以变其论，……二者之说误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30册第10-12页。陈祥道虽对王、张有所指摘，然而那恰好暴露了他的“以衮袭裘”说，乃是本于二家又另行立异而来的。

[141]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陈祥道《礼书》虽是宋哲宗时成书的(约1092年)，但他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时，就已有多种礼学论文了，《礼书》中结集了此前那些论文中的见解。后来陈祥道历官国子监直讲、太学博士。陆佃的“以衮袭裘”之说，应与陈祥道有关。陆佃《元祐大裘议》也曾对王肃、张融两家之说加以辨析，见《陶山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第1930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以下。

[142] 杨复：“愚按六服而冕，注说恐未安，当从陈氏大裘、衮衣同冕之说。”马端临：“故以大裘而冕在衮冕之前，非谓衮冕之上复有大裘之服也。盖大裘、衮衣不可分而为二服，而服与冕皆五，未尝有六服矣。礼家又谓大裘之冕无旒，如此则是以大裘为一服，无旒者为一冕，是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无旒者乃一命之服，盖子男之国为大夫者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于子男之大夫，可乎？其义不通矣！”《文献通考》卷一一一《王礼考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1002页上栏。又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王安石、陈祥道、王昭禹、郑锷、姜兆锡并谓祀天服大裘，更袭龙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第1626页。又如王舆之《周礼订义》，方回《续古今考》、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秦蕙田《五礼通考》、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均以陈祥道为是。

[143] 焦廷琥：《冕服考》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经部第109冊第266页。

[144]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

[145]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146]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一《冠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9页以下。

[147] 以上见《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亦可参看《明会典》卷六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5页以下。

[148] 明初李贞、徐达的传世画像，有冕服九旒。参看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1页。李贞为朱元璋姊夫，死后追赠陇西王；徐达封魏国公，死后追封中山王；冕服九旒是符合二人爵位的。又明熹宗时各地为魏忠贤立生祠，其塑像用冕旒。榆林市新明楼的铜像原有冕旒，据考证是魏忠贤生祠。参看徐涛、刘合心：《榆林新明楼魏忠贤铜像考》，《文博》2002年第3期。这些都属特殊情况。此外，图像中的古帝王或被祭祀的神像，其有冕旒者也同时都有帝、王资格者，如孔子、关帝、南海广利王、封王的城隍等。

[149] 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章第3节，及相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