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谷牧

2009-11-08 11:35:01 来自: 小李匪盗

谷豁开路先行人，牧歌唱响改革声。
文章决计俱锦绣，武用天下是神州。

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谷牧分管对外开放工作。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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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8 11:37:26 小李匪盗

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1979年4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中央、国务院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要我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从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我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反复研究，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粤、闽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订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中央、国务院于7月15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改革实行开放的进程。此时，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经过深入调研，用了近半年时间制订的第一部利用外商投资的法律。据此，当年批准了6家中外合资企业的举办。9月，我奉命访日商谈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经过一番交涉，年底签订了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从而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锢。利用外资、侨资兴建旅游饭店，发展国际旅游事业的问题，也接着提上了日程。外贸体制改革，也由广东、福建两省自营若干商品进出口业务开始起步。还同一些国家签订了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风险合同。对外开放由充分的议论决策，进入了在许多方面组织实施的阶段。

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尤其对举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举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先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之，一些人对之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经过一再深入思考，我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已经被列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变，更没有哪位中央主要领导说事情办错了。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对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存有戒心；我们党有着长期"左"的影响，对特区和开放有疑虑和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许多议论不符合实际。比如旧中国上海租界的产生，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现在主权在我，情况根本不同了，怎么能简单类比呢？我仍然要坚决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举办特区和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了。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他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一到广州，他就说，举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此行，通过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小平同志接见这个座谈会的到会同志时，对我一再叮嘱: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工夫训练干部。5月4日，中央、国务院批发了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这一文件明确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管理自主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还具体指派我"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小平同志这次南巡重要谈话的发表，上述中央文件的发出，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举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画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让工业较有基础，科教水平较高，对外交通较为方便的沿海14个城市，跨上对外开放的骏马奔向世界，加强了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以振兴经济的力度。这是我国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对于广泛深入地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当年10月小平在一个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风趣地说，他在1984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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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0 09:55:59 小李匪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fnu3.html

谷豁开路先行人，牧歌唱响改革声——纪念谷牧
（文章题目取自网易网友的挽联）
李华芳

谷豁开路先行人，牧歌唱响改革声。
文章决计俱锦绣，武用天下是神州。

11月6日，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世，享年96岁。谷牧少时受教私塾，阅《论语》《中庸》等传统典籍。后入读山东省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1934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而后投笔从戎，投身兵运。新中国成立后，先任职济南，后调任中央，前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主管经济工作，从武到文，力主推进改革开放，实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彪炳史册的先行者之一。

从1978年到1988年，谷牧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从固步自封到融入全球化打下了坚实基础。1978年5月11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序幕。次日，谷牧带团到达法国，进行对西欧诸国的考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借鉴西方经验推动中国实践，正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相呼应。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困扰谷牧，这位实践者在考察团后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经济方案：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等。该报告意见与另外两份分别考察港澳和考察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的报告一起，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思路雏形：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

而落实改革初期政策实践的，则是“经济特区”。1979年5月，在对广东、福建进行调研后，谷牧提出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广东福建较多机动权；财政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留在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当然，要落实这些方案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得益于邓小平的强力支持，谷牧的方案虽在其后的改革实践中有变化，但其设想无一例外得到了落实，甚至改革的实践比谷牧的设想走得更远。

以经济特区为试点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及引进外资是谷牧经济工作的重点所在。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也不难发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投资和出口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消费。而且投资部分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比重大增长快，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这些都与谷牧当时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正如谷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言：改革就是先试点，后推广，梯度推进。先从毗邻香港、澳门、台湾，从众多华侨、华人祖居地的广东、福建做起；然后在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科教事业较为发达，对外交通通讯较为方便的沿海地区展开；再推进到沿陆地边境、沿长江的港口城市和内地的省会、自治区首府等大中城市。这几乎就是中国城市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如果说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论”等为改革开放做出了总体设计，那么谷牧就是总工程师，着力实践，甚至谷牧自己就是改革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石。作为改革开放的侦察兵，不管是考察西欧，还是特区实验，开放的心态和主张，是谷牧留给中国改革的印记。广东省作为谷牧实践经济政策的重镇，更是“开放”的直接见证。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此前提出广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广东改革题中的应有之义。

改革至今，实践已经远甚于谷牧之设想，尤其是在FDI和发展出口加工业方面，更是如此。甚至已经到了开始反思FDI政策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弊端的阶段。而在消费方面，中国的内需增长极其缓慢，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巨大的财政投资来维持当前的增长。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都已经从谷牧当时关注的地方转移，但依旧可以从谷牧曾经的设想中获得启发。

谷牧的经济见解中被低估的部分是其关于“向地方放权”的思想。改革开放除了对外开放之外，按照谷牧的设想，也应该推动地方自主，推进“对内开放”。1984年，谷牧曾在任仲夷的陪同下考察深圳模式，与最早推动中央给予广东自主权类似，谷牧对给予深圳自主权成就深圳速度表示认同。事实上，在谷牧最初对广东福建两省的考察报告中就提出了“财政包干”的思想，新增收益较多归地方，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朱镕基时代的财政分权改革，也正是延续这一思路的产物。也就是说，推动地方自主和对内开放，是中国未来改革可资借鉴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秉承谷牧一生不唯书不唯上的认真、和不冒进不停滞的执着，“日拱一卒”，持续推进中国的改革。

2009-11-9
谷牧，2009，《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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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1 11:45:07 skywalker

谷牧同志还是江泽民的政治引路人之一，70年代末那个庞大的出国考察团谷牧是带队领导，而成员中就有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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