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聊中国电影： 创作应该跟拉屎一样
2009-11-04 12:50:27 来自: Rebuild(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
陈丹青：三十年代的导演未必就比现在的导演更懂电影文化，他们都有一种非常健康活泼的幼稚，对电影的理解和实践非常直接，没有教条，没有扭曲。那个大时代对了：左翼美学，浪漫主义，新文化运动，当然，还有天然的市场意识——二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一上来就是市场规律说了算——民国导演的身份、经历、体验、语境，都是对的，天时地利人和。
晶报：可后来内地这块中国电影的传统断了，到香港去了。
陈丹青：上海诞生了都市电影，五十年代拱手转给香港。“文革”后，第五代开了个新方向，第四代被忽视，很尴尬。第四代是1964年、1965年左右电影学院毕业的，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导演，可刚出炉，“文革”开始了，十年荒废。他们的历练、学养其实比第五代深，但他们把上一代电影美学带到“文革”后，才玩了几把，第五代就起来了。其实第四代几个电影都蛮好的，比如根据贾平凹小说改编的《野山》，还有《人生》，我很喜欢，《沙鸥》、《青春祭》、《北京你早》也好的，拍得正派，一五一十说故事。
第四代上不比第三代，下不比第五代，夹在当中，怀疑自己到底对不对。八十年代谁都恐惧自己落后、不正确、不现代、不够世界性。第四代在当时多少有点过时了，索性老老实实走老路子也好，可是怕落伍，其实真能跟谢晋那么拍，也牛啊！
晶报：正如您说的，艺术创作，有一股坚持自我和自信的“流氓气”很重要。第五代崛起，就正是因为他们在电影美学上的大胆变革。
陈丹青：第五代崛起既不是大胆，也不是创新，而是“文革”太荒凉，一结束，他们赶上好时候——第一拨。所以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我跟他们同龄嘛，要是我现在画出《西藏组画》，谁会留心？第五代虽然最早在国际上拿奖，其实在电影意识上到很晚才比较国际化、比较靠谱——他们到中年才明白电影就是票房，是娱乐，此前都把电影当成很严肃的文艺问题，当成大字眼。我们这代人全这样，我到现在改不了。
但这也很难怪，八十年代中国哪有什么市场机制市场意识，任何文艺作品的推出方式是自上而下，跟以前差不多。到九十年代末市场议题铺开了，第五代开始拍大片，无论如何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商业意识，大趋势对的。他们是先烈嘛！我不批评大片，中国大片的问题是推销方式，是扭曲的市场，大片本身没错，才刚开始拍，你指望他能怎样？咱们总得感谢先烈，它先把自己给毁了！
第五代毕竟促成了转型，不然中国电影还是二战前后世界电影的老模式。但他们一直很难摆脱自己的问题：不善于叙述，对电影的理解太偏重影像，而对影像的细节又不敏感，不到位；我们这代所有作品背后的那个底子，还是无产阶级美学观，乍一看好像份量蛮重的样子，迷恋悲剧感、大事件、大道理，肤浅的哲学观，玩深沉，弄得愁眉苦脸的。但第五代有几部很好的，《秋菊打官司》、《蓝风筝》，还有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她拍出事闯祸的感觉特别好。
晶报：到第六代，又显然与第五代是截然不同的气质，第六代开创了独立电影的概念和运作方式，电影里开始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您对他们的整体出现、作品整体体现出的美学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怎么看？
陈丹青：从张元开始，私人经验进入电影，早期像《妈妈》、《儿子》，包括《东宫西宫》，都好的。后来的《绿茶》、《看上去很美》，好像不如前面的。他本来可以弄得像蔡明亮，但张元是伤感一路，蔡明亮的基调是绝望，拍那么私密的个体经验，却有强度有深度。
娄烨好像比较凶猛，至少他希望凶猛，《苏州河》有点感觉，还是有习作感，力度出不来。他不满足仅仅是私人经验，想找那种有痛感的，要爆发但爆发不出来的感觉。
总体说，第六代欠缺野心，第五代又野心太大。贾樟柯不是第六代，年龄更小，他的秉赋内在凝练，对文学的把握比其他人强很多。他懂得同情和尊严，但不伤感。他一出道就接近侯孝贤一路，味道正，意大利人当年就是这样处理城市与人的败落题材的。他迷恋布列松，起点和趣味比第五、六代高。
我到纽约后听说第五代起来，很期待能看到像贾樟柯那路电影，结果《黄土地》刚开始就一八路军，一陕北女孩，我一看，还是革命电影老符号，我宁可看老革命的老电影。
谈姜文和冯小刚
姜文无疑是这二十年来最有才华的导演。中国电影向市场转型，冯小刚居功甚伟。顾长卫被忽略了。
晶报：中国当代电影人里，至少有两个人不太好划归到哪个代里，可又不得不提。一个姜文，一个冯小刚。按您的分法，都还是有“流氓”气的那类人。
陈丹青：姜文无疑是二十年来最有才华的导演。《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创俩纪录：一个是“文革”的质感终于拍有一种生气！其他“文革”电影总是概念，不对。一是抗日战争的质感对了，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日常关系，那种悲剧中的喜剧感和荒谬感，那种生猛，感染力……第五代在寻找电影，想象电影，姜文直接给你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没前两部成功。才华、张力、激情，都还在，几个片段也很精彩，但可能他太久没拍电影了，太当回事儿了，用心太重，前面两部多流畅。我也老吃这种亏，太存心太使劲的东西，结果没弄好。
创作应该跟拉屎一样，别管那么多，刘小东他不管，画了再说，画着画着，忽然有一张特棒！要保持做，但电影不像画画，太难了。
可是姜文哪怕小制作，游戏作品，也要保持做。他可能上了我们这代人的当，要牛逼！要重大！他绝对有才华、第一流，可“太阳”有点拧巴，至少我没被骗进去，“阳光灿烂”我看一分钟就给骗进去了，那是九十年代最精彩的电影。
姜文有流氓气，但他其实很细腻很敏感的一个人，有知识分子倾向，他对音乐超级敏感。以我跟他接触，他想做有教养的绅士，只是模样摆脱不了银幕上那个硬汉。
晶报：冯小刚呢？怎么看《集结号》？
陈丹青：我佩服小刚，江湖流氓！他一上来就走大众路线，抓票房。中国的坏习惯是你弄艺术，你牛逼，你玩通俗，你就低一档——完全胡扯！没这回事！美术史绝大部分经典是订件，是活儿。他没有书生酸气，推动中国电影向市场化转型，小刚居功！电影本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贺岁片一年一年拍，瞧着就越来越会拍了，然后他知道贺岁片老路子看烦了，就换汤药。
我喜欢《集结号》，内地战争电影美学跨一大步，真实美学，子弹怎么打进去，血怎么喷出来，那个脏啊，血腥啊！虽然学斯皮尔伯格还没学到位，双方火力的方位、距离、切换，还不精确，对话也还有概念，但这一步终于走出去了。第二，这部电影的主题不是战争，而是战后待遇的问题。他将那种非常残酷的不公正和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搅拌起来。
小刚是个狡猾的人，电影必须狡猾。
晶报：还有其他您佩服的电影人吗？
陈丹青：当然有啊！顾长卫被忽略了。圈子里被高度关注的作品，往往并不怎样，好东西真的出来，又不太被关注了。八十年代我期待第五代的电影以为是《孔雀》、《立春》那样的电影，结果到新世纪才出现，想想也是，成熟需要过程。很久很久没看这么感动的电影，勾起我所有知青时代的记忆，那才是真的中国，早该有大量这样的电影。顾长卫已经懂得用荒谬和喜感表达哀痛，那种自卑，萎琐，疯狂的向往。
我看了不断暴笑不断流泪。王彩玲的造型简直经典，太难忘了，欧洲人懂得这部电影，中国观众从来不喜欢赤裸裸的真实。文艺人喜欢，可是文艺人在中国就像王彩玲和那位同性恋在小城里一样孤立。那位同性恋只有几笔，写得好，演得好，处理得好，全片靠他提升到电影的世界性境界：在监狱里他踮起脚来，然后双手伸给狱警，等着戴手铐。
谈艺术与时代之关联
理想主义时代在全球范围结束了。消费时代不出英雄。中国的问题是双重的，一个是商业化逼上来，一个是体制中的老疙瘩。
晶报：您之所以这么赞扬“流氓”，是因为觉得现在大家都太乖，我看您和韩寒在《零点风云》里有言：上海现在太乖了，其实上海人从前很不买账的。显然，“太乖”在您看来已经是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现象。从艺术创造层面来说，为什么现在的时代这么不培养“流氓”？或者说，不容易出大师了？
陈丹青：全世界的问题是商业化。过度精致的、体制化的商业文明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好的那股势头。费里尼、帕索里尼、贝托鲁奇、安东尼奥尼，这样的大虫现在没有了。
理想主义时代在全球范围结束了，消费时代开始。消费时代不出英雄，不会有疯狂的艺术家，各种经验越来越平面化。它会出一些干净的作品，很好玩，但命根子短。中国的问题是双重的，一个是商业化逼上来，一个是体制中的老疙瘩。
改革越深入，难度越大。譬如电影分级制一旦实行，不是问题解决，而是问题刚开始。你一分级，小电影怎么办？成人杂志能不能上市？然后成人业又怎么办？太多问题跟在后面。电影局官员也在尝试改革、改进，可走到边上了，跨不跨过去？
相对西方阵痛式的改革疗法，中国人懂渐进，审慎，这么大国家，是对的，不能急，可是文艺创作受牵制。你怎能要求天才“渐进”？“审慎”？
我沮丧什么？就是我发现那么多年轻艺术家，聪明，有前途，赶上好时候，可就是野心太有限，野性太少。能成功、能卖几个盘，开心死了。我所谓的“野心”不是指拿大奖，而是要做大事，做英雄。理想主义包括英雄情结。现在的年轻人终于有了空间，可能性应该比我们大多了，可是不疯狂，不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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