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写给清华国学院。

2009-11-03 10:29:40 来自: 十三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清华大学将于十一月一日举行国学院成立大会，我的老朋友陈来先生希望我能写一短文，简论历史上清华国学院的精神风气。这是中国人文学术界一大事因缘，我觉得无论在公在私，都义不容辞，因草兹篇，以代祝贺。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增设研究院，最先成立的是国学门，因此有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也简称清华国学院。当时负责主持院务的是吴宓，所以关于国学院从初创的重重困难，《吴宓日记》中记载得最为详细;这是第一手史料，值得将来写院史的人予以充分利用。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多及。清华国学院一开始便声势浩大，震动海内外学术界，这是因为它网罗了当时几位超一流的学者任教，让我引用亲自参与创院的李济的一段回忆如下: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台北，八卷一期)

　　王、梁、陈、赵并称“四大导师”，李济后来则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国学院得人如此，一鸣惊人是丝毫不必诧异的。但是李济指出国学院的宗旨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点一向少有人注意，而其实却是最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当时清华校长创建国学院，幕后设计人以胡适最为重要，从制度构想到教授聘请他都曾积极参与其事。王国维接受清华聘约，胡适的努力尤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由胡适正式提出，作为“新思潮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二三年他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撰写〈发刊宣言〉则是进一步实践这一主张。现在清华学堂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个扩大和发展的机会，他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了。这样看来，李济以当事人的身份所作的证词是完全可信的。

　　澄清了这一事实之后，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地位。过去，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把国学院看作一个保守的学术团体，甚至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对立的地位。这是因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导师的文化取向和政治观点恰恰与“五四”以来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驰。但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学院作为一个集体的学术取向和导师作为个人的政治、文化倾向严格地加以划分。如果将视线完全集中在学术研究的业绩上面，我们便无法不承认:王、梁、陈三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级学者。

　　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清华国学院两点重要的现代特色。首先是国学院对于多元观点所表现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上述之导师在专业上超一流的成就是他们受清华礼聘的唯一凭藉，至于他们在政治或文化取向方面的不合时宜，则丝毫不影响校方或师生对他们的尊敬。这和同时蔡元培延揽辜鸿铭、刘师培等人执教北大，先后如出一辙。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种表现。其次，清华国学院的开放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在精神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向世界最新学术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王、梁二导师在这一方面是开风气者，固不必论。陈寅恪的东方学目录和佛经各种译文比较两科都是为了把西方最新研究传入中国，然后再运用中国资料的优势而超越西方。至于赵元任的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和李济的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验等科目更是不折不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开放精神的另一附带表现是国学院一方面避免民族主义的激情，另一方面却不失民族文化的自尊;怎么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是全院师生长程奋斗的目标。

　　清华国学院是一九二九年结束的，距今整整八十年。我以最诚挚的心情祝贺国学院的重建，并期待着它从劫灰中浴火重生，展开第二度的辉煌!

2009-11-03 10:40:38 十三哥

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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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将国学办成海外汉学？这是个问题。
同样，以前清华国学院的模式值不值得我们那么膜拜？也是个问题。
还是把汉学留在海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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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2:01:59 文拾遗 (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翻云覆雨手)

自19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间，因应种种因素，所谓“寻根热”、所谓“传统文化热”等，也已经是风波几度了。即对于《论语》之各类各等“解释著作”，某年得一粗略印象，其一年间竟出十几二十几种！今更有人侈谈“儒学复兴”之类。然而不见其人，何以竟有其事？当此潜龙勿用、君子默守之时，而无风作浪、乘机攀缘，不出依托假借之心，则能不资人口实终以害此道乎？我努力看清周遭情势，发现我所珍爱与仰赖的，的确不在当前的“事实”及其未来趋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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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3:57:03 曹小旦 (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

十三哥似未明余氏此言之真意。

余氏此言自得自满而又世故圆滑，而其开篇所谓“义不容辞”，概可见新国学院元气不足，此又难怪余氏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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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4:23:45 曹小旦 (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

惟文兄此言，诚可哀痛！“国学”关乎民族命脉，岂“汉学”之流可尽耶？新近奢谈“复兴”，多偶而凑泊，欺世盗名。“国学院”新旧之对比，若适为回溯之机缘，则或可为开新之支点。舍此，吾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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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5:03:22 拈花微笑 (伪先知)

“国学”和“民族命脉”到底有什么切不断地关系，我还是那个例子：拜火教绝迹了，古波斯文明被伊斯兰灭亡了，但是上千年来伊朗人仍然保持波斯民族的认同，并没有因为改宗伊斯兰就把自己是作阿拉伯人。将思想形态和民族认同乃至存亡问题纠结在一起，实在经不起推敲。

余先生所言“国学”的性质，是一门“科学”，而非所谓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之学。这和陈来先生所言“国学”是就对象言而非就方法言，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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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5:22:24 十三哥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陈来上两天关于国学的采访，怎么看都是“海外汉学的大陆分舵”（引一位仁兄之言），如果陈来对国学的理解果然如是，现在文史哲做的事情也是如此，不就是读书发文章么，说的好听一点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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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7:19:19 曹小旦 (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

某所谓“国学”，仅为措辞方便，鄙意所指，或真正有中国气派之学术。至于“国学”与“保种”之关联，是上个世纪头三十年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百年之后，情势不同，彼时“保种以救亡”之诉求固已成为过去，而当下“中国学术”与“中国特色”之关联则仍待探讨。

原乎学术进展，“古学复兴”与清末学术风气紧密相关，而后排满革命及国民党二大之后以国父为道统继承人，斯有所谓“现代新儒家”之崛起。而后国共异政，“道统”飘零，至当下乃有“复兴”之说。然果有“道统”乎？果是“儒学”乎？此间疑问岂“汉学”所堪任？又岂可言与“民族血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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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17:41:55 星辰之弟 (记忆衰退，读后而忘前，哎)

现时炒得很“热”的不是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吗，但“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词决定了这个概念从来只能是民族-文化主义，先自我狭隘化封闭化，预置一个浅陋无聊的价值前设，真正心智成熟的文化人从来是绝对的文化主义的本位者，至于如何参照，以什么角度或方式进行，是学人自己的事情。市面上的一些噪音不足道哉，不值进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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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20:16:05 曹小旦 (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

本来嘛，这种体制内的东西，如同博雅学院一样，大概哗众取宠的成分居多，围观就好。
但哗众取宠的花样各有不同，挟洋自重、赓续翻新，这是常见的手法。于是，严肃也罢，调侃也罢，在当下的体制环境下及学术风气中，其实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或者可借用个说法，意义本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探讨的人多了也就有些个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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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20:50:44 sweetii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需要厘清。所谓有中国气派的传统学术，说到底还是在西学压倒国学之前，中国的学术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还是有一个界限，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是不算在内的，例外者有二，一是墨子城守篇讲应用科技，一是纬书讲宇宙理论和数学理论，但都被斥在正典之外了。就我个人理解，传统学术以经学为核心，子、史分别作为经学的参照和应用，其核心是一个伦理秩序的建构和阐释。依据就是经学和子学讲究正人伦，史学则是对正统礼教的应用记录。既然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立足点就是破除旧礼教，那毫无用处的伦理秩序又有什么可研究和可讨论的呢？现在重提旧学（我不喜欢国学的提法，因为事实上国学已经死亡，现在是西学大一统的时代，也不喜欢汉学的提法，因为这是以汉语言民族社会形态为客体的学问，身在其中，怎能将自己客体化），如果不明确以儒学尤其是礼制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则仍是空谈——难道谈古代汉语？名物考释？哲学思辩？文学鉴赏？这些都不是旧学的观念核心，也不是旧学的文献内容，没有什么可研究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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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22:56:09 小董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陈来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国学院的“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世界眼光”是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新国学院将不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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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3 23:36:22 十三哥

那我们就期待“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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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09:23:15 千年一叹

陈来这个人看气色不太象个知识分子。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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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11:40:27 陈愚

转今天一篇特傻的评论，这些写评论的人，常常是写着写着就以为自己是国家领导人了，真是好玩。
看最后一段，只有一个评价：傻。

清华大学国学院，能否旧梦重温？
2009-11-04 09:13 新京报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作者：魏英杰

这几年来，国内高校恢复或创建国学院已蔚然成风。在这背景下，清华大学重建国学研究院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别家大学搞国学院，都绕不开也不能不提80多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如此丰饶的历史遗产，清华不来继承、发扬光大，好像也说不过去。

老清华国学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个个都是大师里的大师。这回清华国学院也请来了“四大高手”，分别是陈来（院长）、刘东（副院长）、刘迎胜、姚大力。来清华前，陈来、刘东两位先生任教于北大，刘迎胜、姚大力分别任教于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陈来先生是北大“文革”后培养的首批哲学博士，其他三位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拿的博士学位，而且都有南京大学的学历背景。

这也透露出，清华搞国学院也许另有打算。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的文脉一断数十载。近年来，清华提出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恢复并加强文科，理所当然成为其中的一着棋。只不过，理工强、文科弱一向是清华大学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如何才能扭转现状，重振旗鼓呢？国学院的重建，恰好让清华在赓续传统和迎接今日挑战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所以，与其说清华大学是在恢复80多年前的国学研究院，毋宁说是借此完善学科布局，以实现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关于新老清华国学院之间的传承关系，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在11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也说得很清楚：“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将秉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

我倒认为，无论是刻意强调新老国学院的传承关系，或者想借此推动清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都可能妨碍新国学院的自身发展。

老清华国学院的存在，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一场千载难逢的风云际会。彼时最后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尚在，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学成归来（陈寅恪、赵元任），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才可能联袂弹奏一曲学术的绝响。

从这个角度看，新清华国学院的“自认家门”，虽然可以看做是自我激励，却也像抓了把虱子放头上，不小心就会弄得浑身不自在。搞得有声有色也就罢了；搞不好的话，难免被人骂有辱老国学院的威名。这么看来，老清华国学院既是一种标榜，更是压在新清华国学院头上的一块巨石，使不上劲儿很可能掉下来砸了自己的脚。

重建国学院和创世界一流大学同样不可混为一谈。近年来，提出创世界一流大学口号的国内高校，大多火急火燎，搞得像“大跃进”。这样一来，大学难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这就很难保证学术机构能够按照自身逻辑开展工作。无论国学也好其他学科也罢，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下，大抵只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目前清华国学院并不以教学为主，而是以搞项目、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主，殊不知，这是否就是为了尽快出成果？

话说回来，若非如此，这个仅存在四年时间的清华国学院恐怕没那么容易恢复。问题是，这固然是清华国学院得以重建的机遇所在，却也可能成为它的命中克星。学术一旦为功利主义所绑架，被赶上拳击大擂台，如果不跌得头破血流，大概也找不到北了。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吧。陈来、刘东他们要做的是，暂且忘掉老清华国学院的旧日辉煌，轻装上阵，静下心来为国学的未来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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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16:04:51 尚志

上文也没见怎么傻。就是说了一大通，等于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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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16:52:15 sweetii

国家领导人才不会来关心这些故纸堆里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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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5 21:54:48 陈愚

（本报按：清华大学将于十一月一日召开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社会各界对此极为关注。为此，本报特派记者走访了正在忙于创院的刘东教授，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在采访中，记者有幸目睹了张充和女史所书国学院院名与饶宗颐先生所书院训。）

记者：欣闻八十多年前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院即将重现在清华校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何时隔这么久，它才又再次出现？

刘东：历史的断档的确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一九二五年成立到一九二八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四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那么，清华校方何以对国学院的恢复如此慎重？这不是一个刚从北大调来的教授就能回答的，原因想必有各种各样。但从眼下的出发点上，我们至少可以正面地说，它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记者：我们注意到，贵院使用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名，而被惯称为“清华国学院”的那个学府，在历史上的真实名称，则是“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如今它究竟算是重新建立呢，还是从头做起？

刘东：你的问题总是这么尖锐！不过对于这般非此即彼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其实两者兼有。

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更没有谁想要比附为几大导师。回想起来，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所以你看，两次建院的历史背景，就有这么大的差异！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别的不说，只要看看国学院现在的人员构成，你就可以依稀看到往日的影子，因为国内其他类似机构，往往都是一种雁阵式的构成，无意间在突显某个带头人，而我们这边却从一开始，就只愿吸引并驾齐驱的学者，——这当然还是有旧日的影子在，因为往昔的清华国学院，就是以师资特别雄厚和平衡而著称的。

记者：重建清华国学院，固然令社会各界都充满期待，但同时也让人不无迷惑，比如曾经听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很想听听，你作为局内人，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刘东：很多朋友都说过这类的话，比如我在北大的同事陈平原教授，就曾以《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为题，到这个校园里做过讲演。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稽。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还有柯文刚刚在《历史三调》中的论述，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四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四年内招收七十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四十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么？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时间，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

记者：在当今的语境下，“国学”这个词充满歧义。最保守的看法认为，国学只能包含最古老的学问如六艺，而最开放的人则认为，国学简直可以是无边无沿的，只要是与中国有关的学问，都可称之为国学，哪怕是千奇百怪的时髦学问。那么，您对于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您将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开放它，又用什么样的观念来收束它，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库恩所说的必要的张力？

刘东：把“国”和“学”并列起来的称谓，其实用得很早，最开始指国之庠序，就是国家所开办的学校，官办的教育机构，而不是某种知识领域。而现在所说的“国学”，尽管在字面上看着雷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既不是国家之学，也不是官府之学，而是民族之学，或者本土之学。事实上，正是在西学东渐之后，国人在遭遇外来冲击之余，发现除却西学之外，还有本民族的学术文化，所以它是参考着一个外来的他者，才得以重新界定自己的。对于“国学”的这两层含义，一入手就要清楚地辨析，而不要望文生义，在一个到近代才产生的概念里，强行填入远古的知识系统。

由此出发，回顾一下国学院几位导师的知识结构，你自然会想到，清华国学院从来都不曾抱残守缺过。比如梁启超，不仅在中学方面是通人，在西学方面也同样是通人。当年他那支健笔，传递过多少西方知识？很多国人在这方面的基本通识，都是通过他的报刊文章而获得的。王国维的早年，更是完全沉浸在西学中，他曾系统研读过德国古典哲学，还翻译了不少外文著作，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比较文学的开山。对于他的治学方法，陈寅恪曾经总结为三种对比关系：即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你看看，这里哪一项是死守着老旧的传统？然而，它们却也没有一个是脱离了文化本根的，都是在外来刺激下产生出来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回应与对答。至于陈寅恪本人，其主要的治学能力，即所谓四大支柱，都是在十余年的留学中奠定的，而他一生信守的学术自由观念，一方面既体现着中国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另一方面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密不可分。另外的两位导师赵元任和李济，一个为中国带来了语言学（Linguistics），一个为中国带来了考古学（Archeology），在当时都是绝对新颖的学问，那是更不在话下的了。

所以，当年的清华国学院，无论说四大导师也罢，讲五大导师也罢，做起学问来都是熔古今中外于一炉，而又能对紧迫的本土问题，做出适时的文化回应。透过他们的学术实践活动，你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国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如维根斯坦所说，构成了一组意义不断滑移的家族相似的语言游戏。如果到了今天，还有人只说国学就是六艺，那就使人不免想起黄侃当年那句名骂了——八部书外皆狗屁也！
当然了，即使是这种听上去并无道理的坚持，我也能体会到它的用心，那就是对于国学不断变异的忧虑。

基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主体性，我们必须再追问一句：所有的中西合璧都必是好的吗？那倒未必！照我说，只有在中外融通的过程中，本文明的独到特色和价值理性，不是被蚕食鲸吞，和逐渐化为乌有，而是在汲取了国际文化的养料之后，发育得更加茁壮，这样的跨文化效果，才是健康的和可以接受的，才有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否则，要是仅仅作为普世样板的西方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国学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窄了。所以对于国学这个概念，又必须有一个收束，必须基于或者无违于本民族的价值传统、问题意识、生活经验和审美情感。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叫《跨越与回归》，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循序考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具西学知识的那几位学者，比如严复、辜鸿铭，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乃至整个的学衡派。特别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些无论外部知识还是外语能力在当时都堪称最佳的学者，尽管完全可以享受他们自己的西学话语权力，却在获得了世界性眼光之后，反而会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回过头来依次进行文化的回归，重新来正视固有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循环往复中，国学这个概念也得到了不断地扩展与丰富，这是一个螺旋型上升的过程，它正是在熔铸了中西知识之后，固有的学术文化不断焕发出新意的必要途径。

记者：跨越与回归，——听起来真有意思！那么，马上就要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将如何来实现“跨越与回归”呢？有什么具体的设想能让我们先知为快吗？

刘东：刚才已经说过，新的国学院主要是一种学术研究机构，所有的基本计划都必须准此出发，我可以在这里先介绍设想得稍微成熟一些的项目。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你想，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你必须知道，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们”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记者：听起来，清华的学子们真是有福了！那么，更多的不在清华读书的学生，能够分享到这些讲座的内容么？

刘东：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讲座一旦完成，马上就会进行翻译、整理与修订，以便尽快在一套新创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中，公布给全社会！我们希望，诸如此类的深度学术交流，会为当代文化交锋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也向后人提供一个研究比较文学和学术交流的鲜活案例。

记者：除了三大讲座以及延请国外知名学者的计划外，还有没有其他具体设想？

刘东：设想不一而足，但限于时间关系，无暇逐一说明。但简单说来，可以概括为两份学刊，四套丛书。
学刊方面，首先一份是由我本人主持的、长期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杂志，而随着我本人的加盟清华，标明为“清华国学院院刊”的最新一期，这几天也已出版。这份杂志以所坚持的学术论证质量和中西互动深度，也可以代表国学院今后的学术方向和水准。而另外一份学刊，则是将由姚大力教授主持的《清华元史》，至于它的内容和主旨，你最好请他来说明。

丛书方面，除了已提到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外，还将启动《清华国学文存》的编纂。清华国学院既然成立，就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我们已经为了做到这一点，而专门招收博士后了。目前，虽然也有北大同事夏晓虹教授的一些相关努力，不过就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清华国学院院史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而对其导师和学子著作的系统整理，更显得尤为欠缺。比如，就连像梁启超、王国维这样显赫的导师，其著作都缺乏一个完备的善本，更不要说在五位导师之外，还有不少像马衡、浦江清这样曾在这里代过课或当过助教的学者，他们后来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可惜反映其学术成果的出版物，还有很大的补课空间。此外，更为艰巨的任务来自，前边已经说过，清华国学院的四届毕业生中，后来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学术研究，既体现着清华国学院的教育成果，也是学术薪火传承的重要环节，但其中不少人的遗著都未曾得到整理。我想，只有在对每一个人都编出学案，并整理出一卷选集之后，人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纵览到本院当年的成就，而你所说的那个学术“神话”，也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示在大家面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才能更加切实地去体会和总结清华国学院的当年经验。

另外，我们还将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论丛》，专门收纳本院教授、合作学者和访问学者的最新成果。国学院的工作一旦正式开展，我们就会通过网站和其他媒体，提供一些公开竞争的机会，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到清华园里来享受它的幽静和便利，并且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科研项目。我们还会实行member制，即凡是在国学院工作的学人，无论资质深浅，都是理所当然的member，都可以平等享有学术发言权，从而共享一个自由宽松的讨论空间，人们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也都会轮流拿到院里来展示，接受同行们的挑剔与批评。由此，最终自然会形成一些成果，然后我们会把它们拿到学术委员会上，讨论它是否够格纳入《清华国学论丛》。顺便介绍一句，本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将由刘迎胜教授担任。

最后，我们还会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译丛》。目前，整个国家都在推动类似的计划，要把古代的学术经典、乃至百年来的学术经典，逐步翻译成外文推出，以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如实认识。清华国学院对这个计划的襄助，将会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资源出发，首先选取部分导师的代表作，指导它被相对精确地翻译成英文。比如，我们首先会推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英文本。与此同时，这套译丛也将会收纳一些国学院现任教授的代表作，乃至国内其他著名学者的代表作。

记者：谢谢您向我介绍了这么多！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幸见到饶宗颐先生为清华国学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刘东：这个院训，最早是在游泳池里想到的，此后就形成习惯，一连好几天，每逢进入池中击水，脑际就不断地回响那几个关键词。你当然知道，清华大学本有一个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也是本院导师梁启超所提，它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

院训内容经过了反复讨论，甚至直到前几天我给饶公写信时，还在询问他是否需要斧正。但现在从他刚刚寄到的手书来看，饶公似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使我也总算松了口气。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这八个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其实也不必细讲，更为重要的是，你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你从梁启超先生在八十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九十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跟饶公的书法交相辉映的，还有张充和女史为我们书写的院名。充和先生的年事，甚至比饶公更高，已经97岁了！然而她写起大字来，还是这么挥洒自如，更不会带半点烟火气。我这次能借着到耶鲁开会之机，请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来为国学院题名，真是莫大的荣幸。我甚至还受到那情景的感染，当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充和先生，见到你才更使我想起中国文化之可爱！”值得注意的是，饶宗颐先生和张充和先生，原本就是生平好友，而且饶公的一些诗作，也是由张充和先生来书写的。而现在，他们一个为我们题写院训，一个为我们题写院名，两件墨宝一阳刚一阴柔，相映成趣，更显得弥足珍贵。清华国学院马上就要召开成立大会，到时候我们会现场展示这两幅字，相信它们会使会场增色不少！

2009年10月23日于清华园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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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5 22:38:36 danyboy (下世纪再嬉戏)

不说这么多了，我们就好好读书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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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00:00:17 陈愚

就刘的说法看，清华确实是想搞海外汉学清华分舵。
现在谈“世界眼光”，成为一种流行的说辞。陈寅恪、王国维他们谈世界眼光，是在充分理解古书的基础之上的，现在的人谈世界眼光，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不读懂一部分古书，可能有“世界眼光”吗？这话还是不能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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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08:40:58 尚志

当下，治国与治学无非两种途径，要么“与国际接轨”，要么搞“中国特色”。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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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08:59:56 千年一叹

回陈愚先生：他们自以为他们已经全部读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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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12:06:19 陈愚

尚志兄之言甚陋，一句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就可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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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12:07:50 陈愚

案：秋风先生有想法，也有情怀，所以这篇虽有小疵，总体上还是很不错的！

清华新国学院，能否办出老国学院的风采？
2009-11-06 08:48 南方都市报
作者：秋风

清华大学要恢复它的荣耀，在关闭八十年之后，重建了那个令人神往的“国学院”。

提起清华国学院，人们马上联想老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先生为纪念另一位导师王国维先生而写的碑铭中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该校校长顾秉林也大方地承认，这是老国学院的命脉所系。但是，这个自由是指什么？独立又是针对谁的？似乎有必要追究一下。

考察陈先生上世纪40年代对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的态度、50年代关于拟议中由他领导的历史研究所的意见，完全可以肯定，陈先生这话，不仅仅是对学者的道德要求，恐怕更多地是对制度的要求，包括学术机构对待学者的制度安排，也包括大学等行政当局对待学术机构的制度安排。

对一个研究机构来说，这种独立、自由有十分丰富的含义。除了陈先生所说的不受官方思想束缚之外，其实还可以有更多不那么敏感的含义。比如说，在形态上，在教学方式上，能否保持独立性？

现代人们提到老国学院，首先予以赞美的是，它只办了五年，却培养出数十位杰出学者。如此成功的秘诀在于，它虽在现代大学之中，却大体上延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形态。在这里，师徒朝夕相处，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比如，当时梁启超先生虽然身体欠佳，但也不时与学生一起去公园、郊野游玩。在游玩之余，与学生讨论道德、学问问题。通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学生与老师的心灵可以迅速相契。学生可以很快了解老师的思考方式，进入老师所在的学术传统。

新国学院的主事者也明确指出，这种书院形态比较适合国学的传授。但他们又同样明确地表示，不会延续这种做法。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一个优良的传统？为什么一定要办成流行的研究院？

事实上，随波逐流似乎已经深入这个国学院的骨髓。该院刚刚开张，只有四位研究领域十分狭窄的教师，他们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举办“三个讲座”，出版“两个杂志”、“四个丛书”的宏大计划———不知道每个导师准备承揽几个大项目？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新国学院从一诞生，就带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精神特征：追求高速度。顾秉林校长在讲话中引用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做学问的名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及董仲舒所说之“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事实上，新国学院力争在最短时期内创造出宏伟政绩的心态，已彰然若揭。

主事者又告诉人们，该院成立之后，将邀请国际上的顶尖学者来开办讲座，比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已答应来清华讲学。然而，这样的工作又何必劳烦国学院？科研处就可承担。而且动辄以“国际著名学者”相号召，让人不由联想地方政府的大手笔：花费巨资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或国外退休政要、国际组织官员，到本地参加这样那样的论坛，不管他是哪个学科的，也不管他对中国事务有无研究，重要的只是他的出场以及不着边际的赞美。

清华新国学院能否办出老国学院的风采？对此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难！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独立而自由的。这种自由、独立不仅是指导师、学生们的学术、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指学院的形态是独立的，学院的日常运作是独立的。也因此，它能够独立于流俗，归根到底是独立于权力，大学行政当局的权力及伸进大学的更高层级的行政权力。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追逐流俗。

但这恰恰是学术之大敌。新国学院现在对外宣称的伟大计划，带有强烈的行政权力规划的流俗的色彩。它是那么的高调，那么的急功近利。左看右看，它不过就是一个华丽的政绩工程。近些年来，这样的学术政绩工程遍地开花。比如，有人要办精英班，并且满世界宣称这里将培养学术大师。仿佛这个世界上，大师也可以像玩具、像汽车那样按照订单生产，仿佛不是大师的人也可以批量制造出大师来。

这种心态不可能带来学术繁荣，甚至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学术。而这种心态，似乎是时代的通病。中国经济实现了超常规增长，主持学术事业及所有其他事业的人就以为，思想、学术、科学也可以实现类似增长。这些人也相信，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的办法可以搬用到思想、学术、科学领域。他们的信念是：只要有高投入，就有高产出———当然是高数量的产出。

清华大学新国学院宣称自己将继承老国学院的传统，这一点在学术虚假繁荣的今天也算是空谷足音。不过，这个传统的精髓就是独立、自由，而这就要求学院按照学术的内在性质设计自己的制度，现在的新国学院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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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12:56:02 十三哥

关于清华国学院几点搞不清楚的地方：

第一，清华简被炒得沸沸扬扬，清华也给予相当的重视，为何四大导师没有李学勤呢？怎么说，如果清华简真的是早期《尚书》，对追寻上古史乃至中国文明都会有相当的意义。
第二，清华国学院何以如此重视蒙元史？会不会是和人大国学院重视西域研究一个道理？
第三，如秋风先生文章指出，既然书院式的教学有利于国学，为何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四，如何将海外汉学办出国学特色，教研室分类按四部分，还是按文史哲分，还是其他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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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18:42:49 小董

十三哥的问题，小猜一下：

第一，李学勤年龄、辈份和地位与陈、刘等不是一个量级的。尤其是年龄，注意梯队建设。。
第二，西域、蒙元史研究和王国维、陈寅恪有关系。人大学他们，清华更责无旁贷地学他们。
第三，书院属于民营单位，大学时国营机构。即使如现在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也同样是学校的机构。哪有什么善者？阳明精舍也许可以除外，不过他们几位是不回去的。
第四，海外汉学是刘东的招牌，不是陈来的招牌。在我来看，陈来的写作还是非常注重中国的主体性。另外，清华新国学院好像没有教研室这类的建制。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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