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设国学研究院
2009-11-02 13:53:03 来自: 加里曼丹(菲靡靡烟熏)
清华设国学研究院
2009/11/02 00:36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雷嘉
本报讯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昨天上午宣布成立，清华校长顾秉林身着唐装为国学研究院揭牌，杨振宁等一批海内外学者出席揭牌仪式。
国学研究院将着重围绕中国哲学、史学、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深入研究，提倡宽正、沉潜、广大、高明的学风，倡导重视材料的发现与方法的创新相结合。研究院将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世界级学者来清华园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和讲演。研究院还将主办出版院刊《中国学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著名哲学史家陈来教授出任首任国学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曾于1925年至1929年间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汇聚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家，被称为四大导师，在历史上留下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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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8:40:34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停办80年 清大国学研究院开讲
2009-11-02 中国时报 【李文辉／综合报导】
停办了八十年的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日重回清华园，以大师讲座、国学讲堂、学术出版为文科研究注入强心剂，展现清华全面发展的决心和努力，并由陈来、刘东出任首任院长、副院长。
清华大学于一九二五年成立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年后停办，近七十名毕业生，成为人文学界知名学者有五十多人，而教授群中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人称四大导师，象征当时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为纪念奠立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推动高层次的研究交流，国学研究院设有「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将分邀哲、文、史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围绕特定专题，到清华园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及讲演，系列讲演经整理、翻译、修改后，加以出版。
国学研究院计画出版院刊《中国学术》，以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推展中文世界的学术成就、增强文化中国的凝聚力、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流，企图成为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最具国际声誉的一流权威刊物。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还将大力开展各种层次及形式的交流活动，不定期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和演讲会，并且举办各种国际学术论坛；设立「清华国学讲堂」，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演讲。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指出，将秉持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提倡宽正、沉潜、广大、高明的学风，发展国际化的视野，倡导重视材料发现与方法创新相结合，做出一流的研究成> 删除 -
2009-11-02 18:44:25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清華大學 國學研究院成立
【聯合報╱記者汪莉絹／綜合報導】 2009.11.02 08:10 am
停辦了八十年之後，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昨天成立，力圖重振北京清華大學往昔在國學領域研究的聲威和輝煌歷史。
北京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表示，一九二五年曾成立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當時亦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後因各種原因，在一九二九年停辦。短短的四年中，畢業學生近七十名，其中五十多人成為中國人文學界著名學者。
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指導學生的教授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被稱為「四大導師」，代表當時中國國學研究的最高水準，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話。
謝維和表示，為繼承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精神傳統，全面推進清華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清華大學決定成立國學研究院。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校屬、跨院系的研究機構，將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力求把國學研究院辦成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為中國文化研究提供一流的國際化平台。
新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將聘陳來出任首任院長，他是張岱年的大弟子、馮友蘭生前最重要的學術助手，當代哲學家。
陳來表示，研究院將設立「梁啟超講座」、「王國維講座」、「陳寅恪講座」，以紀念奠定清華文科基石的大師。三大講座將分別邀約哲、文、史諸領域的世界級的學者，圍繞特定的專題，到清華園進行較長時間的訪問和講演，並與國內同行進行深度的交流。同時也將不定期召開小型專題研討會和演講會，舉辦各種國際學術論壇，設立「清華國學講堂」。
他表示，研究院還將廣泛蒐集前輩院友的著作，編輯叢書。同時，著重於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史學、中國美學與文學、世界漢學，並將在研究計劃中，倡導重視材料的發現與方法的創新相結合，力求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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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9:02:18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探求新国学之路
2009年10月26日 13:24
新国学之路
——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来
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
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
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
时间: 2009年10月14日上午
地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办公室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于2009年1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此时距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停办，整整过去了八十年。八十年间，国学饱经风霜，无论其性情还是面貌，都有了很多改变。对此，作为重新恢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长，陈来先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面对梁启超等四先生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对陈来院长进行了专访。
一
主持人:老的清华国学院的起止时间是从1925年到1929年。当时也有个“国学热”，叫做“整理国故”运动。清华国学院就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诞生的。较之西方文化大举东进之前，当时国学的形态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正进一步从古今问题演变成“中西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陈:我想从国学的观念嬗变谈起。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的“国学”，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晚清的国学派就此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就是国家的形势非常危急，但还是要坚持传统文化。其实他们有点类似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退一步来说，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概念。现在我们说国学，最早讲国学定义的是邓实，他办了《国粹学报》，用他的话来讲，“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又说“君子生于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这是说，你生于这个国家，必定要爱这个国学的学问文化，这是在很深重的民族危机里，提出这个概念的。
主持人:这其中有没有西学冲击的问题?
陈:当然也有，但这比单纯的学术冲击更厉害。他们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老谋深算，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实在1902、1903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到了1907-1908年，章太炎也有这个概念，他也是为了激励种性，要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所以你看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意识。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种保教。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开始，讨论东西文化，其中就直接涉及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等问题。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不是政治意义，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旧文化，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
此时，从捍卫中国文化的角度的一些学者来讲，他们有个特点，比如梁漱溟说我到北大来干什么，我来是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拒绝和反对西方文化。梁漱溟、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保守立场。《东方杂志》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融合。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有《学衡》出现，可以说是接着《东方杂志》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梁漱溟讲，“我们今天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主持人:“承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味。
陈: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我认为，国学的概念就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整理国故”。那时胡适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所及，首先是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也就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后有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然后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着有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还有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运动推动出现了这些研究的组织和教学的机构。
二
主持人:这是一个脉络上的梳理。第一阶段是保种、保教，第二阶段是要批判或者替代，第三个阶段则是试图建立国学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相应的，国学是否在概念定位上也在变化呢?
陈:这正是我下面要重点谈及的问题:关于国学概念的意义。这可以分几种。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他们的讲法，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学术。这类讲法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定义。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化，而且民俗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个概念就比较大。这是第二种。
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从晚清以来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国学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第三种意义，即，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不是一个过去的体系，如孔子讲的、朱熹讲的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的体系。毛子水在1919年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里面讲，“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叫国故学。”胡适就加了一句，说“国故学”缩写、简称、省称就叫国学。就国学这一语词的历史来讲，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语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胡适的这一个说法，显示出国学的第三种意义，就是，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
所谓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不是指古人对过去的研究，而特别是指近人，近代以来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这样的一个国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我们所谓学科的概念和这个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你看有很多人都这样，比如顾颉刚，他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就是说，国学就是我们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是以国学为一个研究的系统。这样的用法在当时是很多的。比如说黄侃。当时周作人很赞赏黄侃，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这句话里头的“国学”不是指它的对象即传统文化、传统学术，而是指对它的研究。是指在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这个意义上某人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按顾颉刚所讲，国学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材料。这个科学就是一个研究的系统。林语堂也曾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治学的目标”，他所说的国学也不是就它的对象来讲，而是就一个研究的体系、一个学问的体系来讲。
主持人:这几个人所给定的国学概念有一个相似的结构:主体是近人或今人，对象是过去的东西，即过去的历史文化。国学就是在今人和过去的历史文化之间形成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关系。它强调的是研究者立足于当下，在借鉴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去研究过去的东西。
陈:毛子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他表扬胡适所写的《发刊宣言》，认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后，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一点成绩，这与胡适的这篇文章有一定关系。他所说的“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成绩”这句话中的“国学”，不是指作为对象的国学，而是指“国学的研究”这个体系。另外，就外延来讲，因为国学同时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出现，就是在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已经开始招研究生了。这个学科的概念当时有个规定，就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这是国学的范围。即不仅仅指文学，也不是仅仅指历史或哲学，而是只要是研究其中一种的，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主持人:这种分析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学于近代以来的变化很有启发性。
陈:关于研究体系的国学，在近代(从晚清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衍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这是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加了一些近代的意识。按照古人的观点，经学是最重要的，但到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近代意识，就是不突出“经”，而比较强调“子”，并且在“子”里面对孔子有所批评。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的出现。这当然都跟北京大学有关。胡适是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此外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其他人比如毛子水也非常重视科学方法。除了科学的方法之外，就是疑古的思潮，是这一阶段的国学研究，特别是胡适、顾颉刚他们的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个疑古思潮是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怀疑有关。人们对中国古史、史料提出许多怀疑，这种质疑也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主持人:您说得很对。其实疑古思潮也是整理国故的一种方式，是对过去文献的一种新的解释，只是在学术倾向上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陈:考证学、训诂学加上近代意识，例如《国故论衡》，这些东西已经是带有新的特色了，而科学思潮加疑古思潮，比第一阶段更进了一步。它强调科学思潮、疑古思潮，同时也强调整理古代文化，这种意识已经更新了，所以说其形态也已经是一个更新的发展了。
主持人:这种“新”是不是说从他们的学问里面能感受到“他者”的存在，即以西学作为参照系?另外，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解读传统?
陈:是。在章太炎那个时代，考据学、训诂学加近代意识里面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东西，但那些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属于“革命”，因为革命，所以把经学、孔子的地位拉低，而不是突出学术。但是到了科学、疑古这一阶段，它是配合了科学和民主的呼唤，西方的东西是从文化里面出来的，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对立面。
主持人:那么第三阶段呢?
陈:第三阶段就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突出代表的。借用一个较有争议的概念来讲:汉学化的国学。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例如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出并为大家熟知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都是与当时法国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清华国学院不仅在宗旨而且在实践上都强调，如何利用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来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欧洲人和日本人都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的古学做了很新的研究。第三阶段的这种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的世界化的国学是新的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可以说，它真正落实了一个新国学运动的展开。在第二阶段所讲的科学方法和疑古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没有落实到学术实践上的卓越发展。
主持人:就是说在方法上、研究的精神上以及取向上为第三阶段做了准备。
陈:是的。第三阶段还得益于这一阶段清华国学院的核心教授，如王国维等人，是世界承认的最好的国学研究者。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讲的国学家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沈兼士做主任，基本上是太炎门人为主体。太炎门人比起太炎，有他们进步的一面，比如: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对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视，这都是与新文化运动能够合流的。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国学研究的方法受太炎的治学方法的笼罩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们还没有放开了像第三阶段那样把新的东西引进来。举一个例子，章太炎就反对甲骨文研究，而王国维则是甲骨文研究起家。这就看出来，像章太炎的这种国学研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主持人:就是说，没有以“他者”作为参照系、没有以现在的时代为坐标的学问，就必然要让给能以“他者”为参照系、强调科学方法的新的国学研究。
陈:就是这样。北大当时整个文科都是章太炎的门人主掌的，可是今天想起来，他们中有哪一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呢?学术上大家特别强调他的贡献?比如沈兼士这样的人，显然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是不能相比的。
主持人:我注意到了，您所说的重要还是不重要不是指老百姓知不知道。实际上这些人在老百姓当中的知名度也的确不如王国维、陈寅恪他们。您刚才说的是在学术上。
陈:我们从近代学术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如。
主持人:所以从这个来看，也反映了学术转型。
陈:太炎门人的学术虽然已经是一个近代学术了，但是步子迈得还不够快。因为这个时候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已经很厉害了。其实胡适他们已经看到，都是很感叹，很着急，像陈垣，都非常着急。
主持人:清华四先生也应该看到了。
陈:那当然，因为清华四先生本身，比如王国维，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当中了，这是当时的人们比如伯希和，都承认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和当时的汉学家们有交流。陈:有交流，而且交流得很多，并得到了世界汉学的尊敬。主持人:那交流的方式是什么?
陈:一是王国维他们到日本去。罗振玉和王国维把甲骨文也带到日本，一起进行研究，这是一方面;另外，跟伯希和他们也见面，那时候跟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之间的往来还是不少的，桑兵所写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里面提到了很多。
三
主持人: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陈寅恪初到清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有的只是新的学术视野、方法和观念。
陈:他的视野、方法的观念跟王国维是一致的。所以他跟王国维之间特别能够交心。
主持人:他是带着新的视野、
方法和观念踏进清华大门的。
陈:对。所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只有他才代替了王国维的角色，成为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认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国学研究者。这就是陈寅恪。所以说，虽然他的成果后出，但路子是一致的，这个路子就是，它始终跟世界上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连接在一起。所以说，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视野，它不是排斥汉学，排斥外国人研究，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的学术联系里面建立它的学术地位。这样我们的国学研究才能够真正达到理想的水平。
主持人:今天来看，这种学术态度也是值得提倡的。
陈:除此之外，文化观也很重要。新文化运动观的主导倾向是批判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这在当时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在学术上也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人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去研究中国文化，它使研究中国文化没有一个文化观的支持。整理国故本来是一个真正能够走向学术的研究、得到很多学术成果的运动，可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声音来影响它，比如说，认为研究国学虽然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意义不大。比如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主持人:这话忒损了。
陈:胡适本来是赞成整理国故的，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了解当时汉学发展的情形，知道国学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新的发展，所以他提出整理国故。但是后来他没办法，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袖，于是就说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为了“捉妖”，为了解剖中国社会的文化病象。在这么一种文化观下，国学研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的东西来支持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觉得中国什么都不是，那研究国学干什么呢?而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就没有文化观的这种束缚，比如梁启超，他也是讲中西融合的，王国维更是突出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陈寅恪也是一样，在文化观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想，这里有一个经验给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文化观作为底气来支持国学研究，这个国学观再加上它的新的方法，才能真正出成果，这是我们回顾的结论。
至于讲“新国学”。新国学这个概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了，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个人叫刘复，当时他在日本留学，他认为当时整理国故已经是一个“新国学之发生”。新国学当然是指作为一个研究体系已经有一个新的形态、新的方法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学的时候也是要把新国学的发展的过程、阶段、经验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新国学运动里面最后的、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开花结果的环节。
主持人:这就是说，清华国学院走的是“新国学”的路子。
陈:对，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只是我们研究的眼光、我们的方法有新旧。国学研究在近代以来其实已经都是新的了，都不是完全传统的了。从章太炎开始，到太炎门人，到清华国学院，它是越来越新，这种新是指他在文化意识、方法观念方面能够结合西方的、世界的中国学术研究潮流。
应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了清华文科研究的黄金时代。它构成了老清华文科辉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和示范。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这时候清华的人文学就按照分科的系统来发展了，办了分科的研究所，不再有笼统的研究院了，而是随着系分科了。这种分科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也创造了它的辉煌。因为虽然是分科，但是它的精神，它的学问宗旨，它的文化观，还是秉承了中西融合的路子，还是跟着国学院这个示范、这个先导范例继续走的。它的学术也可以看成是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光大和延续。
主持人:清华国学院是一个不分科的国学院。到了后来，进入了分科时代，也就是后国学院时代。说到这里，您能否谈谈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这二位都是您的老师。
陈:冯先生是1928年到清华的，应该说他是赶上了清华国学院的尾巴。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担任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原来没有“国立”这个名字，因为清华原来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而罗家伦就是要突出民族意识，所以将其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做校长，带了两个人，都是其美国留学的同学，其中一个就是冯先生，冯先生做秘书长，所以冯先生赶上了清华还有国学院的这一年。当然，冯先生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学院的工作，因为清华国学院的后期已经是以陈寅恪为主。就冯先生的研究来讲，应该也是与此相合的。王国维有一个方法，陈寅恪总结为“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相参照”，而冯先生的哲学史应该说是外来观念与我们的固有材料结合起来的分析，从方法上来讲是一致的。冯先生后来讲，从信古到疑古到释古，清华所处的是释古的阶段，冯先生也把自己放在释古派里面，这说明他也把自己放在后国学院的时代里面，即他不是疑古的，而是释古的。释古怎么个释法?就是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几条:相互参证，相互释证，相互补正。冯先生的讲法其实主要就是根据清华的经验，他自己也认为他的哲学史就是采取了释古的方法，比疑古的方法更进了一步，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从国学院到后国学院期间整个清华研究的方法。
主持人:释古、疑古、信古这三个阶段是冯先生提出来的吗?
陈:是的，冯先生到欧洲开会，介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时，就介绍了这三个阶段。当然今人也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看法，这个没关系，我想冯先生所讲确实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是当时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学时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
至于张先生，他是1933年来清华的。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来讲，他不是直接与清华传统有关系，而是张申府先生一脉下来的。张申府先生在后国学院时代也是在清华哲学系教书，这时候吸收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但是就文化观来讲，张先生提出“综合创新”，“创造的综合”，这是合乎清华传统的。他不是像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那样一边倒，以批判为主调，对中国文化不能说好话，只能说坏话，而是强调综合，在综合中还有创造，这与整个清华国学院的文化观是一致的。
四
陈:最后我要讲我们新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然，我们是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种新国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同时，我们今天还要再往前走一步，时代毕竟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
主持人:这是一条由清华前辈开辟的“新国学”之路。沿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这是今天我们作出的选择。
陈:今天我们学术的积累跟上世纪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人文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毛主席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么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清华国学院的宗旨一方面是继承老的清华国学院，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展。今天为什么要叫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当然是继承清华的老的品牌，是它的精神上的延续，另一方面，我们用国学就是要突出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文化的主体性。外国人研究汉学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的主体意识，甚至可以说，西方的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
主持人:这是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陈:我们新的清华国学院希望怎么来继承呢?八个字: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要突出我们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要理直气壮地突出我们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是慢慢到来了。但是，这个中国主体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我们不是排外的，拒绝外部世界的，封闭的。世界眼光就是我们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这个眼光让我们不仅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吸收汉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汉学的水平，我们还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学、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养，我们要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领导世界的潮流，我们要使我们自己不仅与世界合流，而且成为主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国学研究所应当有的一个志向、宗旨。
主持人:新国学在今天新就新在一方面，坚持世界眼光，用他者作参照系;同时有所不同的是，有新的时代感，就是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八个字，是对清华前辈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一种解读，也是未来自己发展的目标。那么，您如何落实这些东西?比如建制、研究方向、研究人员、教与学的关系，在这些环节怎么落实?
陈:体制还要再摸索。现在我们是应用国内比较流行的研究院体制，主要不是作为教学实体，而是打造一流的研究平台，人员是流动聘任，大概是这样，用清华的讲法，这算是一个“体制内的特区”吧，但是如何具体做，还要再摸索。
主持人:在研究方向上有什么重点?
陈:还是文史哲吧。刚刚开始我们还是叫总结经验、发扬传统，我们最近期的课题是要总结老的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先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段历史前人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做一些工作。清华国学院有七十个毕业生，有好几十个都是大家，比如王力、陆侃如、姜亮夫，但很多人的资料都没有很好地收集，我们现在要收集他们的资料，他们的手稿，把所有清华国学院毕业生的资料每人编一本，合起来叫《清华国学文存》，这一类的工作是我们的第一步，以后再主要陆续按照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展开。
主持人:重点的学科建设是什么?比如人大国学院有“西域学”。
陈:边疆民族史我们也不忽视。我们新办了一个杂志叫《清华元史》)，我们的核心教授中有专门研究蒙元历史的学者，因为王国维在清华的时候主要做的是边疆民族史，所以这个也是清华的一部分。这样的学科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化的学科。
主持人:但是您的研究重点是宋明儒学。
陈:我们也会比较注重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注重哲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整体的把握，但是也不会将其变为单一的哲学研究。
主持人:从体制上，和老的清华国学院比，不同之处是什么?
陈:老的清华国学院是以招研究生为主，这是很不一样的。但今天的体制不能再按这个方向，因为今天都是分科、系、院招研究生，有研究生院。老的清华国学院等于是研究生院国学系一样，但今天不能走这样的路了。在体制上我们要创新，力求新的方向，探索怎么样在一个研究平台的建设方面多发挥一些作用。我们核心教授的教学都是在系里，比如我在哲学系既教书又带学生，用个比喻，有点像基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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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9:03:32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华国学研究院80年后重建
■本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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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早已成为一段传奇，如今，这段传奇将续写新篇——80年过去后，清华将再办国学研究院。在11月1日成立大会举行前，将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刘东教授接受本报采访，介绍了相关情况。
读书报：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已有整整80年，为什么会在现在“重建”？
刘东：这与国学受到重视的大环境有关。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早已成立了国学院。国学在民众中也很受欢迎，百家讲坛的热播，一些学术明星的走红，都已证明了这一点。但目前国学研究人才还比较缺乏，严肃、高深的研究还比较少，不利于国学持续、健康地发展。国学必须具备与世界先进文化对话的能力，这就要求它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也就是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
读书报：与老清华国学院相比，我们今天对国学的理解是否有变化？
刘东：什么是国学，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一个极端的看法是，国学就是“六艺”；另一个极端的看法则是，国学无所不包，一切中国学问都是国学。我们今天的理解，应该在这两种极端说法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实际上，国学是一个近代概念，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老清华国学院的几大导师，全是国内对西学了解最多的学者。比如梁启超，他不但是中学的通才，也是西学的通才，他对小说的引进、新闻的引进、政治制度的引进，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又比如王国维，他早年专门研究康德、叔本华，还做了不少翻译。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曾留学欧美，他们学问的根基是在留学时打下的。虽然他们都浸染于西学，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都不是消极的。他们不是要取消中国文化，而是要增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能力，这才是真正中西合璧。老清华国学院开学时，吴宓在会上发言，对国学有一个定义：“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这是就国学研究的内容而言，而且这个内容范围的边界是确定的，但是，研究方法却是与时俱进的。80年来，研究方法当然有很大的发展。
读书报：老清华国学院成功的一大秘诀在于延聘名师，请问目前清华国学院研究团队的组成如何？
刘东：老清华国学院的团队确实很强大，这个阵容，在当时没有哪个学术机构能与之相比，恐怕今后也难有与之匹敌的。另外，老清华国学院学生的水准也非常高。老清华国学院1925年成立，1929年停办，总共只招收了70多个学生，其中40多个后来都成了知名学者，如王力、陆侃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姚名达、刘盼遂等，成材率如此之高，令人惊异。当时中国文化虽然遭遇了重大打击，但其命未绝，仍有一批好学深思的年轻人，从小浸润于中国古代典籍，打下了学问的底子，他们报考清华国学院，其实是带艺投师。另外，当时中国大学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故而清华国学院全无今天大学体制化的弊病，而是延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风格，这种风格，比较适合国学的传授。我们不好拿现在与以前相比，但老清华国学院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清华国学院已有4人，我想我们这4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其中陈来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他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刘迎胜、姚大力均以元史研究见长，他们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而我主要研究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当然，这个团队还会有新的人加入。
读书报：请问国学院成立之后会有哪些计划？
刘东：与老清华国学院以及现在国内其他高校的国学院不同，清华大学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但会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开展研究为主。至于具体的计划，我概括为：“三个讲座”、“两个杂志”、“四个丛书”。
“三个讲座”包括：“梁启超讲座”（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美学、比较文学和汉学）；“陈寅恪讲座”（元史及边疆民族史）。这三个讲座分别由陈来、我、刘迎胜和姚大力主持，但不是我们自己主讲，而是邀请国际上的顶尖学者来讲，比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答应我们的邀请，可能来清华讲学。
“两个杂志”是《中国学术》和《清华元史》。
“四个丛书”包括：“清华国学讲座丛书”；“清华国学院文存”（将全面整理清华国学院几位导师及其弟子的著述）；“清华国学论丛”（收录与清华国学院有关学者的新作）；“清华国学译丛”（将中国学者最好的著述翻译介绍到国外，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陈寅恪《唐代政治制度史论稿》已列入翻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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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9:06:14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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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21:48:58 smallstream
回答楼上的。下面的这篇采访里，有国学院的具体设想。
宽正•沉潜•广大•高明
——访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
（本报按：清华大学将于十一月一日召开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社会各界对此极为关注。为此，本报特派记者走访了正在忙于创院的刘东教授，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在采访中，记者有幸目睹了张充和女史所书国学院院名与饶宗颐先生所书院训。）
记者：欣闻八十多年前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院即将重现在清华校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何时隔这么久，它才又再次出现？
刘东：历史的断档的确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一九二五年成立到一九二八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四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那么，清华校方何以对国学院的恢复如此慎重？这不是一个刚从北大调来的教授就能回答的，原因想必有各种各样。但从眼下的出发点上，我们至少可以正面地说，它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记者：我们注意到，贵院使用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名，而被惯称为“清华国学院”的那个学府，在历史上的真实名称，则是“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如今它究竟算是重新建立呢，还是从头做起？
刘东：你的问题总是这么尖锐！不过对于这般非此即彼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其实两者兼有。
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更没有谁想要比附为几大导师。回想起来，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所以你看，两次建院的历史背景，就有这么大的差异！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别的不说，只要看看国学院现在的人员构成，你就可以依稀看到往日的影子，因为国内其他类似机构，往往都是一种雁阵式的构成，无意间在突显某个带头人，而我们这边却从一开始，就只愿吸引并驾齐驱的学者，——这当然还是有旧日的影子在，因为往昔的清华国学院，就是以师资特别雄厚和平衡而著称的。
记者：重建清华国学院，固然令社会各界都充满期待，但同时也让人不无迷惑，比如曾经听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很想听听，你作为局内人，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刘东：很多朋友都说过这类的话，比如我在北大的同事陈平原教授，就曾以《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为题，到这个校园里做过讲演。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稽。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还有柯文刚刚在《历史三调》中的论述，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四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四年内招收七十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四十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么？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时间，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
记者：在当今的语境下，“国学”这个词充满歧义。最保守的看法认为，国学只能包含最古老的学问如六艺，而最开放的人则认为，国学简直可以是无边无沿的，只要是与中国有关的学问，都可称之为国学，哪怕是千奇百怪的时髦学问。那么，您对于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您将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开放它，又用什么样的观念来收束它，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库恩所说的必要的张力？
刘东：把“国”和“学”并列起来的称谓，其实用得很早，最开始指国之庠序，就是国家所开办的学校，官办的教育机构，而不是某种知识领域。而现在所说的“国学”，尽管在字面上看着雷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既不是国家之学，也不是官府之学，而是民族之学，或者本土之学。事实上，正是在西学东渐之后，国人在遭遇外来冲击之余，发现除却西学之外，还有本民族的学术文化，所以它是参考着一个外来的他者，才得以重新界定自己的。对于“国学”的这两层含义，一入手就要清楚地辨析，而不要望文生义，在一个到近代才产生的概念里，强行填入远古的知识系统。
由此出发，回顾一下国学院几位导师的知识结构，你自然会想到，清华国学院从来都不曾抱残守缺过。比如梁启超，不仅在中学方面是通人，在西学方面也同样是通人。当年他那支健笔，传递过多少西方知识？很多国人在这方面的基本通识，都是通过他的报刊文章而获得的。王国维的早年，更是完全沉浸在西学中，他曾系统研读过德国古典哲学，还翻译了不少外文著作，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比较文学的开山。对于他的治学方法，陈寅恪曾经总结为三种对比关系：即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你看看，这里哪一项是死守着老旧的传统？然而，它们却也没有一个是脱离了文化本根的，都是在外来刺激下产生出来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回应与对答。至于陈寅恪本人，其主要的治学能力，即所谓四大支柱，都是在十余年的留学中奠定的，而他一生信守的学术自由观念，一方面既体现着中国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另一方面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密不可分。另外的两位导师赵元任和李济，一个为中国带来了语言学（Linguistics），一个为中国带来了考古学（Archeology），在当时都是绝对新颖的学问，那是更不在话下的了。
所以，当年的清华国学院，无论说四大导师也罢，讲五大导师也罢，做起学问来都是熔古今中外于一炉，而又能对紧迫的本土问题，做出适时的文化回应。透过他们的学术实践活动，你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国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如维根斯坦所说，构成了一组意义不断滑移的家族相似的语言游戏。如果到了今天，还有人只说国学就是六艺，那就使人不免想起黄侃当年那句名骂了——八部书外皆狗屁也！
当然了，即使是这种听上去并无道理的坚持，我也能体会到它的用心，那就是对于国学不断变异的忧虑。基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主体性，我们必须再追问一句：所有的中西合璧都必是好的吗？那倒未必！照我说，只有在中外融通的过程中，本文明的独到特色和价值理性，不是被蚕食鲸吞，和逐渐化为乌有，而是在汲取了国际文化的养料之后，发育得更加茁壮，这样的跨文化效果，才是健康的和可以接受的，才有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否则，要是仅仅作为普世样板的西方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国学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窄了。所以对于国学这个概念，又必须有一个收束，必须基于或者无违于本民族的价值传统、问题意识、生活经验和审美情感。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叫《跨越与回归》，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循序考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具西学知识的那几位学者，比如严复、辜鸿铭，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乃至整个的学衡派。特别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些无论外部知识还是外语能力在当时都堪称最佳的学者，尽管完全可以享受他们自己的西学话语权力，却在获得了世界性眼光之后，反而会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回过头来依次进行文化的回归，重新来正视固有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循环往复中，国学这个概念也得到了不断地扩展与丰富，这是一个螺旋型上升的过程，它正是在熔铸了中西知识之后，固有的学术文化不断焕发出新意的必要途径。
记者：跨越与回归，——听起来真有意思！那么，马上就要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将如何来实现“跨越与回归”呢？有什么具体的设想能让我们先知为快吗？
刘东：刚才已经说过，新的国学院主要是一种学术研究机构，所有的基本计划都必须准此出发，我可以在这里先介绍设想得稍微成熟一些的项目。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你想，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你必须知道，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们”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记者：听起来，清华的学子们真是有福了！那么，更多的不在清华读书的学生，能够分享到这些讲座的内容么？
刘东：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讲座一旦完成，马上就会进行翻译、整理与修订，以便尽快在一套新创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中，公布给全社会！我们希望，诸如此类的深度学术交流，会为当代文化交锋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也向后人提供一个研究比较文学和学术交流的鲜活案例。
记者：除了三大讲座以及延请国外知名学者的计划外，还有没有其他具体设想？
刘东：设想不一而足，但限于时间关系，无暇逐一说明。但简单说来，可以概括为两份学刊，四套丛书。
学刊方面，首先一份是由我本人主持的、长期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杂志，而随着我本人的加盟清华，标明为“清华国学院院刊”的最新一期，这几天也已出版。这份杂志以所坚持的学术论证质量和中西互动深度，也可以代表国学院今后的学术方向和水准。而另外一份学刊，则是将由姚大力教授主持的《清华元史》，至于它的内容和主旨，你最好请他来说明。
丛书方面，除了已提到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外，还将启动《清华国学文存》的编纂。清华国学院既然成立，就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我们已经为了做到这一点，而专门招收博士后了。目前，虽然也有北大同事夏晓虹教授的一些相关努力，不过就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清华国学院院史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而对其导师和学子著作的系统整理，更显得尤为欠缺。比如，就连像梁启超、王国维这样显赫的导师，其著作都缺乏一个完备的善本，更不要说在五位导师之外，还有不少像马衡、浦江清这样曾在这里代过课或当过助教的学者，他们后来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可惜反映其学术成果的出版物，还有很大的补课空间。此外，更为艰巨的任务来自，前边已经说过，清华国学院的四届毕业生中，后来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学术研究，既体现着清华国学院的教育成果，也是学术薪火传承的重要环节，但其中不少人的遗著都未曾得到整理。我想，只有在对每一个人都编出学案，并整理出一卷选集之后，人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纵览到本院当年的成就，而你所说的那个学术“神话”，也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示在大家面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才能更加切实地去体会和总结清华国学院的当年经验。
另外，我们还将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论丛》，专门收纳本院教授、合作学者和访问学者的最新成果。国学院的工作一旦正式开展，我们就会通过网站和其他媒体，提供一些公开竞争的机会，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到清华园里来享受它的幽静和便利，并且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科研项目。我们还会实行member制，即凡是在国学院工作的学人，无论资质深浅，都是理所当然的member，都可以平等享有学术发言权，从而共享一个自由宽松的讨论空间，人们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也都会轮流拿到院里来展示，接受同行们的挑剔与批评。由此，最终自然会形成一些成果，然后我们会把它们拿到学术委员会上，讨论它是否够格纳入《清华国学论丛》。顺便介绍一句，本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将由刘迎胜教授担任。
最后，我们还会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译丛》。目前，整个国家都在推动类似的计划，要把古代的学术经典、乃至百年来的学术经典，逐步翻译成外文推出，以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如实认识。清华国学院对这个计划的襄助，将会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资源出发，首先选取部分导师的代表作，指导它被相对精确地翻译成英文。比如，我们首先会推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英文本。与此同时，这套译丛也将会收纳一些国学院现任教授的代表作，乃至国内其他著名学者的代表作。
记者：谢谢您向我介绍了这么多！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幸见到饶宗颐先生为清华国学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刘东：这个院训，最早是在游泳池里想到的，此后就形成习惯，一连好几天，每逢进入池中击水，脑际就不断地回响那几个关键词。你当然知道，清华大学本有一个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也是本院导师梁启超所提，它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
院训内容经过了反复讨论，甚至直到前几天我给饶公写信时，还在询问他是否需要斧正。但现在从他刚刚寄到的手书来看，饶公似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使我也总算松了口气。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这八个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其实也不必细讲，更为重要的是，你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你从梁启超先生在八十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九十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跟饶公的书法交相辉映的，还有张充和女史为我们书写的院名。充和先生的年事，甚至比饶公更高，已经97岁了！然而她写起大字来，还是这么挥洒自如，更不会带半点烟火气。我这次能借着到耶鲁开会之机，请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来为国学院题名，真是莫大的荣幸。我甚至还受到那情景的感染，当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充和先生，见到你才更使我想起中国文化之可爱！”值得注意的是，饶宗颐先生和张充和先生，原本就是生平好友，而且饶公的一些诗作，也是由张充和先生来书写的。而现在，他们一个为我们题写院训，一个为我们题写院名，两件墨宝一阳刚一阴柔，相映成趣，更显得弥足珍贵。清华国学院马上就要召开成立大会，到时候我们会现场展示这两幅字，相信它们会使会场增色不少！
2009年10月23日于清华园立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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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22:00:28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叫《跨越与回归》，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循序考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具西学知识的那几位学者，比如严复、辜鸿铭，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乃至整个的学衡派。特别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些无论外部知识还是外语能力在当时都堪称最佳的学者，尽管完全可以享受他们自己的西学话语权力，却在获得了世界性眼光之后，反而会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回过头来依次进行文化的回归，重新来正视固有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循环往复中，国学这个概念也得到了不断地扩展与丰富，这是一个螺旋型上升的过程，它正是在熔铸了中西知识之后，固有的学术文化不断焕发出新意的必要途径。
刘禾新书里对辜鸿铭这种心理演变有很精彩的阐发> 删除 -
2009-11-06 21:19:38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华国学尝试“体制特区”办院模式
■本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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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共同为国学研究院揭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宣读了聘请陈来、刘东担任正副院长的聘书。汤一介、杜维明、李学勤、阿里夫·德里克（美国汉学家、俄勒冈大学教授）、罗多弼（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北欧孔子学院
院长）等国内外学者，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苟天林、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以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等在大会上致辞；何炳棣、饶宗颐、余英时、谢和耐（法兰西学院院士）、土田健次郎（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校长）等著名学者也发来贺信、贺电，表达了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的祝愿。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备受瞩目，而研究院将如何办，亦成为成立大会以及11月1日至3日举行的“清华国学院的精神”研讨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
接续老清华国学院的精神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1929年停办。在短短4年内，清华国学院培养出了王力、陆侃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姚名达等数十位一流学者，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的学术成就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被视为老清华国学院的恢复和重建。顾秉林指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恢复重建的又一重大举措，研究院将秉承老清华国学院的精神，努力接续上世纪20-40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国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老清华国学院的重要精神传统之一就是学术独立的精神。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集中体现了那个年代清华学人的精神品格，是老国学院留给我们的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仍然要提倡独立思考，学术自由，‘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敢于突破思想的束缚，尊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大胆探索，促进创新，‘明其道不计其功’，真正站在时代的前面引领社会思潮。”顾秉林说。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汤一介教授认为，清华大学国学院是老清华国学院“无形的延续”，而“这种延续主要是学术文化精神的延续”。他说：“老清华国学院的学术文化精神是什么呢？可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是老清华国学院学术研究的真正命脉所系。没有自由的思想，学术文化就根本谈不上创新，甚至把有价值的传统都给丢失了；没有独立的精神，学者就无法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本，精神亦无所归宿。”
追求国学研究的“开放性”
老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学术风格上的中西合璧。四大导师以及李济均有很深的西学造诣，梁启超是那个时代向国人介绍西学最有成绩的大家，王国维对康德和叔本华做过精深研究，陈寅恪掌握多门外语并精通国际汉学，赵元任和李济分别从西方引进了现代语言学和考古学。顾秉林指出，老清华国学院的成功，开放、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新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也要“向国内外同行开放，努力建设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陈来则表示：“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宗旨是‘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世界眼光’就是我们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国际汉学的成果，达到国际汉学的水平，还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学、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养，从而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海外学者对清华国学院有同样期待。阿里夫·德里克希望中国国学研究能有开放式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同时他也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将中文学术中的洞见和方法带入整个世界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杜维明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学人应继续体悟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中所蕴含的普世价值，如科学和民主，为中国走向世界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不懈地发掘自家的无尽宝藏，并使其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
据介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邀约世界上文、史、哲等领域的著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进行较长时间的讲学和研究。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已接受清华国学院的邀请，将来华讲学。
打造体制改革的“特区”
谢维和告诉记者，清华大学将把国学研究院作为体制改革的“特区”来建设：国学研究院为校属、跨院系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在国学院，教学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各个系里；将着力打破学科壁垒，推进跨学科、高精尖的研究；除了专任教授，还将吸引兼任教授、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学人等来清华进行讲学或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可自带经费，在经过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到清华国学院开展研究。
“既然是‘特区’，就没有成例可循。如何把国学研究院办好，我们也还在摸索。”陈来表示。
近年来，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虽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比较晚，但由于它顶着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光环，故而格外受到学界的关注，被海内外同行寄予厚望。“清华大学办国学院有传统，也有条件，可谓名正言顺，但能否做到实至名归，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一位参加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大会的学者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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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21:32:29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清华新国学院，能否办出老国学院的风采？
2009-11-06 08:48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作者：秋风
清华大学要恢复它的荣耀，在关闭八十年之后，重建了那个令人神往的“国学院”。
提起清华国学院，人们马上联想老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先生为纪念另一位导师王国维先生而写的碑铭中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该校校长顾秉林也大方地承认，这是老国学院的命脉所系。但是，这个自由是指什么？独立又是针对谁的？似乎有必要追究一下。
考察陈先生上世纪40年代对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的态度、50年代关于拟议中由他领导的历史研究所的意见，完全可以肯定，陈先生这话，不仅仅是对学者的道德要求，恐怕更多地是对制度的要求，包括学术机构对待学者的制度安排，也包括大学等行政当局对待学术机构的制度安排。
对一个研究机构来说，这种独立、自由有十分丰富的含义。除了陈先生所说的不受官方思想束缚之外，其实还可以有更多不那么敏感的含义。比如说，在形态上，在教学方式上，能否保持独立性？
现代人们提到老国学院，首先予以赞美的是，它只办了五年，却培养出数十位杰出学者。如此成功的秘诀在于，它虽在现代大学之中，却大体上延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形态。在这里，师徒朝夕相处，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比如，当时梁启超先生虽然身体欠佳，但也不时与学生一起去公园、郊野游玩。在游玩之余，与学生讨论道德、学问问题。通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学生与老师的心灵可以迅速相契。学生可以很快了解老师的思考方式，进入老师所在的学术传统。
新国学院的主事者也明确指出，这种书院形态比较适合国学的传授。但他们又同样明确地表示，不会延续这种做法。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一个优良的传统？为什么一定要办成流行的研究院？
事实上，随波逐流似乎已经深入这个国学院的骨髓。该院刚刚开张，只有四位研究领域十分狭窄的教师，他们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举办“三个讲座”，出版“两个杂志”、“四个丛书”的宏大计划———不知道每个导师准备承揽几个大项目？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新国学院从一诞生，就带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精神特征：追求高速度。顾秉林校长在讲话中引用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做学问的名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及董仲舒所说之“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事实上，新国学院力争在最短时期内创造出宏伟政绩的心态，已彰然若揭。
主事者又告诉人们，该院成立之后，将邀请国际上的顶尖学者来开办讲座，比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已答应来清华讲学。然而，这样的工作又何必劳烦国学院？科研处就可承担。而且动辄以“国际著名学者”相号召，让人不由联想地方政府的大手笔：花费巨资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或国外退休政要、国际组织官员，到本地参加这样那样的论坛，不管他是哪个学科的，也不管他对中国事务有无研究，重要的只是他的出场以及不着边际的赞美。
清华新国学院能否办出老国学院的风采？对此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难！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独立而自由的。这种自由、独立不仅是指导师、学生们的学术、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指学院的形态是独立的，学院的日常运作是独立的。也因此，它能够独立于流俗，归根到底是独立于权力，大学行政当局的权力及伸进大学的更高层级的行政权力。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追逐流俗。
但这恰恰是学术之大敌。新国学院现在对外宣称的伟大计划，带有强烈的行政权力规划的流俗的色彩。它是那么的高调，那么的急功近利。左看右看，它不过就是一个华丽的政绩工程。近些年来，这样的学术政绩工程遍地开花。比如，有人要办精英班，并且满世界宣称这里将培养学术大师。仿佛这个世界上，大师也可以像玩具、像汽车那样按照订单生产，仿佛不是大师的人也可以批量制造出大师来。
这种心态不可能带来学术繁荣，甚至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学术。而这种心态，似乎是时代的通病。中国经济实现了超常规增长，主持学术事业及所有其他事业的人就以为，思想、学术、科学也可以实现类似增长。这些人也相信，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的办法可以搬用到思想、学术、科学领域。他们的信念是：只要有高投入，就有高产出———当然是高数量的产出。
清华大学新国学院宣称自己将继承老国学院的传统，这一点在学术虚假繁荣的今天也算是空谷足音。不过，这个传统的精髓就是独立、自由，而这就要求学院按照学术的内在性质设计自己的制度，现在的新国学院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南方系的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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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7 09:22:15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夏晓虹：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
编这本书，起因于找一本书。
记得是2002年，其时我辑佚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已交给出版社三年，却还在编辑手中校对不已。反正书未印出，但凡有新发现的梁启超佚文，我便随时转去，嘱编辑插入。当时，由梁氏晚年亲近的弟子周传儒与吴其昌笔记的《北海谈话记》尽管已排列其中，我却一直深感遗憾，因为此文乃是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违背了本人自订的以原刊为底本的采辑原则。何况，《年谱长编》所收不可能是全文，如《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般，在标题后加“节录”二字，终令我心中不安。我知道此文最初刊载于“丁卯初夏”编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只是如何找到此书很让我犯难。
为了查找这一册《同学录》，我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清华大学校史办不必说，已先请人询问过，回答是未有收藏。这我倒也相信，因为该室孙敦恒编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虽将此次谈话系于1927年6月30日，所引文字却全未超出《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中，我也检索到此书。而1930年，梁氏遗书已全部由家人捐献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订立的合约本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梁氏饮冰室藏书寄存本馆经过》，《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版）一条，则现时的北京图书馆（即今日国家图书馆）应藏有此册。遗憾的是，检查卡片一无所得后，我甚至惊动了德高望重的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然而相关部门查找的结果仍令人失望。
就在我已不存念想的时候，偶然在家中翻看2001年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意外地发现其中载有吴令华所写《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一文，篇末注明作者为“吴其昌之女”，且人在北京，顿时喜出望外。从北京市文史委探知吴令华先生的联系方式后，当即打电话询问。果不出我所料，吴先生手中的确保有一册由其父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日后听吴先生说起，方知此书也是其偶然得之。令华先生本是吴其昌的外甥女，因舅父无出，才过继为后。她幼时见此书印制漂亮，向父亲讨下，收藏至今，才不致在其父1944年谢世后散失。这段书缘让我欣幸自己的运气真好。
亲眼见到这册寻觅已久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我的第一感觉与吴令华先生一样，只觉此书精美异常。蓝色布面精装的三十二开小书（208mm×135mm），三孔线钉，上有梁启超题写的烫金书名，浓重的北魏韵味，一如梁氏既往的题字端庄大方。碑文般凹刻的金字，配合封面的深蓝，整体肃穆、雅致。开本也别具一格，横向左开，内页共一百面（含前后单衬），全部用道林纸印刷，师长与同学的照片均眉目清朗。作为主体部分的同学介绍，或自述，或由同学题撰，亲切有味，展现了写者与被写者双方的才情。窃以为，这应当属于当年难得一见的精品书。一时的兴奋与冲动，使我当场向吴令华先生提出了影印出版的建议。
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容易。确有编辑对此书感兴趣，可惜格于印数的考量，选题未在出版社通过。甚至其出身之地的清华大学，对这一册存世稀少的珍本也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还在初次见面时，吴令华先生即提及，2001年清华纪念九十周年校庆之前，她曾去信联系，表示愿提供版本，亦无人理会。看起来，我们眼中的和氏璧颇似璞玉，非经过一番剖治，很难使人领略其精彩。恰在此时，一位编辑“重新制作”的话点醒了我，于是，以学术传记汇编的形式，呈现清华国学院学术薪传的思路浮现出来。
设立研究院，本为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大学转制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唯一招生的“国学门”，自1925年9月首批研究生入学，到1929年6月底结束，短短四年间，总共培养了四届七十名学生（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以毕业计）。而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多有日后在各学科领域中声名卓著的大家。按照个中人蓝文徵的总结，除去早逝者，留学英、法、日本的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而1937年4月出版的《清华同学录》中，研究院国学门已有三人明确记为“已故”，大抵属于蓝文徵所谓“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尽管抗战期间，至少又有储皖峰、姚名达与吴其昌先后谢世，而其人已然成名成家，著作宏富。
一般而言，学界印象中的清华国学院几近“神话”。这包括了著名的“四大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倾心指授，也与毕业诸同学后来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如以收录颇丰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高增德主编，书海出版社1994年版）为据，列有条目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共二十七人，所分布的学科大体为——
历史学：周传儒、方壮猷、谢国桢、刘节、陈守寔、卫聚贤、蓝文徵
历史地理学：王庸
考古学：吴其昌、朱芳圃、吴金鼎
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徐中舒
考古学、古文字学：余永梁
金文甲骨学：戴家祥
经学、历史学：杜钢百
中国哲学史：高亨
目录学、历史学：姚名达
目录学：刘纪泽
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王静如
语言学：黄淬伯、王力、姜亮夫
音韵学：裴学海
古典文学研究、语言学：刘盼遂
古典文学研究：陆侃如
文学批评史：罗根泽
法律史学：杨鸿烈
上述诸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均为一时之选。不过，这种归纳实际尚不足以彰显其人学问的广大，即以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全集”的姜亮夫而论，他在《自传》中声言，“我是个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传末附录的著作简目，因此傲然分为“史学之属”、“语言之属”、“楚辞之属”、“敦煌学之属”与“汇辑之属”五类，大大超出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为其定义的“语言学家”一隅。
在上列诸家之外，本编另外补充的程憬、赵邦彦、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冯国瑞、黄绶、蒋天枢、储皖峰、裴占荣各位，也大抵都以治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尽管著述多少不等，其中仍不乏传世之作。即便未能找到传记资料的毕业生，其著作也仍有一印再印、沾溉学界者。如杨筠如之《尚书覈诂》，便先有王国维、后有李学勤作序，1934年初版本问世后，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9与2005年两度排版印行。
恰如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文中所说：
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现代中国》6辑，2005年12月）
也即是说，清华国学院的耀眼光辉，正是由四大导师与毕业同学的辉煌成果合力构成。而若将其真正落实，具体呈现这一师生间的薪火相传，在我看来，最佳且易于操作的方式，便是将弟子辈的学术传记汇为一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发现，正提供了合适的机缘。
我所持的选录标准，首重自传，其次为同学撰作，再次乃是出自学生或朋友之手的评传，以下依次为研究者考论及家属忆述。如此分别的理由是，在自述或同学撰记中，清华学术传承的脉络会更为凸显与清晰。目前搜集到的三十五人传记资料（上举余永梁除外），恰占全部毕业生的一半，作为本编的主体，列为辑一。
辑二则着意从学生的角度追忆校园生活。其中蓝文徵与姜亮夫二文，属于较为全面的记述；黎东方虽非国学院研究生，但其从大学部学生的视角观察“四大导师”，也自有难得的鲜活可爱处。余下四篇，各选一得意弟子，回顾四位导师的学术生涯及亲承謦欬的经历，既可如实展示学脉的延续，也可使师长们在本编有集中亮相的机会。
辑三即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原本影印。但因吴其昌1927年初夏编制此册时，仅有两届学生入学，故本辑末后又收录了自1937年版《清华同学录》截取的国学研究所四届毕业生名录。需要说明的是，吴本《同学录》的排名次序颇有讲究，乃是根据当年的录取名次而来。本编各传即以此为准，分别先后。1927与1928两届学生的序列，亦参照其时的录取名单确定。
编辑此书的过程，对于本人也是一次美好的、值得不断回味的记忆。发生在清华国学院师生之间的那份温厚情谊，尽管人事代谢，生死存亡，八十多年来却始终不曾断绝。如前述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毕业的杨筠如，即是因1926年完成的《尚书覈诂》初稿而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誉为“文约义尽”，“不愧作者”；随着其处女作的不断再版，这份期许也已流衍为令人歆羡的佳话。我还看过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的王力著《中国古文法》，那是他1927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卷首有梁启超“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评语，文中多处也留下了梁与赵元任两位先生的眉批，而赵批中“言有易，言无难”，更成为王力终身治学的座右铭。此外，未见于本编的汪吟龙，于1934年出版了《文中子考信录》，那也是他1926年离校前写成的论著，导师梁启超简短的批语作为跋文，也恭敬地移录卷末。
凝聚为一个群体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彼此之间的友情同样引人神往。抗战中先后辞世的三位同学，储皖峰走了，有侯堮作《储皖峰教授传略》、王静如作《纪念逸庵兄》；姚名达去了，有吴其昌撰《哀念姚名达教授》；吴其昌自己也随后逝去，又有方壮猷及时写出《吴其昌教授事略》。即使进入垂暮之年，同学之谊也未尝稍减，反更见浓挚。1976年6月，谢国桢在“文革”灾难尚未结束之际，即以古文笔法撰成《记清华四同学》，忆念已经离世的吴其昌、王庸、冯国瑞与刘盼遂四君，情意深长；1989年，年届八十三的戴家祥，作文“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而其时已在吴氏病殁四十五年以后；1983年，八十五岁高龄的徐中舒仍执笔为老同学黄绶的《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写序，对于读书期间，黄氏在导师梁启超的指导下，一年之内完成《两汉行政史》与《唐代地方行政史》两部大著印象深刻。至于冯德清留下的两通刘盼遂信函，经其子冯天瑜教授编入《（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以其恒长的收藏，见证了同窗间的日常关切。
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引出的话题甚至学术课题可以更多更长，但这已非一篇短序所能承当。尽管经过清理藏书与编制电子书目，这册当年遍查不着的小书已在国家图书馆悄然现身，可我仍然要感谢那一段曲折漫长的寻找过程——这本《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才会因冲动与感动而产生。
本书编选期间，与吴令华先生合作愉快。这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2009年3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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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8 12:13:27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数学家丘成桐将到清华全职任教
2009/11/08 01:14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雷嘉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政策咨询现场获悉，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即将全职到清华任教，首先将担任的教职是“清华学堂”计划之一、数学基础实验班的首席教授，这意味着这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将亲自为本科生上课。
清华招办主任孟芊昨天在向考生及家长介绍清华学科的发展时透露，著名华裔数学家、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先生即将全职到清华任教，“马上就要办手续了”。这证实了前段时间一些高校论坛上的传言和本报报道。据孟芊介绍，丘成桐先生到清华后，首先将担任数理基科班的升级版——数学基础试验班的首席教授，“将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而此前高校论坛上还有说法称，丘成桐还将在清华建立一个数学研究中心。
丘成桐不仅以其学术成就闻名海内外，而且因其针砭国内教育现状，尤其是学界风气的直率言论，引起过华人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删除 -
2009-11-11 22:08:58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时隔80年的香火传承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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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1-11 [打印] [关闭]
饶宗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题写的院训
编者按：
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此举措，我们更愿意视之为一种提醒：别忘记，清华还有更丰富的传统。为阐扬那些不仅对清华大学弥足珍贵，更值得当下学界引以为镜鉴的传统，本刊特约请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撰文。
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他的贺信中所说，老的清华国学院是1929年结束的，而时隔80年后，它又从劫灰中“浴火重生”了。
的确，历史的断档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1925年成立到1928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4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
清华国学院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如果国学在前一个多世纪的衰落，是跟国步艰难连在一起，那么，一旦我们的国运正在和平崛起，国学的再度兴旺自然是可以期待的。可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必须看到，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
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
听到过很多议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经。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4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4年内招收70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40个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吗？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篇幅，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
我常用“一、二、三、四、五”的数目字，来概括新的清华国学院的构想。这里限于篇幅，只介绍其中的“三”和“一”。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2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必须意识到，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最后，再来说说清华国学院的“一”，也就是同一种传统。在刚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那个典雅的、由层层文字符号叠加起来的会议背板，使很多人都感受了某种特定“气场”的存在。而背板的最深一层，就叠印着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著名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这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传统！
在那块背板上，还有两种文字符号，其一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那也是老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所提，另一个则是饶宗颐为本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可以说，这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对于那同一种传统的解说和发挥。
梁先生那句校训，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所以，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八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也不必细讲，其实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从梁启超先生在80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90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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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1 22:13:42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清华80年后第2次设国学院 不招收本科及研究生http://www.sina.com.
cn 2009年12月16日12:27 中国周刊
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左）和副院长刘东（右）。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图中人物自左至右分别是：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资料图片.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图／CFP 副本
国学院归来
80年前，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让这个学院成为学术神话；吊诡的是，在西方文化初让国人目驰神摇之时，提议成立国学研究院的，不是守旧者，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
80年后，清华大学第二次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此之前，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已在中国再次兴起。此时，全球化早已莅临中国。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位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侧的立斋少有人来。这个修建于建国初期、被誉为“清华八斋”老式三层红砖楼外，一直挂着“应用超导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两块牌子。2009年11月1日，一块铜制的新牌“国学研究院”挂了上去。
2001年，画家陈丹青奉命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创作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五人为主角的“国学研究院”。他来实地探访时，清华园内却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个国学院。后来他才知道，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所有文科砍掉，记忆从此断层。
两个国学院
陈来和刘东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恢复记忆，恢复关于清华大学 “国学研究院”的记忆。他们二人分别是清华大学新国学研究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
57岁的陈来来自北大哲学系，是张岱年的大弟子，冯友兰生前最重要的助手，著名的哲学史家。54岁的刘东来自北大中文系，《中国学术》杂志、《海外中国研究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
“做学问，尤其是做人文社科类的，能到北大当教授，照理我们是很知足的。但是听说清华大学要重建国学院，我们当然愿意奉献一份力。”刘东把身子往后一仰，深深地吸了一口氧——《中国周刊》记者造访他的时候，正值他最近每天中午的例行吸氧时，国学研究院刚刚成立，他需要处理很多事情，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需要自我保健。
师从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的刘东，早在1980年代，就曾经多次听导师私下里说，“哎呀，清华国学院的那批书还在，要是能把国学院恢复就好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的文科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不过，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颇有远见地保留了清华文科的全部图书资料。
学生时代的刘东就馋着看那一批书，再加上又对国学四大导师以及他们的学问的极度热爱，希望清华国学研究院能恢复的念头，也早就埋下。
1989年，即将拿到社科院哲学博士学位的刘东，和陈来等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取名为“国学所”，成员是一些来自北大、社科院以及北京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的年轻学者，大家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都非常感兴趣。
那时的刘东当然不会想到，2008年2月的时候，清华大学会找到自己和陈来搭档，把国学研究院重新建立起来。
1925年，清华学堂开始转向成立大学，首先成立的是研究院，而国学门又是研究院最先成立的。这个建议，是胡适向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曹云祥提出来的。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民主和科学口号中，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正是在此时，胡适和不少学者也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弊病。反思的结果是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过了，几乎让人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化什么都不是，都要打破。因此，他们决定要在高校中纠偏，重拾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后，延揽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样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吸引了全国的才俊前来受教。因为它采取的是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和导师负责制相结合的教学研究方式，尽管成立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之后，但很快，清华的国学院成为了公认的最好的国学院。
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共七十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公认的著名学者。
“你想想，找到我们来重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有荣誉感呢？”能够重续清华国学院光辉，刘东非常兴奋。
新的国学院挂牌庆典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热情洋溢地宣称，要把国学研究院作为体制改革的“特区”来建设。
不能传承的
刘东就和陈来一块商量，参照哈佛燕京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建制，新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研究为主。
新的国学院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传统；以编纂刊物、丛书，举办讲座为形式。国学院设五个教授主持讲座，分别是：陈来、刘东、刘迎胜、姚大力和李伯仲。
一直以来，刘东就对梁启超办的讲学社钦佩有加。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从欧洲访问回国之后，带着灵感和激情领导创办了讲学社，一年一个，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后来华，轰动一时，史称四大名哲。
“我们可以邀约世界上文、史、哲等领域的著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进行较长时间的讲学和研究。除了专任教授，还将吸引兼任教授、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等来清华进行讲学或研究。”刘东说。
刘东坦言，实际上，即使有校方的“尚方宝剑”，陈来和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尴尬。
清华国学院的固定教授预设是五个。除了陈来、刘东以及清华大学的李伯仲教授，主持“陈寅恪讲座”的是国内著名的元史专家刘迎胜和姚大力。62岁的刘迎胜之前在南京大学任教，是中国元史学会会长；60岁的姚大力来自复旦大学。陈来和刘东就非常欣赏两位教授的学识，一心想把他们延揽到国学研究院。
谁知道，这两位教授根本无法进京。 刘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说是劳动人事部有一个硬性的规定：55岁以上的教授不准调入北京。
“我的天哪，五六十岁正是学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者出成果的大好时候。”这个“僵死”的规定让刘东气愤地大呼，制定规定的人，一定是理工科出身。
结果是，刘迎胜和姚大力两位教授只能算是客座教授。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刘东很无奈。他主编的《中国学术》也跟着他一块从北大来到了清华，成为清华国学院两本重要的院刊之一。
在《中国学术》的编辑团队里，有一个是北大出版社的主力编辑，刘东本人也非常欣赏这位编辑。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编辑拥有的是企业编制，不能换成事业编制，要过到清华这边来，基本没戏。
当年，梁启超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又答：“没有著作。”曹再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再答：“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样，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
“其他都可以不重要，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学者，偏偏最看重的就遭遇最多的尴尬。”刘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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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1 23:42:47 加里曼丹 (菲靡靡烟熏)
没有学科代码的“国学”
今年三十岁的马强才，是新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个引进的博士后，而总共也只会引进五个博士后。
马强才是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论博士，之所以能够占得先机，多亏他有一个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师兄及时相告。
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知道了国学研究院的消息，“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马强才说，六月中旬之前，他又知道国学研究院要接受博士后，他赶紧提出申请。因为算是第一个提出申请，他也就第一个被面试、考核、引进。
11月1日挂牌庆典时，马强才听到76岁的清华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恢复重建文科以来，重建国学研究所的事情，就总是会有人提起，前前后后也得有个十几次。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文科还非常弱，条件也不成熟。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葛兆光，曾经是清华文科的领军人物之一。2007年，他从清华投往复旦，不少人叹息，如果葛兆光还在，一定会为新的国学院添色不少。
马强才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并没有那么迫切要成立国学研究院，所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葛兆光去了复旦。2011年将是清华的百年校庆，一切也就快了起来。
上一次对国学研究院的集体记忆发生在2005年。那一年清华大学隆重纪念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
但是，很快，这个纪念就被人们拿来和中国人民大学相提并论，因为就在那一年的5月，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被称为是国内高校首个国学院。
“幸好我们人大抓住了当年难得的机遇，如果错过了，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会步人后尘了。” 时隔四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对于人大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仍很自豪。人民大学国学院依然是目前唯一一个实行本硕六年制教育的国学院。
袁济喜口中的机遇，就是当时人大酝酿成立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高度关注，根据人民大学自己的统计，光外界的各种评论和报道，他们就收集整理了好几大本。一时间，众人争说“国学院”。
不过，人大的国学院从一开始就陷于尴尬之中——教育部不认可“国学”是一门学科。直到现在，国学都没有学科代码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这几年一直在为这件事奔忙，转眼，人大国学院已经成立四年了，国学成为一个学科的事情还是没解决。
现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采取的建院模式，马强才就觉得好多了——不教学只做研究，不涉及学位发放，在当前的条件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清华国学研究院绝对不会搞教学。”刘东干脆旗帜鲜明地说。这段时间，他和陈来都在研究院史，他们就是想看看为什么同样是办国学院，为什么清华当年就能成功。
他们发现，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存在。
当年的清华国学院的建立是在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在清华形成的时候，按照胡适的建议，采取的是书院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严格说起来，更像是导师和学生一块在做研究。
国学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性本来就是更适合书院式的教育，再加上学生当时基本都是读着传统经典长大的人，基础好，再加上老师又厉害，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得成功就不足为奇。
后来，表面上看是因为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8年梁启超因病离去，国学研究院因此也结束了。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后，大学实行了分科，国学中的文史哲被分入了不同的学科，国学院看起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现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等等现代的大学一样，学科分类也非常清楚。这和国学研究历来讲究的文史哲不分家有很大的冲突，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
基于这种考虑，陈来和刘东，就把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
谁让幼儿园也热衷国学
虽然办国学院的思路不同，但人民大学的的袁济喜和清华大学刘东，都承认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的确对国学院的成立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刘东分析，之所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建不了国学院，是因为那个时候通常都认为国学和当时全力追求的现代化是对抗的，对国学都持批评和歧视态度。但是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却又发现，全世界任何一个有儒家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地方，经济都是蓬勃发展的——“亚洲四小龙”，日本，印尼，新加坡……
中国却把这些边缘化了，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个人灵与肉的矛盾冲突日显，人们开始想问为什么，于是开始找传统文化，找到国学。
自国学研究院挂牌之后，刘东成天接到一些电话，要求和国学研究院合作，推广普及国学。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园长打电话给刘东，希望国学院的教授能到幼儿园去给孩子们讲讲国学。
这让刘东很烦恼，虽然他一口拒绝了幼儿园的邀请，但民间各界表现出来的国学热，让决意把清华大学国学院办成高端国学交流平台的刘东都有些招架不住。
近两三年，国学研究院要以传承老清华国学院的文化精髓为中心，当年国学院的导师和高足们的各项学术成就，首先就成为新国学研究院要着力去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重点，包括他们的各种著作和遗物。
但民间的国学热简直是“摧枯拉朽”，最近网上有拍卖陈寅恪手稿的，标价是250万元，按照刘东的估价，实际价值是100万。要做陈寅恪的研究，这些资料当然是尽可能收集，可如果有人知道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参与竞价的话，估计价钱肯定又不止250万元了。
尽管如此，刘东还是觉得，高校的国学院还是应该要警惕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学热庸俗化的问题。“国学本来是关乎学术的，学术本来就是寂寞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乔装打扮成国学家，搞大师班，随便就给人上课，商业利益驱动啊。”
袁济喜并不认为向更多的人推广普及国学不好，11月底，他本人也要去扬州给当地工商局的人做讲座。“只要是有益于推广和普及国学，我们都会尽量去做。”
人大国学院甚至不排斥和一些儿童教育机构合作开展国学基础教育，而且，这样的合作已经展开。从2006年开始，人大国学院已经和一个儿童教育机构合作展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今年六月，他们又宣布和面向中小学生的《小作家报》合作，推出《国学》版面。
马强才认为，人民大学选择这一条路子也是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国学热起来，除了民间自发地去对照，寻找自己更愿意接受的民族信仰和自信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高层的重视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马强才记得很清楚，2002年，正是他考取了古代文学硕士那年4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工作，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并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世纪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
当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清史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新学院，集中了中国人文学科中许多权威、泰斗级人物，也是人民大学几十年积累的办学经验和学术成果的资源整合。200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建立了孔子研究院，专门从事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并着手准备编纂全景式反映传统儒家思想《儒藏》，《儒藏》专门整理几千年中浩繁的儒家文献。
接着是，教育部从2003年起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开始实施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每年评审立项40个，到2008年重大攻关项目累计设立235项。《儒藏》工程是教育部重点支持的项目之一，教育部先后为《儒藏》工程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
再接下来，按照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当时的说法，在“2004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4年7月，国家宣布将开展“汉语桥”工程，内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等10个项目，其中“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这一内容，尤为引人注目。
对于清华大学这次重建国学院，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已是大势所趋”。陈来自己也认为： “清华资源和这个品牌就放在那，不用这也是一种浪费”。但是，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事实上，从20世界90年代前期的所谓‘国学热’，到今天的真正的‘国学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推动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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