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唐德刚

2009-11-02 09:50:53 来自: 小李匪盗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傅国涌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浑打科，淡笑戏虐，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2009-11-02 09:51:59 小李匪盗

关于唐德刚先生
阮一峰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11/professor_tang_degang.html

1.

10月26日，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89岁。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想我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唐先生对我有过重大影响。

2.

回想起来，那还是大二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一本《胡适口述自传》。读了几页，觉得很好懂，又觉得很新奇，因为这本书的注释比正文还要长。我就把它借了出来，仔细读完了。

它带给我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简单说就是突然“开窍了”。我以前不知道，历史可以写得这样好看，比小说还要精彩，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还写出了历史变化的脉络，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深刻了好多。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存在一种活泼的学术，在刻板乏味、死气沉沉的教科书和宣传机器以外，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跟随。后来，历史学成为我终生的爱好，这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以致于我在2007年寒假又重读了一遍，并且做了详细的笔记。

这本书的编者和注释者，就是唐德刚先生。他的注释写得天马行空，妙趣横生。

比如，他这样回忆了自己在重庆读中央大学时的情景：

中央大学是一个有名的“铁门坎”，要爬过这个门坎，真要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是惭愧的是，我们那时的文科，也是一个有名的“放生池”，一旦阴功积到，跨入大学门坎，然后便吃饭睡觉，不用担心，保证四年毕业！

当年，我们在沙坪坝上课，教授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上他们的课堂，我们坐我们的茶馆，真是河水不犯井水。考试到了，大家挤入课堂，应付一下。如果有保送入学的“边疆学生”，或起义归来的“韩国义士”，用功读书，认真地考了个八十分，大家还要群起讪笑之，认为他们“天资太差，程度不够！”

因此要看“天资不差，程度很够”的高人名士，只有到茶馆里去找；因为他们都是隐于茶馆者也。那时，沙坪坝一带茶馆里的竹制躺椅（美国人叫“沙滩椅”），据说总数有数千张之多。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筒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筒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二十岁上下的“大学士”、“真名士”。那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大把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虏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写得真是太好玩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把抗战时的大学生写得这么活灵活现，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就生活在历史当中一样。

3.

唐德刚先生是安徽人，1920年出生于合肥乡下，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回到安徽在一所中学担任历史老师。1944年，出任安徽学院史地系讲师。1948年，自费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

初到美国，唐德刚的生活非常窘迫。

1949年春初，我衣袋内只剩七元现款，而尚欠一周房租未付。一位年轻而多金的中国同学对我说，如果他是我，他早就“发疯”了。但是我没有“发疯”，因为抗战期间，我流浪至陪都重庆之时，一袭单衣、一双草履之外，袋内只剩半个四川大铜板。那时在重庆没有“发疯”，如今在纽约身着西装、足登革履、腕带钢表，实在无“发疯”之必要。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依靠慈善组织的资助，他才得以度过难关，读完学位。

4.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唐德刚给以前安徽学院的系主任写了封信，试探性询问能否回国。但是，他没有收到回信，从此断了回国的念头，开始考虑如何在北美长期居留。由于不知前途何在，他心中非常灰暗。

他回忆说，待在学校把博士学位读完，实在是无奈中的选择。

我当时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

读书这个行为，事实上只是“不读书又干啥？”这个问题，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我之所以读下去的原因，实是个性优柔寡断的结果，拿不出勇气，把这块鸡肋丢掉。既无决断，那就变成漫无目标的“拖”了。日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时代也变了。在原来无心参加的洋科举里，忽然混了个洋功名；居然又靠这洋功名穿衣吃饭，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一个懦夫，随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后还是走上教书吃饭的老路，岂命也夫？！

有一次，纽约的华人社区包了一条大游艇开水上晚会，他在游艇上，看着曼哈顿岛的灯火，想想自己流落纽约，前途茫茫，不由赋诗一首，感叹：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5.

拿到博士学位后，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讲师兼中文图书馆管理员，自称“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胡适。50年代初是胡适一生的最低点，他被大陆批判，被台湾排挤，只好在纽约当寓公，除了买菜和打麻将以外，无事可做，就经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唐德刚正好是那里的管理员，而且两人都是安徽人，因此就这样认识了。唐德刚回忆道：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归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烧得和她麻将技术一样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请客。我去时只是如主人所说“加双筷子”，又因为我是安徽人，对他二老的家乡口味，一定可以吃得来的缘故。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拨了一笔经费，要搞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项目，唐德刚就去找胡适录音，这就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的来历。以后，唐德刚还陆续完成了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口述传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这其中包含的艰苦劳动，是外人难以想像的。虽然有经费保证，但是唐德刚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因此整个项目都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他要先编写采访大纲，然后在下课后自己开车，到采访对象家中录音，回来后再整理成文字，翻译成英语，做成打字稿。最后的成果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他没有处分权，只能以“整理者”的身份署名而已。而且这也不算他的学术成果，所以整件事情纯属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的苦差。但是，唐德刚先生出于为民族为后人保存历史真相的考虑，以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倾一人之力，完成了这个项目。

另一方面，这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华人知识分子在美国学术界没有地位，只能在底层为洋教授打工，难以出头。

6.

唐德刚先生还说过一件事：

胡适先生逝世之后，我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部工作多年。

纽约是世界游客必经之地，路过纽约的汉学家或与汉学有关的“知名之士”又必访哥大。他们早晨从旅馆动身，十时左右驾临，拜访校中首要。寒暄握手、互倾积愫约数十分钟之后，主人总要问来客，看过敝校丰富的“中国收藏”没有？见过我们的管理员唐博士否？客人总是说久闻宝藏，极思观摩，一广见闻。这样主任便招呼助手，率领贵宾，浩浩荡荡地杀向“唐博士”办公室而去。

他们来的不迟不早，正是上午十一点半钟！此时此际，留客人便饭，也是人之常情。客人以为主人既身为名牌大学的“主任”，必有“公费”，故亦“领情”无疑。可是，七年之中，我从未拿到一分钱的招待费。这种经常性的招待，对一个有四口之家的低薪小职员来说，负担也未免太重了一点。

1972年，唐德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纽约市立大学，在亚洲学系担任教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直到退休。他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是这么看的：

我坦白地告诉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或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一点电脑、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课，以便大学毕业后好去“谋生”。如此，我也自觉稍减“误人子弟”的内疚。

7.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唐德刚的学术地位不如另一些人。这是因为他写的正规学术论文比较少，时间都被本科生教学占用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传记和杂文，甚至还包括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而且，他写文章喜欢用第一人称发表议论，夹杂个人经历，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更像个人判断、而不像客观结论的历史观点，这些都不利于他的作品被同行引用。

但是，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地，唐德刚先生是当代最优秀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虽然他自己恐怕没有想过要当大师，但他是真正的大师。如果你想正确地理解中国过去150年的历史，如果你想摆脱政党控制的宣传机器，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真相，那么就一定要去读他的书。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仅仅是发现史实，更重要的是指出历史变化的原因，说出将过去、现在、未来连在一起的神秘力量。他们传播的，其实不是“史”，而是“识”。

读唐德刚，做一个有见识的中国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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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1:11:53 小李匪盗

唐德刚和钱学森

夏佑至

历史学家唐德刚和物理学家钱学森一前一后离开人世，思之令人怅然。这两个人年纪相差９岁，应该算作是同时代人，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都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然后在美国留学深造，最终学有所成。虽然专业有别（钱学森学物理，唐德刚学的是历史），成名有先后（钱学森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火箭专家，唐德刚收获历史学家的名声要晚得多），际遇选择不同（钱学森五十年代就回到中国，唐德刚终老海外），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并且影响巨大。他们生长在忧患之世，同时代人中，这样的高寿并不多见，现今他们先后离世，让人感觉一个时代正在划上最后的句号。

从世俗的标准看，唐德刚的成就和钱学森的成就和影响并不能等量齐观。1960年，中国成功发射东风一号近程地地导弹，两年后爆炸原子弹，然后是“两弹结合”工程，钱学森作为火箭、导弹研究所所长，对中国国防工业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居功至伟。他的成绩是高度政治化的。因为中国掌握了核弹和导弹技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后来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尼克松访华，中美打破意识形态对立的僵局，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都与此相关。钱学森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所能得到的所有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相比之下，唐德刚只是一介书生，一生思考的问题莫过于中国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虽然出过几本重量级的历史学术著作，提出了“历史的三峡”论，但对物质世界毫无改观，更加谈不上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钱学森一直是国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震动海外，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在考虑去留问题。可惜现今没有统计显示文科和理工科留学生对待这个问题的差异，但后来国内媒体上宣传的，大多以理工科人士为主。这当然和国内急需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关。另一方面，唐德刚后来也直言不讳地说，作为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他当时对中国的政治心存疑虑，抱定了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的打算。没想到，这一观察，就观察了六十年。

其间当然回来过。1972年，唐德刚借着尼克松访华的春风，借道加拿大回乡探亲，言谈间问到堂弟的下落，家里人都支吾其词。再过了几年，他以学者身分回国授课，同乡才敢以实情相告，原来他的堂弟一家四口，都在一九五九年的饥荒中饿死了。听到这里，唐德刚“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唐德刚这段回忆里，不得不引出众所周知的关于钱学森的一段往事。钱学森归国后，不光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也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的化身，但回国不到三年（1958年6月），他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为当时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吹喇叭，论证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也就是四万多斤，并且信誓旦旦地说，“这并不是空谈”，辜负了普通国人对爱国者和科学家的景仰之情。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对粮食产量问题情有独钟，颇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58年6月刚刚在《中国青年报》上论证了稻麦亩产可达四万斤（文章中举例说，“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59年5月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再次论证稻麦亩产完全可以达到3.9万斤。

也就是在这一年，唐德刚的堂弟全家饿死在安徽合肥老家。

那几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饥饿，至今还是个谜。《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只是说，1960年中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多万。其他各种数据，从1700万到4000万不等，各有理由，俱未定论。但大饥荒饿死人数以千万计，事实确凿，不容置疑。

钱学森对唐德刚的堂弟和千千万万个饿死于大饥荒的中国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也需要政治上过关，如果钱学森写文章和人们批斗会上的表态一样，是被迫的和不得已的，应该得到原谅。如果钱学森的文章并非被迫，而属自愿，也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钱头脑发热，强不知以为知，离开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专业问题妄加评论，那他就犯了科学上的大忌，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了狂热的红卫兵；第二种情形是他明知亩产万斤是一群政治投机分子别有用心的浮夸，而主动地迎合形势需要，自愿加入投机者的行列，这就要另当别论。

包括唐德刚在内，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既然是人祸，就应该有人对这次饥荒负责。钱学森写文章鼓吹亩产万斤，一次不足，乃至再三，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据说李锐先生曾回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一次问过毛，“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是钱学森的文章误导了毛泽东的决策，才导致了大饥荒。这首先低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其次，也颠倒了因果，歪曲了事实。“颠倒了因果”是说从时间先后看，“浮夸风”谎报亩产万斤在前，钱学森写文章为谎言背书在后，而不是相反；“歪曲了事实”是指历数大饥荒的原因，有“大炼钢铁”破坏了粮食生产、“公社化”造成大量浪费，超额征购、野蛮的“反瞒产运动”、地方官员为了隐瞒真相残酷地限制人口流动以及迟钝的救济机制等等，凡此种种，都不能和钱学森那两篇吹牛皮的文章相对应。

但钱学森无从推卸个人的道德责任。作为一个科学家，不止一次为谎言背书，他的狂热情绪或者投机行为助长了政治上的疯狂。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责都是求真。这个真，不是指绝对真理，而是指真实、真相。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道歉意味着回顾一生的时候，不回避、隐瞒乃至推脱自己的错误，意味着承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其实，向别人道歉同时也解脱了自己。可惜，这个道歉，唐德刚没有听见，我们都没有听见。

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因为千千万万个国民悄无声息地死去，国家也死去了一部分，他们的死亡一天得不到承认，收获不到一个道歉，让爱国者的荣誉也因此蒙羞。而和钱学森一样欠着一个道歉的爱国者，也还有人在，其中就包括88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

1971年，杨教授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住在北京饭店，看到墙上挂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对联，深为感动。回到美国后，杨教授做了很多演讲，向美国人“鼓吹”文化大革命，轰动一时。多年后，他承认自己轻信了当时的宣传，但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因为当时他“到中国去，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一个聪明如杨教授的人，被人欺骗乃至利用之后，还能如此心平气和，实属难得。但我总是觉得，杨教授之所以对此从不恼怒、从不后悔，并不仅仅出于海外游子那种无是非的善意，更重要的原因是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名句激起了他的万丈豪情。这两句名言的一个副本如今挂在杨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墙上，仍然能够透露出科学家和革命家思想深处那种曲径通幽的联系。这种联系多少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为了改天换地，就要不怕牺牲——主要是不怕牺牲别人；须知历史只记得庆功宴上的人，既然如此，又何须后悔，何来道歉呢？

只要有这样的历史观，就有那样的爱国者。

只要那样的爱国者还在，一句道歉，让死者安息，距离这一天还如同唐德刚笔下的“历史的三峡”，曲折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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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1:28:11 季米 (Life is simple!)

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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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1:46:17 不许YY (Stop telling your Korean jokes)

悼念德刚！惭愧的是你那本晚清七十年买来一直没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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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20:53:24 秋 (Pandora && hope)

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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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22:42:28 lvoe

哀悼。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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