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黄耀明：蚀骨妖艳的“叛逆者”(转载)

2009-10-30 17:04:10 来自: 眠眠(冬天，适合听林一峰...)

文/八卦洗碗工，亦铭，晴朗 原文出处：音乐周刊

黄耀明无疑是很多资深乐迷倾心以许的私家典藏。喜欢黄耀明的理由很多，方式也各异，每一个明迷心中都有一个相同或相异的黄耀明。
但这个明哥的形象的建立，更多是以作品为基础，更多来自于一种观者的感受，感受他的蚀骨妖艳，感受他的不羁荼糜。作品之外的黄耀明，你又接触过几回，你又了解到几分？
　　这一次，我们把电话打到明哥那里，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与他倾谈，只是倾谈，听他老实交待一个老老实实的黄耀明。
　　倾谈中的他，距离他的光环很远，距离我的耳朵很近。

众说黄耀明
　　
　　　　周耀辉：“黄耀明是个诚恳的人。懂得去思考，去发问。他是个很懂说故事的人，就像个魔术师般，从他的帽子里掏出一个又一个故事来，音乐的、电影的、文化圈的，仿佛说之不尽。”
　　
　　　　许茹芸则形容：“黄耀明像海豚一样，非常爱好自由，需要空间、需要粘腻，同时也爱冒险刺激。”
　　
　　　　林奕华曾经这样形容他：“打扮夸张前卫、歌曲直闯情欲禁区，以及言论大胆开放，十年来从不间断地挑战歌坛旧习…是标奇立异，却不是哗众取宠。”
他于1962年出生在香港，五个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
　　
　　　　他的音乐启蒙教育源自他的哥哥；
　　
　　　　他用结局悲惨的伦理电影《THE BADLANDS》来形容自己的青春；
　　
　　　　他是男人的身体，却有女性的细腻和敏感；
　　
　　　　他即是活色生香的表演者，又是离经叛道的音乐人；
　　
　　　　他大胆的发表“性爱宣言”，惊世骇俗。
　　
　　　　他最后一次哭泣是去年在“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上海演唱会的后台和那个曾经被他比喻为老婆的人抱头痛哭；
　　
　　　　他的工作方式被人比喻为“榨汁机”，却矢口否认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深情地把电子音乐称之为：我的根。
　　
　　　　提起黄耀明，总不免回忆起“达明一派”的那段黄金岁月。纠纠缠缠、分分合合、沸沸扬扬之后，一切终于尘埃落定。如今的明哥虽然形单影只，却依然旁若无人的妖娆迷离、华丽张扬、特立独行……
　　
　　　　黄耀明的国语水平连马马虎虎都算不上，回答总是断断续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间歇性的用广东话询问身边的人“**国语怎么念的？”尽管采访过程尤其艰难，却并未像刘以达那样以国语太滥为由，临时爽约。每个问题，明哥都会细嚼慢咽，认真回答。精细如舞台上无懈可击的容妆。
　　
　　　　好几次黄耀明大笑出声，坦承、真挚。果然如大家所说：明哥有一颗纯真的玻璃心。
　　

明哥的似水流年，也只似水
　　
　　　　黄耀明出生在香港租金最便宜的徙置区，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摆脱贫穷的命运，逃离那个地方。
　　
　　　　从儿时开始，明哥就显出异于常人的特质。从不玩玩具，唯一的兴趣是看电影。“当其他人聊起童年都喜欢玩什么游戏，看什么动漫……我全部都没有共鸣。”开始上学以后，便迷上了跳舞唱歌，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歌手梦，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极大的虚荣心”。
　　
　　　　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主要靠看电视、听广播来接触音乐，而且还做过靠在邻居门外偷听“艺霞歌曲团”这样的“糗事”。
　　
　　　　“一开始听的是流行歌曲，比如姚苏蓉、青山、汤兰花的台湾时代曲，什么《今天不回家》、《水长流》等等。当时感觉好好听，长大后又觉得有些土，现在回味发觉这些歌很有东方特色。”
　　
　　　　后来大哥买了家中第一部收音机。明哥高兴得欢天喜地，常常和表妹一起在家又唱有跳。“还记得那时非得要妈妈带我去买漂亮的童装，最喜欢袖子有流苏的衣服。哈哈。”
　　
　　　　中学读完后想考电视台的“编导训练班”，但报考时才发现完成的课程考不上这个班。于是勉为其难的进了“艺员培训班”。“很多人都是从“艺员训练班”开始，逐渐向幕后发展的。比如甘国亮、杜琪峰等。”毕业后，明哥做了一段短时间的广告公司助理编辑，后因感到学历仍浅，重返校园进修，并且在电台兼职“资料收寻员”。又因工作表现出色被电台监制赏识，当上了正式的DJ。
　　
　　　　认识刘以达的原因很简单，似乎冥冥中注定。一天无意中看到还是无名小卒的刘以达在《摇摆双周刊》上刊登寻找歌手的广告，于是前往试音，一拍即合。一次偶然成就了一个乐坛奇迹——“达明一派”。
　　
　　　　“阿达是个鬼才，“达明一派”的成功阿达的功劳最大。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黄耀明。”谈到“达明”和刘义达，黄耀明似乎稍稍有些迟疑，但语气依然平静且真挚。


乌托邦即避难所
　　
　　　　“看电影”是黄耀明从小到大为数不多且最为持久的爱好，甚至很多创作音乐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他所钟爱的艺术电影。“当其他小孩在看动画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最初的原因说起来很好笑，“因为我想扮大人。”听着明哥的声音，似乎能够想象得到几十年前那个早熟、孤僻的小男孩忧郁而固执的眼神。
　　
　　　　以前他去得最多的是位于九龙新浦岗的丽宫戏院（九十年代中已经改为住宅楼），就在他爸爸开的铺子的旁边。门票便宜，只相当于其他电影院三分之一的票价。
　　
　　　　“小黄耀明”每天去铺子帮完工，就躲进电影院里，呆上一整天，在那些时而美仑美幻，时而荒诞怪异；时而曲折离奇；时而荡气回肠的片段中打发着自己的少年时光。“电影院”于他来说既是“避难所”，更是“乌托邦”。
　　
　　　　“现在我依然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因我是个公众人物，很多事情和场合比较麻烦。但是电影院是个好地方，在黑暗中人与人都是一样的。”
　　
　　　　青春禁忌游戏
　　
　　　　很难想象得到，如今连眼神都透着不羁的黄耀明，童年的时候居然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不会打架、不会说脏话，从不逃学。唱歌跳舞之类的课外活动，表现尤为优异，是老师们和父母的乖乖仔。
　　
　　　　五年的中学生涯，他读是一间工业学校，中三之后他选修木工，后来又转了读商科，但他始终发觉这些科目丝毫引不起自己的兴趣，并且让他对压抑天性的教育彻底失望。“教育应该让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束缚和服从。”他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读书，成绩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禁忌。
　　
　　　　提起叛逆的青春期，黄耀明的话更多了，还兴致勃勃的说起了一件中学时代的往事。那时候的明哥是基督教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跟着教会去外地传教。但是家人对他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的活动上做法非常不满意，并且时常警告他应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不甘被“摆布”的黄耀明，偏要与家里对着干。当全中国人民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吃着团年饭过春节的时候，他却独自提着行李，随着合唱团一起去到台湾传教，把父母气得直跳脚。“我想这是我做得最叛逆的一件事情吧。哈哈。”
　　
　　　　他祈盼在信仰中寻求解放，却依然失望。“最后我发现，加入教会后，也必须遵守很多戒条，这并没能让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解放的人。”离开了合唱团之后的他才明白，原来解放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黄耀明好似一个挑战道德尺度的战士，心中自有一杆秤砣，只要不伤害别人，什么都不畏惧。“当然我不会为了叛逆而叛逆，但是却讨厌束缚和墨守成规。我天生就是个不怎么守规矩的。”


不阳刚，也不想隐藏
　　
　　　　黄耀明会让人想起过去穿着红色高根鞋的张国荣(张国荣新闻,张国荣音乐,张国荣说吧)，40岁的神韵，20岁的脸庞。一频一笑，眉梢眼角，都透着蛊惑人心的美丽。甚至放肆的化着烟熏妆，扮演起吸血伯爵德古拉思，在深邃冷厉、绮靡颓废的电子乐中兜兜转转，我行我素，招摇入世，兀自在自己的天地中，着最绚丽的华服，吐露芬芳。
　　
　　　　明哥并不忌讳别人形容他如女人般阴柔妖冶，对于什么迷茫、颓废、艳丽、妩媚、精致、耽美、忧郁等等形容词通通全盘接受。“我本不是阳刚的人，不想隐藏。很多年前我就唱过一首歌，叫《忘记他是她》。这个社会将男人和女人分得太清楚了。”
　　
　　　　以何为美？明哥自有见解：“什么叫美？难道女子一定得苗条，男子一定要强壮，才叫美吗？对于美丽的衡量，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在我看来忠于自己就是一种独特的美丽。我是一个忠实于的自己的人，所以我是美丽的，我从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自己。”话还没说完，明哥突然脸红，笑出声来：“哈哈。和别人谈论自己的美丽好像挺尴尬的，我可不想你认为我是个自恋狂。我只是个自爱的人。先爱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率真如此，真是出人意料。
　　
　　　　唯独爱情是他硬伤
　　
　　　　私下的黄耀明与其说他是个艺术家，不如说更像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干干净净的眉眼，皮肤白皙，瘦高清秀、衣着朴实简单，头发保持着传统的黑色。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我绝对是个不养眼的人”。“平时蛮低调的，话不多，很安静。如果你在街上碰到我，一定认不出来。一点不像个艺人。”他总是一脸平静，淡定自若的样子，似乎世间的一切对于他都是那么清清淡淡：可以不介意刘以达的满腹“牢骚”；不理会别人批评他的音乐是曲高和寡；不在乎外界对他性取向的各种揣测……唯独爱情，是他的硬“伤”。原因很简单，即是得到很多爱，或是得不到爱。“我是一个很清醒、绝不感情用事的人。但爱情却让我失去理智，行为疯狂，做出无聊、幼稚的举动，甚至变成另一个人。”无奈，却也无悔。
　　
　　　　在他眼中，只有虚无缥缈的爱情才能持久。“在现实中谈恋爱，都是脆弱的、悲观的。只有心中的爱情才能经久不衰。无论痛苦还是快乐，无论近在咫尺或是远在天涯，无论有人相伴还是孑然一生，都始终留在心底。”
　　
　　　　与其说他不相信永恒的爱情，不如说他害怕失去，不敢去相信。不过明哥却不承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个乐观的人，只是明白了爱情的真相而已。”在他看来或许真的像歌词写的那样，“越美丽的东西越不可触碰”。


明智地选择与孤独为伴
　　
　　　　黄耀明的妈妈是在1999年去世的，黄爸爸也在他发行《越夜越美丽》的时候永远离开了他。但他却并不孤独。因为有许多可以分享喜怒哀乐的朋友，还拥有“人山人海”这个大家庭。一个大厅, 一个办公室,三间独立录音室,就是“人山人海”的全新大本营。虽然没有豪华装修，没有金雕玉砌, 却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家的温馨。他曾开玩笑的把AT17的两个小女孩唤做“女儿”。怪不得香港人人都亲切且尊敬的称呼他“明哥”。
　　
　　　　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孤独”视为浪漫的代名词。在这个不太浪漫的时代，独自憧憬着。“从我离开学校后，去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好似一个人行走江湖，没有太多人可以依靠，那时候我就习惯了孤单。”他喜欢一个人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和陌生人邂逅，攀谈，享受未知的惊喜。“如果两个人或更多人同行，只会带来牵挂、争执、很不洒脱。”
　　
　　　　旅行对他来说是寻找自我，释放天性的过程。所以选择与孤独为伴是最明智的。很多次这样旅行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新歌《阿姆斯特单》正好唱出了他的心声：“找我的一种旅行，自由地天昏地暗，往事正消失，未来亦消失，趁换了天空趁一个人换个灵魂。”
　　
　　　　“这首歌是我去荷兰找我的好朋友周耀辉时的构思。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言语中透着慵懒的气息。
　　
　　　　“人总会无可避免的寂寞，无论爱人或朋友不可担保一生一世，我们没有选择，所以我宁愿享受寂寞。”
　　
　　　　重要是矛盾中做回自己
　　
　　　　明哥说他是个矛盾且具有多面性的人。音乐如此，生活亦如此。
　　
　　　　“人是个很复杂的东西，我将它变成音乐作品，其实是很片面的我，只在反映我关心和好奇的事情。人本身的生活可能是很沉闷的，但是创作的世界是一个有趣的幻想世界。”所以每一次举手投足，每一根银丝白发，甚至每一颗绚丽钻石，都在还原一个完完整整的黄耀明。
　　
　　　　他的音乐向来擅长吸收西方音乐营养，用于音乐创作。唱片封套华丽而诡异，音乐另类而前卫。不过近年来他的音乐中开始出现古典音乐的影子。“我是个懂得怀旧的人，只要它能触动我。”就像他钟情60年代的歌手顾家辉，倾心于50年前欧洲的艺术电影，偏好古典神话人物的复古造型。
　　
　　　　“有人说我的音乐太怀旧，也有人说我的音乐走得太前。其实我对古老和尖端的东西都很好奇。我爱这当中的矛盾，这种矛盾会令音乐变得更有趣。”
　　
　　　　这个世界不是把黑和白，是和非分得那么清楚。世间存在着很多矛盾，人往往游离在这些矛盾中。该怎样去选择和前行，是明哥常常在思考的问题。“我不介意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在某些事情上做一定的妥协。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矛盾中做回自己。”
　　

与明哥的例牌问答
　　
　　　　《音乐周刊》：你最喜欢音乐人有哪些？他们对你的音乐产生了什么影响？
　　
　　　　黄耀明：我有很多喜欢的音乐人，比如David Bowie、Brian Eno、Pet Shop Boy等，他们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所指的影响不进仅仅是在纯音乐上，我特别欣赏他们写的歌词、做事的态度、和处理演出中视觉部分的方式。在我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注重视觉效果，因为把这方面做得好的话，就能让观众更投入。
　　
　　　　《音乐周刊》：如此注重外在的东西，会不会忽略了音乐本身的质量？
　　
　　　　黄耀明：大多数人都认为歌手注重形象以及外表什么的，就把其归为偶像类，是没有实力的歌手，或是被批判为对待音乐没有认真严谨的态度。但是Pet Shop Boys及David Bowie却证明了这种偏见是错误的。其实音乐部分和视觉部分完美的结合起来，是件非常好玩的事情。而且还能把观众离沉闷的现实环境，进入另一个层面。其实所有一切都是在为音乐服务。
　　
　　　　《音乐周刊》：聊聊那些长期与你合作的优秀音乐人吧。
　　
　　　　黄耀明：我喜欢和了解比较深入的的音乐人合作，大家在合作之前就是好朋友。这样我们在创作方面才能畅所欲言，更有默契。无论是林夕、陈少琪、周耀辉这些填词人，还是替我做音乐的人山人海乐手，以及形象指导Thomas Chan，他们虽然不在台前演出，但是我们就像一个乐队的成员一样。
　　
　　　　《音乐周刊》：当初成立“人山人海”的初衷是什么？你们是物以类聚吗？
　　
　　　　黄耀明：早在1997年，我替香港艺术节做表演，那是一个剧场化的音乐会，就像是流行音乐的割歌剧一样，音乐会的名字就叫“人山人海”。当时演出的组合就是现在“人山人海”的雏形。数年后发现我们这些人依然在经常合作，并且大家的风格很相似，就想不如成立一个团队吧，令我们力量更强大，焦点更清晰。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音乐比较另类，所以我们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团队让大家能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创作什么样的音乐，并且认清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音乐周刊》：2006年“达明一派”上海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耀明：全部。目前为止，那是我在中国内地举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售票的演唱会。无论是在“达明”时期，还是我个人发展时期，在此之前我都未曾在内地做一个足本的音乐会，所以整个过程我都很难忘。大家虽然语言不同但是都非常热情，和我们一起唱，一起跳，玩得很开心。希望能把今年将我在香港和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带给内地的观众，事情还在接洽中。
　　
　　　　《音乐周刊》：你的老搭档刘以达曾经多次在媒体上“攻击”你，但是你并没有回应。
　　
　　　　黄耀明：我觉得这些事情有部分是媒体在炒作，如果回应，会让事情继续被炒作下去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两人之间真有误会或者矛盾，也只能由我们两人去解决，而不是靠媒体。说到底我们只是音乐风格不同，对音乐的理解不一样而已。
　　
　　　　《音乐周刊》：“达明一派”书写了香港80年代的音乐历史。20年过去了，有没有恍然隔世的感觉？
　　
　　　　黄耀明：20年过去了，一定会有转变，但不是大转变。比方说我不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在开始演唱生涯的时候已经很大了，而并非十五、六岁的小朋友了。就是说当时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的性格和价值观都已形成。所以我一直在这个方格内朝自己预定的目标成长和发展。改变一定会有，但不会影响我音乐的风格和我的人生观。我坚持的信念，多年以来在我的作品中都是有迹可寻的。
　　
　　　　《音乐周刊》：听说明哥在圈中的人缘很好，有不少好朋友，这在娱乐圈十分难能可贵。
　　
　　　　黄耀明：交朋友一定要选择兴趣、爱好、看法都很接近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势利，也不要随意去批评别人。比如说：我喜欢温德尔松，朋友喜欢听罗文，不可以因为他对商业化的东西感兴趣就鄙视别人。而且我如果发现朋友的情绪不好一定会询问和关心他们。
　　
　　　　《音乐周刊》：现在自己做老板，有想过退居幕后吗？
　　
　　　　黄耀明：不会啊，我很享受站在幕前的感觉。完全没想过退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