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唐德剛過世
2009-10-29 12:30:51 来自: 加里曼丹(高歌一曲电驴赞)
史學家唐德剛過世
【聯合報╱陳宛茜】 2009.10.29 06:03 am
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周一（廿六日）晚間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八十九歲。唐夫人吳昭文表示，唐德剛生前飽受腎病折磨，後來決定不再洗腎，在舊金山家中安詳辭世。
【2009/10/29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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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9 12:31:25 加里曼丹 (高歌一曲电驴赞)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http://news.QQ.com 2009年10月29日09:44 中国网 李菁 我要评论(0)
唐德刚
李菁采写
李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些被访者的关系的呢?
唐德刚：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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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 15:38:21 加里曼丹 (高歌一曲电驴赞)
“口述”民国 他仍在倾听历史的呼吸
2009-10-30 1:43:32
保护视力色:
史学名家唐德刚在美辞世 近代口述史学会设唐德刚奖学金
● 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
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 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
● 他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
从国民党军队中的小兵，到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并与胡适结为忘年交，从民国人物的口述史到提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史学名家唐德刚于10月26日晚上11时20分因肾衰竭在美国加州家中平静去世，享年89岁。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主编游奇惠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唐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女士希望唐先生的去世不要惊动大家，“感谢亲友问讯，但花圈挽联一律婉谢，奠仪可改送唐教授所创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该会专设唐德刚教授奖学金基金。”
李媛 绘图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1990年唐德刚和张学良在商讨文稿
1960年李宗仁与唐德刚在美国寓所
唐德刚生平
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抗战胜利后，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执教，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兼任亚洲史学系系主任，直到退休，专心著作。1980年代末，唐德刚在纽约邀集朋友和学生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这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期间参加口述史研究项目，访问了很多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成名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至今是口述史的代表著述。《顾维钧回忆录》完成英文稿，由大陆译为中文。唐教授长期访问胡适，关系密切，被视为胡适的弟子，胡适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最为著名。张学良一度想请唐德刚写口述自传，后来因故中断，但是整理已有的谈话和录音，出版了《张学良口述历史》。
唐德刚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他的“历史三峡”说，在海外深受重视。
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其中“历史三峡”说是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主轴。这套书本是唐教授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
唐德刚从大学时代就不断写短文和创作短篇，气势磅礡，妙语如珠，这是他文史一家的特色。著名作品有《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五十年代底尘埃》、《战争与爱情》等。
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著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2002年因钓鱼岛事件曾与杨振宁一同发表声明，声讨李登辉。
唐德刚说
关于口述
对于口述民国风云人物，唐德刚自己也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芮文斯教授开创，但唐德刚在他《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一文中表示，《史记》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不过这个口述传统之后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忽视，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唐德刚回忆自己做口述史的机缘，还是和老师胡适有关。“为着他（胡适）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正在这个时候，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来到纽约和唐德刚相遇，之前罗拔在香港做了张国焘的口述。唐德刚兼职做了罗拔的翻译，和他一起合作。罗拔建议唐德刚，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胡适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那是1956年的冬季，唐德刚和胡适谈了一整晚，“谈得起劲了，他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但此次口述胡适因为经费和胡适本人原因，最终胎死腹中。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后来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关于胡适
1957年，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后来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唐德刚也一直以胡适学生自称，可在中国近代史上自诩胡适学生又何其多。不过唐德刚自己也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没有正式拿他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恩师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小门生。”
唐德刚还说，“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长期的访谈，唐德刚说，他看到了胡适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他还做打油诗描述胡适在美国的二十七年：“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前二十年海啸，后十年未老。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那什么是“胡适”？唐德刚说：“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
那什么是胡适时代呢？唐德刚说：“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在唐德刚看来，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至于胡适的幽灵之后的复活，唐德刚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为时当不在远。”唐德刚在一次演讲中甚至鼓吹：“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关于张学良
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唐德刚与张学良一共录下了11盘录音带，全景式展现了张学良的百年风云。这次口述缘起是张学良看了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后，派人找到唐德刚，说张学良想请他吃饭。就在那次饭桌上，张学良表示请唐德刚为他写回忆录。
唐德刚对张学良做了肯定评价，他说“张学良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是非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唐德刚还提到，张学良对自己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对于自己被蒋介石关了一辈子，唐德刚转述说：“（他）不但无怨无忧，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唐德刚说，对于史学界，“（张学良）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题。”
追思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学院派史学家
唐先生的中国学研究在美国不是主流，虽然他出身主流，但他从不按照美国学院的历史研究规矩研究中国。从现在看，他的历史著作形成了典型的唐氏风格，在我看来他的著作很有个性，别人学不来，有点像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且他们的著作都面向公众，可以称之为公众史学。
很难说他在史学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但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公认的学院派史学家。在我看来，他成就最高的就是4本口述史性质的著作，而且影响也最大。口述史说好做也好做，一个说一个记，但唐德刚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别人都学不会的，而且采访的都是民国著名历史人物。从他的口述史著作中，也能看出唐德刚本人的史观和历史功底。而且他整理出来的口述，很好看、很文学，甚至能看到被采访者的音容笑貌。其中，最为人称颂的是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我1980年代读到的时候如痴如醉，评点和注释也成为这本书最为重要的内容。我知道他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胡适，但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简单地追星，他对老师有自己的看法。
1988年我随王元化先生第一次遇到了唐先生，当时他作为星云大师顾问一起来上海。见到他本人，才感觉人如其文，他心态非常开放，语言诙谐幽默。我始终觉得，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类史学家，他的口才和历史功底，如果到百家讲坛上去，其他人都不要再讲了。他不仅口才好，更重要的是他有历史悟性和个人史观，而不只是像百家讲坛那些人只有故事和戏说。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我读唐先生的书
有时会笑出来
在唐德刚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和《顾维钧回忆录》，这是两部不朽的著作。唐德刚不仅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口述历史这种史学研究形式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是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必须读的资料。唐先生不是严格、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也可以挑出毛病，也有不准确、看走眼的地方。但这些瑕疵都不足以影响唐德刚在史学界的地位。唐德刚独特的写史风格在史学界是独一无二。他个人说话很幽默、诙谐，虽然他操一口安徽官话，但并不影响他生动的表达。他的书也很生动、有趣，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我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美国新泽西，那时他已经中风，不过后遗症还不算严重，精力也不错，说话正常，就是影响了走路。这些年一直听说他身体不好的消息，不过这次突然辞世也很意外。
金光耀（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
他的4本口述立下了范本
1979年我还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唐先生就到复旦来讲学，给我们学生做演讲。我们这些同学直到现在还经常谈起30年前唐先生的演讲。2000年，我们复旦大学举办顾维钧研讨会，这也是首次在大陆举办顾维钧研讨会，当时我就邀请了唐先生，他当时已经有80岁了，但亲自来参加，并提交了论文。因为我当时也在做顾维钧研究，他又做了顾维钧的口述史，所以我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很多。之后我又到美国去他家拜访，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老先生，十分风趣。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做了民国著名人物的口述，唐德刚做口述，不只是说和听，他其实前期做了很多准备，然后又花很大工夫在校订上，他的4本口述为中国后来的历史口述研究立下了范本，此外他做的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胡适这四位历史人物的口述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历史资料。
傅月庵（台湾著名出版人）
他跟我说，学历史就别学李敖了
1980年代，唐先生来到台湾，提倡口述历史研究。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觉得他跟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家很不一样，于是我就写信给他。唐先生和他那辈学人共同点就在于，不会因为你无名或是小辈就不理你，他们把小辈当回事。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当时我刚刚退伍回来，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但想学历史。我在信中说，我喜欢李敖。在回信中，唐先生说，他也去“参观”了台湾六景之一的李敖，他跟我说，学历史就别学李敖了，这是当头棒喝。在他鼓励下我真的改行学习历史。后来就一直和先生保持联系。
这两年，我对他的身体一直很担心，一直通过来往美国的朋友打听他的消息。晚年先生说，他一直想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但很遗憾因为年龄和身体，这一工程没能完成。
马家辉（香港文化评论家）
连李敖也佩服唐德刚
最近一段时间，我把唐先生的书都搬出来放在床头一本本再看，写得真好。特别是他的散文，连自视甚高的李敖也说：“唐德刚有些文章写得比我好。”让李敖说这样的话不容易，而且后来他还为《李宗仁回忆录》写了序。前一段时间我给台湾出版社总编写电子邮件，让他们赶快去联络唐先生，出版他的日记。唐先生有几十年记日记的习惯，这批日记是一座宝藏。后来才得知，唐先生已经把日记捐给了纽约历史协会。两年前，我跟他通过电话，希望约稿，他说他中风了，记忆力也衰退得很厉害。唐先生的记忆力可是非常好的，我就非常担心他的身体。
梁文道（香港文化评论家）
活在现代的古代中国史家
唐德刚做学问方法和兴趣范围非常广泛，现代史和古代史都有治，这对一个接受美国史学训练的学者非常难得。美国讲究专门史的研究，这种通史型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他提出“历史三峡”说，使我们很震动，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很乐观，另外一方面这个过程又如此漫长。他的治学强调评论，这从他写的《晚清七十年》就可以看出来，他把个人的观点和情感投入到了历史写作中去，而不是像大多数史学家那样力求客观。在我看来，唐德刚就是一位活在现代的古代中国史家，他有现代学术训练和知识背景，但他的书写方式和角度又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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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 15:54:16 加里曼丹 (高歌一曲电驴赞)
史學家唐德剛 「走得非常平靜」
【聯合報╱報系記者曾慧燕／二十八日電】 2009.10.30 05:25 am
歷史學家唐德剛廿六日深夜十一點廿分，因腎衰竭在舊金山佛利蒙家中去世，享年九十歲。家屬訂十一月八日在舊金山灣區為其舉行火葬。
本報系資料照片／曾慧燕攝影
歷史學家唐德剛廿六日深夜十一點廿分，因腎衰竭在舊金山佛利蒙家中去世，享年九十歲。家屬訂十一月八日在舊金山灣區為其舉行火葬。
唐德剛妻子吳昭文表示，唐德剛近年罹患老年失智和腎病，但拒絕接受洗腎，臨終前沒有遭受任何痛苦，「走得非常平靜」，甚至沒有住院「插管」。
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長禤福輝表示，唐德剛夫婦定居新澤西州多年，因健康和氣候問題，加上其子女均在加州，今年五月才遷往加州。臨搬家前，將全部藏書共計一百廿四箱，委託發起「贈書中國計畫」的退休華裔學者馬大任捐贈安徽大學。
唐德剛一九二○年八月生於安徽合肥，人在異邦仍心繫故園，關心家鄉教育事業，故將藏書悉數捐出。
唐德剛夫婦育有一子一女，長子光儀是建築師，女兒光佩是電腦工程師，有男孫和女孫各一。
唐德剛幼承庭訓，國學根底深厚，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任教安徽學院。抗戰勝利後，考取自費留美，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一九五九年獲哥大博士學位。先後任教哥大和紐約市立大學，並兼任紐大亞洲史學系系主任。
在史學方面，唐德剛有兩大重要貢獻：一是口述歷史，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歷史三峽」說。唐德剛在紐約創建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訪問經歷抗戰時期的老人，是他積極推廣口述史研究的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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