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唐德剛過世
2009-10-29 12:30:01 来自: 加里曼丹(战士与苍蝇)
史學家唐德剛過世
【聯合報╱陳宛茜】 2009.10.29 06:03 am
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周一（廿六日）晚間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八十九歲。唐夫人吳昭文表示，唐德剛生前飽受腎病折磨，後來決定不再洗腎，在舊金山家中安詳辭世。
【2009/10/29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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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9 12:31:40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http://news.QQ.com 2009年10月29日09:44 中国网 李菁 我要评论(0)
唐德刚
李菁采写
李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些被访者的关系的呢?
唐德刚：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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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 10:01:33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德刚:我碰到的大人物,每个都不同
文化老人·海外系列
●他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胡适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等影响深远。
●他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教学，成绩斐然。
●他文字独成一格，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皆有著作。
老早就听说唐德刚先生近年身体不好，几经致意，幸得唐太太欣然同意唐先生接受访问。跨过赫德逊河，道路竟如此复杂，连欣赏两岸风景的闲情都没有了，不得不打通唐家电话，请唐太太为黑人司机指路。过了没多久，唐太太说：司机的英文根本听不懂。不得不停下来，仔细对照路标，慢慢而行。一行再行，总是找不到转道路标，再打电话到唐家，才知道早已开过头。调头，再找路标，终于见到树林边的标志，欣喜若狂，转道，一路细看，几经周折，竟提早到达唐家。
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经楼梯上二楼，首先入眼的是胡适于1960年10月13日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客厅的另一处则是于右任的书法和徐悲鸿的画作。
唐德刚先生穿着睡袍，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热情地打招呼。一开口，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唐先生大半的安徽口音。我没有吃午餐，随手拿出点心请唐先生分享，唐先生大乐，接了一块在手里，并不品尝，就开始滔滔不绝讲起自己当留学生的艰苦生活。他说，幸亏自己选择了来美国留学，很多人到欧洲留学———“饿死了”，又说来美国的留学生中有人到饭馆洗盘子，没有通风设备———“闷死了”。这真是典型的“唐氏语言”，我开始放心地吃点心，只需随便问一个问题，便可得到无数妙趣横生的答案，当然，答案往往离题万里。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会写的人，一写出来就是畅销书。这些故事现在让我写，写不出来，我可以讲，讲得天花乱坠。我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就是写不出来。”讲到开心处，唐先生会欢笑鼓掌，而到了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出来。唐先生自己曾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按我的判断，真不清楚这些故事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很动听就是了。原先设想很多关于口述历史的困惑，尽在唐先生动情的“说书”中烟消云散。
不知不觉中，三个多钟头过去了，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唐先生的表情像个小孩子一样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
胡适最喜欢的学生
唐德刚193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唐德刚致力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工作，为当时寓居纽约的胡适进行口述历史，后撰录成《胡适口述历史》一书，唐德刚原想写一篇“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胡适杂忆》一书。
南方都市报：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你经常去胡适家里？
唐德刚：胡适在美国是“难民”，我们比胡适强多了，我们年轻力壮，什么事都可以做，还有免费医疗。胡适那时在这里做“寓公”，他也没有钱。胡伯母是个大胖子，我们到唐人街，他们喜欢吃西瓜，又不会开车，怎么能够带回来呢？我就带西瓜送给胡伯母，她是个小脚，解放之后就把它放开，不大不小，不能搬，我帮她搬。
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胡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是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很投入的。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胡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胡先生是北京大学校长，以前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他的司机，又可以陪胡伯母打麻将。
南方都市报：你还经常到胡伯母那里去吃安徽菜？
唐德刚：她找我去的。胡伯母是皖南人，我是皖北人，皖南到皖北像是两个国家一样。
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胡先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我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的。胡适对哥伦比亚大学是最重情的，人家说哈佛第一，哥大第二，胡适很奇怪，说哈佛第二，哥大第一。
那时候我结婚送请帖给长辈，但没有送给胡先生。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不送？
唐德刚：我要是送请贴的话，他要送礼啊。他送礼送不起，送你一幅字。胡先生喜欢写字，“德刚，我给你写一幅？”“我不要。我要白话诗。”这个东西啊不好说，胡适写这个诗那个诗，我却要胡先生写白话诗。胡先生人好！
胡先生那时候又没有汽车又没有钱。我们开着车子要到郊外野餐，我打电话给胡伯母：“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胡伯母就不敢，小脚，很麻烦，在家打麻将。胡先生就说：“我能不能去啊？”（大笑）所以胡先生跟我们熟得不得了。胡先生说：“德刚是我的学生。”我说：“我没有上过你的课。”他说：“私淑弟子。”（大笑）
有时候我们家请客，我就给胡先生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你有没有空？”他说：“有空！有空！”那时候来纽约的中国人，大半都是“难民”啦，他们没有饭吃。我们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啊，所以你们不要把年轻随便就过掉！我要不是年轻，在这里读书，可能就回国参加朝鲜战争了，一打或者死了也不知道。朝鲜战争死了好多人。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要给胡适做口述历史？
唐德刚：这事情讲起来最可笑了。我给胡先生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无国界的，人人都知道唐德刚这个小子搞这个饭吃。情况不是如此。
我到美国，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候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创办200周年，动不动就开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微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在此地开鸡尾酒会，我看到胡适，我不理他———不是他不理我。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胡适，最可笑的是，我在哥大打学生工，哥大开200周年纪念会，要请专门的侍应，就找学生，有几千人。我还要穿制服，美国的制服穿起来很舒服的，笔挺！我们这些大学生常常看到胡适，最好的、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创办200周年，中国的客人，胡适之是第一名，请胡适来讲广播。所以胡先生常常到哥伦比亚大学来，我是被请来打学生工的，我才不管他是胡适。
我们在哥大念书，在外头打工。我们打工，要在厨房里头，十个人里头有九个昏过去。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有一百二十几磅，都受不了。我一个叔叔对我说：“德刚，我借一百块钱给你。”我说：“要借就借一万块钱，一百块钱管什么用呢？”一个铜板都没有的人，在美国有上千上万的人。
胡先生在此地很穷，我问他：“胡先生，你的身体如何？”他说：“不能病哪，一病就不得了，美国的医院住不起。”他没有公费医疗。我现在生病，花掉一百万，只不过我有医疗保险。我住在医院不舒服，护士也不听话，菜也难吃，我就回家来住，家人看着我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好了，没事了。胡适之当年跟我讲，你要留养老钱哪！
我们在此地成立诗社，作新诗，给胡先生打电话：“我们今天开会，谈新诗。”胡先生说：“你们两个来接我呀。”我们就开车去接他。我们野餐，胡先生也来参加一份，我们说：“你参加不要钱。”胡先生很家常，对每个人都好，嘻嘻哈哈的。
有时候我打电话给胡先生，胡先生说：“没有办法，胡伯母打麻将。”我说：“我请你吃饭，要不要？”你们现在受的教育不一定，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胡先生很家常，很多大人物有架子，胡适啥都没有，欢迎交往。我很怀念胡先生！
胡先生是我赏饭给他的，因为他在此地没有饭吃的。我唐德刚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会做，洗盘子，当家庭教师，当婴儿保姆，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二十几岁，不在乎嘛。胡适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嘛，就是蒋介石给他十万块钱，做大使的退休费，胡适好面子，一下子给十万块钱，不吓死人哪，蒋介石收买，胡适不要：“谢谢！我现在生活没有问题。”生活其实有问题，蒋介石就看准了，给他十万块钱，胡先生不敢收。你总要吃饭嘛，让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说：“我不够资格，不敢做。”后来他到台湾去，蒋介石对他很客气。我也是蒋介石的学生，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
南方都市报：胡适从纽约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你们联系还多吗？
唐德刚：台湾那时候要恢复“中央研究院”，这比中国科学院还伟大，但是不能够找一个像样的人当院长，所以请胡适去当院长，胡适叹息：胡适之没有饭吃，要给他一碗饭吃，啥都做。那时候在此地的教授、官僚多得不得了。我们留学生就不一样，我们如果回国的话，毛主席会举起大旗欢迎我们。毛主席自己大学都没有毕业。当年毛泽东称胡适为老师，那么，毛泽东是我同学。
后来胡先生到了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我要请他吃饭，他说：我有饭吃。到那个地方他就端起来，一个小秘书———最讨厌他们了，英文不懂几个，你不懂英文，就不会谈胡适了，胡适在美国待的时间比在中国待的时间还多。在美国待的时候，他嘻嘻哈哈的，讲笑话，我们跟他在一起，像小孩子一样。胡适跟我在一起像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胡伯母也很喜欢我，她说德刚是适之最喜欢的学生。我说靠不住的，在学术上不够。
每个大人物都是不一样的
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著作除《胡适口述历史》外，还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晚年主动找唐德刚为其撰写口述历史。书外故事，说之不尽。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在李宗仁家里吃了168次饭？
唐德刚：我给哥伦比亚大学报告吃了168次饭。我每次到李宗仁家里，要开车，要过桥，要过桥费，从前是两毛五，来回都要钱。李宗仁就住在新泽西，他以前有司机开车，有保镖，他不会开，而且开汽车一定要讲英文，他只会讲“yesno”。我说：“德公，你自己不开车？”他说：“我只会讲yesno”。（大笑）
李夫人郭德洁是美女。他们把我当朋友，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美国人讲钱，一个小时多少钱，没有钱就不来。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到了美国就觉得不是人了：“我们是拿钟点费做事的。”像我做教授是一个小时20块钱，跟你谈一个小时要20块。李宗仁出来的时候，有FBI当保镖，他是“代总统”。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是中国的专用飞机。他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代总统”。
南方都市报：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唐德刚：李宗仁就是一个chinatown（唐人街）的老头子，有时候我陪李宗仁到chinatown喝点茶，吃点点心，很多人来看我，大家也不认识李宗仁，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哎呀，唐德刚，这个家伙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跑来跑去的，很多人认识，这个老头子是谁呀？
李宗仁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还是我的老师哪，我看到蒋介石，说他是我的老师，蒋介石非常高兴。我在中央大学毕业，文凭上是校长蒋中正。
他的夫人郭德洁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是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到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那是最高的机密，只有我，他就瞒不住！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文件我是唯一有权看的人。
我问郭德洁：“李夫人，你们回不回中国去？”她马上摇摇手：“不能说！”郭德洁得了癌症，是乳腺癌，乳腺里有癌细胞。李夫人还会跳舞，还会开车，长得那么漂亮，衣服穿得那么好。我称她为Madamli，我绝对不叫她Mrsli，人家是全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开口闭口就是Madamjiang，为什么李宗仁夫人就不能叫Madamli？所以郭德洁非常喜欢我。每一次见外宾都让我介绍，我说Madamli，她风度翩翩。这是最可笑的，每次我介绍她是Madamli，她高兴得要死！
李宗仁，我跟他吃一两百顿饭，他自己烧菜。郭德洁跑到香港去了，她可以两地跑，李宗仁就不能动，后来郭德洁说回大陆有一个条件，就是大陆香港可以随便跑，她到了大陆，想回香港就很难。Madamli啊，香港有什么好看的呢？郭德洁想死在香港，她觉得她在大陆死掉，李宗仁还会讨姨太太。这些都是讲不清楚的。
南方都市报：顾维钧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顾维钧这个人，乖乖，英文好得不得了，一上来就是Doctor唐，我说：“你也是Doctor啊，不用这样叫。”他就是不改口。他跟我讲话，都是很认真的，我就不能问：“你这个女朋友哪儿去了？”是不是啊？
南方都市报：唐先生，为什么不跟陈立夫做口述历史？
唐德刚：陈立夫是我把他推给去做口述历史。陈立夫对我很是批评，因为我不放过他的任何细节。陈立夫跟我的一个同事搞得最好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张学良怎么主动找你为他做口述历史？
唐德刚：我后来才看到张学良的。张学良是宋美龄的男朋友之一，厉害！但是张学良不承认。那时候张学良二十几岁，翩翩少年，Madamjiang那时候很喜欢他，男才女貌啊！所以张学良对Madamjiang，乖乖，他告诉我：“德刚，只要Madamjiang还活着，我绝对不能讲。”宋美龄给他一百几十封信，信上只是开头写着“少帅”或者“汉卿”，其他都是英文。人家自小在美国读书，她父亲是华侨，她的姐姐们开口闭口都是英文，宋子文起个名都是英文。蒋介石是一点也看不懂的！
南方都市报：张学良说他自己有11个女朋友，是对你说的呀？
唐德刚：他说他至少还有十二三个女朋友，有些在大陆，有些在台湾。我说：“你提名字嘛。”他说：“不提，不提。”乖乖，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说得完！如果不真正了解张学良，也就不容易理解中国历史。人还是那个人，但是看到跟看不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张学良，我说：“汉公啊，现在看到你，我对中国历史有改观。”（大笑）乖乖，其实他跟你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闭口就是“德刚兄德刚兄”，巴结你：“德刚兄，认识你，好命！”如果把每个人都当成唐德刚，那就麻烦了。
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所有人都是一样，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他们都是差不多，一个人穷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他的机遇。”讲不清楚的。
南方都市报：张学良在纽约的时候，住在贝夫人家里，他们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回事？
唐德刚：这个事情怪我也不怪我。张学良到我家来吃饭，我请他坐在这个沙发上面，他不坐沙发的，张学良的屁股不能坐软的。张学良和李宗仁两个太太都了不起，赵四小姐，你没见到她，你见到她才知道这个人，乖乖，漂亮！赵四小姐跟我们无话不谈。我说：“汉公可惜了，坐牢坐一辈子！”张学良只认这个女人的指挥，其他女人都是听他指挥。张学良讲不清的。张学良有一大堆档案在我这儿，可是现在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把它拿出来。我现在88岁了，还想什么呢？
人家问我：唐德刚，你写这么多历史书，有什么心得。我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很奇怪。但是我认识的党国要人，这一辈子碰到的所有大人物，那就是每个人都不同。李宗仁跟蒋介石就是不一样，李宗仁跟白崇禧也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中国要走出历史三峡
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唐德刚著述甚丰，提出中国“历史三峡”一说。
南方都市报：唐先生，你为什么认为中国要走出历史三峡？
唐德刚：三峡是长江的一段，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现在建大坝，江面就宽了，三峡的地质就发生变化。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出了三峡，如果你会看三峡，那真是美啊！一层一层的。
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动乱了，动乱了一百八十年，然后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中国历史在这个三峡走过之后，长江像大河一样，后面像大海一样，过了这一段，中国历史就可以走过这个历史三峡。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有运气的人，刚好碰上了，这是历史定命论。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李鸿章一小段，袁世凯一小段，孙中山又一段，蒋介石碰上的时候惊涛骇浪，蒋介石之后就是毛泽东。中国历史从清明下来，一下子碰到三峡，这是我个人的历史哲学。
这个历史哲学有人相信。中国从初民社会到封建社会，一下子不封建了，然后风平浪静，那是中国民族的将来。这是我的观点，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个人就是对的，就有人响应。我写的关于晚清的书，现在大陆很多人写信给我，说这就是历史定命论。我没有想到大陆上有人同意我的讲法。三峡什么时候出口，我也不知道，通过了，就见不到惊涛骇浪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啊。
唐德刚小传
唐德刚：1920年生，安徽合肥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著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袁氏当国》等> 删除 -
2009-10-30 15:40:30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口述历史倡导者唐德刚去世
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和《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作品
日期：2009-10-30 作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讯 （记者陈熙涵）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于本周一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去世，享年89岁。唐德刚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她表示，唐德刚生前饱受肾病折磨，后来决定不再洗肾，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曾经参军并做过中学教员；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者。他与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当时政要多有接触，与当时身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曾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他萌生“口述历史”的观念，并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于哥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意在把中国旅外的各界要人的经历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出版，传诸后世。就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文稿译编付梓前，唐德刚撰写的一篇序文竟洋洋10余万言，于是干脆单出《胡适杂忆》。如今，《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这两本书已成为研究胡适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有人戏说《胡适口述自传》为“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李宗仁回忆录》是继《胡适口述自传》后唐德刚所著口述历史的又一力作。唐德刚和李宗仁断断续续谈了3年，后来他整理、撰写、修改4年，至成书时已届7年。全书详尽地“记述了李宗仁先生从童年时代起直到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这数十年的亲身经历”，是唐德刚研究口述历史“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有国外学者评其为“一个历史制造者与一个历史学家合作的产物”。至于顾维钧，唐德刚将这位著名外交家家藏资料和他40多年的英文日记全部接收，协助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
唐德刚的中文著作还有《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梅兰芳传稿》等，英文著作有《第三种美国人》、《美国民权运动》、《中美百年史》、《中美外交史》等，还发表过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及大量的散文题跋和诗词。我国大陆和台湾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唐德刚的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就出版过一套“唐德刚作品珍藏本系列”。
唐德刚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夏志清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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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 15:41:55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口述”民国 他仍在倾听历史的呼吸
2009-10-30 1:43:32
保护视力色:
史学名家唐德刚在美辞世 近代口述史学会设唐德刚奖学金
● 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
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 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
● 他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
从国民党军队中的小兵，到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并与胡适结为忘年交，从民国人物的口述史到提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史学名家唐德刚于10月26日晚上11时20分因肾衰竭在美国加州家中平静去世，享年89岁。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主编游奇惠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唐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女士希望唐先生的去世不要惊动大家，“感谢亲友问讯，但花圈挽联一律婉谢，奠仪可改送唐教授所创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该会专设唐德刚教授奖学金基金。”
李媛 绘图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1990年唐德刚和张学良在商讨文稿
1960年李宗仁与唐德刚在美国寓所
唐德刚生平
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抗战胜利后，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执教，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兼任亚洲史学系系主任，直到退休，专心著作。1980年代末，唐德刚在纽约邀集朋友和学生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这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期间参加口述史研究项目，访问了很多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成名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至今是口述史的代表著述。《顾维钧回忆录》完成英文稿，由大陆译为中文。唐教授长期访问胡适，关系密切，被视为胡适的弟子，胡适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最为著名。张学良一度想请唐德刚写口述自传，后来因故中断，但是整理已有的谈话和录音，出版了《张学良口述历史》。
唐德刚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他的“历史三峡”说，在海外深受重视。
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其中“历史三峡”说是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主轴。这套书本是唐教授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
唐德刚从大学时代就不断写短文和创作短篇，气势磅礡，妙语如珠，这是他文史一家的特色。著名作品有《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五十年代底尘埃》、《战争与爱情》等。
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著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2002年因钓鱼岛事件曾与杨振宁一同发表声明，声讨李登辉。
唐德刚说
关于口述
对于口述民国风云人物，唐德刚自己也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芮文斯教授开创，但唐德刚在他《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一文中表示，《史记》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不过这个口述传统之后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忽视，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唐德刚回忆自己做口述史的机缘，还是和老师胡适有关。“为着他（胡适）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正在这个时候，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来到纽约和唐德刚相遇，之前罗拔在香港做了张国焘的口述。唐德刚兼职做了罗拔的翻译，和他一起合作。罗拔建议唐德刚，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胡适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那是1956年的冬季，唐德刚和胡适谈了一整晚，“谈得起劲了，他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但此次口述胡适因为经费和胡适本人原因，最终胎死腹中。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后来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关于胡适
1957年，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后来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唐德刚也一直以胡适学生自称，可在中国近代史上自诩胡适学生又何其多。不过唐德刚自己也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没有正式拿他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恩师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小门生。”
唐德刚还说，“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长期的访谈，唐德刚说，他看到了胡适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他还做打油诗描述胡适在美国的二十七年：“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前二十年海啸，后十年未老。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那什么是“胡适”？唐德刚说：“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
那什么是胡适时代呢？唐德刚说：“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在唐德刚看来，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至于胡适的幽灵之后的复活，唐德刚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为时当不在远。”唐德刚在一次演讲中甚至鼓吹：“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关于张学良
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唐德刚与张学良一共录下了11盘录音带，全景式展现了张学良的百年风云。这次口述缘起是张学良看了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后，派人找到唐德刚，说张学良想请他吃饭。就在那次饭桌上，张学良表示请唐德刚为他写回忆录。
唐德刚对张学良做了肯定评价，他说“张学良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是非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唐德刚还提到，张学良对自己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对于自己被蒋介石关了一辈子，唐德刚转述说：“（他）不但无怨无忧，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唐德刚说，对于史学界，“（张学良）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题。”
追思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学院派史学家
唐先生的中国学研究在美国不是主流，虽然他出身主流，但他从不按照美国学院的历史研究规矩研究中国。从现在看，他的历史著作形成了典型的唐氏风格，在我看来他的著作很有个性，别人学不来，有点像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且他们的著作都面向公众，可以称之为公众史学。
很难说他在史学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但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公认的学院派史学家。在我看来，他成就最高的就是4本口述史性质的著作，而且影响也最大。口述史说好做也好做，一个说一个记，但唐德刚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别人都学不会的，而且采访的都是民国著名历史人物。从他的口述史著作中，也能看出唐德刚本人的史观和历史功底。而且他整理出来的口述，很好看、很文学，甚至能看到被采访者的音容笑貌。其中，最为人称颂的是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我1980年代读到的时候如痴如醉，评点和注释也成为这本书最为重要的内容。我知道他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胡适，但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简单地追星，他对老师有自己的看法。
1988年我随王元化先生第一次遇到了唐先生，当时他作为星云大师顾问一起来上海。见到他本人，才感觉人如其文，他心态非常开放，语言诙谐幽默。我始终觉得，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类史学家，他的口才和历史功底，如果到百家讲坛上去，其他人都不要再讲了。他不仅口才好，更重要的是他有历史悟性和个人史观，而不只是像百家讲坛那些人只有故事和戏说。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我读唐先生的书
有时会笑出来
在唐德刚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和《顾维钧回忆录》，这是两部不朽的著作。唐德刚不仅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口述历史这种史学研究形式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是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必须读的资料。唐先生不是严格、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也可以挑出毛病，也有不准确、看走眼的地方。但这些瑕疵都不足以影响唐德刚在史学界的地位。唐德刚独特的写史风格在史学界是独一无二。他个人说话很幽默、诙谐，虽然他操一口安徽官话，但并不影响他生动的表达。他的书也很生动、有趣，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我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美国新泽西，那时他已经中风，不过后遗症还不算严重，精力也不错，说话正常，就是影响了走路。这些年一直听说他身体不好的消息，不过这次突然辞世也很意外。
金光耀（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
他的4本口述立下了范本
1979年我还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唐先生就到复旦来讲学，给我们学生做演讲。我们这些同学直到现在还经常谈起30年前唐先生的演讲。2000年，我们复旦大学举办顾维钧研讨会，这也是首次在大陆举办顾维钧研讨会，当时我就邀请了唐先生，他当时已经有80岁了，但亲自来参加，并提交了论文。因为我当时也在做顾维钧研究，他又做了顾维钧的口述史，所以我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很多。之后我又到美国去他家拜访，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老先生，十分风趣。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做了民国著名人物的口述，唐德刚做口述，不只是说和听，他其实前期做了很多准备，然后又花很大工夫在校订上，他的4本口述为中国后来的历史口述研究立下了范本，此外他做的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胡适这四位历史人物的口述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国历史资料。
傅月庵（台湾著名出版人）
他跟我说，学历史就别学李敖了
1980年代，唐先生来到台湾，提倡口述历史研究。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觉得他跟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家很不一样，于是我就写信给他。唐先生和他那辈学人共同点就在于，不会因为你无名或是小辈就不理你，他们把小辈当回事。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当时我刚刚退伍回来，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但想学历史。我在信中说，我喜欢李敖。在回信中，唐先生说，他也去“参观”了台湾六景之一的李敖，他跟我说，学历史就别学李敖了，这是当头棒喝。在他鼓励下我真的改行学习历史。后来就一直和先生保持联系。
这两年，我对他的身体一直很担心，一直通过来往美国的朋友打听他的消息。晚年先生说，他一直想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但很遗憾因为年龄和身体，这一工程没能完成。
马家辉（香港文化评论家）
连李敖也佩服唐德刚
最近一段时间，我把唐先生的书都搬出来放在床头一本本再看，写得真好。特别是他的散文，连自视甚高的李敖也说：“唐德刚有些文章写得比我好。”让李敖说这样的话不容易，而且后来他还为《李宗仁回忆录》写了序。前一段时间我给台湾出版社总编写电子邮件，让他们赶快去联络唐先生，出版他的日记。唐先生有几十年记日记的习惯，这批日记是一座宝藏。后来才得知，唐先生已经把日记捐给了纽约历史协会。两年前，我跟他通过电话，希望约稿，他说他中风了，记忆力也衰退得很厉害。唐先生的记忆力可是非常好的，我就非常担心他的身体。
梁文道（香港文化评论家）
活在现代的古代中国史家
唐德刚做学问方法和兴趣范围非常广泛，现代史和古代史都有治，这对一个接受美国史学训练的学者非常难得。美国讲究专门史的研究，这种通史型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他提出“历史三峡”说，使我们很震动，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很乐观，另外一方面这个过程又如此漫长。他的治学强调评论，这从他写的《晚清七十年》就可以看出来，他把个人的观点和情感投入到了历史写作中去，而不是像大多数史学家那样力求客观。在我看来，唐德刚就是一位活在现代的古代中国史家，他有现代学术训练和知识背景，但他的书写方式和角度又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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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16:22:54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飘零在外的中国历史
本报记者 赵涵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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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1-04 [打印] [关闭]
唐德刚用尽一生气力，想讲述一段完整的历史。但这段历史并没讲完，他的一生却走完了。
11月26日晚，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东湾佛利蒙市的居所，这位已经被肾病和脑中风折磨了几年的老人，在向夫人道晚安时，只讲出了一个“再”字，便停止了呼吸。饱受争议的华裔历史学家，在89岁的年纪，带着他的全部故事离开了。
他留下的大多数著作，都在重构一段日渐模糊的历史。他在《梅兰芳传稿》里描绘的梅兰芳，让许多国人感到陌生；他在《袁氏当国》中讲述的，则是一个与多数人心里的形象截然不同的袁世凯。
作为历史写作者，他留下的最著名头衔，可能就是“为胡适写史的那个人”。1948年,他坐了几个月的轮船去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欧洲史和美洲史。那时，他是在图书馆里推着书车来回跑的小职员，胡适则在那里经历着一生中最为困顿的时光。
这促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
因为本是“学生的学生”，他被胡适亲切地称为“小门生”，并逐渐成了这位流落海外的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倚重的“小管事”：借书，还书，充当司机，或是拉上一帮小兄弟陪师母打麻将。胡适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无课可讲，便将这个年轻人想象成为台下千百名听众。
这唯一的听众摸准了讲演者的脾性，当学生的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当老师的就越高兴，惟其如此，“他老师才能滔滔不绝，详述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的大道理”。
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原杜威研究室前的那个“大光屁股铜人”像前，许多夹着书本匆匆走过的美国人，便常会看到一老一少两个黄种人，在那里口沫横飞地讨论。
“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经这样说。中国社科院教授耿云志记得，1993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胡适研讨会上，他邀请这位为胡适作传的学者作一个主题报告。
这个“最好的学生”走上台，两手空空，不拿讲稿，“我对胡适是‘半肯半不肯’”，他的话锋转向胡适在台北的秘书，“像王志维那样就太过分啦，一切以胡先生之是为是，以胡先生之非为非”。
唐德刚力图以历史观照现实。在美国排华最高潮时期，他曾直斥，胡适之、陈衡哲一行“少爷小姐唱和最乐之时”，无视华侨苦力血淋淋的痛苦。尽管他心里仍深以胡适为荣，并将胡适誉为近代中国“思想言论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为此，在台湾作家李敖的嘴里，这个年长他16岁的朋友，乃是胡适学生中的“假犹大”。而据安徽大学教授陆发春回忆，多年后，这个极好交友的老人还向陆提起，李敖第二次入狱时，他曾专程从美国飞回台湾探监。
但他没有提起的是，除了“汝青、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李敖并没有见包括他在内的朋友们，“唐德刚……枉来土城看守所”。
上个世纪50年代，哥大创建“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让唐德刚从纽约的众多“中国难民”中找一位采访对象。校方暗示他，“陈立夫先生更具诱惑力”。尽管如此，这位忠心的学生还是推荐了自己的老师胡适，并且最终成就了一部《胡适口述自传》。
自此，唐德刚正式涉足口述历史这个领域。他为李宗仁写回忆录，两人断断续续地谈了3年，经整理、撰写、修改，成书已是7年之后。因为李氏逃至美国时，身上片纸不存，一切所谓的“历史”，全靠他的脑袋。
唐德刚只能边记录，边考证，对于不可信的一段，总得向对方提醒：“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
后来，纽约街头多如牛毛的国民党流亡高官纷纷找到唐德刚，想做一本自己的历史。张学良在看完《李宗仁回忆录》后也找上了门，因为尽管他从未见过李宗仁，但他看得出唐德刚“笔下的‘蒋’，是百分之百的‘蒋’”。
话虽如此，当唐德刚回忆起给张学良作传的过程，总是抱怨连天。他总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判断告诉张学良：“汉公，这个事情你记错了。”
“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那位说一不二的将军反问，“你要听我的话。”
因为“不能听话”，这部自传终究没有完成。“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需要大量资料来校正。”唐德刚说。直至今日，他已经在美国辗转数地，但一个个收藏着珍贵访谈磁带的铁盒子，仍然被完好地保存着。
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名老师。直到现在，还有学生记得他的“中国现代史”那门课，时间安排在校园里最冷清的周末下午3点到6点，但这门在大洋彼岸落地生花的课，一讲起来，竟“连窗外都有人驻足聆听”。
就算是未曾谋面的晚辈，他也热情相待。1990年，一位读过《胡适口述自传》的青年学生给唐德刚去信，唐在回信中写道：“我民族十分优秀，在将来世界必终有再度出类拔萃之一日。近年来我收到很多像您这样优秀青年的来信，真是最大的鼓励。……我已是个退休教授。但是还在学习，日内且将去沈阳。以后我们再通信嘛。”
但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应热情的唐先生之约，再次去信。因为他的父亲听说这事后，大为惶恐：“现在你写信到美国去和人说胡适，是要闯祸的。”最终，这个青年成了一名律师，但是直至十几年后，他仍然能大段地背诵这封回信的内容。
唐德刚还曾被选举为哥大亚洲学系的系主任，而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设了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从无先例的“亚美文化冲突”、“美国政法冲突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等课程。
“他的家国情怀很浓。”耿云志回忆，唐曾经因为研究对象是大陆“批判两胡”的目标之一，而不敢回国，但在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成了当年第一批回国探亲的华侨。
唐德刚的外甥刘永生还记得那次相见。1947年，刘永生年仅10岁，当时舅舅“穿着一身黄色的军服，英姿勃发”。而25年后再见，舅舅却“已显老态了”。
当归国的飞机刚刚飞入中国的高空时，这位54岁、功成名就的大学者，拿着一块手绢，躲进卫生间里大哭了一场。从那一年开始，唐德刚频繁地往返中美之间。
凡是曾经听过他上课、讲座，甚至只是简短谈话的人，都记得这位老先生讲一口江淮官话，甚至连英文都带点安徽腔。而照顾他的保姆回忆，老人总是爱用方言讲笑话，并且自称会唱安徽地方戏，可是唱来唱去却总是一句“咚咚锵”。
“和他在一起绝对不会寂寞，他永远有话题。”耿云志这样描述。一次，他在苏州的一场报告中问大家：知道李宗仁年轻当兵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然后回答：“是退伍之后回家养鸭子，因为鸭子肥了肉最好吃。”全场哈哈大笑。
刘永生告诉记者，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年79岁的唐德刚也加入到北大游行的学生中，那次，他本只是应邀参加庆祝五四运动80周年的活动，不知怎么，这个已经在美国生活了51年的老华侨，就和学生们一起走到了游行的队伍中，一路上还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一个曾经在纽约与他见面的学者，记住了唐德刚曾经发出的感慨：“我们中国人即使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也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2000年，当他最后一次回到老家安徽合肥时，他在刘永生的书桌上，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故乡出发，愈走愈远，就回到了故乡。”
而这一次，他真的走了，骨灰将从旧金山的半月湾乘船出发，最终撒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也许，某一股洋流，会真的将他生命的一部分，送回他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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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21:22:01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追思唐德刚先生
——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始末
■朱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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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与张学良在一起。照片由北京汉唐之道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提供，特此致谢。
2009年10月29日晚，中央台新闻播出了唐德刚先生病逝的消息，算是证实了
上午的传闻。想到应该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个电话，越洋电话打到美国的住所，无人接听。
唐先生晚年，和大陆的沟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树，又基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陆与晚年唐德刚有过交往的人之一，觉得有义务记录下一些片断，便于为研究唐德刚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我与唐先生交往的始终，都是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该书于2007年7月出版，署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我是策划。说老实话，这是一部本来没有的书，整个运作过程整整历经5年。
2002年6月，我就职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每期必看的《环球时报》上读到一篇对唐德刚的专访《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意识到唐德刚手中应该存有当年的采访录音，尽管其实际内容仅仅是当年计划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历史价值仍然十分珍贵，值得考虑成书出版。
不久，经朋友介绍，顺利地联系上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听力非常差，身边的人也要大声讲话才行，所以仅仅和唐先生通了很少的话，往来沟通基本都是和唐太太进行的，以后多年都是这样。他们也不会使用电子邮件，沟通方式就是传统的电话和信件。记忆中唐先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中气不是很足。
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唐太太介绍说，录音带一共是11盘，早前被一个叫王书君的借走，说是研究用，但后来他加了很多内容拿去出版了，事先没有征得唐德刚的同意。
电话里似乎感受到我的踌躇，唐太太说，就是这个情况，德刚也很无奈，王书君对外说自己是德刚的学生，实际是很多年前德刚到山东讲学，他听过德刚的讲座。后来他到了美国，又到家里来拜访。那本书出版后，给过我们很少一点钱。现在录音带已经不是新鲜的了，还要不要出版，你再考虑。我立即说，要还是要，唐先生采访的内容，出版后应该保持原貌，署名也应该是唐先生，即使全部内容都被那本书采用了，恢复其本来面貌后出版，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大约隔了一天，唐太太来电话说，你的出版思路，德刚同意了。但是他说，当年采访时，还有一位在台湾的郭冠英也参与了，现在要拿出来出版，也要征求一下郭冠英的意见，所以你还要等等消息。
不久，唐太太通知我，郭先生没有意见，德刚也同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几次沟通下来，觉得老先生做事情，一副有板有眼的老派作风，让人心里踏实。
唐太太提到的那部书叫《张学良世纪传奇》，我买了一套，署名是“王书君著、访录者唐德刚”，全书将近90万字，分上下两册。估算起来，去掉录音带的内容不算，王书君应著作了80万字。后来听说有一位叫张永滨的哈尔滨作家，起诉王书君的这部书抄袭其作品，官司打了好几年，今年从网上看到报道说，张永滨胜诉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很快，仰慕中的录音带邮寄到了沈阳，邮包里还附了一些唐德刚先生与张学良交往的照片、信件等相关资料。
11盘录音带，有的录满了，有的只录有一半，听上去，多数都是在餐桌上进行的，每一段谈话，都是随兴而发，有时说了几分钟，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彼此全无联系，但越是这样，其实内容也就越丰富，尤其张学良的口音，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有时候讲出来的地方土话，唐德刚也听不懂。有的段落似乎在座的人还不少，于是有的时候就听得很郁闷，因为大家都在说话，听不清楚张学良在说什么。
对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也基本形成了，书名确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全书内容严格依照录音内容，在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基础上，略微顺通字句，原则上不改动一个字。但是对于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话，我拿不定主意，既要保持口述原貌又要保证阅读流畅，实在是需要拿捏一番。
我把11盘录音带分别交给了出版社的陈吉秀和正在实习的南开大学研究生付娇，嘱咐她们，严格按照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听写，实在听不清楚的就算了，听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来。两个女孩子开始了为时一个月的记录整理。陈吉秀后来去了新星出版社，付娇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时碰巧发生了一段有趣的事情。
原来的计划要赶在2003年1月的北京订货会上市，当然时间上比较紧张，不过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实现的。
有一天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彭仑聊起下一阶段的选题，无意中说到了这本书，并介绍了有关《张学良世纪传奇》的实际情况。彭仑的职业感很强，当时就提出希望就此采访唐德刚，我说要先询问唐太太意见。
唐太太的态度有一些犹豫，说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很生气，不过这样报道出去似乎也让王书君太难堪，最后说我和德刚商量一下吧。商量的结果，同意接受彭仑采访。对两本内容几乎一样的图书，一个称为访录者唐德刚，一个署名是作者唐德刚，也确实需要跟读者交代一下。
彭仑的文章很快见报了，他不仅采访了唐德刚，并且采访了几位研究张学良的权威专家，发表出来的题目是《披露真相：〈张学良世纪传奇〉果然传奇》，主要披露了该书引用的录音内容并未得到授权，也刊登了专家们对该书其他内容的诸多错误，发表的评介。彭文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
结果掀起一场波澜，彭仑来电话说，据说在美国的王书君闻听后立即表示要起诉他。他说起诉我不怕，你的书要抓紧出来，这个才是最大的事实。
再后来看到山东的媒体报道，王书君表示唐德刚先生给了他书面说明，证明他是得到授权的。我那时候经常与唐家联系，没听到过他们提起有这么一个书面说明，后来也未见到王书君公开这份书面授权。
以上记述，并非有意让王书君先生尴尬，仅是如实记录当时的实际状况。
录音带的整理记录很顺利，我依旧没有想好到底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对话，唐先生授权我全权处理文体。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源自张学良本人亲历材料的最高终结。再过100年，可能依旧是后世学者要遵循的史料，处理得不好，就会大打折扣，对不起张学良、也对不起唐先生，更对不起读者。
然而噩耗在这时突然传来，唐太太来电说，德刚给你写的序言就要写好了，是写在电脑里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键，全都没有了。听完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可能对电脑不是很熟悉，就抱一线希望说，是不是请人帮忙看看可否有办法恢复过来。唐太太说，办法都想过了，就是没有了。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你，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现在德刚很懊丧。
放下电话，有点哭笑不得。眼看一切顺利，书却出版不了了，就是为这么一个原因。缺少了这篇序言，这本书只能算有一半，但是写作的人都知道，一篇得意的文章突然丢了，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过来气息重新提笔的。
看来出版时间要推迟了，想到对彭仑的承诺，不知道回头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时录音带全都整理完毕，统计一下，大约10万字左右，内容很丰富，有一些是首次披露的，很珍贵，但不知为何王书君并没有录到他的书里。
既然不知道唐先生何时会再有兴致重写序言，我也索性不着急，把这些资料沉淀一下也好。除了我那个一直没有想好该怎样处理的问题以外，这10万文字，如何让它们文通句顺，还要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尽量不改动他的语言，让编辑加工痕迹消于无形，实在很考验后期编辑能力，所以，放一下也没有坏处。
想不到的是，这一放就是4年。
先是2003年伊始出版社全力营销郭敬明，中间还遭遇SARS危机，从年初奔跑到年底，郭敬明已经从一名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家成为如日中天的畅销书作家。2004年春天，我离开了沈阳，先到苏州，再到北京，工作方向始终在发行岗位，指标抗在身上，再无余力操作这本书。然而无论走到哪，这10万字的打印稿和有电子版的U盘，始终都放在行李箱里，这是我的一份心愿，也是对人家的一份承诺。
工作的变化不方便讲给唐先生，也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计划，这期间，也就很少与唐先生联系。
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做民营出版的尚红科先生，他经营的汉唐阳光公司出版过《帝国政界往事》、《花间一壶酒》等好书，作为同龄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经历让我们一见如故。
一次闲谈，我提到了唐先生的这个选题，老尚两眼立即大放异彩，当时就说这个选题我要了。
就这么句话，几年放不下的心思又萌动起来，把纸张已经泛黄的稿件再摆到桌前时，当初的困惑忽然明朗起来，作为唐德刚的最新作品，很可能也是最后一部专著，全书保持张学良的独立口述，字里行间其实已经体现出了唐德刚的智慧，他的那些提问语言，完全不必再呈现其中了。
时隔数年，唐太太还是很快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很尴尬地向她解释这几年由于工作变动耽搁了进展，但是书稿一直带在身上。唐太太并没有怪罪，仔细询问具体出版安排后，说还要询问德刚的意见。
又经过几次沟通，开始签订合同，我和老尚商量，老派的人，都喜欢喝茶，邮寄合同时，别忘了买点绿茶一起寄过去。不多日子，老尚说，唐太太给他打电话，说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喝绿茶，言谈间很高兴。
过了几天，唐太太说，合同签好了，但是德刚的意思，还应该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过去征询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旧事重提，还是要询问一下好。另外，德刚跟台湾的远流也有协议，德刚全部作品的出版都是由远流授权，所以也要征求王荣文的意见。
我说郭冠英之前就同意过，应该问题不大。我和王荣文也是相识，这本书本来是没有的，应该不在限制范围，这次我弄出来，将来可以给他现成的文本拿到台湾去出。
接下来是几天的等待，空闲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懊丧，放了好几年，一切关系都要从头理顺，只怪自己做事拖沓。
好消息很快来临，郭冠英和王荣文都没有意见，唐先生也开始动笔写新的序言了。
老尚说，这回就看你的了，10万字的文稿，拜托一定理顺好。
文稿的整理并不辛苦，但是很细碎，时常间断的、跳跃的谈话，要一点点依据时间顺序拼接，还要不时地重新组织张的语言，还要把编辑过程做得了无痕迹，有时候一个字词，就要拿捏半天。好在我是东北人，也算是学历史出身，对这段历史脉络并不陌生，也幸亏我是东北人，对张学良的满口土话都听得清楚明白，有些语言，不是东北人确实不知道其真实含义的，现在回头想，也说不上来具体是哪一句，但是又似乎充满在字里行间。
从我抚顺乡下老家步行半小时就是大伙房水库，登上铁背山远望，就可隐约见到湖水对面的元帅陵，那就是当年张作霖未完工的墓地；工作后我又定居在沈阳，由于特殊的缘故，经常出入张氏帅府。如今，又是耳听少帅的叙述，为其编辑这部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回忆录。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细想起来，却又是天作的缘分。
接受采访时的张学良，应该有90岁，说话中气十足，若不听其内容，仅听他讲话，和东北那些聚在树下打扑克、下棋的老爷子没有两样，或者干脆就是被一群人围着天天在那吹牛的。
我给老尚建议，可以考虑摘取一部分出来，做成光盘附在书里，张学良这个名字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真听过张学良畅谈的没几个人，尽管电视台播出过，也不过是很有限的片断，这部分声音材料不用上，可惜了。
老尚听完，说这个主意挺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最合适。
稿件全部整理完毕，老尚说，还需要做一些注释，读者阅读会比较方便。我说那就请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人来做吧，他们比较权威，便邀请了该馆的张侃侃作了部分的注释和最后审读。
唐先生的序言，没有传来像上次那样的噩耗，顺利快递出来了。打开邮包，见到的是一篇洋洋万字的文章，以86岁的年纪，就是一个个敲出来这些字，也是件不容易的体力活，难怪老先生的作品，华人世界争相阅读，也难怪有些学者著作等身，但是心比谁都虚。
再细看文字，居然有了惊天发现，原来唐德刚在序言里披露，当年去台湾为张学良作口述历史，后来突然中断确实是受到外力的干扰。但新获自由后张学良初到美国，唐德刚又再次牵线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合作自传。但意外出在张学良到美国是住在了一位贝夫人家里，那些天张学良与贝夫人出双入对，消息传到台北，赵四飞赴美国，将张学良带回台北。用唐德刚的原话说：“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呢？”然而赵四已经把罪名加到了唐德刚的头上，等到唐德刚再到台北要见张学良，有人传话给他说，赵四对你深恶痛绝。
有谁能想到？《张学良口述历史》本应该是一部恢宏传世的巨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突然截断成为现在这可怜的11盘录音带，成了这样一部充斥残缺记忆的口述史？而即使这样，这样一部残缺的口述史，也已经极大满足了很多人的渴望。
再想到当年那篇瞬间失踪的序言，真的不知道，那又是一篇怎样的序言。可是再仔细看，唐先生的这篇序言，落款时间却是2003年农历元旦，这应该是那篇丢失的序言的写作时间，其中缘由似乎无法问起，放到现在，也成了一个小小的谜团。
2007年正月，东北下了一场闻名全国的暴雪，这时我已经离开北京又回到沈阳，坐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用了两天，以讲述内容和音质为标准，选出了若干段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老尚说，还需要有背景音乐，就用《松花江上》吧。老尚说，最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给这部书准备的。
写字间的对面就是辽宁电视台，我过去在这里工作过5年，在专业的录音间里，一边听着《松花江上》，一边听录音师一点点去掉录音里的杂质，在忧伤的歌声里，张学良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地清晰，心里，说不出的味道。
当我背着录制完毕的样盘，穿越立交桥下厚厚的积雪，忽然感到，这个持续了将近5年的使命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老尚接到样盘，来个电话，署名怎么办？我说当然是唐德刚了。他说那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说我不能上名字，一定要给读者原汁原味的感觉，要不就上策划好了。老尚说，上策划好。
老实说，从心里很想写一篇编辑手记放在书里，把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和曲折过程记述下来，至少，可以借此鸣谢当年辛苦纪录的陈吉秀和付娇，思来想去还是打消了念头，任何多余的附加品，都可能会使这部书的珍贵性打折扣，与其如此，宁肯不做。
就这样，负责审读的张侃侃也被列入策划，我排在第二位。
我跟老尚讲，做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张学良的那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此时我从沈阳到苏州，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沈阳，刚好3年。3年的周折经历，这一句话就给出了精准的注释。
老尚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他说公司的一位编辑发现张学良有句话说得好：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老尚说这句话我要放到腰封上。
温暖的南风吹到东北时，坐在工作间里，桌上放着老尚邮寄来的样书，腰封上面，很醒目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晚年张学良没有悟出那句虚名误人深，他一定不会知道他的事情只到36岁的。
图书上市后，受到的欢迎自在意料当中。我叮嘱老尚说，别忘记邮寄一本给彭仑，他现在99读书人，当年我给过他承诺，要兑现的。老尚说，我也认识他，会寄的。
《出版参考》的韩阳了解一点内情，怂恿我给她写篇编辑手记，然而一向富有的激情，怎么也迸发不出来，写好的题目下面，总是一片空白。韩阳锲而不舍的催了半年没有结果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顺便记录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和歉意。
大约过了一年，远流的编辑游奇惠联系我说，这部书远流现在想出版，希望提供电子版。当初唐太太询问远流的意见，人家大度放行，如今当然没有不帮忙的道理。不过我说电子版不在我手里，在尚红科那，我要先跟他沟通一下。跟老尚一说，很快就发过去了。
今年听说这本书在台湾也出来了。
围绕这部口述史，与唐先生的交往、全书的出版过程，基本如上。
图书出版后，我在电话里告知了唐太太，此后除了叮嘱老尚邮寄样书、稿费，再没有和他们联系。回想起全部的交往过程，就是唐先生的两问郭冠英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见过太多的人，事情一过，就忘记了当初帮助过的人。但是唐先生每次都会想起说，要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
时间回到2009年10月29日晚，我跟老尚通电话说，唐先生过世了。老尚说，今天一白天很多人告诉我这消息了。我说晚上我要打个电话过去，老尚说我也要打，我这还有一笔稿费要付给他呢，我们分头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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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9 23:02:19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唐德刚：文史不分的最后绝唱http://www.sina.com.
cn 2009年11月04日14:46 新民周刊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
撰稿·何映宇(记者)
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2009年10月 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史，彻夜长谈。
胡适最好的学生
记得和胡适先生的一张合影中，唐德刚站在胡适的身后，还很年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瘦，面带青涩，略显拘谨，脸上没有皱纹，也还没有多少名气。自从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4岁)，旋即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今已经55年过去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十之八九的时间都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门教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7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对于史料的热衷让他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的“史料”进入教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做专任。其中 12年还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他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 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就算不是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繁重的教学工作迫使唐德刚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的大杂家”。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和唐德刚的相遇给胡适带来了一点慰藉，唐德刚和胡适是安徽同乡，这时也家道中落，却又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在哥大，胡适常来唐德刚处，因为后者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胡适托他为自己找书。对于胡适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唐德刚自然乐意为其跑腿，有时还为胡适开开车，而他的“报酬”就是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的简陋公寓里，品尝师母技术精湛的“安徽菜”。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地“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字斟句酌，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朱旭强是唐德刚的书迷，他对唐先生著作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德刚在记述其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这样一部书，它的客观性自然毋庸置疑。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连唐德刚本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起来：“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
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项目之一种，这个历史学部后来成就斐然，但事实上，当时在哥大，这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自始至终的全职研究员，也就只有唐德刚和夏连荫两人而已。夏女士最早访问的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迁居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和胡老夫子差不多，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却只能与寂寞相伴，天天以搓广东麻将为乐，幸有哥大和唐德刚这样“历史嗅觉敏锐”的学者发现了李宗仁一生所负载的中国历史。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唐德刚开着车子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正巧碰上一位中年妇女开着一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在他的车对面平行停下。对方微笑着问：“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听闻此言，唐德刚意识到面前这位面容清秀的妇人即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而李宗仁已在门口含笑相迎。
在李宗仁那幢朴素的平房里，唐德刚和“绝不搔首弄姿”的李氏夫妇共进了168顿午餐或晚宴，主厨是心灵手巧的郭德洁夫人本人，以至于唐德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郭德洁原来还是位好主妇！”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告诉这位昔日的长官，他曾经是五战区的小兵，在其麾下效力，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李宗仁将自己的早年业绩、蒋桂之争以及丢掉大陆的一腔苦水全都向唐德刚一一吐露。当年前呼后拥的桂系首脑，如今在美国却门可罗雀，李宗仁不懂英文，自然无法与洋人打得火热。其结果是唐德刚几乎成了李宗仁晚年唯一可以陪伴唠嗑的朋友。
世人以为口述之书，撰稿者不过负责一个记录员的工作，对方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即可，事实却非如此，至少在唐德刚这里，他的口述绝非那么容易。一周三天，每次都是从上午10点谈至深夜，唐德刚回去之后，在三两天之内，要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然后再经李宗仁审读改动，再由唐德刚增删润色，然后完成缩译的英文版，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经过四五道工序方能有所进展，常常令唐德刚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只能小睡片刻。再加上此项浩大工程因李宗仁夫妇秘密返回中国后，哥大封存20多年，唐德刚版权无得，以至于唐德刚每每回想起当年披星戴月的日子就要大叹苦经：“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全无的难堪绝境！”
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念对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赞不绝口：“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是我最喜欢的唐德刚的著作之一，李宗仁的故事由唐德刚这样的学者来记述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但同时又非常有趣，读来可以说一气呵成。这本书能够成功，唐德刚的润色可以说居功甚伟，这样的口述书绝对是唐德刚文才的体现，它开创了历史写作的新方法和新时代。”唐德刚和李宗仁一起断断续续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李宗仁在经历了北伐、中原大战、“剿匪”、抗战和内战的峥嵘岁月之后，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倾听者，将时间跨度近70年的个人史娓娓道来，洋洋近70万言，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事件一网打尽，美国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政治系主任查穆斯·约翰生教授拜读之后也为之倾倒，评价其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唐氏散文，无人可仿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如《胡适杂忆》写得好，无法施展自己一流的散文才华，不免可惜。事实上也有客观原因。倘若加以进一步的润色，李宗仁1967年去世后已无法再看唐德刚的修改稿，出于对口述作者的尊重，唐德刚在李宗仁去世后对原稿未易一字，这正是史家本色。
唐德刚因为家庭渊源，幼年时就饱读诗书，古文功底极佳，行文如银珠走盘，流畅之极，一时间，唐氏散文的名头在文坛早已不胫而走、名动江湖。有一回，唐德刚用了化名在香港写文章，文风幽默佻达，评点锐如刀锋，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唐德刚的友人历史学家周策纵一看就看出门道，到纽约遇到唐德刚时，遂以自家项上人头作为赌注：“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
即使在严肃的口述史著作中，唐德刚也千方百计要吸引眼球。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序言，因一发不可收，最后竟写成了一本比《胡适口述自传》还厚一倍的《胡适杂忆》。即使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也按捺不住，常常跳出来要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注释的形式和胡适捆绑在一起。
虽然天资聪颖，但唐德刚刻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对史料的搜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他也常常练笔，每有所感，就写下只言片语，最后竟“积跬步以成千里 ”。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唐德刚写道：“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60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20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胡菊人说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是因为“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为唐德刚的史学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唐德刚在他的《史学与红学》中，用了十六个字来涵盖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像周策纵在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笔下的胡适是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
只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如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完成的民国史如今也已成了镜花水月(《袁氏当国》只是这部未完成民国史中的一章而已)，纵使有心者意欲为唐公续貂，但唐氏的文风，将是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删除 -
2009-11-09 23:08:34 加里曼丹 (战士与苍蝇)
唐德刚：为了告别的聚会http://www.sina.com.
cn 2009年11月06日17:30 三联生活周刊
历史学家唐德刚
老人特别大声地说：“你什么时候到美国来我请你吃饭，请lady吃饭是很荣幸的事！”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知道，这是老人一种礼节上的客套，但对我，却是暗自鼓励自己的一个约定。
主笔 李菁
10月29日晚上，在网上看到唐德刚去世的消息。虽然这几年关于他身体不好的消息总是断断续续传来，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还是忍不住惊了一下。也是在这样一个寒意初起、雾霭沉沉的秋天里见到的老人，却还清晰地活在我的记忆里。
2005年10月底，受路透社之邀去纽约学习一周，拜访唐德刚，被我列在此次美国之行个人计划的第一项。
见这位老人，于我，有如完成自己成长中的一个仪式。
那还是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阵子不知怎么迷上了胡适，于是跑到图书馆找来很多胡适的传记看，可是那些笼罩在传统的叙述体系下枯燥无比的传记，让我很是失望。
忘了哪一天，在书架上随手抽了另一本胡适的书，书被翻得很旧，外面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已经用牛皮纸贴了的一层。只看了几段就被吸引住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历史写作方式，作者恣肆无忌、旁征博引的注释似乎比胡适正经八百的回忆更有趣。看完之后再回头看被遮在牛皮纸里面的书名——《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三个字便牢牢地印在心里。
不过，那时的唐德刚好像并不在主流作家之列。此后很多年，印着唐德刚名字的作品越来越多。而我，始终扮演着一个虔诚的阅读者的角色，默默地受他另一种历史叙述方式的影响。
2003年宋美龄去世，我要写一篇关于宋美龄的报道，在寻找采访对象时，“唐德刚”这个名字几乎第一时间就从头脑中冒了出来。从美国一个中文媒体朋友那里拿到了唐德刚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老人浓重的安徽口音，以至于头几分钟我不得不屡次打断他，不停地让他重复，实在听不懂之处就请他讲英文。我记得他形容宋美龄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中国传统的官太太；在讲到“西安事变”时，他提到，张学良的财产都被控制在宋子文和宋美龄手里，十几万东北军的军饷和接济完全靠南京——这是完全不同于以往视角的解读，即便我们中间隔着一个辽阔的大洋，我也感受得到他讲述历史的鲜活和有趣。
电话采访最后，老人还特别大声地说：“你什么时候到美国来我请你吃饭，请lady吃饭是很荣幸的事！”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知道，这是老人一种礼节上的客套，但对我，却是暗自鼓励自己的一个约定。
所以，到了纽约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电话到唐家，询问能否拜访他。之前一位与他相熟的华人朋友说，唐老先生在2001年得过一次中风，身体大不如前，他的夫人管得很严，轻易不让外界太打扰他。果然，接电话的唐夫人略显迟疑，可能考虑到从大陆来的，不好拒绝，终于还是应承下来。
我在电话里与唐夫人约好在11月14日下午15点。岂料那天诸多不顺，刚离开纽约没多久，就发现公路的车速越来越慢，空中轰鸣的直升机却越来越多，仔细辨认，有几架是警方标志，其他几架上则是各种电视台标志——说句题外话，这是我对美国媒体立体式报道的第一次直观感受。带我去的人说，前方肯定出交通事故了。
只得一次又一次硬着头皮给唐夫人打电话，告知要迟到的消息。记不得第几次电话过去时，老太太的语气终于缓和，说已在电视上看到高速路出车祸的新闻了。忍着煎熬，看着漫长的车流一点点向前蹭，看着天色渐渐黯淡，周围的灯一点点亮起来。
终于到达新泽西州的那个小镇时，已比约定时间整整晚了3个小时，周围已是一片沉寂。典型的美国式独幢小洋房一座接着一座，大概很少有陌生的车在这个时候闯入，一幢洋房里的窗户上贴了几个小脑袋好奇地往外看着。寻寻觅觅已久的唐德刚的家，恰好就在这几个孩子家的对面，一座二层的白色小洋房。印象最深的，便是这里的安静，安静得连踩在落叶上走路的声音都清晰可闻，甚至有那么一丝孤寂的味道。与他此时在彼岸形成的名声形成了一种落差。
为我们开门的，是唐老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吴昭文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级人物，看得出，唐夫人当年是位美人。虽然屋外是典型的美式风格，但屋里的装饰则让人完全忘了身处异乡：左侧墙上挂着一幅有熊猫图案的挂毯，对面正中间墙上，是镶在玻璃框里的一幅字，整幅字并不大，似乎很随意地挂在那儿，仔细一看，却是胡适的手迹：“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 胡适 一九六十、十、十三。”
行动不便的唐老先生，已站在二楼的楼梯口上等着我们。一见面，就像熟人一样，亲切地拉着手寒暄起来，之前所有的忐忑不安一扫而空，相反，却有如见到家里的老人一般，油然而生亲近之感。
来的路上，脑袋里想的全部是该如何采访的问题，又觉得乱七八糟整理不出个头绪来。但是坐在这个“阅人无数”的老人面前，原来关于采访的种种设计一下子抛在脑后，许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脱口而出：“您的个人口述史是如何开始的？”“当初是如何为胡适做口述的？”老人家的回忆也像他的文章一样妙趣横生：讲到张学良从台湾到纽约后一直住在“女朋友”贝太太(贝聿铭的继母)家里，而唐德刚因为请张学良与贝太太一起吃过饭，而被赵四“怀恨在心”等，太多的掌故。那些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剥去了历史的刻板与成见，就那么鲜活在浮现在他的回忆中。提到美国时，他习惯说“此地”，回忆起那个时代时，他喜欢用“彼时”，中文似乎还停留在他离开大陆的时代。
但很显然，他也无法逃避“岁月无情”这句老话。记得有那么几次，他兀自讲了许久，却突然停下来略带茫然地看着我：“我讲到哪儿了？”而讲有一些话题时，他又总是习惯地提到初到美国时，华人在这里所遭遇的冷漠甚至歧视。也许，这段生活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难以抹去的痕迹吧。
不知不觉已是3小时过去，外面的小镇已经完全悄寂无声。他夫人中间走过来探看几次，利落地替他整理。又听到她打电话订了一份中餐，一会开车取餐，于是意识到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当起身跟老人告别时，他像个孩子一样说：“怎么不吃饭就走了！再待一会嘛！”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他夫人，好像在抱怨她不给充足的时间。其实何尝不想就这样坐在他身旁，听他讲那些五彩斑斓的故事？
临行前，老人家颤巍巍地起身，在书架上找了本他著的《史学与红学》，又颤巍巍地走回来，坐下，戴上老花镜，很认真地看我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在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唐德刚也许是位“入世”太深的人物，在每一篇作品里都掺杂了他浓重的主观色彩，对现实层面又介入过多，不过也因为如此，才成就历史作品鲜明的“唐氏”风格，他活在别人历史里，而他自己，又渐渐成为一个传说。
像我们来的时候一样，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执意站在二楼楼梯上向我们挥手告别。我知道，在内心深处，我已完成了那场仪式，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所以走出那幢白色的小楼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悄然升起。而身外，又是一片孤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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