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涅瓦火柴盒》精彩篇章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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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9 09:29:18 来自: 新文本(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羞耻啊,我们居然没有敌人!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二章“我深爱的河岸”,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我曾经在这个专栏中谈到过我与的士司机之间的趣事。与其他城市相比,这种经历以发生在纽约最为有趣。原因有三:第一,纽约的的士司机来自世界各地,语言、肤色各不相同;每个人都配有一张小牌子,上头写着自己的名字。因此,每次上车后,辨认他们究竟是土耳其人、马来西亚人、希腊人、犹太人还是俄罗斯人就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电台相互联系,电台里说着他们的语言,播放他们的歌曲,因此,有时打的去中央公园就好像是打的在加德满都旅行。

第二,在纽约没有人把的士司机作为终生职业,而只是一份临时工作;因此,坐在的士方向盘前方的有可能是一名学生、一位失业的银行员工,或是一个刚来不久的移民。第三,纽约的的士司机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某个时期内,大部分司机都是希腊人,过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了巴基斯坦人,之后又是波多黎各人,诸如此类。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移民的浪潮起伏,以及各个种族的胜利:当某一群的士司机从这个行业消失时,就意味着他们碰到了好运气,声势壮大了,说明他们可能转移到烟草店、蔬菜店里工作,转移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生活,登上了一个新的社会台阶。

因此,除了能够观察的士司机个体的心理差异(有的歇斯底里,有的古道热肠,有的投身政治,有的反对某主义)之外,出租车更是一个观察社会现象的绝好场所。

上个星期,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司机:他是有色人种,名字很难拼,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巴基斯坦人。聊到这儿的时候,他问我是哪国人(纽约的外来人口相当多),我说我是意大利人,于是他就开始问我问题。看上去他似乎对意大利相当感兴趣,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他对意大利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意大利在哪儿,也不知道那里说什么语言(通常,当你告诉一个的士司机在意大利人们讲意大利语时,他们都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讲英语了)。

我快速向他描绘了一下,说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中部是绵延的山脉,而周围则被一圈海岸线包围,那里有许多美丽的城市。当聊到意大利的人口时,他惊讶于意大利的人口居然那么少。随后他又问我意大利人是否都是白种人,还是多种族混杂。我向他大致解释说,起初,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白种人,但现在也有一些黑人,不过数量总比美国要少。他当然也想了解意大利有多少巴基斯坦人。我回答说,可能有一些,但比菲律宾人和非洲人少。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不太高兴,或许在想为什么他的同胞不愿意去意大利这个国家。

我又傻乎乎地告诉他意大利也有一些印度人,他立刻怒视着我:我不该把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相提并论,不该提起这个在他心目中如此低等的民族。

最后,他问起谁是我们的敌人。我问:“什么?”于是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意大利人目前正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有和任何民族打仗。他继续耐心地问我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五十多年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过究竟谁是敌人,谁又是盟友。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并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在撒谎。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

那件事就到此结束了,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而多给了他两美金的小费。但我一下车就忽然想起了刚才本应该告诉他,但却一时没有想起的正确答案。这种现象被法国人称为esprit d’escalier(马后炮)。

我应该告诉那个司机意大利人是有敌人的,但却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也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意大利人之间总是在斗争:城市跟城市斗,邪教与正教斗,阶级跟阶级斗,政党与政党斗,同一政党中的成员相互斗,大区跟大区争,政府跟司法部门争,司法部门又与经济部门争,国家电视台与私人电视台争,联合政府之间的成员互相争,部门与部门争,报纸与报纸争。

我不知道那个司机是否能听懂我这样的回答,但如果我刚才这样回答他,至少不会丢脸,做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家的公民。

一九九六年

(更详细资料请看豆瓣链接:http://www.douban.com/subject/366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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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29 09:29:54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伟大的八十年代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二章“我深爱的河岸”,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这些日子,人们没有一天不会在报纸上读到批判八十年代的文章,说那是一个愚蠢且令人无法忍受的年代。似乎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幸都是当年造成的恶果,又似乎如果我们直接从七十年代跳到九十年代,就会变聪明许多。

    事实上,把历史机械地划分为年代、世纪,或者以更加不可理喻的方式划分为千年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一种粗糙的划分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能够引起民众的联想,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它。学校的教材内容也是以世纪为单位划分的,因此,师生们不得不去面对诸如“拿破仑到底属于十八世纪还是十九世纪”这一类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似乎与服兵役有点类似,如果你出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么你将“必死无疑”,而如果你出生于一月一日,则可以“幸免于难”。另外,针对某个年代作出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也决非易事,对于那些在一九四三年找到自己伟大初恋的人来说,即使那个血肉横飞的年代也是无比辉煌,令人激动的。

    但我们还是得按照固定的年代区间规则来划分。对于现代意大利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年代应该是五十年代(当然,许多现象早在四十年代末期就已初露端倪)。那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迈出崭新步伐的历史时期。意大利开始向世界开放,并取得了骄人的科技成果。欧洲一分为二,冷战亦拉开帷幕。当人们走入六十年代时,新的一代开始漂洋过海,就如同以前人们坐着慢车四处旅行;经济迅速发展;文学艺术欣欣向荣;约翰二十三世担任教皇并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也成为了一个唤醒民众政治意识的契机;最后,肯尼迪发出了“征服宇宙”的号召,为整个六十年代定下了光辉的色彩基调,尽管他本人不久后就遇刺身亡,但在六十年代末,人们终于实现了登月梦想;在世界范围内,六八年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年,它孕育了下一个十年中所有正面和负面的后果,给整个社会(从工作领域到文化领域,从政治领域到生活领域)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总之,六十年代绝不是乏味的十年。

    七十年代(如今的电视节目都在像回顾不可思议的二十年代一样来回顾这十年)是极其黑暗的十年——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它以六九年的“喷泉广场惨案”为开端,以莫洛遇刺结束。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霾之下,人们甚至不敢在晚上出门去餐厅吃饭。连那些最有精明头脑的人也像弄丢了指南针一样辨不清方向,既不愿意支持政府也不愿意支持“红色旅”。那么应该站在哪个阵营里呢?为了抵抗大众传媒这一新生事物的恐怖能量,麦克卢汉——这个“地球村”的使徒——建议实行“漆黑”政策,即严格的审查制度。

    继续按照年代划分,我们来到了八十年代。如今,我们眼中的八十年代似乎仅仅充斥着雄心勃勃的雅皮主义、政治腐败以及思想倒退。然而,五十年之后,我们将会把这十年看成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无论是乌托邦式的集权大国还是冷战,所有二战后期那些曾压迫或吸引我们的情结都(痛苦地,却也是无法挽回地)逐一消解。超级大国开始解体,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变化。尽管矛盾重重,但许多少数民族得到了正式承认;那些统治政局多年的大型党派开始审视自身;左派与右派的界限被重新划定(不光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连那些极右党派也在那十年里自我反省,另外,左右两派的极端党派又组建了新的激进团体);诞生了许多跨界团体(从生态领域到志愿者活动)。从八十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开始大规模朝富裕国家迁徙,导致欧洲的人种出现变化的征兆(当然,这并非一个平静的过程)。柏林墙的倒塌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代表了这十年转变的高潮。最后,还有一种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现象,自八十年代初起,爆发了一场让我们隐约看到未来的巨大革命——个人电脑登上历史舞台。

    或许八十年代恰恰就是从二十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十年,我们难道可以仅用一个无奈的微笑就把如此重要的年代彻底否定吗?难道我们可以只看到那个年代的表面现象及短暂潮流,而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吗?这就好比我们无视五十年代的甜蜜生活,只看见六十年代里女人穿着“睡衣晚礼服”无休止地疯狂舞蹈,而对于恐怖的七十年代,我们也只记得那是第一批“红灯区”开张的年代了。

    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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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29 12:35:42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晚餐时刻,绞刑直播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一章“银河的阴暗面”,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对于有关机构未能批准拍摄美国最近一次绞刑的执行实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甚至认为应该在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八点把犯人绞死,这样纽约的观众就很有可能在享用晚餐的时候看到直播;美国中西部的观众可以在晚餐后(因为他们通常很早吃晚餐)拿着一杯啤酒在电视机前欣赏;加利福尼亚的观众可以在游泳池旁一边品着龙舌兰酒一边观看;而由于意大利正处于夜里,我们就只能在第二天收看晚间新闻里的转播了。

    观众必须坐在餐桌边观看绞刑直播的场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犯人脖子的断裂声、腹部的抽搐声以及双腿的踢腾声必须与观众咀嚼食物的声音相融合;如果是电椅,则要让罪犯吱吱呀呀地尖叫几秒,最好与在炉子上煎黄油鸡蛋时所发出的噼啪声相呼应;假如是毒气,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观众早已知道罪犯要深深吸上一口毒气,整个场景将具有足够的视觉效果,另外还会配有些许呻吟;我不太建议使用注射法,因为它无法表现出直播的视觉效果,只要通过电台转播就可以了。

    意大利的迪斯尼公司刚刚通过了一项规定,作者不能再让老唐老鸭对小唐老鸭说“掐死你这只该死的鸭子”,因为这句话具有暴力倾向。因此,我明白在这个时候提出直播死刑的建议是没有多少人会响应的。为了票房而去拍摄那些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场面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应该把那些会惊扰到无辜者(或导致精神脆弱者产生异常举动)的虚拟游戏和报纸报道的义务进行区别对待。

    至于是否要设立死刑,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反对死刑者(例如我)和支持死刑者。对于那些胃部虚弱的反对死刑者来说,他们大可以在播放死刑实况时把电视机关掉,但他们至少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哀悼之意。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时刻被处死,所有人都应该以某种方式参与这个事件,不管`是在祈祷,还是在家里高声朗读帕斯卡的作品。他们应该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恶行。如果他们看到了实况,则会更加深刻地谴责这种野蛮的行径,而不仅仅限于说一句“我不同意死刑”——这就好比当每个人看到电视屏幕上饥饿难耐的非洲孩子时,都会产生怜悯之情。

    另外,还有一些支持死刑的人。这些人更应该观看现场直播。我料想到会有人反对,他们会说:“我知道做阑尾手术对病人有好处,但你别让我在吃饭时看到这幅场景。”然而,大家都会同意,死刑跟阑尾手术并不是一回事。它是一个关乎情感、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古人在这点上更加坦诚,他们会买票观看执行死刑的实况,如疯子一般欣赏这样的血腥场景。而你如果支持死刑这种极刑,就必须也像古人那样“欣赏”:一边欣赏,一边吃饭、喝酒、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可以一面支持死刑的合法性,一面又假装这刑罚没有发生。

    有人问:“如果我的妻子堕胎了呢?”这又有何难?新的教义手册承认国家可以合法设立死刑,同时也规定孕妇只有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堕胎。我认为,因为观看绞刑而流产,则算不上是罪过了。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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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30 13:49:52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流亡、拉什迪和地球村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一章“银河的阴暗面”,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部关于受迫害者的社会史。伊塔洛·梅鲁曾写过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讲述迫害与排挤的历史,但我所指的却不是这类作品,而是那些描述从迫害者的鞭笞下死里逃生,走上流亡之路的受迫害者命运的书籍。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流亡者的历史是非常痛苦并且屈辱的。比如但丁,尽管他的命运最终还算不错,却也品尝到了“别人家的面包味道是多么咸”的滋味。再比如焦尔丹诺·布鲁诺,在被敌人抓捕并迫害以前,他曾在国外受到相当的尊敬,但也常常遇到那些试图诋毁和陷害他的人。更不用说马志尼了,本已郁郁寡欢的他在流亡途中变得愈发憔悴不堪。

    本世纪以来,流亡者的命运似乎开始好转。一方面,流亡者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忧郁且不羁的魅力,就像那些该死的诗人和可恶的美学家一般:直到上个世纪,这两类人的境遇都还极其悲惨——住在阁楼里,或身患肺结核;但在本世纪,他们却变成了抢手货,被众多大家族和文化基金会争相邀请到各类晚宴、游船航行以及一些带有反叛色彩的会议等场合中。另一方面,民主意识的发展让所有人都欢迎、支持甚至特别优待流亡者,因为他们是反对专制政权的活生生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宗教流亡者和政治流亡者的境遇从大体上说来即使算不上令人满意,至少也是可以让人接受了(除了因思乡而产生的烦闷之外)——甚至对于有的人来说,流亡反而是件好事。于是他们伪装成流亡者,因为这样至少能从某个特务组织那里获得一份津贴。

    上述现象应该是从俄国革命时期开始的。那些俄国大公流亡国外之后,有人只是在巴黎的夜总会里跳舞,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不错,甚至还很受想攀高枝的贵妇们的欢迎。且不说那些流亡到迈阿密的古巴人过的是多么舒心的日子,只要想想近几十年来,人们是多么乐意向某个党派宣称自己是捷克、智利或阿根廷的政治流亡者,或者是所谓“地下文学”的作者。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于流亡者的热情(或冷漠)便随着政变、革命或叛乱等事件而时起时落。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拉什迪事件的发生而终结了。该事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权力,借助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散布针对某个人的死刑裁决,那么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片流亡之地都将不复存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这并不是意味着流亡者的境遇将由本世纪典型的“金色流亡”倒退回前几个世纪的“残酷流亡”,而是说地球上将不再有任何流亡之所,无论逃到何处,始终逃不出敌人的领地。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小岛,让你不受任何其他游客的干扰度过一个清静的假期了。如今,哪怕是在最遥远的角落,也会有一帮凡托齐(按:意大利著名戏剧人物)式的人物进行包车旅行——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结果:你潜在的敌人渗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等着你的到来;只要用手机打一通电话,或在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中发送一条看似无奇的密码短信,就可以通过电波发出杀害你的指令。

    “让世界停止转动,我要下车。”时至今日,这句台词已变成了一句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绝望的呼喊。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的真正含义。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电子手段与千里之外的爱人相恋,而是因为很多人能够从这种同一性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我们之所以把世界看做“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幻想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是因为在这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你的敌人,他不与你亲近,与你爱好迥异,甚至不满足于你伸过去的另一侧脸,因为他正直直瞄准你的心脏。

    然而你是无法中途下车的,这转动的地球没有中途停靠站。这个没有流亡之地的村子叫做“地球村”,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追杀你的人从脚踝边甩掉,而只能绝望地感觉到他正如影随形。一旦得到指令,马上就有某个人准备向你逼近了。

    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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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2 16:18:10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我们如何笑对死亡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八章“不断前行的伟大命运”,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死亡是人类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这个观点虽然谈不上独特,却是一句大实话。乍一看,似乎只有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才会困惑(如何面对死亡之后的虚无?),但实际上,(据统计数据显示)许多宗教信徒也为之感到茫然,尽管他们坚定地相信来生的存在,但今世的愉悦生活同样令他们恋恋不舍;因此他们一方面渴望升入天堂,另一方面却也希望这一天能够尽量晚些来临。

    很明显,我在此摆出了一个问题:“为死亡而生存”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要承认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若是换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难以应对。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某一个瞬间还继续存在,但在下一个瞬间就将从这世界上消失时,这恐怕是最难熬的时刻了。

    最近,一个喜爱思考的学生(就像当年的克力同)问我:“老师,人如何才能笑对死亡呢?”我回答他说唯一能够为死亡提供足够心理准备的方式就是相信这世界上所有人全都是混蛋。

    他显然没有明白,于是我继续解释道:“你想想看,假如你认为在你死亡的同时,无数激情四射的男女青年正在迪斯科舞厅里疯狂玩乐,众多杰出的科学家正在揭开宇宙最后的谜团,刚正不阿的政治家正在营造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电视和报纸一改八卦之风,只报道最有价值的消息,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致力于生产环保产品,并试图还大自然一个清澈的美貌:让淙淙的小溪中流淌着可饮用水,让山岭披上绿装,让臭氧层保护晴朗的蓝天,让浮云孕育出甜丝丝的雨水——如果你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即使你是宗教信徒,又如何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呢?一切都源于你的心理状态: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必须死掉,这显然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为何不换个方式想想呢?当你感到自己的大去之期不远时,不妨坚定地相信这世界上充满了混蛋(五十亿人口),那些在舞厅里疯疯癫癫的男女青年是混蛋,那些自以为揭开了宇宙奥妙的科学家是混蛋,那些妄图用一剂药治疗社会百病的政客是混蛋,那些只知道炒作花边新闻的媒体是混蛋,那些生产污染性产品的企业家也是混蛋——这么一想,难道你不觉得死亡是一个让你脱离这个混蛋世界的,极其幸福而轻松的时刻吗?

    于是,克力同继续问我:“老师,我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呢?”我告诉他不可以太早产生这种想法。如果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认为其他人都是混蛋,那么他自己也是个浑小子,而且永远成不了睿智的人。因此,在生命开始之初,我们要认定别人都比我们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四十岁左右时可以产生最初的怀疑,在五十至六十岁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在向一百岁逐步挺进的过程中,坚定自己的信念,随时听候上帝的召唤,愉快地离开人间。

    相信自己周围的人(五十亿人口)都是混蛋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它需要用心钻研,却无须心急。只有水到渠成,我们才能在正确的时刻笑对死亡。但直到临死的前一天,我们还应该认为某个我们所爱或所敬的人不是混蛋。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而不是之前)才认为连他(按照“政治正确”的原则,这最后一个混蛋也有可能是“她”)也是混蛋。然后就在这一刻闭上双眼。

    因此,这门伟大的艺术在于循序渐进地学习一种宏观思维,观察周边的事件,关注媒体的动向、艺术家的宣言、政治家见风使舵的言论、预言家的诡辩和超人英雄的豪言壮语,从中学习相关的理论、建议、号召、形象,以及神奇的现象。只有这样,你才能最终看穿原来所有人都是混蛋。也就在那一刻,你才真正作好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

    不到最后一刻,你都要抵御这种“看破红尘”的想法,你要坚信某些人能够说出有价值的言论,某本书的确比其他书籍更有品位,某位官员的确很爱护自己辖区内的公民。这种拒绝承认其他人都是混蛋的想法是十分自然,且十分人性化的,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能。否则,生命的价值又何在呢?当然,当你最终看破红尘时,你就会明白死亡的价值何在(你甚至会认为死亡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呢)。

    克力同继续问我:“老师,我现在还不敢妄下结论。不过我已经开始怀疑您也是个混蛋了。”

    “不错,”我对他说,“果真是孺子可教啊。”

    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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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3 15:30:20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查的书与读的书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四章“飘散在宇宙间的万物”,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不久前的一天,我拿着遥控器漫无目的地搜寻电视节目,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充斥着广告、公告及节目预告的频道。我隐约记得那是四频道或五频道,但实在无法肯定(这一点充分说明与报纸读者相比,电视观众在心理上毫不设防,因为前者通常会十分清楚地知道某言论来自于哪份报纸)。当时,屏幕上正在播出一则鼓吹光盘奇迹的广告,宣扬那些防水光盘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声光效果,并可以随时实现超级链接。我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了解,于是便心不在焉地继续听着这个我还算熟悉的话题。然而,听着听着,我居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这则广告说我曾断言光盘最终必将取代传统书籍。

    任何人——只要不是偏执狂——都不可能奢望自己的所有文字都被人阅读,但他至少可以期望别人不会南辕北辙地误解自己,尤其是当别人私自把自己的言论当成“论据”时。事实上,我曾无数次地表示光盘永远“不”可能取代书本。

    图书分为两种,一种用来查阅,另一种用来品读。头一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电话黄页,除此之外,字典和百科全书也属于此列)往往占据家中不少地方。它们价格昂贵,使用起来也相当费劲。这类书完全可以被多媒体光盘取代,如此一来,我们能在家中或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里腾出不少空间来存放用来品读的书籍(从但丁的《神曲》到最新的侦探小说都属于这一类)。

    这些用来品读的书是任何电子玩意儿都无法取代的。它们自诞生以来就是为了让人们可以随意地拿在手里,躺在床上读,坐在船上读,在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读,以及在所有电池都耗尽的时候读。它们可以被随意地划上横线,折角,插入书签;它们可以在你昏昏欲睡之际被信手丢弃在地板上,搁在胸脯或膝盖上。它们可以方便地插入口袋,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阅读强度及频率拥有各异的外形,并会提醒我们还没读过它(如果它们太新或还未被切边)。阅读书本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改变头部的姿势,不用紧张地盯着看似“友好”,却常常造成颈椎劳损的电脑屏幕。如果你不信,可以尝试着在电脑上阅读《神曲》,只要坚持一小时,就一定会明白我这番话的含义。

    用来品读的书属于一种永不过时的科技奇迹。同类发明还有轮子、刀、勺子、锤子、锅和自行车。刀发明得很早,而自行车则发明得较迟。然而,无论设计师如何努力,作出怎样细微的修改,刀的精髓部分却始终没有改变。有许多机器取代了锤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却仍然需要使用那种类似于地球上第一把锤子的工具。设计师尽可以发明出极其精妙的变挡系统,但自行车的外形却始终如一——两只轮子、一个坐垫和两只踏脚板。否则它就不再是自行车,而完全变成另外一件物品,要改叫摩托车了。

    许多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不断进步,最初在石头上,后来又在木板、卷轴上书写,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因此,当人类发现可以把纸张组装起来时——尽管还是一些手写稿——他们终于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并再也不愿放弃这种奇迹般的工具了。

    书籍的形式是由我们的生理特点决定的。它们可以被做得很大,但主要功能毕竟是资料或是装饰;一本标准的书不应小于香烟盒,也不应大于《快报》周刊。这取决于我们的手掌。就目前来说,我们的手掌大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点就连比尔·盖茨也必须同意。

    的确,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先进的机器,让我们能够利用电脑在全世界各个图书馆进行搜索,选择我们感兴趣的文章,花上几秒钟就能在家里打印出来,并根据个人眼睛的老花程度及美学品味将它们编辑成我们喜爱的字体。另外,除了打印,那台机器还能把纸张装订起来。这样一来,人人都可以制作出个性化的书籍。可这一切能改变什么呢?或许传统的排字工、印刷厂、装订厂会逐渐消失,然而握在我们手中的,却始终是书。


    一九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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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4 14:16:27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读书何以延长寿命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六章“油煎猪蹄的酱汁”,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当读到那些担心新兴机器的发展将取代人类记忆,从而为人类智慧的未来忧心忡忡的文章时,我们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对事实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立刻想到相似的内容已经在柏拉图的《斐多篇》(曾无数次被人们提起)中涉及到了。在那篇文章中,埃及法老曾满腹忧虑地询问发明书写的透特神,文字这种可怕的工具是否会让人类丧失记忆和思考的能力。

    我想,第一个看见车轮奔跑的人也一定产生过同样的恐惧,他一定曾担心我们人类会遗忘行走的技巧。说起在沙漠或荒原里跑马拉松,或许古人会比我们现代人更有天赋,然而他们的寿命却比我们短;不仅如此,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身体素质可能还达不到入伍服役的要求。我之所以这么讲并非想表明今天的人类可以高枕无忧,也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心地躺在切尔诺贝利的草地上安然享受生活;我只想说,书写让我们人类变得更加聪慧,让我们明白该在何处停下脚步,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清楚,那么即使我们乘坐的是四轮交通工具,也仍然只是文盲。

    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会为那些新兴的记忆工具而感到恐慌。面对问世不久的印刷书籍,许多人认为其纸张的保存期无法超越五六百年,还认为它会像路德版的《圣经》一样流传天下。于是,最初的购买者不惜花费重金让人将书中每一段开头的首字母以手工方式绘制成袖珍画,从而造成一种自己仍在阅读羊皮纸手稿的假象。如今,那些带有袖珍画的古版书籍价格不菲,但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在印刷书籍上绘制袖珍画。那么,我们究竟从中获取了哪些利益?而书写、印刷,甚至是电子存储器的发明又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瓦伦蒂诺·彭皮亚尼曾大力宣传过他的一句名言:“一个读书人的价值胜过两个普通人。”作为一名出版商,这不过是一条成功的宣传口号,然而我却认为这句话还意味着文字(从广义的角度说,语言)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自人类第一次发出有含义的声音开始,原始的家族和部落就产生了对族群中老者的需要。在此之前,年老的个体会因为对族群觅食的贡献有限而被遗弃。然而,当语言产生以后,老人就成了整个种族的记忆保存者,他们围坐在洞穴里的篝火旁,讲述在年轻人出生以前发生的种种事件(或可能发生的事件,于是神话便应运而生)。在群体记忆被构建起来以前,人类是没有经验可言的,并且很有可能在积累起经验之前就死于非难。随着人类的发展,以后出生的人很可能在二十岁时就好似已经生活了五千年。因为那些发生在他诞生之前的事件已通过老人的讲述成为他记忆的组成部分。

    如今,书籍的作用就相当于所谓的“老者”。或许我们并没有察觉,但我们所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一个不读书的文盲。因为文盲只拥有个人的经历,而我们却记忆着众多前辈的所见所闻。我们不仅记得自己年少时的游戏,也记得普鲁斯特的游戏;我们不仅为自己所经历的爱情感到痛并快乐着,也为皮剌摩斯和提斯柏的生死之恋而感到锥心之痛;我们学到了梭伦的智慧,也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那几个呼啸之夜而感到战栗;我们不仅向后辈重复着祖母留下的童话,也在不断讲述着《天方夜谭》里的神奇篇章。

    有的人会认为如此一来,当我们出生时,我们就已经老得不可救药了。但与我们相比,那些文盲则显得更加衰老孱弱,因为他们好比从小就患有动脉硬化症的人一样不记得(因为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三月十五日那天发生了什么。当然了,我们的记忆中也不乏有谎言,但阅读能够帮助我们辨别真假。而那些文盲,他们既不明白他人的过错,也不了解自己的权利。
    所以说,书籍是生命的保证,它们提前保障了我们的永恒——尽管这种永恒趋向过去,而非趋向未来。但我们不能总是得陇望蜀,还是知足常乐吧。

    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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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5 10:24:48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我的墨索里尼颂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第二章“我深爱的河岸”,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文章题目:为什么要在每日祷告中牢记国王、墨索里尼领袖和祖国?行文如下:“我之所以在祷告中牢记领袖墨索里尼……是因为他给了我工作的第一动力。他指挥了‘向罗马进军’运动,把破坏分子赶出了意大利。他让我们的国家变得强盛、威严、美丽而伟大。”——究竟是谁在法西斯纪元第十八年的文化竞赛初选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以下这些获得法西斯纪元第二十年(一九四二年)青年联赛奖励的文字又是出自于谁之手呢?“一队少年行进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们是骄傲的法西斯少先队员,在初春暖阳的照耀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队员纪律严明,指挥官的命令干脆有力……二十年后,这些少年将投笔从戎,手握钢枪保卫意大利不受外敌侵犯。这些在星期六游行的少先队员……他们成年后将成为坚不可摧的卫士,时刻守卫意大利及其崭新的文明……看着这些孩子,有谁能想象若干年后,他们将默念着祖国的名字战死疆场?这思绪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我长大了,一定要参军……我将投入战斗,如果祖国需要,我还将奉献出我的生命,为了它那崭新的、英雄的、神圣的文明……伴随着过去辉煌的历史,以及少先队员所带来的希冀(他们是今天的少年,未来的战士),意大利必将荣耀地走向灿烂辉煌的胜利。”

    或许此刻,大家都在等待我不怀好意地揭开谜底:这段文章的作者是某位“法西斯黑色骑士”(于是我这个厚颜无耻的御用文人就会随之收到一笔来自“赤色人士”的可观款项)。然而,你们却猜错了。这些文章的作者正是我本人,第一篇写于八岁,第二篇写于十岁。

    事实上,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曾扪心自问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言论。我曾问我自己:我是发自内心地敬爱领袖墨索里尼吗?那么我为什么并没有真的在祈祷时想起他呢?或许我是一个没有良心,谎话连篇的孩子?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想法,我还是照例写下了这些文章,倒不是因为我玩世不恭,而是因为小孩子天生狡猾。一方面,他们会调皮捣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接受周围环境灌输的思想原则。

    如同今天的孩子渴望名牌书包一样,那时的孩子觉得穿上军装非常荣耀。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与周围的人一样获得尊重和羡慕。那时的我中规中矩,倒是如今的我有些玩世不恭了。我想,孩子之所以会写文章赞美所谓的“法西斯兄弟”,是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赞赏。当然,我还不至于愤世嫉俗到认为所有这些孩子日后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走狗,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曾经参加六八年学生运动的人都会为菲尼(按:意大利右派政治家)投票(只有部分人如此);我也能够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氛围:一种引导孩子尊重差异,而另一种则唆使他们朝阿比西尼亚人开枪射击。

    然而,我越是明白今天的文化氛围之优越,就越是不能原谅当年那些毒害我的童年,向我灌输死亡荣耀感的人。所幸的是,那些人的行为是如此可笑,让我没过多久就摆脱了不健康的“灭绝犹太种族”思想的影响。

    可是,难道只有儿童是天性“狡猾”的吗?难道一个十八岁的成年学生不会为获得某种奖励而写下类似于《论莱奥帕尔迪是如何将个人的生存痛苦与敏感的文明意识相结合的》文章吗(尽管在他眼里莱奥帕尔迪只是一个多病的驼背)?他一定会捏住鼻子,按要求写下类似的文字。

    成年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显然,那些对新右派投以信任目光的人都在寻求一种“温和”的保障,谁也不希望回到遭千夫所指的二十年代。我相信,贝卢斯科尼决不希望某天穿着黑色衬衫跳入火圈,他唾弃那个所谓“第一动力”的神话,而宁愿选择墨索里尼的孙女表现的更为平和的形象(因为大学记分册上的成绩甚至不允许她有灌肠的第一动力),以回应那些再次推崇“动力说”的人。但我认为,这种为了不受共产主义颠覆而去巴结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向我童年时代的倒退,它将再一次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成人退回过去那种所谓“健康”的情感中去。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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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9 10:40:19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密涅瓦火柴盒》第六章“油煎猪蹄的酱汁”,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或许我不该滥用“一个指望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这句引言,但我的确认为所谓英雄是一类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们能够凭借某些超乎寻常的能力完成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因此,指望英雄是无能的表现,是一种为自己做不到某事而寻找借口的行为。如果某国家的铁路系统出现了故障,人们要做的应该是去调查各个站长、调度或其他人的责任,而不是等待某个英雄拯救者的出现。本世纪最为病态的一种心理就是把所有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的根源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背叛(我想这正是朱里安·班达惹的祸),或是指望知识分子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难题。雅克·阿塔利曾在巴黎就“知识分子与本世纪的危机”这一主题召开过一场规模浩大的研讨会。我在会议上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我说:“请大家注意,究其根本,知识分子是一种只能制造危机,却无法解决危机的职业。”事实上,制造危机并非什么坏事。当科学家、哲学家或作家开口说话时,他们想表达的往往是如下含义:“大家认为情况如此,但实际上却是雾里看花,因为真实的情况要纷繁复杂得多。”我们从学校课本上所学到的那些知识分子,如巴门尼德、爱因斯坦、康德、达尔文、马基雅弗利以及乔伊斯都曾发挥过类似的作用。

    如果他们的所说所感能够得到重视,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进步还是大有裨益的。但这种益处并非立竿见影。在短时期内,知识分子只是纯粹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可以管理一所学校、领导某政党或某企业的新闻部门、在发生革命时吹响号角,但却无法起到任何特殊的作用。之所以说他们的贡献在于长远,是因为他们只能在某事件发生的前后,却不能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发挥特殊的职能。比如,当蒸汽机车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时,一位经济学家或地理学家要么能够预见到地面交通方式即将发生变革,并就该变革对于未来生活所造成的利弊进行分析;要么则可以在一百多年以后就这项发明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研究。但在公共马车企业逐步破产,被最初的几台蒸汽机车渐渐取代之时,知识分子却无法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在这个时刻,一个马车车夫或机械修理师更有发言权。相反,假如有人在此刻指望知识分子发表一番高谈阔论,就会与责怪柏拉图没有在作品中阐明治疗胃炎的处方一样滑稽可笑了。

    当一栋房子着火时,一个知识分子只能如其他所有人一样采取一些常规的措施,我们不能幻想他在此时此刻发挥某种超乎常规的作用,只有那些在情急之下忘了消防队号码的人才会病急乱投医,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

    一位眼光长远的社会学家能够在三十年前预见到社会福利的提高,以及相伴而来的年轻人就业年龄推迟的现象将会导致当代青年的心理迷茫(于是他们吸食毒品,或站在立交桥上扔石块,从中寻求刺激),从而提出一系列预防性的建议。但在那些无聊小伙子砸石头的那一瞬间,我们唯一可以要求知识分子做到的只是别去加入那帮人的行列。如果有人在这一瞬间站出来批判砸石头的行为,这并不表示他是一名知识分子,而只是一种赚取稿费,沽名钓誉之举。在这个时刻,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只有警察和法院,而不是知识分子。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才能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即当某种严重的灾难即将降临,而其他人都还浑然不觉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一声呐喊才能起到警示作用。当然了,在这种危机关头,不光是知识分子,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管道工人——也能拉响警报,但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显然能让这种呐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如左拉的《我控诉》)。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只是在众人皆醉我独醒时才成立。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与其白费心思地(阐述那些连看门老头都明白的道理)去填充报纸和杂志的版面,知识分子们最好还是把那些空间让出来,留给其他人去讨论更为紧要的问题吧。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尽到一个普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已。

    一九九七年

  • 新文本

    2009-11-09 14:29:09 新文本 (我的蓝弩www.lanoo.cc/xinwenben)


    有多少书我们没读


    (摘自《密涅瓦火柴盒》简体中文版《密涅瓦火柴盒》第六章“油煎猪蹄的酱汁”,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意〕翁贝托·埃科 / 文
    李婧敬 / 译


    在都灵国际书展上,有人举办了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以了解有多少书籍是这些知识分子所没有读过的。正如调查举办方料想的,问卷的答案五花八门,但似乎所有被调查者都能够抛开面子观念,如实回答。因此,我们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有人没有读过普鲁斯特,有人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还有人没有读过雨果、托尔斯泰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位著名的圣经学专家甚至承认自己从未通读过圣托马斯的《神学总论》——事实上,这一点儿也不丢人,因为这类大部头作品通常只有从事校对的出版人员才能坚持从头读到尾。另外,有人认为自己没有读过乔伊斯的作品理所应当,还有人以从未读过《圣经》为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阅读上的空白非但不能显出他们特立独行,反而会暴露他们平庸的一面。乔治·博卡坦言自己曾打算阅读《堂吉诃德》以及我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但只翻了几页就没再继续读下去。说实话,能把我的作品与《堂吉诃德》相提并论我已感到十分荣幸。再说,读太多书也难免会像堂吉诃德一样脑子进水。

    我认为,这次调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许多普通读者(我指的是那些真正的读书人,而非从不读书的文盲)经常会为自己没有读过某部公认必读的作品而感到焦虑;而这份调查则显示许多名人也有严重的阅读空缺,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

    但我心中仍然存有一丝疑虑,一种担心——普通读者会把这份调查结果看做是名人故意“扮酷”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这些名人或许早已读过某本书,却要谎称自己没有读过)。倘若他们怀有这种心理,那么他们在阅读方面的自卑感则会有增无减——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属于那个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自己没有读过邓南遮作品,且不用担心因此而被人藐视的知识分子圈子。

    在此,我想告诉这些普通读者所有在调查中承认自己没有读过某些作品(及其他许多作品)的知识分子说的都是实话。如果当时我有幸参加调查,我也会老老实实地写出那些我个人因为没有兴趣而从未拜读过的世界名著。

    抛开一些专门针对某作家或某人物的作品不谈,大家不妨打开那本目前来说收录最为齐全的文学作品目录——《彭皮亚尼文学作品词典》。最新版的索引共有五千四百五十页。通过大致估算,我们可以发现平均每页能介绍三部作品,即该索引收录的作品总量约为一万六千三百五十部。然而,这一万六千三百五十部作品就能代表人类所有的文学遗产了吗?显然不是。事实上,只要我们浏览一下那些古代书籍目录(或图书馆里的书目卡)就能发现那本索引中记录的作品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否则,它的页数将远远不止五千,而是五万了。我们只能说,收录在这部索引中的作品是人类所有文学遗产中的最精华部分,它们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得以传承下来,并被认为是有修养者必须阅读的最重要的作品。而没有列入该索引的作品则只是专业学者以及“书痴”们的猎奇之物了。

    阅读一本书究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普通读者每天只能花费几小时用于阅读,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阅读一本中等规模的作品至少需要四天时间。诚然,阅读普鲁斯特或圣托马斯的作品需要耗费好几个月,但也有不少短小的杰作可以让我们在一天之内一口气读完。因此,我们把阅读一本书的平均时间定为四天。如此算来,假如要把《彭皮亚尼文学作品词典》中收录的作品全都读完,就得花上六万五千四百天,(按每年三百六十五天计算)也就是大约一百八十年。通过这个完美的推算,我们发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读完所有这些名著。

    也许有人会说,你可以有选择地阅读,至少塞万提斯的作品是不可不读的。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说法。我为什么一定要读塞万提斯的书呢?倘若对于某位读者来说,《天方夜谭》(所有的篇目)或《卡勒瓦拉》更为重要,那么他为何非要优先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呢?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某些耐心的读者会在某段时间内反复阅读同一部作品。假如某人将普鲁斯特的作品读上四遍,那么他用于阅读其他次要作品(对于他来说)的时间自然就会大大减少。

    所以读者大可以放心。无论是读过十本不同的书还是把同一本书读了十遍,都不妨碍你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只有那些从来不读书的人才真正需要感到焦虑。然而,正是由于从不读书,他们倒恰恰是唯一不会为此感到不安的人群。

    一九九七年

  • 路坦

    2009-11-14 18:33:25 路坦

    相比较于意大利人“麻木的和平主义”,我们国家可谓是内外兼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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