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密特将错就错之政治宗教

2009-10-20 09:05:57 来自: 陈永苗(后改革)

卡尔.施密特将错就错之政治宗教

——新教政治神学随想录之五

陈永苗

为了应付危机，或者把民族国家带到主人民族的位置，必须把任何时候都看作战争时刻，居安思危，这样独裁就是必要的。通过必要性和缺陷来论证凯撒的正当性，然后再用胜利和吹嘘，刺激人心中敬畏和恐惧，以及死亡焦虑，赋予凯撒超凡魅力，变为人神。这个过程属于道德政治，也就是说道德本来属于日常生活，借助于凯撒的立法者地位，从而渗透到源头和终结。源头和终结本来在于道德之外。道德政治，总是诉诸于凯撒主义，也就是独裁政治。

而这样的过程中，民族地缘政治的冲突，就变成非你死我不活的危机，只有成为主人民族或者世界老大，才是安全的。民族国家就成就了一些居心叵测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口中所说的在命运大海暴风浪中，顾不着航行目标，而把自己的存在和延续，秩序、和平安全当作终极目标的小舢板。应付并不存在的，或者夸大的危机，或者过去民族国家危机的念念不忘，或者为了把民族国家带到主人民族的天选民地位，都足以绑架威胁人民，迫使精神病院门口徘徊，从而成就了哲学家僭主。

在危机四伏的航行中，不管船长如何有特权，如果剥削和压迫，具有共同命运的人，首先是不可推翻他的。除非忍耐太久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且不推翻船长就再次沉船，才会去推翻。这样的拖延，对于具有伟大政治理想或者贪婪的凯撒，已经足够，甚至可以折腾好几辈子好几代人。

施密特要求严肃认真的生活。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说，据说道德生活意味着严肃认真的生活。严肃认真的生活，以及严肃认真的仪式，是封闭社会的独特气质，按照其本性，这种社会不断面临着，基本上就是指向紧急关头、非常日时刻、动员日、战争。也就是道德政治天生就是仇恨的政治，阶级斗争的政治，在共同内部划分敌我，强化等级搞内斗的政治，就是让人陷入恐惧焦虑中，然后跪在统治者面前放弃自由，屈从的政治。

政治确实离不开民众的恐惧和焦虑，可是民众的恐惧和焦虑不能如霍布斯“利维坦”那样，要进一步扩大，而应该使用炼金术，把民众的恐惧和焦虑，指向对上帝或基督的敬畏和崇拜。这个是太阳，然后从太阳反射出来权威的光线，形成政治的月亮，来照亮黑暗的世界。当把民众的恐惧和焦虑，通过道德政治的运作，直接指向一个人，让这个人称为人神，这完全是巫术，这与政治中理性主义的内在规定性背道而驰。政治属于人的最伟大力量，本来就是对巫术的抵制，政治理性主义是政治的目标和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政治虽然离不开巫术，然是必须走向理性，即使巫术无法取消，那么也要永远服务于理性。

没有政治权威不是来自神或者超出人的范围的（这里就蕴含着人与人就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统治人），政治权威并不来自一部分人统治权力欲望的自我宣告，自我任命。这个只能是把权威赋予这个人，而不是产生政治权威。有没有这个种人，有没有自我宣告，自我任命，都不影响政治权威的形而上学或先验地存在。称为凯撒，不过是将权威垄断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唯一的出口或门。也就是说，在政治空间或者灵魂里面，自己就是神，自己的人格与神的神格二位一体。

这种垄断，只有在道德政治和道德人的情况下，才是“真理”。这是属于黑暗的力量。路易十五时期法国最有智慧的学者，拜见了路易十五，就称路易十五是最有智慧的。哈耶克见了英国女王，也称女王最有智慧。这是一种让内心深处颤抖和不由自主地屈从的黑暗力量。而只有超越道德政治和道德人，经过基督教精神的洗髓易筋，在法政人心中，这种黑暗的力量，属于魔鬼的力量，才在后退中。

这样看来，凯撒永远是暂时的，虽然可能长久地，不断重来的统治，甚至只要有人的政治，就有凯撒主义，但是凯撒永远是暂时的，也就是人间必然性和面对命运采取的权宜之计，体现人的有限性，不属于福音和自由。这样的绝对尺度，绝对不能取消，否则人就变成互相撕咬的动物。政治福音和政治自由，就是与凯撒的垄断和巫术做敌人，从而呈现政治理性主义与巫术之间的敌对和寻求和解的关系。

对于苦难和极端困境中的人民，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摩西离开上帝是否还守护他们这个问题降临他们中间的时候，亚伦的金牛犊就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苦难和极端困境中的，受到必然性和命运的支配。没有自由，就会偶像崇拜。一战后德国就是如此，恶劣的地缘政治因素，一战后的战争赔款和屈从地位，国内的经济剥削和压迫，除非有绝大信心，否则就崇拜凯撒。

所以整本《圣经》，甚至新教的“因信称义”，无不在强化人的信心，不要屈从于必然性和命运。越是苦难和困境，信心越为重要，犹太人可以用天选民的观念和弥撒亚即将来临的启示录精神，来安慰自己。在欧洲各大民族中，天选民是否是自己，能否等来弥撒亚，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创伤，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反犹主义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族国家崛起之后，自己民族是不是天选民族，而与《圣经》钦定的犹太人展开精神搏斗。

这些是属于人的自我称义的狂妄和罪孽，属于血气、激情渴望。当这些在福音的名义，美好的面具、自由的法袍之下，如野草般疯长的时候，大多数人暴政和政治暴力、战争就完全在场了。

而尼采看到，血气与福音的对立，身体与灵魂的对立，保罗和教会与基督的对立。也就是说，保罗作为奠基人的基督教会本身，与基督福音有相当程度的背离，因为教会是属于人的，那么血气激情渴望就会打扮成福音，人会以自己的血气激情渴望当作福音，当人很多成为“群”，或者基督福音的使者丧失权威的时候，就弄假成真了。

在基督看来，自我保存是福音的，即使是以血气激情渴望表现出来，那也是正当的（耶稣熟读《诗篇》），而超出自我保存的血气激情渴望，就是有问题的（只有打扮成自我保存，这些血气激情渴望才是强大的，自以为正当的，例如德国领土扩张）。有问题，在人间，可能是正当，也可能不是正当的，这取决于具体条件，这种正当也是有限的、临时的，绝不是天国中那样永恒的。

尼采及其继承人海德格尔，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历史谱系中教会奠基人保罗下手，把保罗教义与基督福音对立起来，从而返本开源，打开基督福音新的道成肉身形式。到希腊去寻找帮助，那不过是盟友，盟友用完了，就要被抛弃到黑暗中去，与自己所在的秩序毫无关系。尼采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会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攻击，是基督福音的捍卫和还原。这三者都是道德政治的，都具有非理性、非自然的巫术基础，都是基于血气激情渴望。与福音对持，取代福音的道德是假冒的理性，属于人向魔鬼堕落的特征。

上帝和基督的权柄，是福音、灵魂美好展现在人心中的，而敌基督与凯撒的权柄，则是血气、激情渴望而造成困境和苦难感，而且恐惧和焦虑，而赋予的。后者就是政治哲人口里所称僭主。僭主的独裁，就是人民的独裁，就是身体的渴望，造成的大多数人的暴政。可见现代民主政治的极权主义，深深植根与基督与敌基督的对立，福音与教会的对立，身体与灵魂的对立（苏格拉底-柏拉图作为基督教的先锋，探讨了身体与灵魂的对立）。所以，生病的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基督教至今的自然法秩序体系或道德政治这段历史，有病菌在里面。这种病菌就是道德。超出这段历史，好像就不是一个政体的科学医生，所要重新审理的事情。

施密特认为，独裁能够提供人民表达团结无间的机会，也就是展现一个高度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自由立宪政体似乎做不到，没有政治作为强有力的纽带，没有把政治救赎的魔力发挥到极大。与自由立宪政体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中立性，似乎完全放弃或者自我克制了政治救赎的魔力，形成政治多元主义，诸神之争还会撕裂遗忘共同的政治共识，掩盖政治神学的主张，这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形成高度同质性，尤其在后发民族国家，急切面对民族生存危机的时候。而美国的公民宗教虽然良好，但是特例或者是例外。所以拿德国的政治现实来说，从韦伯以降，对领袖民主制的鼓吹，对元首领袖的鼓吹，都具有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宗教的深刻含义。

元首领袖是政治宗教的支点，一旦确立起来，通过现代的宣传和神话语言的移情作用，一个政治宗教就形成了。这是对古代城邦的回归。拿德国来说，这种回归是对古老源头希腊的征用，也同时基于民众对凯撒的渴望，因地制宜。而且韦伯可以从美国总统制的宗教功能（是仪式的，象征的，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宗教是法律的而不是道德的，而民间宗教与道德好像混同），给他自己的领袖民主制，找到非常充分的论证。而且似乎韦伯是想学习美国宪政。

施密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议会制的民主主义者，它的首要目的是要将民主从过多的自由主义成分中拯救出来。在他们这样的人看来，自由主义和及其代议制，不过是民主的共和形式，内容不能无条件受制于表达形式。当自由主义的特定政体形式代议制，处在特定阶段，很明显已经不能表达民主的内涵时，固守这种特定政体代议制，是僵化的，只有从中受益的特权者才坚持如此，已经不是公共福祉。

代议制本来就是权宜之技，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使突破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条件还没成熟，或者永远也没有办法成熟，也不能因此否认权益之技的本性。很显然，有一种背后的东西赋予代议制政治正当性，并且让议会来看守民族国家主权，成为人间的神圣机构，但是不能让代议制和议会本身，把背后的东西抹杀了。

既然是历史和困境的产物，那么当下的，尤其是具体国家的政治条件，是否引入或持续使用代议制，是值得争论和决断的。不能说在先发民族国家英美的成功，代议制就一定在后发民族国家可行，也不能说不行。这里需要自由主义，作为立宪的政治科学，协调好具体政治条件，与民主潮流多大程度已经支配人民，成为“民情”之间的关系，造成二者和解，并且可以促成民情越加符合自由主义立宪政体。也就是说，逆流而上造成和解必须隐含着一个规定，不能屈从于具体政治条件和人民的旧心理条件，而必须为己所用造成后者节节败退，最后“民情”就是自由主义的。

在乌黑一片，或者黑多白少、或者半黑半白，或者黑少白多的特殊“国情“与“民情”中，必须有一个强大权力意志，造成白必胜黑，如何实现或者需要多长，可以商量，可是绝对不允许停滞不前，或者让黑反攻倒算，收复失地。所以不管现实多需要“黑”，在具体政治行动，用黑来标志，肯定是可疑的，邪恶的。

我们只能说，这是没办法的，不得不的，临时的，必要的恶。可是绝不能说成是美好的，应该的。对其的质疑和否定，即使与特殊“国情“与“民情”相比，显得激进，其造成的历史后果，也比特殊国情带来在灾难，来得少。当必要时，即使很激进，还是实行必要的措施，当不必要时，即使很保守，这些恶的措施，就会被颠覆。对必要性辩护，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当需要辩护时，肯定是权贵集团舍不得既得利益的时候。

以狠毒的眼光，看到代议制的内在疾病，不能说明代议制就是不可取的。任何一种政体，即使非常优良，也是有内在疾病的，优良不过是把内在疾病往后拖延。没有垂诸永久的政体，政体就像人的生命，有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一发现内在疾病，就嚷嚷不可取的人，这些人认为这药方一开始就错了，没有必要返工，而应该推到换一个新办法，他们是神经官能患者。他们在世间追求完美的政体，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猴子，丢了西瓜拣芝麻，丢了芝麻泥土，结果一无所获。

2009-10-20 11:40:33 守白

“所以整本《圣经》，甚至新教的“因信称义”，无不在强化人的信心，不要屈从于必然性和命运。越是苦难和困境，信心越为重要，犹太人可以用天选民的观念和弥撒亚即将来临的启示录精神，来安慰自己。在欧洲各大民族中，天选民是否是自己，能否等来弥撒亚，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创伤，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反犹主义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族国家崛起之后，自己民族是不是天选民族，而与《圣经》钦定的犹太人展开精神搏斗。”

必然性和命运，都是异教的言辞。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基督徒显然也是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命运主宰之中，只是诸神变成唯一的上帝而已。如何理解信望爱，这个问题首先是在保罗的意义上说，然后是新约的意义上说，最后才回到旧约的弥赛亚主义。每一个层面都有极为复杂的关系。楼主简单地评论教会与福音之间的关系，恐怕不符合施密特本人的观点。教会背离福音是宗教改革后凸显的观点，更为“现代”的“新”观点。从这个角度重返圣经，是回到本源还是创造未来呢？楼主对反犹主义的评论可能太过浅层，即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解。我觉得，反犹太的施密特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个虚无主义者（那是施特劳斯的评论，他显然是站在施密特的对立面而言说的）。犹太人的原罪恰恰是自以为他们这个民族是唯一的天命拣选（这种自以为来自旧约的授权），这跟教会的普世主义严重冲突。背后还是旧约与新约的冲突。一同站在新约一边，是施密特和海德格尔对话的前提，也是站在旧约一边的施特劳斯反对两者（指责为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重要动机。施密特的抱负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宏大，他对民主代议制的批评应该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否则，要批评施密特简直是太简单的意识形态争吵了。在这些问题中，保罗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是他首次提出普世主义的政治-神学问题（到现在演变成所谓全球化，从福音普世主义到技术普世主义），这跟古典政治-哲学发生深刻的冲突。施特劳斯所谓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其实不是对立，而是不同的战友，它们都是古代的。真正对立与古代的，是耶稣和保罗。他们才是所谓古今之争的今人来源。对此，就我浅薄的阅读来看，施特劳斯是保持终生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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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 22:26:03 陈永苗 (后改革)

谢谢守百极好的评论。
我想回应几点：
一：我在读《新约》的时候，我清晰地看到，耶稣与信徒，与教会之间，与犹太人的弥赛亚信仰之间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耶稣自认为是神子，而不是基督或者弥赛亚。这里不展开说。所以耶稣与保罗，是对的。保罗以扭曲的方式，把福音道德化，而缔造了教会。教会背离福音是宗教改革后凸显的观点，不仅仅如此。
二、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其实有一个民族主义——普世框架，所以施密特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无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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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 22:33:09 陈永苗 (后改革)

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教会。无形教会教会由普世的，下降为民族国家特殊的。民族国家一样是通往天堂的巴别塔。

四、“施特劳斯是保持终生的沉默。 ”我在想施特劳斯如何面对耶稣的政治神学或者政治方案。其实耶稣是对犹太民族又担负的，我说成是在犹太律法中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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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 23:05:11 守白

谢谢永苗的大度和回应。那也来回应你的回应。
一，必须老实地承认，我对《圣经》肯定没你熟悉。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就是《圣经》的确定几乎跟教会的形成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圣经》的最终敲定受教会调和旧约和新约的影响。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耶稣是怎样的，保罗是背离还是忠实于耶稣。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马克安，尽管说不出什么理由。
二，你说得对，民族主义背后有着普世主义的诉求，这也是施密特何以奇特地将政治和神学搞在一起。施密特的神学不再是以前的神学。
三，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教会。这个说法我不能赞同，我们各自对教会的理解不同。或者说，承认民族国家是个特殊的教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民族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本质上他需要的是公民宗教，而非基督教。
四，永苗兄似乎没有详细展开，我就不能说些什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听听大家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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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 23:22:01 陈永苗 (后改革)

呵呵。我把心中的想法继续说，很多程度上，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清晰展开，也是模糊的。
一、关于第一点你说得很对。我也没办法像你那样对神学有根基，我的想法来自孩提时代的感受。后来读到尼采说，新约或者福音需是一个孩子的眼光，才能看到。我没有考虑《圣经》的形成，我只读，并且相信之。耶稣自己的说法，与保罗或教会，有着很多冲突。
耶稣认为自己是神子，而且借用基督这个信仰，来向民众晓谕（对彼得认出是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信徒并不知道耶稣的灵魂，可参见被犹大出卖前的祈祷）。东方博士带来王的观念。新约中的信徒和人民，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是以色列的基督，可是耶稣认为自己远远超出以色列人的眼光，要用神的眼，代替人看，是神子。如果说耶稣是基督，那么对基督的理解，就要超出旧约。只有耶稣超越于以色列和一切人的眼光和心理渴望的王。魔鬼也能认为耶稣是神子，尼采表扬过魔鬼。
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祈祷，使徒们对他根本格格不入。某种意义上耶稣与敌基督之间的关系，比使徒之间更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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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0 23:50:51 陈永苗 (后改革)

施特劳斯如何面对耶稣的政治神学或者政治方案，我也仅仅在想，很模糊的，我把耶稣当作犹太律法的一个阻挡者，避免政治堕落和腐败，也就是耶稣如何解决犹太律法的，他高于亚伯拉汉、摩西、大卫。那么只能是神子，而不是米赛亚，才有这种地位。亚伯拉汉作为律法的宗法性中保，摩西是唯一见过上帝的先知，但是也不能在律法阻挡人对上帝的背叛，那么耶稣就在人天性背叛上帝这问题上，促成上帝与人的和解。因此他的解决方案也高于摩西。大卫是米赛亚的原型。在新约中耶稣一直强调自己高于亚伯拉汉、摩西、大卫。只有是神子，才能如此，而且才能担保。如此犹太律法中的根本缺陷，在相信耶稣是神子，也就是神的时候，好像得到完满解决。
耶稣是越过约伯的约伯，没有《约伯记》，就无法理解新约。对于约伯而言，内心最恐惧的并不是自己的无穷无尽的苦难，而是到底上帝在不在。一旦上帝临在约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约伯不需要任何解释，只要上帝在的安慰。耶稣的中保就在于永恒的许诺保障，上帝临在。在上帝临在约伯的哪一个时刻，分殊到每一个约伯或者信靠主的虔敬信徒那里。
施特劳斯说，尼采虽然怀疑自然，但是不得不利用自然。自然看来也是不太可靠的根基。耶稣的上帝，在新约中说得很清楚，是永生的上帝。可以说，耶稣的上帝，是用来处理死亡的问题，处理传道书中的虚空问题。可是随着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后，不断地位上升，哲学就是死亡。而且政治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在信仰面前地位上升，同样带来的死亡焦虑，异教的政治，就是死亡崇拜，以坟墓为中心的。整个现代性的政治，可以看到死亡焦虑的浮出水面。
耶稣的上帝，本来就处在灵魂不朽与肉体不朽的信仰的危机中，找出一种信仰解决方案，可是到了现代社会，灵魂不朽与肉体不朽几乎丧失殆尽。是不是如此施特劳斯认为，耶稣的犹太教危机解决方案，也变为不可信的，可疑的。
施特劳斯最后直面政治解决与命运的不切合性，承认政治解决的有限性，并且把犹太人当作承载着一根本问题的载体。也就是说，施特劳斯也可能清洗了耶稣的政治神学，而把需要重建的虚无根基再现出来。这样回到了创世纪“上帝对虚无”的征服和生成当中。
我想耶稣并不会反对施特劳斯的努力。或者说耶稣反耶稣，是耶稣所乐见的。在新约中，耶稣无不荣耀上帝，强调恩典和主权在于上帝，而不在于自身。耶稣所试图成就的，是上帝和人的绝对关系。所以基督教是错误的，而只有拜上帝教。

一些胡思乱想，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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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00:11:12 陈永苗 (后改革)

另民族国家就是教会的问题，参看英国国教会，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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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00:28:09 守白

精彩！
关于第一点。也许我的解读过于“神学”，不够“孩子”。唉，我不知道谁能说出自己还是个孩子……至于神学，我也不愿将它和教会捆绑在一起，也不愿将教会看作近代以为备受嘲讽诋毁的权力组织……
“某种意义上耶稣与敌基督之间的关系，比使徒之间更亲近。”这个观点我也听说过，也愿意赞同。只是，我仍想强调保罗的特殊性。虽然保罗是教会公认的创建者，但他不一定要赞同现实的教会。保罗也乐意看到反对保罗。

至于第四点。你把耶稣看作一个阻挡者。阻挡者这个词似乎在施密特那里见过。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将耶稣看作带来新的“政治”神学或“政治”方案。我赞同你对现代性或异教政治是死亡崇拜的论断。只是，我想进一步夸大这个论断：属政治即属死亡。耶稣带来希望，带来安慰，带来复活。他跟政治无关。施特劳斯终身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哲人，所以他就不谈耶稣。这便是我的浅薄理解。

这样一来，施特劳斯显然是个十足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徒。他拒绝耶稣的“新”，也拒绝福音本身。他愿意回到异教的古典政治哲学，是因为他不相信非政治的救赎是可能的。甚至，正如你所说的，他也不觉得政治的解决是可能的——这是希腊悲观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犹太律法的本质所在——没必要去创新，越创新越糟糕，人的原罪最后导致自作自受。耶稣不是犹太律法的阻挡者，而是完成者，更新者。新的不是阻挡旧的，而是提升、包容、超越旧的。用一个名声不佳的词，就是“扬弃”……

至于施密特，我对他还没有想法。至少，他看起来对教会很有感情。他眼中的教会不同于一般人的教会。对于大公教徒来说，“某种意义上耶稣与敌基督之间的关系，比使徒之间更亲近。”这种论断是冒犯人的。说到底，这些都是新教徒或无神论的说辞。我不想对施密特不公正，所以我捍卫教会的尊严以及它的合法性——它对耶稣基督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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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08:59:50 陈永苗 (后改革)

我们有几个人，大致赞同数千年的教会及其权柄，对于耶稣来说，可能是一文不值的，正是由于谬误，对耶稣本义的偏离和扭曲，以献媚于希腊化世界和当时把握话语权的哲人，才能获得巨大的人间权柄。我们的主张是：摧毁保罗回归耶稣，或者超越保罗回归耶稣，总之“唯独耶稣惟独福音”。耶稣之外的言说，即使写在圣经中的使徒说法，是人的，可以的。使徒比先知可疑。
同观福音是可信的，而约翰福音写于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六十年，是一种献媚的产物。我发现凡是赞同希腊化的哲人，就喜欢约翰福音，例如黑格尔。还有例如邪恶的东正教。
你的想法，我从粗略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对原始基督教会的原教旨主义回归，因此你放不下保罗。而原始基督教会也是人组成的，凡是属于人的，就必须警惕，就是有血气的，有魔鬼的因子（魔鬼就是阻挡者，阻挡上帝与人之间的绝对关系），人聚集在一起，就叫做“群”，新约中肯定的把“群”叫做魔鬼，也就是人多的意思，人一多，就开始自我为义，背叛上帝。例如教会把自己当做基督的身体，完全是异教政治神学的移植，是被魔鬼俘获的。教会的自我为义，是两千年的敌基督。
新约对此充满了警惕，人聚集在一起就更容易败坏。而旧约的是，例如大卫王所罗门那样的伟大人物，获得阴间权柄，造成背叛。
在原始基督教会当中，即使信徒获得圣灵的恩赐，那还是人，不是神。有圣灵的使徒还是人，所以还是败坏的。
耶稣与原始基督教会是对立的，这是神子作为神，与人之间的绝对鸿沟。这个我还没有参悟清晰。但是我站在耶稣一边，批判原始基督教会把福音道德化的倾向，把原始基督教会作为城邦，作为律法的载体维度复活起来，也就是耶稣在律法中临在。当然我所想的，严格遵守政治与信仰的鸿沟。原始基督教会把福音道德化，与耶稣在律法中临在，都是政治解决。政治解决是有限的，所以，耶稣在律法中临在，不能赐予恩典。耶稣强调，恩典来自于父神上帝。
舍斯托夫曾经引用罗马书保罗的话。保罗说，主啊，为了我的兄弟姐妹，我不得不背叛你。我一直没有找到出处。我一直困惑的是，保罗是不是也有直白隐微之分。保罗或许真的明白耶稣，但是为了人，他不得不扭曲。而且人间圣徒的权威，在耶稣面前不算什么，保罗造成两千年的错误，也没什么，只要信耶稣是神子，倒了必要的时候，就可以超越保罗回归耶稣。
你对教会很有感情，我对教会充满着敌基督的仇恨和怀疑。一个新教的教会，即使最接近圣灵，也是可疑的。
我说耶稣是一个阻挡者，无关于福音信仰，而是关于政治，尽管福音信仰实在无法脱离政治体验。我把耶稣放入传道书、约伯纪和诗篇等智慧书的传统当中，体悟哲学和知识的无能，而哲学和知识的无能正是大卫所罗门这一些王者所亲身体验到的，这对于苏格拉底以将的哲学政治传统自吹自擂，骗人唬人，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否定，堵住咬断。耶稣与底层人民关联，而谴责法赛利人。他甚至认为哲学和知识，与人多的“群”，与大卫所罗门的阴间权柄的肉身骄傲，一样是对上帝背叛的原因。卢梭听得到这个声音。
驱除出伊甸园之后，人与神之间疏离，罪是什么，《圣经》中的罪，唯一的内涵，就是人对神不断反复的背叛，悖逆，疏离。罪词源上叫做departure。人与神之间疏离，那么人自己就要回到伊甸园，消除疏离，那么就有人自己建构巴别塔，就有国家政治共同体，对国王和伟人进行偶像崇拜，意图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来消除疏离与罪。耶稣对自己是神子，而不是先知或者弥赛亚的认识，在新约记载，好像中有一个过程。在犹太马槽中降生，耶稣对犹太民族是有担负的。这一点不展开说。
整本圣经读下来，把人和上帝的绝对关系作为主线，就可以看到人与上帝的分离，以及不断寻求和上帝的和解。巴别塔，大洪水之间的圣约，出埃及的摩西律法，后来先知的传谕，再到耶稣新约。所谓新教的政治神学，最核心的就是恢复人和上帝的绝对关系。耶稣作为阻挡者，就在人和上帝的绝对关系当中，阻挡人的堕落。知识带来的人的腐败，就像现代性危机呈现的这样，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可怕的。耶稣在律法中临在，是最大的阻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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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09:16:53 陈永苗 (后改革)

施特劳斯说回到古典政治哲学，这是黑社会的黑话。就像如果罗马必须在希腊传播福音，必须把上帝说成未识之神。只有下降到使徒或者有知识的信徒的低度，进入他们的语境，使用他们的词汇，以此献媚取悦与他们，才能骗他们上钩。上钩之后，再提升他们。
施特劳斯为了骗取有哲学智慧和处在苏格拉底以将的哲学传统中的年轻人，所以也必须如此。回到古典政治哲学，不过是骗人上钩的诱饵，是一个桥梁，通往圣经之后，要被拆除的。
古典政治哲学如果很厉害的话，是出路的话，那为何会被基督教所覆盖，所深化？回到古典政治哲学，仅仅是古典政治哲学里面带着原始政治哲学母题，原来的大问题都在，可以找出来重新审理梳理。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序言中，明白地说，压根不信古典政治哲学的解决方案，或者对当下有用。
施特劳斯是一个狡猾的人，对任何一种，包括苏格拉底、耶稣的政治解决方案都不信，可是自己也不提供。那么他在等新的生成？新的希望，在茫茫虚无中期待着，一千年一万年苦等。或者压根就没有。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自己也不提供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必须肯定一个。即使自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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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09:26:28 陈永苗 (后改革)

施密特对天主教的维护，是出于人的，是为了政治目的，这是一个宗教大法官的想法。
奥古斯定、霍布斯等都认为对天主教或者机构的崇拜，都有助于在耶稣未降临之前，对耶稣保持信仰和忠诚。这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敌基督。其结果是天主教或者机构自己成为耶稣，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即使再来也被他们驱赶了。
宗教大法官与耶稣复杂张力，也可以看成是原始基督教会与耶稣之间的冲突。宗教大法官本人内心，是原始基督教会的。
这一些是我自己的心得，不一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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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10:44:50 守白

受教了。
“我说耶稣是一个阻挡者，无关于福音信仰，而是关于政治，尽管福音信仰实在无法脱离政治体验。”其实我们的观点并不太冲突。你强调耶稣在政治上是个阻挡者，我强调耶稣在信仰上的完成者和福音传播者。你更看重基督教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关系，我更看重旧约与新约、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
“整本圣经读下来，把人和上帝的绝对关系作为主线，就可以看到人与上帝的分离，以及不断寻求和上帝的和解。巴别塔，大洪水之间的圣约，出埃及的摩西律法，后来先知的传谕，再到耶稣新约。”你的描述似乎将整本圣经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我则更关心里面可能有的断裂。毕竟，施特劳斯所在的位置是捍卫旧约的律法，你看看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两段圣经引文就知道了。必须从这个圣经内部的张力出发，我们才能对施特劳斯公正——即他站在哪个位置言说？他所说的雅典与耶路撒冷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我们才能猜测施特劳斯的真正看法。你说的都很正确，可是太过偏帮新约和基督教。所以你可以一口气地忽略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传统，也忽略犹太教的律法传统，更不用说忽略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传统。我并不是说你的观点错误（最终谁能知道结果呢？），我只想对施特劳斯公正。同样，我并非对教会富有感情（我只是个普通的读者），只想对施密特公正而已。站在自己的己见反对别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最终沦为自说自话。这不也是人的血气么？之前我说，谁能声称自己是孩子呢？当我们声称自己拥有孩子般的眼光来读圣经时，可能正好露出他不再孩子气的尾巴……
你当然可以将保罗——最可能知道耶稣的使徒之一——看作是人对神（子）的背叛。因为保罗终究是人，属人的就是有限的，必定走向死亡的。可是，难道我们不也是人吗？当我们质疑保罗，质疑教皇或教会时，我们站在什么位置？的确，基督教是以圣经为中心的宗教，圣经有着极大的权威。这也涉及释经的问题，解经或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警惕自己会否不自觉地骄傲，背叛上帝。
这也就是我所谓“放不下保罗”的根本原因。保罗作为人，他可能是最靠近圣灵，接近人的极限。我们不可能轻易地抛弃保罗，抛弃保罗就是抛弃自己。这种奇特的关系甚至可以类比到耶稣和犹太律法的关系。耶稣作为人子（历史的肉身），他同样接近律法的极限。如果我们可以轻易地抛弃保罗，那么我们也可以轻易地抛弃耶稣，抛弃一切属人的先知等等。你自然会反驳这违反了圣经的记载。可是，神与人的绝对鸿沟并不是只有耶稣这么一条道路（犹太教就不同意，施特劳斯也不同意），对耶稣如何沟通神人之间，事实上也是保罗的一个贡献。总之，新教以来的反教会反权威反宗教大法官的最后结果，也是悖论的结果——就是自己当了大法官。那是一个人的教会，自己听从自己的权威，自己审判自己的法官（即是审判者又是被告）。在犹太教看来，新教不是问题的解决方向，而是问题最恶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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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11:10:05 守白

你对施密特的批评或看法我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特别是从我们现在身处的境遇来看。我也不同意他搞什么政治-神学。我重申自己的浅薄看法：耶稣不能被政治所限定。耶稣是反政治的非政治，他与政治的关系更多的是政治不放过他，把他送上十字架。但是，施密特深厚的教会传统（这种传统不一定是错的）也许不会接受这种非政治的言论——我突然想起《政治的概念》中关于敌友之分他所做的两个著名解释：一个涉及古希腊的外敌和内乱，一个涉及福音所说的爱邻人。我总是倾向于把施密特（也包括施特劳斯）想得更高深，假定他们已经想到我们对他们的批判。所以，我仍旧不知道施密特想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跟纳粹的复杂关系。

至于施特劳斯，也很复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鼓吹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他老是说，写作即是行动，写了那么多书的他显然采取了某种行动。我相信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案，只是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他是有立场的，没有立场的思想家我们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上面说到他对耶稣的沉默，这种姿态或许可以理解为对《新约》最激烈的反对。我只好再次重复我的胡想：施特劳斯着迷于寻找现代性的“起源”，从霍布斯到马基雅维利到维柯，搞什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说到底是为了勘探基督教什么时候开始现身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发生是基督教“坏本质”的原形毕露。正是因为有了基督教的插入，古典政治哲学不再古典，政治哲学变成政治科学；耶路撒冷的律法不再绝对，而是变成人为的立法、宪政和法律实证主义，直至后来的无政府主义（科耶夫的普遍均质国家为顶峰）。这些看似世俗化的大潮其实是与基督教有着深刻隐秘的共谋。我想，这才是施特劳斯在基督教氛围极浓的美国不得不隐藏起来的深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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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11:29:18 守白

当然，我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极端。现代性的兴起还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有关，这又是反对基督教本身的。而你完全可以反驳道，我所说的基督教正是你所说的已经败坏了的基督教，是远离基督和上帝向希腊哲学和知识的献媚。的确，很对，可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不能一句话说“回到耶稣”就可以解决，不能把保罗或教会一棍子打死。
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做的就是这个工作。甚至后来他也不搞什么现代性了，而是回到古希腊本身，回到那个跟哲学没什么关系的色诺芬。施特劳斯对耶稣的沉默，鼓吹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潜台词就是要尽可能地去除耶稣的影响，回到真正原初的雅典（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和真正原初的耶路撒冷（上帝-旧约-犹太教）。所以，我最开始提出的观点（雅典和耶路撒冷是不同的古代战友）在这里又变成：所谓古今之争最终回到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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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18:03:06 陈永苗 (后改革)

你的警惕是对的，这种警惕是首先的，而且首先对自己的。当批评别人的时候，就要首先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那一些问题。我承认，在阐释的时候，我自己心中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肉体骄傲与对上帝背叛，可是我公开言说，并且处在争锋的时候，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呈露出来。争锋就是给敌基督和魔鬼露出破绽，属于人的道理，血气都在交锋之中，在必然性与命运的黑暗力量背书之下，假冒成神的道理。
所以我看到，正是保罗和原始基督教会，与论敌的交锋，在精神搏斗中塑造的一些政治性精神品格，被当作神的道理，例如教会抢夺继承了犹太民族的天选民法权，例如引用异教神学中的诺斯底因素，把教会当作基督的身体，还有三位一体、殉道者神学。教会的品格，除了其终极目标是基督，而且手段和建制，都是从敌基督除借用来的，而且是用基督的权柄，比异教诸神更强大的力量，再次塑造了手段和建制。很大程度上，由于处在战斗中，在建立教会和建制化过程中，福音下降为道德，手段和建制在口口声声坚持真理的面具之下，暗中成为目的，并且在与对手的对峙中，终极目标不断拖延，甚至成为虚无。这是极权主义运动必然的结果。当代中国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这样拖延的过程。
我对保罗和教会的激烈态度，仅仅在于撕开缝隙，造成对立，把问题呈露出来。是的，保罗和教会是不能抛弃的，超越保罗要比抛弃否定保罗更好。然而尴尬还是在于争锋，保罗和教会的创造性转化，似乎还没出生，就会被强大的传统扼杀成为死胎。
其实我对对施特劳师、施密特公正与否，并不关键。只要我做到的真正明白他们，他们不会怪罪的。这里很惭愧，看完你的论述，我还没真没有了信心，说自己真的明白他们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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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 18:22:18 陈永苗 (后改革)

我承认自己在政治中接受耶稣就是基督（而不是神子呵呵），如同霍布斯与施密特。耶稣政治神学以外的路径，我想我不去探讨。我就在这边下赌注。谁能比得过施特劳师这一些通古博今，凌驾于古今之上的哲人。

以下是我写的《使徒的政治权威》的一小部分

基督徒如何以福音精神，而不是异教偶像崇拜精神看到使徒圣徒。耶稣的挑选11使徒，是为了服侍众人。与耶稣的亲密接触，甚至被授予圣灵能力，都不会被使徒具有神性。马西尼的祈祷，与使徒软弱来看，与耶稣的亲密接触，也限于耶稣为人子的人性。彼得上帝让看到耶稣是神子。授予圣灵能力，也不是神。
在授予圣灵能力，有一种模糊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拯救被圣化，实际上是与一般不信之人比较而得出来的幻觉。在旧约中，人是不能面对上帝的，摩西用帕子遮住脸。人可以面对天使。耶稣高于天使，近于上帝，使徒与耶稣亲密接触，没有神的眼睛帮助看，是看不到神行。
保罗的路径，选举出来的马提亚，这两个路径对11使徒圣化的途径构成挑战和否定。
使徒完全是政治的，人与人的。人人都可以是使徒。在先知时代，一个先知就是一个国。耶稣正是被民众当作先知、弥赛亚，而被当作犹太人的国王。可是使徒时代里面，使徒就必须借助于教会的权威，也就是利用集体高于个人的权威，利用人心中最软弱的地方，也就是强大于个人的，就有权威的魔鬼力量，使徒与教会一体，才获得政治身体。
基督与使徒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从基督往下看，看得出来，用上帝的眼光代替我们看，看得出来，而使徒和民众，尤其是民众，往上看，很容易把使徒也堪称神圣的。在克西马客站的祈祷，使徒睡着了对基督的影响。这时候与基督同在的，是魔鬼或者敌基督。敌基督比使徒更接近基督的灵魂。耶稣传道前的魔鬼在荒野里试探，凡是基督遭遇到魔鬼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即使和使徒在一起。保罗说，教会是缔造在先知和使徒的地基之上。
对使徒的模仿，圣徒的出现，与信仰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与宗教政治有莫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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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3 00:17:29 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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