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阿城》，《棋王》责编石湾谈阿城

2009-08-29 14:58:34 来自: 天天(世襄先生千古)

(按，在小组搜索了一下，这篇由棋王的责编石湾谈棋王以及阿城的文字似乎还没有贴出。原文发表于1986年，发表刊物不详）

话说阿城

听说海外正在兴起一股阿城热，作为发表阿城处女作的刊物的编辑．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国内的阿城热大概始于《上海文学》前年七月号发表的《棋王》之后不久.虽然我们编辑部拿到《棋王》手稿的时候，大部分编辑都认为它的作者是位奇才——这篇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直至语言文宇，都表现了一种反时尚的“奇特”，同时，透过作品还让人感到作者在创作能力上还蕴含着极大的潜力，但我们毕竟未曾料到它在问世后竟然引起如此强烈而历久不衰的反响。

这篇小说的“奇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以那样不同寻常的方式和态度来表现诸如“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这些历史大悲剧。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正面描写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小说以满载知青的火车驶离城市开始，通篇写的都是他们到农村后的生活境遇。然而，在小说中从头到尾部投有出现过流血事件、恸哭场面、甚至作者连一丝激动的情绪都投有流露过。他选取了一个出身贫寒、棋迷心窍的年轻棋呆子为主人公。写他的傻，写他的呆，写他穷到没有饭吃也要下棋。他还写了他棋艺高超，能下明棋，也能下盲棋．不但在棋盘上下．还能摆脱了棋盘在脑子里下．这也许有些夸张．但并不荒诞。其中说到的棋呆子及其一伙知青们有关吃的理论及吃的程序更为令人心惊。棋呆子关于饿与馋的区分界限的宏论，他吃饭不漏掉一颗饭粒，一片油花的精细吃法，以及进城打牙祭时先大口大口吞肉、再细细地咀嚼面食的描写。这里没有一句正面抨击现实的话，但是这种貌似心平气和的描写要比大喊大叫的抨击深沉得多。这样写来，阿城笔下所表现的人生的辛酸与悲哀就超出了具体事件的局限，也超出了“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灾难和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遭遇到的不幸，而赋予了它以更普遍的意义，一种超出时空局限的人生悲哀。这是这篇小说不同凡响之处。

在此之外，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小说的叙述方法和文字运用的“奇特”。我们和这种叙述方法与文字真是久违了。小说全靠人物的动作与对话展开．而收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这种白描的写法．似乎师承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但细细琢磨．也不尽然。特别是那表现力极强又极简洁的半白半文的文字——接近口语，又不全是口语．反复读来，让人感到像是我国的评话说书。也许可以说，这是经过发展了的话本。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看来全无精雕细琢的痕连，其实是经过苦心孤诣的营造的。只看它形容大饿之后的饕餮大嚼，只用了“肉醉”二字，就能查觉到作者一字千斤的功夫。 写出这等文字来的作者会是怎么佯的一个人呢?我常常喜欢在读文章的时候猜度作者的风貌。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既年轻又苍老的人。不年轻就赶不上插队落户，没有插过队是不会有这么深刻的体验的，但他又必定经历过不寻常的沧桑变故，否则不可能对饥饿、对贫穷有那样深切的体会，也不会对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这些痛苦采取这种冷静、超脱的态度，这几乎是摆脱了一切激动的超脱。

真的．他真的是既年轻又苍老。去年冬天在一个文学 讨论会上见到了他．第一眼望去，我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验证。从外貌看来，他不过三十多岁，但形容憔悴，一头桀骜不驯的蓬蓬乱发堆积在清矍的面庞上，深度的近视眼镜上横卧着一副倒挂八字眉。像一根竹竿似的又瘦又长的身上套着件丝质的蓝青中式棉袄，走起路来给人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他脸上带有一种谦恭的表情(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表情仅出现于和陌人相处的场合)。他脸上还经常挂着浅浅的笑容，笑容中透示出机智、调皮与嘲讽的成分。他的这种嘲讽的神态给人的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天悯人的感觉．真有点鹤骨仙风的味道。及至听到他在会上的发言之后．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这个会议是一个年轻作家与年轻评论家的对话会。会上讨论了文学的本质、特性以及中国现阶段文学发展的趋势等等。大家说得热烈而严肃，讨论逐渐朝理论方面发展。理论色彩越来越浓厚。唯独他与众不同，他发言不多，而且不涉及理论问题．不论会上还是会外，他每次发言都是讲一个故事。而每次讲故事．他都先以一个长长的停顿制造气氛，然后以最简洁的语言讲述故事，最后又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在听众的错愕之中结束故事。因此每次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听众都屏息静气，房间里安静得连掉下一枚针都听得见。请注意．这些听众都是作家、评论家！听完之后．总是沉静一两分钟听众才能从故事里觉醒过来。在短短的五天会议期间内，大家都从阿城那儿听了一大堆故事．不少人(包括我本人)都为阿城而倾倒。

阿城所讲述的这些精彩故事我无法在这篇短文章中转 述．何况经过我的转述必将失去它原有的神采。阿城自己说他将把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写成一百篇《遍地风流》(其中头三篇已发《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我这里只简单地介绍其中一个故事，即《羊的故事》。他说：我儿子认识的第一种动物就是羊，打他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每次去祖父家，就跟祖父讲羊的事情。羊的形状外貌、羊的动作习惯 …”这是因为我家住在北京德胜门附近，每当过冬，口外 (指张家口外)的羊进京．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是由羊倌们赶着一大群一大群的羊由口外经过几百里地走过来的。因为我家正在城门边上，所以羊群走到这里就要停下来休息。我特别喜欢看羊．只要羊群一在我家门口停下来，我就开门跑出来，和坐在门口的羊倌们聊天，并且看他们打尖吃干粮。我有了儿子之后．不但自己跑出来看，还把儿子抱出来，让他一起看。羊群总是在晚上到，我一听沙沙沙，沙沙沙地一大片，连续不断地像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就从床上一跃而起．抱起儿子，打开大门，看羊群一批一批在我家门前停下来。一一讲到这里，有人怀疑地问：那如今，羊还是不靠火车运．还是靠羊倌从几百里外赶着走过来?他立即回答：对，还是由羊倌赶着走过来。据羊倌说，他们也有“驿站”，走上百十里，就由下一站的羊倌接着赶。为什么不用车运呢?那是因为经过秋天羊就上了一身膘，就靠这走上几百上千里，才能把身上的膘“走”掉，好剩下一身精肉。北京高等饭店像“东来顺”所用的羊肉好就好在精而无膘。老少爷们欢喜的这种羊肉就 是靠羊背着自己的一身肉走过来的。——故事戛然而止。 我的复述当然不能传其神韵，然而“羊是背着它自己的一身肉走过来的”那一句话．在与会者中间流转了好久，而且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并且每想起来就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聊天的时候我对他说：“你居然有这样神妙的说故事的本领，可真了不起。”他敛起笑容说：“这哪里是天赋，这是给生活逼出来的。‘四人帮’统治后期．我就是靠说故事吃饭。”他果然是遭过大难的。他的父亲钟惦斐是以《电影的锣鼓》一文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电影美学家。当时他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那时他在云南插队．吃饭有一顿没一顿。 别人还可以靠家里人接济，但他家里的人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他。于是，他就给老乡讲故事，讲完故事老乡就留他吃一顿饭。讲《三国》，讲《水浒》，讲《红楼梦》，越讲越有名，请他讲的人越多。他说：“后来’一开讲就有几十个人聚在老乡家里。”他的惯常的笑容又舒展了开来。这时候我就要挑挑拣拣了，看准家的饭食酒肉好，我就到谁家去讲。”然后，他又调皮地说：你猜我最后讲的什么? 是讲《安娜•卡列尼娜》。我确实大吃一惊．问“在那个时候，你敢讲《安娜•卡列尼娜》?农民能听得懂?”他说：“云南那地方天高皇帝远。我讲的时候把它中国化了。每天讲一段，一连讲了好几十月。”讲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不过，我去年回云南，老乡们见到我，嚷着要跟我算账，说他们看过另外英国拍摄的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跟我讲的全不一样，原来你讲的那些全是骗我们的!”

大概就是由于这一段长长的靠讲故事为生的生涯，发展了他艺术创造的才能，特别是练就了他这种说书的本领。我觉得，有时他讲的比写出来的还要好。以《遍地风流》中有的“段子”来讲，我听到他讲的就比他写成发表的要更为生动。他的故事(包括他写成的作品)所以如此动人，主要是由于故事里充满着非同一般的辛酸的人生体验。而他在表现这些人生伤心事的时候，又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而留给读者们更多的联想与回味的余地，阿城作品的艺术魅力正在这里。

石湾
198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