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偏见东京

2009-08-29 14:47:44 来自: 爆爆(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

谷川先生为我介绍了他的朋友荒木经纬，一个月前就预约了时间，那时候我还没有取得签证。荒木经纬在东京新宿的一个叫“花车”的小酒店等着我。多年前，我的朋友秘密地给我看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多次翻拍的，已经有点模糊，拍的是一些被捆绑着的裸体女性。那是80初期，文革结束不久，女人的身体对我还只是一些谣言。看这样的照片真是触目惊心，魂魄惧裂。如果有人敲门，那必定是前来逮捕。多次翻拍，图像模糊，细节已经消失了，只留下那些最色情的粗线条。因此，荒木给我三级片摄影师的印象。多年后，我逐渐看到他的更多作品，我才意识到荒木是一位大师。他根本不是色情，他看女性的眼光是超越性的，已经超越了人类关于女性的意识形态。他看女性到本身，女性生命是自然呈现的，就像看春天的花朵，这花朵的意义不是摄影家赋予的。有点中国思想的“天地无德”的意思。他把女性生殖器拍得美丽纯洁，还原到与花朵、流水、春天一样自然光明。他也抗议人类对女性的强奸意识，他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展示女性受虐场面的照片，其实正是一种讽刺和抗议。摄影其实是一种暴力。而荒木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对摄影的暴力美学的一种讽刺，他把摄影天然的暴力性减到最低。荒木拍摄了大量的女性，其主题恰恰不是展示性虐，而是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其实他对他妻子的那种感情就是他对全部女性的感情，他是一个大爱之人。更重要的是，杰出的摄影家总是丰富的。关于女性的这部分照片在世界各地的清教地区被有窥淫癖的观众理解为色情，歪曲了大师的本来面目，已经形成可怕的偏见，遮蔽了他的丰富性。其实他拍的题材非常广阔，杰作如云，故乡、城市、大地、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视野中，他是日本生活最伟大的纪录者，他纪录了普通日本人公开的或隐秘的日常生活，纪录了日本的自然世界，他属于那种意识到“世间一切皆诗”作者，重要的只是如何将它们拍出来。我也看过那部叫做《东京日和》的故事片，是以荒木的经历为题材的，那个穿着风衣的家伙在我看来，太像摄影家了。在前往新宿的路上，我很担心见到的是一个摄影家。“花车”是母女经营的一家小酒馆，位于新宿一条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的街上，进了一栋大楼的电梯，升入某层，穿过有着许多外观花哨的房间走廊，进入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吧台，放着许多酒瓶。两张小桌子，两个沙发，最多容得下七八个人。这是日本普遍的小酒馆，有一种家庭氛围。老板娘和她女儿笑容可掬，问候着。房间深处是一面镜子，荒木先生就坐在那儿，一个面貌和善、戴着墨镜、嘴边翘两撇八字胡，头发干翘翘如野草，穿着画有他自己漫画的T恤。我没有看见伟大的摄影家，而是看见一位亲切滑稽可爱的小老头。两个编辑正在与他讨论他的新书，样片铺在桌子上。很快说完了，我们开始交谈，他偶尔伸出一指，代表生殖器，也代表照相机，我们哈哈大笑，一见如故。可以越过人际关系中的外交阶段，直接喝酒去了，他是一个有魅力可以令人立即放松的人物，这是一种天才，摄影家必须的天才。我好奇那些女性是如何能拍得那么自然的，他诡秘地笑笑，做了一个动作，“摸她们”。一般摄影家大概都用说的，劝说，用形容词、隐喻甚至命令，他们是导演。而荒木用手。他的照片是抚摩出来的，这意味着那是已经在着的，而不是他构思出来的。是呈现，他说，不是我拍摄他们，是他们自己表现。世界并不在镜头后面，荒木说，与其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关系。是的，摄影意味着你的镜头和世界怎样发生关系，是作爱、抚摩还是说教、命令、偷窥、入侵……这决定你的照片的品质。摄影其实也是对照相机所预设的先验的技术性关系的反抗、颠覆、消解、重建。我们说到数码相机，我说，如果胶片是直接的生殖的话，数码则戴着避孕套。荒木大笑说，我从来不用避孕套，再次伸出中指。谈话的时候，录音机已经开着，我不太习惯，这是日本，一切都是产品。荒木先生有些书，例如《荒木语录》就是录音机的成果。话语随时涉及下半身，在场的日本人只是含蓄地笑着，如此百无禁忌地说话，在日本，荒木是少数例外。他说，那样的照片只有他可以拍。你的摄影有过变化吗，荒木说，天才是不会生长的。在日本谁与您拍得一样好，没有。聊得高兴，荒木先生吩咐他的学生去取了照相机来，为我拍照片，在我旁边放了一条玩具的鳄鱼。拿起相机的时候他变成另一个人，被套上了紧箍咒似的，眼睛越过墨镜，进如相机，像个正在作法的巫师。这小老头嘲弄般地看着世界，看你往哪里躲。有几张是用“拍立得”式的相机拍的，我立即看到他的艺术，他瞬间就找到了那种比通常稍微逾距一毫米的角度，个性的，但并不歪曲真相。其间，有人悄悄进来或离开，都不说话，只是听着。又来一青年，荒木说他是日本现在最优秀的青年摄影家，名唤笠井爾示。拍了照片又给我画了一张漫画，儿童画的水平。花车的老板娘也很开心，荒木请她为我献歌一首。忧伤的老歌，提起樱花和故乡。

然后我们离开，去另一处，那是东京著名的老店“银子”酒吧，在一大楼的地下层，这是中年人消遣的地方，非常贵，贫困的青年不来的，里面有爵士乐、各种酒水、以及陪酒的女子和男士，那都是名人。家庭氛围，每个人都向荒木致敬、点头，他显然是常客，吧台存着他喝剩的酒。陪我们喝酒的女士是荒木画册中的模特儿，在那画册中，她赤裸着，被绳子捆住，我立即认出了。她叫殿村任香。作为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我很难想象她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偷偷摸摸的，还可以著名。中年的男服务生对每个客人都亲切地像老朋友那样笑着，看起来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生，决不是昨天刚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临时工。由衷地热爱这种谋生的方式，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担，受到尊重，不需要辩解。我有些紧张，我习惯的是这里是地下场合，每个人都心怀鬼胎，鬼鬼祟祟，随时可能出事。但现在却如此自然，天经地义，古代到现在一直如此。“要加入我们的聊天吗？”临桌的女士问。两个人的乐队，一个老者在拉小提琴，女士在弹钢琴。一个貌似侦探的中年男人在深情地唱节奏缓慢的老歌，闭着眼睛，摇晃着身子，如梦如幻，有点像改邪归正的寅次郎。酒杯在空中飘着，涂得血红的嘴唇，来自唐朝的汉字在墙上若隐若现，犹如幽灵，读起来像喝醉了酒。关于日本，我童年时代以来一直以为那就是南京和血淋淋的军刀。那是日本的一部分，这是日本的另一部分，有点像置身在小津安二郎、大岛诸们的电影或者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我早晨9点从北京出发，下午一点才进入日本。天空阴郁，樱花已经普遍凋谢，那是地球上开得最晚的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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