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南方人物舌头吴吞专访

2009-08-15 10:08:43 来自: 假行僧(时代的宠物)

舌头乐队：反正都是死，希望世界更美好吧


本刊记者：吴虹飞 张莹莹

1997年，春天。和所有胸怀模糊和遥远的理想的异乡人一样，六名新疆汉族人无一例外地逃离故乡。在北京西北角的一个叫树村的小村子里，他们不动声色，安然栖身。这个日后被拆迁的村子，则见证了1997-1999年地下摇滚的鼎盛时期。
1994年校园民谣的大获成功应该归功于长期积淀的城市怀旧情结的和精良策划的商业运作，它至少昭示了民间的“音乐家”创作商业化的趋势。而同年“魔岩”推出的窦唯和张楚的专辑无疑暗示了一种个人创作的可能——它使得一向在集体社会里显得孱弱无力的个人在音乐中得以凸现其个性。酒吧业的一度繁荣使得许多外地歌手、吉他手云集北京，与流浪的诗人、画家一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聚居区，如94-95圆明园村，97-99的树村、东北旺等，以及MIDI音乐学校。这些身份可疑的工人、农民、无业的游民、诗人有一部分转型为当下中国摇滚的精英分子。一时间，在世纪末乐队林立，俨然是风起云涌的摇滚时代。
成军于1997年的“舌头”并没有带给我们预想中新疆的民族调性，而是以崭新的音乐，节奏的狂欢，反讽的歌词满足了人们对现场的期待。这些70年代出生的工人、铲车司机、不得志的酒吧吉他手、无业游民、豫剧团鼓手不约而同地把摇滚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孤独的，因为缺少听众而不得不成为时尚杂志和音像公司的谋利对象。当然，由于过于暴烈的音乐形式，和变化无常的歌词，他们也不太可能被经典化和学术化。

1999年，初春。崔健为此亲临地处偏僻的小酒吧，邀请他们为他的演出暖场，《南方周末》称他们为“98年最令人目眩的乐队”，“底层烈焰”，和苍蝇、NO、王磊一起，他们是地下音乐的先锋头羊。在工业技术明显滞后的中国，让人们震惊的不仅是他们的严谨的技术，狂欢的节奏，完美的整体性，更是一种颠覆性的音乐意识。在震耳欲聋的鼓点中，键盘作了厚重和灵异的铺垫，伴随着暴烈的节奏狂欢，吉他SOLO有力，冼炼地贯穿其中，隐秘的激情，突如其来的愤怒，当然还有游离的绝望。而主唱吴吞有意无意的呓语和无所事事的嬉闹，心无旁骛的反讽和自嘲掺杂在一起，还原成一种亲切和宽容的态度。
作为最坚硬的摇滚乐队之一，舌头的神话伴随着两张并不讨好的专辑《小鸡出壳》（1999）、《这就是你》（2002）的出版，成为了摇滚铁托们心目中的神话。
由于缺乏商业演出，在经济上他们几乎是贫困的一群。10年前，北京原创乐队的在酒吧的演出价格极为低廉，一支原创乐队一晚上的出场费大约是100-200元，碰上生意不好的时候，出场费大约40-50元（每人10元左右），连来回的路费都不够。即使出专辑，也不见得会有所好转。以 “舌头”为例，一张专辑“摩登天空”用5万块钱即可全部买断，录音费大约2万，剩下3万元6名乐手平分，每人才5000元钱，有些人连两年的债都还不清。

可是这依然不能阻拦他们成为1997-1999年最强悍的摇滚乐队之一，具有一个现场摇滚乐队所有的浪漫特质：够革命，够暴烈，够难听，够诗意，够纯粹。
这样的整体乐队不可复制，因为一个胸怀理想的年轻人时代一去不返，集体主义最终被个人主义所代替，往后就是一个物质的,娱乐的，更加动听，更能让人在酒吧里POGO的摇滚时代了。新的摇滚明星即将诞生，伴随着这个荒诞的物质时代。慌张的人们，笑脸更加愉快。舌头是世纪末摇滚乐队里最强劲的节奏，令人扼腕的挽歌。
吉他手李红军离队，据说回新疆结婚了，做了一个导游，后来还做了瑜珈教练。吉他手朱小龙离队，这个我们在后面将会详细谈到。键盘手郭大纲成为了独立音乐制作人，他曾经为左小诅咒制作过唱片。而贝斯吴俊德，原来的“情歌王子”，居然做了主唱，录制自己的个人音乐。鼓手李旦做了蒙古乐队杭盖的鼓手，开起了酒吧“疆进酒”，而后者是北京民谣演出的聚集地之一。很多摇滚“老炮”，他们当真这样过了10年，都会偶尔出现，彼此打招呼，喝酒，聊天。但他们并不回忆往事。对他们来说，10年太短，只是刚刚开始。



鼓手李旦
33岁的李旦是舌头成员里年纪最小的，也是看起来最可亲的：他胖胖的，脸、脑袋、整个身子都很圆，喜欢穿颜色鲜明的横条纹毛衣，吃饭的时候，他矜持地拍了拍肚子，说，不行，我这段时间在减肥。但他还是很快地忘记了自己的肚子，欢乐地吃将起来。
他祖籍开封，曾在新疆乌鲁木齐兵团豫剧团任职。因为听到崔健、黑豹，十分躁动，又有朱小龙写信告诉他：北京挺好，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他圆脑袋一转，使出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家人，向兵团请了三个月假，只身一人，左右各拎一包，身后背一大包，身躯庞大地来到北京，在茫茫人海中，投奔不知道住在圆明园哪里的朱小龙。为了找到他的同乡，他急病乱投医，胡乱找了个道士问卦，道士掐指一算，说，你找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左右一大包和身后一大包的李旦立刻陷入深深的绝望中。几天后，朱小龙意外地出现了。李旦再也没相信过其他道士。

“那会儿整天傻呵呵的，啥事没有也能乐一整天。”他擅长跳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天有不测风云，虽然道士没有了，盗贼却出现了。有年冬天，他租的小平房被偷了，除了枕头和被子，还有一条裤子因为穿在身上而幸免于难。他只好一直穿着这条裤子，后因为和“微”乐队去兰州演出，大家纵酒狂欢，裤子被酒洒了，又被弄了几个洞，他连最后一条裤子也没有了。
舌头乐队成立十年了。李旦说，如果自己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没有十年前那么爱笑了。他学会了经营酒吧。在经商的实习阶段，他在霍营，开了一个濒临倒闭的新疆饭馆作为实习。对着记者，他很有些戒备；可当他下楼，来到属于自己的酒吧吧台后，这时的李旦是个宽厚得体的酒吧主，是泡在酒吧里的顾客们最不会失望的聊天对象，当他面对熟识的朋友，说，“不拥抱一下?”——有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天真。

吉他手朱小龙

不得不提到朱小龙。舌头的主创之一，2004年离队，漂洋过海，云游四方，最后和女友，孩子一起定居昆明，重新组建乐队的，吉他手小龙。
朱小龙，吉他手。汉族，新疆口音。1973年生人。双鱼座。身高1。78，体重120斤左右。弹琴，寡言，善饮。他的脸乍一看似乎有着刀疤，而实际上并无疤痕。他只是给人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的前身是新疆一个硫酸工厂的工人。有一天他忽然想：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了吗？
1992年，朱小龙成为了新疆夜总会的吉他手，弹琴，伴唱。

朱小龙1994年就住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在往后的几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乐手组建里无数风格凌厉的摇滚乐队，那是风气云涌的1999年。圆明园画家村于1995年解体。小龙住到了树村的一间平房里。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后来的女朋友，法国人小柯。而后，树村也拆迁了。他住到了霍营。
五道口是他们的地盘，1998年，地下圈子里盛传着他们的神话。后来，做为一个吉他手，朱小龙曾经为崔健弹过吉他。为左小祖咒录过唱片。广州，上海，北京的男性乐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着这支来自新疆的汉族乐队。舌头在地下圈子里几乎成为神话，小龙的吉他的强健的节奏是乐队的中心之一，甚至有人传说，那些外国女人去看演出，会为小龙在高潮时跳起来反拨吉他的瞬间所吸引。

霍营城铁快开通时，他和他的法国女友离开了中国。
他们去了法国，澳大利亚，缅甸，越南等地方。
“我们又回到西贡了，用了14天的时间，只是很简单的游历了湄公河流域。她比我想象的大多了。其中主干的宽度达到1-2公里，支流密集，岛屿无数，每个小城或者小岛生活迥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船上，小或者大的渔船，去看，去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越南语和本地人进行简单的交流了，这让我们很舒服。”


朱小龙目前定居昆明。那里气候温和。他和法国女友租了明窗净几的房子，不再为生活狼奔豕突。孩子出生16个月。他非常疼爱这个混血男孩，与他玩耍嬉戏，带他去野生动物园，或者偶尔去文林街的“麦田”书店和朋友聊天，孩子病了他带孩子去打针。到了晚上，他会去“说吧”，那里有一些弹琴的朋友。每周三，中外的乐手在台上玩即兴。小龙在台上弹琴时一直低着头，他穿着极其简朴的旧衣服。长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好，挽一个髻。大家一起蹲在酒吧门口吞云吐雾。朱小龙不是外向的人，比较寡言，有些喝多的人，认识不认识的，喜欢与他说各种琐事，他只是微笑倾听。他的朋友们都尊敬他，因为认为他是非常好的吉他手，品格也好。小龙满足于这样的平凡普通的生活，这些人发生的平凡琐事，他都觉得乐意倾听。他不大上网，他感到一上网“就会被那个东西吞没”。他知道“唱片业不行了”，他甚至不认为“发个唱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觉得，到现在为止，他还能和音乐在一起，音乐变成了日常化的事情，他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他认为对音乐的认识其实才刚刚开始，他依旧蔑视“中产”，蔑视金钱和欲望。他喜欢的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他认为自己总要在反抗些什么。而他从来都不怎么谈论爱情。14年前，圆明园艺术家村流浪吉他手英俊的脸，已经被成熟和沧桑悄悄替代。这已经不是一个抒情的时代，可是，小龙却在这里时候，不合时宜地学会了抒情。
主唱吴吞
主唱吴吞是一个被人疑心自闭的人。虽然他也很会说冷笑话，心地也十分忠厚纯良。他住在很远的陂村，平时并不进城，家里没有网络。
“舌头”乐队身上一股向内的力量，最直观的体现在吴吞写的词。吴吞的语言表达令人慨叹教育的无用，或许这种感知社会、并将其化为文字的能力是上苍赐予，与我们积重难返的十几年学校教育毫无关系。
2004年，舌头乐队转入沉寂，吴吞离开北京，开始游历，自08年开始做一些小型的民谣演出。在舞台上，他仍然有点羞涩。手拨琴弦，眼望地面，然而琴声铮铮，载着越来越沉重的愤怒的琴弦几乎要断了。
吴吞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今年6月，他出版了一本诗集《走马观花》。


“灌漏的灌肠”
人物周刊：去北京之前，你在新疆，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吴吞：十八岁之前，有父母罩着，父母由单位罩着，单位由国家罩着，国家由全国人民罩着，全国人民由地球和老天罩着，十八岁之后，仍旧如此。

人物周刊：你都做过什么工作？
吴吞：我做过很多，每天都在做着，这些是都是必须的，对于我是一个过程，也是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谁也说不清活着是怎么回事，总之为了自己和别人去工作都是一种奉献，最好把工作演化成爱好，玩进去就能成劳模。高不成低不就的就别去为人民服务了，回家看看电视，马路上踢踢石头，也挺好

人物周刊：那所有的工作都能成为爱好吗？
吴吞：很难。有的人掏粪掏出了门道，有的人天天在交响乐团里混饭吃，所以这事和职业种类没有太大关系。我们总是看得到别人锅里的肉香，没办法，这是共性。

人物周刊：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
吴吞：我父母都是支边青年，毛主席一声号令，到了新疆，先是兵团再到国营单位，成家，有了孩子，我又喜欢到处跑，可以算是流浪者之家了，哈哈。

人物周刊：那你的教育程度是怎样的？
吴吞：基本上是盲人摸象，但是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从任何一个地方摸去都可以摸到大象的全部。它教会了我如何反向思维，当你面对一大堆名词，你把他们组织成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再说出来。比如说，我一生下来，这就是个现成的世界，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每样东西都有名字，都有它们的关系，这事是好的，那个人是坏人等等吧，等你还没回过味来，已经过了考核，通不通过，都要投入社会，再重新开始。

人物周刊：我们基本上都会接受相同的教育，这些教育本质上都一样，就是接受平庸，服从，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反向思维的？
吴吞：不得不学会。我们小时候都跟灌肠一样，调好的东西往里一灌，品质都一样。我就是那根被灌得太多，灌漏了的那根。

人物周刊：那是不是现在仍被灌着？
吴吞：是的。是自己去给自己灌，灌自己愿意亲近的。这样的比喻总会让人产生误差，其实，理想中的教育是给予被教者一些空间，让他有自己的消化时间，要自己真正感受到才算吸收，而知识可以在书本上、一个人的嘴里、脑子里，但用心去感受到却只能由他自己完成。


“一群自我放逐的人”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接触摇滚乐？
吴吞：大概是上小学时。学校广播里批评一个高中男学生留长头发，然后规定从此以后男生不许留长头发、不许穿喇叭裤和高跟鞋的时候吧。

人物周刊：谈谈“舌头”乐队吧。
吴吞：1993年，兰州的诗人、行为艺术家柳遇午和乌鲁木齐的摇滚吉他手丁建、贝司吴俊德、维吾尔族鼓手晓该提组建了它。

人物周刊：为什么叫“舌头”？
吴吞：有许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合适，说他们几个当时都以为老柳比较能吹牛，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

人物周刊：那谈谈你加入后的事情。
吴吞：就别让我说了，我不想回忆，那是老年人与斤斤计较人的专利。过去的事都可以传为故事，你可以去问老柳，我现在实在是无从下口。那些时光还没有尘埃落定，又怎能翻起。都过去了，又能怎样。满清，民国，文革，现在的金融民暴，总之我们干了我们想干的事，达到了那个高度，我们干得很棒。舌头会有第十代主唱，六十代吉他手，他们将踏上世界的舞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干的好，我会为他们加把油喝彩的。

人物周刊：当时在树村，有许多全国各地的乐队聚集，有点像摇滚的乌托邦， 你觉得呢？
吴吞：什么是乌托邦我不清楚。有关中国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摇滚音乐人们都是一群自我放逐的人，他们都是主动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当时树村的乐队大多是迷笛学校的学生，后来全国各地的音乐人才慢慢多了起来。那时大伙看上去都很懒散，无组织，也没有什么秩序，整天排练，喝汤，游泳，爬山，日子很慢。到了霍营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大家看上去都有些疲惫，迷惑的眼里有了些迷蒙的目标。快乐都蒙了一层东西，笑的很有内容。

人物周刊：这是偶然呢，还是必然？
吴吞：中国年青人的气质和个性吧。一开始可以把一切都超越，可越往后就越被现实坠住再磨去棱角，从半空中掉下来。想回家的，不知怎么走，绕圈子，原地踏步。

人物周刊：你的经济来源是怎样的？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羊毛出在羊身上。

人物周刊：现在乐队成员纷纷离队，是什么原因？
吴吞：乐队就是一条船，载着大家，时候到了，有人想去岸上生活生活，有个家，有个孩子，或者换条船，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六个人在一起度过的每一段时光，都很美好。大家也没有什么离开不离开的，都还在地球上。我最近在乌鲁木齐见了李红军，在昆明见了朱小龙，他们的孩子都是那么好玩。现在吴俊德和郭大纲也都有自己的乐队，都在做音乐专辑。我很高兴能和他们这样优秀的音乐家一起合作过，一起生活过，得到了他们很多帮助，这就足够了。

人物周刊：舌头的原班人马会重组吗？
吴吞：不知道。我唱得这么差，他们本世纪是不会轻易出马的。

“从游击战变成纸上谈兵”

人物周刊：你觉得摇滚承载着怎样的社会意义？
吴吞：摇滚在现代社会里制造了无数个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展现了它团体合作的团体精神。它是人类进程中积极的力量。它有点像共产主义，却具有强烈的反叛、自我剖析、混乱与温情。这么说，它承载了现代人与社会的所有情绪。它是年青人的外表，中年人的内在，老人和孩子的乐子。只要你敢于去面对它，去质疑自己，互相嘲笑一下。这世界本来太苦闷，工业文明中人类又有这么多怪癖，摇滚就是现代人精神的出口，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舌头的现场演出很有力量，你当时台上台下有什么不同吗？
吴吞：那是集体的力量的汇集，他们五个人当时都很猛，台上台下没有不同。开始时我还可以招架，越往后就越吃力，所以演出不能动，一动就唱不下来了，看起来像个旁观者。

人物周刊：2002年的迷笛音乐节上你说“这时代摧毁了一切，但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力”。你在对抗吗？在反抗什么？
吴吞：人可以通过社会认识自身，了解自身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也可以通过自身去看清外界，我早已停止挣扎。反抗对于我不再是盲目的行为，制造更多的指认。一个人不从内心里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行为都是荒谬的。这世界为什么总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村的澡堂也跟着起哄，搓澡涨到七块钱了。美国有个乐队有首金曲叫“美国白痴”讲的就是这事。现在跳楼的人越来越多，游行的人越来越多。
农民还在种地，工人炼钢，挖煤，建房子……商人们搞经济，政治家们治理世界，我还反抗什么。感谢他们把粮食打上农药，把地球掏空，把房子建得很高，感谢通货膨胀，感谢第三次世界大战，咱们不再反抗了，也不再抱怨，反正都是个死，希望世界更美好吧。

人物周刊：这几年你都在做什么？
吴吞：从游击战变成纸上谈兵了。

人物周刊：今年你做了些民谣演出，我觉得从摇滚到民谣是一种回归，你怎么看？
吴吞：我是没有办法，哈哈，音乐是美妙的，是宇宙的结晶，人类的朋友。人类可以在歌唱与演奏和欣赏中得到心灵的满足。一首歌，不论它用什么形式表现，都天生影响歌的本身，音乐的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它。

人物周刊：你目前生活状况如何？经济来源是什么？
吴吞：又是钱。你们是不是对钱有特殊情结啊？

人物周刊：钱和经济可是两回事啊。
吴吞：是两回事吗？我看经济的钱更厉害，别老问钱的事，很多事根本不是钱的问题。现在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嘛，没有人哪来的钱。人有问题有钱也没用啊。

人物周刊：也许会更糟。
吴吞：更糟好啊。让我们干的更糟。

人物周刊：你个人对商业的态度在你最初从事音乐与现在相比有什么不同？有没有想过商业化的生存？
吴吞：我对商业没有什么概念。人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加衣服，现在有人有十几套房子，还有人没地方住，这是不是商业？誓死不商业是一种勇气，但这个社会的财富永远都是大家的，它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的，良好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是让人本身成为最大的财富。当然是建立在与自然界和谐的基础上的。

人物周刊：你所理解的摇滚乐是怎样的？
吴吞：新鲜，刺激，滚动不止。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的摇滚乐？
吴吞：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摇滚音乐人们都很质朴。他们曾在中西文化间徘徊，游离于现实与禁约之间。他们做的音乐也很感人，但他们过于快地与现实打成一片，与他们真正的家园越来越远。所以他们不再有贴近生活与时代的作品问世。
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音乐人们陷入了各种音乐元素、风格、设备的海洋中。他们走进去，又走出来，出来又进去，一直处在寻找之中。他们想更彻底地用冲撞来瓦解这一切的臣服，可是又总是撞在水泥墙上或棉花堆里。因为这些时期正是西方摇滚乐在工业发展到极致时的鼎盛时期，而中国才刚刚发展起来。真正的精神与身体无法结合地完美。这时期的中国乐队的摇滚乐手们基本不会用吉他来唱自己乐队的歌曲，也不知道歌词的意义。但中国此时不乏有经典的作品，时间会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
两千年后，就更有意思了。2007年夏天，我们参加了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音乐节，参加演出的大多是克拉玛依本地的乐队，在十几个乐队中，百分之八十都用英语演唱。在远处看来像一场国外的音乐节。不过石油工人的领导们、孩子们都很开心。脸上有一丝自豪感。2006年在兰州师范大学我看一场本地乐队自发办的演出，让我很激动。当时是冬天，有七八个乐队演出，都很年轻，打扮都很酷，他们演得十分老练，歌也好听，可是现在都不再玩了，当时有“0工厂”给人印象最深。